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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家谱为中华民族的形成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2017-01-28王鹤鸣

安徽史学 2017年1期
关键词:锡伯族家谱回族

王鹤鸣

(上海图书馆,上海 200031)

·家族史研究·

少数民族家谱为中华民族的形成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王鹤鸣

(上海图书馆,上海 200031)

文章通过分析蒙古族、锡伯族、纳西族、土家族、苗族、侗族、瑶族、朝鲜族、回族等少数民族家谱记载的大量史实,说明中国各民族之间历经数千年的经济文化交流,已经结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分难解的特殊关系。无论是在中国境内发展形成的少数民族的家谱,还是由境外迁来中国的少数民族的家谱,都为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形成提供了生动、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少数民族;家谱;中华民族的形成

中国是由56个民族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1988年11月,费孝通在香港中文大学作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演说,提出:中华民族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论”,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可,也得到了党和政府的充分肯定。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各民族在分布上的交错杂居、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人民日报》2014年9月30日。金冲及指出:“中华民族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大体上有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几千年来历史的演进,后一阶段是近代以来在反抗外来侵略者的共同斗争中形成了自觉的认识。”*金冲及:《中华民族是怎样形成的》,《江海学刊》2008年第1期。

中国56个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时间有早有晚,就其族源论,则55个少数民族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别,一类主要是在中国本土范围内逐步发展形成的,这占了少数民族的大多数,另一类是有几个少数民族,如朝鲜族、俄罗斯族、京族三个民族,是由境外迁来,回族、撒拉族也有部分是从境外迁入并和国内土著融合而成。但是这些民族都已在中国长期居住、劳动、繁衍,同中华其他民族一起,成为有着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共同体的现代民族,共同为发展中华国家作出自己的贡献,业已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成员。

据上海图书馆陈建华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少数民族家谱目录”统计,中国55个少数民族中,蒙古族、满族、朝鲜族、赫哲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锡伯族、土族 、藏族、羌族、彝族、白族、哈尼族、傣族、纳西族、苗族、布依族、侗族、水族、壮族、瑶族、仫佬族、毛南族、土家族 、黎族、畲族、高山族等42个少数民族均有文字家谱,数量达6700多种。这些少数民族家谱,作为记载各少数民族家族世系、人物和事迹的历史图籍,无论是大多数在中国境内发展形成的少数民族的家谱,还是少数由境外迁来中国发展形成的少数民族的家谱,都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提供了最生动、最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这里就少数民族家谱为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形成提供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作一阐述。下面按主要在中国本土范围内逐步发展形成的少数民族家谱和少数由境外迁来中国发展形成的少数民族家谱两大类别,举例说明。

一、中国本土范围内发展形成的少数民族家谱

在中国本土范围内逐步发展形成的少数民族,占了少数民族的大多数,现分东北内蒙、西北、西南、中南东南四大地区举例介绍。

(一)东北内蒙地区:福州蒙古族萨氏家谱

福州萨氏的先世为西域色目人答失蛮氏。始祖思兰不花(一译作萨拉布哈)、阿鲁赤(一译作傲位齐)父子以军功起家。元英宗时,阿鲁赤奉命镇守大同路至代州一带,始居雁门(今山西省代县西北),并被朝廷赐“萨”姓,故后世称之为雁门萨氏。

萨都剌是阿鲁赤长子,后起汉名天赐,号直斋,元代著名诗人。其于至元二年(1336年)任福建闽海道肃政廉访司知事,因此定居福建,是福州萨氏家族受姓之祖。萨都剌二弟野芝,字天与,曾任江西建昌路总管。野芝子仲礼,字守仁,元统元年(1333年)进士,任福建行中书省检校,从此卜居福州,是为雁门萨氏入闽始祖。

萨氏自元代入闽,迄至明末,垂三百余年,但人丁不旺。其家族之盛,始于清初,此后家族蕃衍瓜瓞,蔚为闽省望族,登科第者前后达50余人。对此,《雁门萨氏宗谱》有一段生动描述:

萨氏入闽第十三世萨龙光,字肇藻,福州府学廩生。乾隆丁酉(1777年)拔贡;庚子(1780年)科以易经中式第五名举人;辛丑(1781年)科联捷八十五名进士。殿试时,乾隆帝问:“闽省何由有萨姓?”时首揆王中堂知萨家世甚悉,代为简介萨氏家世,于是“上颔之,钦点翰林院庶吉士。”*《雁门萨氏宗谱》卷4《行述》,清道光三年本。

元时编纂的《萨天锡诗集》序跋均称:“萨都剌,字天锡,回回人。”表明萨氏为色目人中的回回人。《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中的《雁门集提要》则称萨都剌为“蒙古人”,“萨都拉,字天锡,号直斋,其祖曰萨拉布哈,父曰傲拉齐。以世勋镇云代,居于雁门,故世称雁门。萨都拉实蒙古人也。”*《雁门萨氏宗谱》卷1“序”。元代统治者将中国人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个等级,雁门萨氏虽是色目人,但其先祖以军功起家,深受元世祖赏识,就其权势而言,“实蒙古人也”。因此,福州萨氏后裔均称自己为蒙古人。

受汉族家谱文化的影响,福州萨氏自明清至民国先后八次续修家谱。明隆庆元年(1657年)始修萨氏族谱,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续编世系》,第八次修谱。《雁门萨氏族谱》详细记述了雁门入闽萨氏的族源、世系、迁移、人口分布、名人事迹等,内容翔实,体例完备,是生动反映蒙汉民族融合历史进程的第一手资料。

如清道光三年(1823年)本《雁门萨氏族谱》卷4《露萧公行述》记载:雁门萨氏入闽始祖萨仲礼,子琅,以孝行闻名乡里,人称敦孝先生。萨琅子琦,字廷珪,明宣德五年(1430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官至礼部右侍郎兼詹事府少詹事。萨琦“治家一遵紫阳家训”,“悉革先世色目旧习,凡饮食起居,冠婚丧祭,一本朱文家礼。士论韪之,至今闽中称礼族焉。”也就是说,萨氏入闽约一百年后,“饮食起居,冠婚丧祭”等文化习俗已完全接受了汉族文化。

(二)西北地区举例:锡伯族家谱

锡伯族发源于东胡系部族,由东胡—鲜卑(拓跋部)—室韦(失韦)—锡伯演变而来。明代后期,锡伯部被置于蒙古科尔沁部统治之下。崇祯二年(1629年),科尔沁蒙古携锡伯等部宣布归属后金。后金在蒙古部实行盟旗制度,科尔沁部被分置为十旗,所属锡伯人也被编入其中,开始了锡伯族的军制生涯。

康熙三十年(1691年),科尔沁蒙古将所属锡伯族同卦尔察、达斡尔一起“进献”清廷。锡伯族归属满清后,在清政府调遣下,不断迁徙。康熙三十一年,即被调遣到齐齐哈尔、乌拉吉林(今吉林市)、伯都讷(今吉林省扶余地区)等地驻防。这是锡伯族的第一次南迁。

五、六年之后,上述地区的锡伯族军民又被调遣至辽宁沈阳、开原、辽阳、义州、 金州、兴京、牛庄、抚顺以及京师等地驻防。除京师外,各地锡伯族官兵均携带眷属。这是锡伯族的第二次南迁。

锡伯族规模最大的迁徙是西迁。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清政府在新疆设立统辖天山南北的伊犁将军。为了加强伊犁地区的防务,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决定“由盛京锡伯内拣其精壮能牧者一千名,酌派官员,携眷遣往”*《锡伯族档案史料》,辽宁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第290页。。该年的农历四月,从盛京(沈阳)等地征调即将西迁的锡伯族官兵及家属4000余人(其中官兵1020人,家属3275人),开始踏上了西迁的漫漫征程。锡伯族诗人管兴才在《西迁之歌》描述:“车辚辚,夜夜餐风露宿;路漫漫,日日劳累已极。”“啊!翻越了高耸入云的杭爱山(今蒙古国境内),跋涉那河水纵横的乌里雅苏台(今蒙古国境内)草地,穿过了朔风凛冽的科布多(今蒙古国境内),又往冰雪封冻的塔尔巴哈合(今新疆塔城)进发。”*吴世旭:《锡伯族西迁》,辽宁民族出版社2011年版,第224页。经过一年零三个月的艰苦跋涉,这些人终于到达新疆伊犁地区。现在的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就是他们当年的驻地,当地的锡伯人是他们的子孙。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初,迁驻伊犁地区的锡伯族官兵,组成了锡伯营,下分八个牛录,成为“伊犁四营”之一。锡伯营设领队大臣、总管、副总管、佐领、骁骑校、领催等官职,受伊犁将军辖制,是集军事、行政、生产三项功能于一体的组织机构。

西迁不仅是一个民族的迁徙,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播。西迁至新疆察布查尔地区的锡伯族,长久处于几乎“真空”的自然生存环境里,强化了民族意识,显示了顽强的民族性格,至今还完整地保留着自己的语言文字及浓厚的风俗习惯,并世代延续编修家谱的习俗,以表达思念故乡和不忘祖根的情结。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民族文化发展史上的奇迹。

另一方面,这些锡伯族人与新疆当地各族人民一起,在边疆地区屯垦戍边,为保卫边陲、建设边疆、平定内乱、抵御外侮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风沙弥漫的大西北,勤劳的锡伯族人民凿山筑渠,历时6年,于嘉庆十三年(1808年)建成了长达100多公里的察布查尔大渠。潺潺的流水使荒漠的原野变成了阡陌纵横,树木葱绿,瓜果飘香,美丽富饶的地方。

西迁新疆是锡伯族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因此各家族家谱谱序上都作了浓墨重彩的记载。《八牛录果尔吉氏宗谱》*《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锡伯族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7年版,第69、67页。:“乾隆二十九年,由盛京所属复州正蓝旗苏尔格纳牛录移驻伊犁。留居盛京的始祖:阿达顺、果诺霍图。移驻伊犁的高祖:佐领阿哈里,披甲多霍。”《八牛录富察氏宗谱》*《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锡伯族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7年版,第69、67页。:“原系盛京所属金州正红旗吉灵阿牛录人,乾隆二十九年移驻伊犁。留居东北的始祖:披甲恩杜里。移驻伊犁的高祖:色尔吉纳。”这些记载意在告诉本族的子孙后代:祖籍在何处?始祖是谁?哪一年迁来新疆?始迁祖是谁?留在东北的同宗先祖是谁?这是每一个锡伯族子孙后代都必须牢记家族史上的根本性大事。

(三)西南地区举例:纳西族家谱

纳西族主要分布滇、川、藏三省区交界的横断山脉地区,今云南省丽江纳西族自治县,聚居着三分之二以上的纳西族人口,兹介绍纳西族木氏家谱。

元代以前的纳西族社会,尚处于一种“酋寨星列,不相统摄”的状态。从1253年忽必烈平大理到清朝雍正元年(1723年)“改土归流”的四百余年间,中央王朝直接在纳西族地区推行封建土司制度。明朝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遣傅友德、沐英等率军远征云南,丽江纳西族土司阿甲阿得于次年“率众归顺”,被赐以木姓。木氏的势力自此开始迅速壮大,丽江一带便成了纳西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木氏土司有以汉文书写内容丰富的《木氏宦谱》,主要有三种版本。各版虽详略不一,各有侧重,但都保留了不少纳西族与其他民族相互融合的重要资料。

第一种全名题为《玉龙山灵脚阳那木氏贤子孙大族宦谱》,为木度钞录本,计148页,刊于《北京图书馆藏家谱丛刊·民族卷》第48册。谱首即以口诀和父子连名语句刊载纳西族“人之初”的传说故事,称一至七世皆为天神,都娶天女,如第七世“草羡里为娶天女青挥蒲蒲,生三子,遂分三种人,寿一千七百岁”。第八世“里为糯于”才开始娶凡人。

用纳西象形文字写成的《卓伯所》一书,有同样的故事。说“草羡里为”的弟兄因为乱伦,全被洪水淹没,只有他生存下来,并和天女“青挥蒲蒲”结婚,生三子,并发展成三族,大儿是藏族祖先,老二是纳西族祖先,老三是白族祖先。在丽江地区也有类似的传说:藏、纳西、白族是三兄弟,大哥住土房,二哥住木房,老三住瓦房。传说反映了纳西族、藏族、白族三族先民渊源相同、三族同祖的“兄弟”关系*王立政:《丽江纳西族“木氏宦谱”》,《民族文化》1983年第1期。。

第二种为《画谱》,体例与内容基本与《玉龙山灵脚阳那木氏贤子孙大族宦谱》相同,因编撰年代较晩,世系较前谱增加了五代。本谱在简介历代世系时增加了许多画像,故名《画谱》。

在《画谱》里,木氏“第一代肇基始祖”是一位穿红色袈裟,貌似剌嘛的人,题名“蒙古爷爷”。称他在宋徽宗时乘一香木顺金沙江东下,到丽江白沙上岸,五个木氏支系的村民共推其为首领。这就涉及木氏家族世系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始祖是谁?首领是谁?《画谱》认定宋徽宗时的“蒙古爷爷”是木氏的“第一代肇基始祖”。《玉龙山灵脚阳那木氏贤子孙大族宦谱》则认为:“人之初”传说中的第十二代“哥来秋”生四子:束、叶、买、何,其中叶氏一支名“叶占年”者就是木氏先祖,唐代的“秋阳”是木氏家族的第一世。

以上问题有待研究者进一步考证,但《画谱》认定“蒙古爷爷”是木氏的“第一代肇基始祖”,有时间,有来历,有身份,有形象,个中却透露了纳西族历史文化发展中的重要信息,即纳西族先民不仅与西南地区的藏族、白族等少数民族先民有着同祖的“兄弟”关系渊源,而且在其发展过程中,与其他地区的少数民族如东北地区的蒙古族等,也有着重要的民族往来和融合关系。

第三种是石刻本《木氏历代宗谱》,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始立于丽江东南的木氏祖茔山上。该谱的内容体例与《玉龙山灵脚阳那木氏贤子孙大族宦谱》基本一致,主要刊载纳西族“人之初”传说口诀和自唐代开始的历代世系。

《木氏历代宗谱》简明扼要,脉系连贯,堪称纳西族历史的一个提要,为我们提供了纳西族汉化过程的许多重要信息。谱载:“二十一世阿甲阿得,讳木得,字自然,号恒忠。洪武十五年,天兵南下,得率家首先降附,进贡。钦赐以木姓。世袭土官知府职,并授中顺大夫。”*《北京图书馆藏家谱丛刊·民族卷》第48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460页。这里记载的是明初阿甲阿得归附明廷,被钦赐木姓的史实,此事在纳西族汉化过程中有着里程碑意义。

从《木氏历代宗谱》还可清楚看出:二十一世前,家族没有姓氏,历代世系由长房嫡传父子连名为谱系,二十一世后,不仅保留了父子连名的文化习俗,而且有了姓与名,还有字与号;二十一世前,族人去世后无坟墓,草葬玉龙山中,二十一世后,受汉人葬俗影响,棺椁殓尸,择吉日,测风水,入土安葬,并建“墓碑”,将生殁年月以及孝男孝孙之名全刻于碑上。二十一世前后记载的区别,反映了明初以后,中原汉文化已加快渗入到纳西族地区,促进了西南地区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四)中南东南地区举例:湖南土家族、苗族、侗族、瑶族家谱

湖南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世居人口比较多的少数民族主要有土家、苗、侗、瑶族。这些民族自先秦时期以来即生活在湖南,分布比较广。

近代以前湖南少数民族族谱中,只有回族、维吾尔族、蒙古族并不讳言其非汉族。而土家、苗、侗、瑶等少数民族则讳言土著,无不编造迁湘过程,攀附中原华胄。其所伪造的始迁源流主要有两种形式:一为随大流,湖南绝大多数家谱都称明洪武间自江西迁来,故少数民族族谱也沿袭此说以求认同。这主要体现在湘西北土家族、白族族谱中,如1948年编写的《桃源县志初稿·氏族志》中汉族、土家族皆称明永乐二年(1404年)自江西吉水拖船埠迁来。二为攀附荒远,自称唐宋间即已迁湘,再以“年湮代远,谱牒散佚”来掩饰,湘南、湘西、湘西南苗、侗、瑶族族谱多持是说。

土家族、苗族、侗族、瑶族家谱揭示:土家、苗、侗、瑶四族世代杂居,相互交错,相互交融。许多家族时土时苗时侗时瑶,或亦土亦苗亦侗亦瑶,或与汉族相互交错,相互交融。如渠阳(今靖县)黄氏谱称:宋时与明、潘、姚、蒙诸姓一并自江西迁来,今靖县、城步等地黄氏为苗族,而分迁鄂西者又为侗族。新晃蒲氏为侗族,而由此分迁怀化者为瑶族,分迁武冈、邵阳者却又为汉族。隆回虎形山奉氏为瑶族,而同源的新化奉氏又是汉族。沅陵莲花池向氏为苗族,而由此分迁湘西、湘西北者多土家族,而迁武冈、新化、安化、邵阳者又为汉族。

湖南少数民族民族成分的转化不仅出现在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也同样出现在不同的少数民族之间。如湖南蒲氏以新晃居多,今为侗族。而在湘西怀化、辰溪、淑浦三县交界的罗子山一带居住着两万多瑶族同胞,人称为“七姓瑶”:蒲、刘、丁、沈、石、陈、梁。其中蒲姓即自新晃迁来。七姓族谱皆称其原籍为江西吉安府。邵阳、武冈二地至今也生活着大量汉族蒲姓,亦源于新晃蒲氏。

湖南少数民族成分混杂的原因很多。一是古代民族区分不细,文献中往往以“苗”、“蛮”统称南方土著少数民族,以致历史上许多侗族、瑶族、土家族等资料都淹没在苗族史料中。许多南方土著少数民族都以“苗蛮”的身份出现,特别是苗、侗二族,长期杂处于湖南西南部,基本上是混为一谈。清人李宗昉《黔记》卷3载:“洞苗在天柱、锦屏二属。择平坦近水地居之,种棉花为务。男子衣着与汉人同。”这里所谓“洞苗”,实际上是侗族。二是民国以后,不同族源的同姓民族之间随意联谱,相互援附。如2002年散居于湘、黔、川、渝、滇、桂等六省区市68县融合了汉、苗、侗、土家、瑶、布依、水等各民族的数十万杨姓纂修《杨再思氏族通志》。2012年,湘西、湘西北及鄂、黔26县“官府田”、“廪卡田”、“大庸田”、“麻阳田”、“保靖田”、“鹤城田”等联修《田氏族谱》,以田完三十五世孙如云公为始祖。三是20世纪80年代新一轮的民族自治县、民族乡的划定中,一些地方不加鉴定,将某一区域人口全部划为某一民族,人为造成少数民族成分扩大化。其结果是将该区域内不是少数民族的汉族划为了少数民族,同时也将该区域内其他少数民族统一划为了某一少数民族。四是父母一方有一人为少数民族,子女也主动随着划归为该民族。

二、境外迁来中国发展形成的少数民族

由境外迁来的少数民族,可分两种类型:一类如朝鲜族、俄罗斯族、京族,全部由境外迁来;另一类如回族、撒拉族,部分由境外迁来并和国内其他民族融合而成。

(一)主要由境外迁来的少数民族举例:朝鲜族家谱

朝鲜族人最早从朝鲜半岛迁入中国东北等地,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姜运球、梁承武于1929年编著的《间珲万姓大同谱》,是一部简介入迁中国东北地区的59个姓氏532户朝鲜族家庭谱系的大同谱,反映了众多迁入东北地区朝鲜族家庭的谱系和各家庭成员在中国工作、学习的概况,仅举数例:

李秉均:原籍咸北明川郡西面白鹿洞,现住地延吉县智仁社西沟广济村。戊辰二月十九日生。贯公州。壬戌渡江。壬辰功臣佐郎麒寿十二世孙,贞裕(字子庆)八世孙,荣夏(字茂伯)七世孙,秀复六世孙,逵昇(字天庆)五世孙,仁郁曾孙,载渊孙,基元(字治善)子。字汝極。汉文受学。儒教。母延安车氏,庚子三月六日生,丁酉九月十六日卒。妻韩山李皖植女,壬戌三月十三日生。长子贤洙,字凤华,乙酉四月十八日生。二子银洙,字敏举,庚寅五月四日生。长妇金海金氏,辛巳五月二十四日生。长孙鹤石,普通学校卒业。二孙太世,普通学校卒业,中国师范学校卒业。三孙太永,中国县立学校卒业,职业学校修业。四孙鹤寅,癸丑十一月五日生。次妇善山金氏,癸已七月十三日生。次子孙灿卨,县立学校卒业,职业学校修业。次孙灿镐,县立学校修业。三孙灿赫,县立学校修业*《间珲万姓大同谱》,《北京图书馆藏家谱丛刊·民族卷》第100册,第706、788、469页。。

姜时活:原籍咸北钟城郡丰谷面丰川洞,现住地龙井市。甲午九月十四日生。贯晋州。戊午渡江。世河曾孙,本郡文庙掌议仁周孙,尚宪子。号三友,韩进士丰季门人。汉文受学。局子街养蚕讲习所讲习,延吉勇智社十六校高等科修业,中国师范讲义修业。天道教局子街青年会会员,天道教局子街传道师,汪清县石岘新兴学校教员依兰沟伟财洞英振学校教员,伟一青年会常务。氏母宜宁南风宪美甫长女,丁卯二月十七日生。妻全州咸兴观察府主事李世一女,丙申八月十日生*《间珲万姓大同谱》,《北京图书馆藏家谱丛刊·民族卷》第100册,第706、788、469页。。

《间珲万姓大同谱》介绍532个家庭内容基本与上述李秉均、姜时活家庭类似,即包括每户家庭谱系、原在朝鲜半岛的居住地、迁入东北时间及住处、户主简况、家庭成员妻子以及子女简况等等。该谱向我们揭示了入迁东北地区的朝鲜族家庭,接受的是汉文化教育,信仰的是儒教,子女均在当地的各类学校学习。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从朝鲜半岛迁入中国东北的朝鲜族人,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由于国情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在民族心理特征以及文化构成等诸多方面已与朝鲜半岛的民族有着质的差异,已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朝鲜民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迁入中国东北的朝鲜族人,“跃血流汗,开荒林,拓旷野,建人生活舞台”*《间珲万姓大同谱》,《北京图书馆藏家谱丛刊·民族卷》第100册,第706、788、469页。,在开发、保卫边疆过程中,与东北各民族人民荣辱与共、肝胆相照,共同创造了东北地区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二)部分从境外迁来并和国内土著融合而成的少数民族举例:回族家谱

回族是回回民族的简称。“回族不是中国境内原有的氏族部落融合、发展而形成的民族,而是基本上由于外来人的融合、发展而形成的民族。”*白寿彝:《几种回族家谱中所反映的历史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58年2期。其先民来源主要有两方面。一是13世纪初期,蒙古军队三次西征期间,一批批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亚各族人民和波斯人、阿拉伯人,不断来到我国,散居于全国各地,被叫做“回回人”,成为当时“色目人”阶层的主要部分,后来他们自己也以回回自称了。二是约在7世纪中叶,一些阿拉伯和波斯的穆斯林商人,陆续从海上的“香料之路”和陆上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东南沿海的广州、泉州、杭州、扬州及内地的长安、开封等地定居。这些人都信仰伊斯兰教,他们在这些地区,建立了中国最早的一批清真寺,其中不少人还在中国大陆购置田地,娶妻生子,世代定居。他们被确定为回回民族的先民。回回族源中还包含有汉、蒙古、维吾尔等民族的成份,有的是通婚所致,也有的是社会的、经济的和宗教的因素使然。回回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通过通婚等多种因素,吸收了汉、蒙古、维吾尔族的生活习俗,到元末明初,逐渐形成了回回民族。

回回在其形成为回回民族以及发展过程中,受汉族文化的影响,逐渐形成了编修家谱的文化习俗。散存在各地的回族家谱有一定数量,且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

第一保存了回族家族渊源等重要资料。如:《张氏合族支派家谱》(光绪三十年)“总序”:“吾族自唐时由西域初来中国,流落陕西平凉府固原州柳树湾……有族谱流系,相传有绪不绝后。”《太师马家谱历史系统图考》(乾隆三十三年)“序言”:“考吾鼻祖系出西域……祖居陕西固流柳树巷,要皆忠厚传家,簪缨继世。迨至洪武十六年,有编修翰林院马沙者,系鼻祖之后裔,因讲解西竺所贡天经八卷,蒙明主见喜,仍敕封太师之职。”《六箴堂张氏家谱》创修于明建文壬午年(1402年),原谱封面有阿拉伯文字,其“先世略史”指出:“当李唐之季,天方教统穆罕默德遣门生戛辛氏膺诏东来。从者叶二古柏,以阿波文字成中西旁注,佐书以进,恩遇优加。建寺所于帝都,导伊斯兰先路者也。”介绍了张氏祖先源自西域、信奉伊斯兰教、在长安建清真寺、倡导回教的情况。

第二保存了许多回族家族迁徙分布到全国各地的资料。广西《白氏族谱》的“谱序”介绍了广西白氏家族落籍桂林的简历:“吾族始祖伯笃鲁丁系元朝进士,原籍江南江宁府上元县民,住居水西门外内桥湾。公于至元二年以廉访副使莅任西粤,迨后致仕回籍,坟葬金陵南门外,地名夏家凹。公之次孙永龄,官名伯龄,于明洪武十三年游宦部属,分发出京,又经莅任粤西。龄偕兄清、北、秀等仍随入粤,因而落籍桂林。唯永秀公后代繁昌,更伯为白,而白氏之流传自兹始矣。”《六箴堂张氏家谱》“谱序”:张氏“始祖之世家,金陵水西门外拴马桩人也”,于金陵开设药铺一座名“六箴堂”。明“靖难之役”,战火蔓延,家道中落,“永乐改元逾二载(1404年),从移民诏,迁居山东宁津县长官镇”。始祖锁壁公为优贡生,任布政司照磨,其次子张质任太医院待诏,次孙张续任太医院吏目,曾孙张增任医官院府学正科之职,堪称杏林世家。另据松林马姓家谱记载:其祖先原为西域圣裔,于天宝元年(742年)春来到中国,居陕西长安,又移住固原府寺口子。洪武十四年(1381年)其祖马能、马俊二公随傅友德、沐英、蓝玉三将转战滇黔,屡建战功,直抵威郡,得守乌撒卫之职,世居威宁城内,松林马姓于雍正八年或十年期间与其他各族一道迁至云南昭鲁定居。

第三为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的融合提供了重要资料。在回族家谱家规中,一方面按中国封建伦理的要求,规定了家族成员必须遵从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为臣尽忠、为子尽孝”、“尊卑有等”、“闺门有范”等行为规范,体现了儒家文化的特征,另一方面又按伊斯兰文化的要求,规定家族成员必须遵行“清真规矩”,做好“念、礼、斋、课、朝”五功,“念经以明宗教”,“不可丝毫违犯”。表明回族先民将汉文化及伦理观念与伊斯兰文化融会贯通,构筑了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优秀传统,并在回族与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交汇融合过程中,比较严格地保持了本民族的特性与宗教信仰。回族家谱充分显示了汉族所提倡的儒家精神与回族所遵循的伊斯兰教宗旨的有机结合,儒家文化给伊斯兰文化注入了新的内容,伊斯兰文化也极大地丰富了儒家文化。回族家谱所体现的儒家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有机结合,是回族家谱所独具的最鲜明的民族特征。

第四为中华民族融合提供重要资料。在回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深受汉族文化影响,不少“回回”逐渐汉化,成为汉族群体组成部分。汉族、蒙古族、彝族等族人也有不少融合到回族中间,成为当今回族的有机组成部分。诸如明朝航海家、云南回族人郑和本姓马,系汉族马姓后裔。明朝清官、海南回族海瑞的后人中有的仍为回族,有的已融为汉族。回族家谱则为这方面的融合提供了更为细致、更加生动的第一手资料。如云南《滕冲明·朱姓族谱》揭示:明氏迁滕始祖明恭系汉族,明初为都指挥,“原籍南京应天溪县人氏也,即今之江苏省江宁县。于洪武三年奉调南征,攻缅甸后,驻守边疆。当日始祖原配杨氏殁世之后,始祖又请媒查访永昌回教刘指挥官之女……照回教俗为婚。”*《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二),云南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52页。明氏因娶回族夫人,后人即融合成回族。河北回族《脱氏谱书》则揭示该其为蒙古族丞相脱脱三公子脱周彬后裔:“元至正十五(1355)脱脱遇害后,脱周彬避难隐居于新河县董村。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第十七世兄弟二人脱光明、脱光显由新河迁居盛京(今沈阳)小西关落户,后在辽宁繁衍,后人皆为回族。”*吴丕清、马祥学:《河北回族家谱选编》,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17页。

以上列举各族家谱的大量史实告诉我们:中国各族人民之间经历了长时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已经结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分难解的特殊关系,形成一个由56个民族组成的有机整体,这就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

[本文为上海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少数民族家谱整理与研究”(2011dls002)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郝红暖

The Ethnic Minority Genealogies Provided First-hand Information for the Form of Chinese Nation

WANG He-ming

(Shanghai Library,shanghai 200031,China)

By analyzing a large number of historical facts recorded in ethnic minorities genealogies,such as Mongolian ethnic,Xibo ethnic,Naxi ethnic,Tujia ethnic,Miao ethnic,Dong ethnic,Yao ethnic,Korean ethnic and Hui ethnic etc.,this paper fully proved that the ethnic groups in china have become special relations between inextricably involved each other,together forever and never apart,with thousands years of economy and culture exchange.The ethnic minority’s genealogies were compiled by whether the ethnic minorities had developed and formed in the area of China,or who migrated from the area outside of China,both provided the vivid and precious first-hand information for the form of multi-integrated of Chinese nation.

ethnic minority;genealogy;the form of Chinese nation

K28

A

1005-605X(2017)01-0098-06

王鹤鸣(1940- ),男,江苏江阴人,上海图书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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