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寿

(华东政法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1620)

·陈独秀研究·

关于陈独秀遗文资料的整理与出版

徐光寿

(华东政法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1620)

作为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革命家和学者，在陈独秀跌宕起伏的一生中，无论其个人遗文资料，还是作为革命家尤其政党领袖的国家档案，均极为丰富。其个人遗文资料，1949年前即在其老友、学生和亲属们的大力推动下开始整理和出版，但主要是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得到全面的整理和出版，主要有《陈独秀文章选编》、《陈独秀年谱》(两种)、《陈独秀著作选》、《陈独秀著作选编》和《陈独秀文集》。近20余年来，有关陈独秀的中外国家历史档案陆续解密、整理和出版，主要是《中共中央文件选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和《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1920—1945)》的正式出版和公开发行，使陈独秀遗文资料的发掘、整理和出版工作有了重大突破，大大推进和深化了对陈独秀的研究。

陈独秀；遗文；整理；出版

陈独秀(1879—1942年)被誉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早期的主要领导人，近代中国著名的思想家、革命家和学者。在其跌宕起伏的一生中，无论其个人的遗文资料，还是作为革命家尤其政党领袖的国家档案，均极为丰富。这两种档案资料，都是陈独秀研究不可或缺的第一手资料，弥足珍贵。

一、1949年以前陈独秀遗文资料的整理与出版

先看陈独秀的遗文资料。陈独秀一生著述甚丰，无论政论文章、学术著作还是往来信件，至今仍难穷尽。其编辑、出版、印行大致分为1949年以前和1978年以后这两大历史时期，其中第二时期可分为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21世纪初3个阶段。

1949年以前陈独秀遗文档案的收集、整理、印行，大致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独秀文存》的印行。最早结集出版印行的，是陈独秀自行选编、1922年11月由其同乡兼老友汪孟邹创办的上海亚东图书馆初版印刷发行的《独秀文存》共3卷4册，至1934年3月竟印行了10版。陈独秀在《自序》中称：这几十篇文章“都是我的直觉，把我自己心里要说的话痛痛快快的说将出来，不曾抄袭人家的说话，也没有无病呻吟的说话，在这一点，或者有出版的价值。在这几十篇文章中，有许多不同的论旨，就此可以看出文学是社会变迁底产物，在这一点，也或者有出版的价值。既有出版的价值，便应该出版。”*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2页。1933年出第9版时，蔡元培为之作序：“大抵取推翻旧习惯，创造新生活的态度；而文笔廉悍，足药拖沓含糊等病；即到今日，仍没有失掉青年模仿文的资格。”*《蔡元培全集》第6册，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71页。给予了高度评价。该书汇录了陈自1915年9月至1921年8月所撰写的论文、随感录及通信，是研究五四和建党时期陈独秀的重要资料。这个阶段也是陈独秀一生事业的巅峰时期。亚东版的《独秀文存》今已极为罕见。

安徽是陈独秀的故乡，是新时期陈独秀研究的中心之一，也是陈独秀遗文资料较为丰富的地区之一。1987年12月，“为适应中国近代史、中共党史和陈独秀问题研究的需要”，安徽人民出版社重版《独秀文存》合订本，连续编码。所作的调整在于，对卷三通信中的次序作了调整，把陈独秀的信置前，别人的信作为附录置后，别人的信仍全录于文存，“这有利于了解陈独秀某些思想产生的来龙去脉，有利于研究工作者查找和探求”*陈独秀：《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重版说明。。

第二阶段是陈独秀逝世后的收集、整理。陈独秀晚年定居四川江津期间，原北京大学学生、江津县城一中学教员何之瑜，受北大校友会之托，参与了照顾陈独秀的生活。1942年5月陈独秀逝世后，何之瑜“恪遵遗嘱，收管遗著”*王树棣等编：《陈独秀评论选编》下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15、413、421、422页。，担任葬仪、收支和遗著整理等事宜。6月6日他在《独秀先生病逝始末记》中记录了陈独秀病逝的整个过程，并在次年2月20日记录了陈独秀逝世后“关于遗稿之整理，家属之安置，经费之收支及墓道之修筑等事，已先后就绪”。他在“遗稿之整理”事项中写到：

关于文字学及声韵学，已请魏建功教授负责整理；客署约台静农、方孝博两教授来津，参加初步工作。将遗稿中之关于文字学及声韵学者，如小学识字教本、连语汇编、古音阴阳八百用例表等十余种，及尚未成编之零星遗稿，均分类登记；并抄录付本，以待出版。至于先生之散文及诗词，散失甚多，蒐集不易，拟请陈钟凡、台静农两教授从事蒐辑工作。其他关于政治思想之论文，早已披露于各种刊物，兹征得家属之同意，不加整理*王树棣等编：《陈独秀评论选编》下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15、413、421、422页。。

何之瑜还遵照原北京大学教授、时任武汉大学校长、陈独秀同乡老友王星拱来函的嘱咐，拟定了陈独秀遗文资料的收集办法共4点*此件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随后何又邀请魏建功、台静农、方孝博3教授于1942年8月16—18日来到江津，将陈独秀的文稿和书籍“都分类编号登记，做了初步的整理工作”*王树棣等编：《陈独秀评论选编》下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15、413、421、422页。。后续整理与出版工作由何之瑜继续办理。次年4月29日，何编成《独秀丛书目录》，分寄陈的生前友好征求意见。

虽然抗战期间出版条件极为有限，但在王星拱、沈尹默、傅斯年、段锡朋等陈独秀老友、学生和亲属们的大力推动下，同为陈独秀老友的商务印书馆总编辑王云五欣然应诺在抗战结束后尽快安排出版。战后伊始，双方即签署了出版协议。根据收集情况，1947年秋，陈独秀遗文付梓商务印书馆。1948年5月30日在陈独秀逝世6周年之际，何之瑜公布了《陈独秀丛著总目》，其中仅陈独秀语言文字学、音韵学等遗著即有12部之多。另有论文、随感录和通信等编成《独秀文存》1—4集，还有《独秀书信》、《独秀丛著拾遗》等遗文。商务印书馆决定先行出版《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及其它》、《实庵字说及其他》、《小学识字教本》、《中国拼音文字草案》、《独秀文存》第1集、《独秀文存》第4集、《甲戌随笔》等7册，其余5册则有待“汇齐遗稿”*王树棣等编：《陈独秀评论选编》下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15、413、421、422页。。其中首次出版的、最受关注的当属《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及其它》、《小学识字教本》和《中国拼音文字草案》三部书稿。

《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及其它》汇集了陈独秀7种音韵学论著，有重要学术价值。商务印书馆1949年3月排出清样，大16开本，共271页。遗憾的是，由于政权易手，沧海桑田，商务印书馆未能完成该书的出版。不过，如同其它著作一样，该书手稿和清样一直完好地保存着，直到1980年改革开放之初，仍被收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著名学者唐宝林将清样手稿推荐给中华书局出版，直到2001年才正式出版，书名改为《陈独秀音韵学论文集》。应出版社之请，唐宝林写下题为《陈独秀的音韵学研究》的代序，第一次综合介绍了陈独秀一生从事音韵文字学研究的情况，人们终于看到陈独秀研究音韵学的全貌和高深的造诣。“该书首印3000册，很快销售一空。”*参见唐宝林：《陈独秀全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726、858—859页。

《小学识字教本》是陈独秀毕生的文字学研究成果。其前身是《字义类例》，在狱中始作《实庵字说》和《误字初阶》，并完成了初稿。晚年以主要精力补充和修订，并更名《小学识字教本》，成为文字学巨著。其目的在于解决汉字难认、难记、难写的“三难”问题，以推进其一贯主张的汉字拼音化。虽然尚有小部分未能完成，但上篇已经完成并交稿，教育部所属国立编译馆和教育部长陈立夫都很赞赏，却因对书名意见不合而作罢，仅油印50册分赠梁实秋、王星拱等学界名流，遂得以传世。1971年，梁实秋在台湾以《文字新铨》首次影印出版并再版，却无作者陈独秀大名。而在大陆，几经周折，1995年四川成都的巴蜀书社出版了《小学识字教本》，但却遭到严重的删削和改动*参见唐宝林：《陈独秀全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726、858—859页。，令人唏嘘。

令人欣喜的是，2009年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时，将上述两书收录其中，单独编成独立的第6卷，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历经沧桑，民国时期未能完成的陈独秀学术著作，终于正式出版了。此时距商务印书馆计划出版已经过去了整整一个甲子。

相比之下，《中国拼音文字草案》的命运则更加沧桑。直到20世纪末，该书稿仍存放于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据唐宝林先生说，陈独秀之子陈鹤年的长女陈祯祥2000年前后去香港前，唐宝林曾陪她去中共中央党校(这时这批档案已经移交给在中央党校办公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查阅此稿。她很想把此稿复印出来，但是档案管理人员看得很严，她始终没能得手。她很快去了香港。此后不久，中央党史研究室传出此稿不见了。因为这时唐宝林又听到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的同事说，他去查阅此稿时也没有找到。这事以后就没有人知道了。

二、改革开放新时期陈独秀遗文资料的出版与发行

第二个时期，即改革开放以来，陈独秀遗文档案的编辑、出版，大致分为3个阶段。

1951年12月初，公安部在全国范围组织了一次对托派的大逮捕行动，陈独秀的遗文和托派资料被集中存放于上海市公安局档案馆。因此，在改革开放前30年间，除各种编印的“陈独秀批判资料”和少量经过严格筛选、供大批判使用的散见于《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等陈独秀文章选辑，内地并无其他任何正式出版的专门的陈独秀遗文集，但港台地区却有涉及，如前述台北语文研究中心以《文字新诠》出版了陈独秀《小学识字教本》(1971年版)一书，郅玉汝主编《陈独秀年谱》(香港龙门书店1974年版)对陈的遗文亦有涉及。

改革开放后，随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逐步恢复和重新确立，陈独秀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工作也不断深入，陈独秀遗文档案资料的整理和出版工作被提上日程。30多年来，仅大陆出版的《陈独秀文章选编》、《陈独秀著作选》、《陈独秀著作选编》和《陈独秀文集》等综合性遗文资料，目前至少已有4种。而此间正式出版的专题性的陈独秀遗文资料和年谱等，更在10种以上。其中唐宝林、林茂生的《陈独秀年谱》与王光远的《陈独秀年谱》，按谱主生卒年份，依次摘选了陈独秀的部分遗文资料。

第一阶段，即1980年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陈独秀文章选编》(以下简称《文选》)。《文选》分上、中、下三册，共147万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内地最早正式出版的陈独秀个人遗文汇编，首次发行即达1.9万册。关于《文选》的出版和发行，需要说明的有两点：一是其“出版说明”显示，早在1981年4月即完成了编辑工作，直到3年后的1984年6月才得以出版。二是虽注明由新华书店发行，但特别说明仅为“内部发行”*林茂生、杨淑娟、王树棣编：《陈独秀文章选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出版说明。，连编者的姓名都未出现在封面。显然，该书出版不仅经受了严格的审查，且发行范围也受到了明确的限制。

严格说来，《文选》其实是全国范围多家学术单位团结协作的集体成果。早在拨乱反正时期，1981年，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在收集到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等地陈独秀后期与托派结合的档案史料后，产生了编辑一部反映陈独秀一生研究资料的想法。于是就提议由安徽学者(主要是安徽大学沈寂和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张湘炳)负责收集1897—1915年陈独秀早期的资料，当时他们已经收集到陈最早的一篇文稿《扬子江形势论略》和《陈氏义门宗谱》；由北京学者主要是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的林茂生、王树棣、杨淑娟，收集编辑陈1915—1920年的资料，当时他们已经收集了陈独秀在广州的资料；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学者任建树等负责收集陈1920—1927年的资料；由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唐宝林等收集编辑陈在1927—1942年间的资料。4家单位收集的陈独秀遗文资料汇总后，虽因种种因素没能在人民出版社如期出版，但在中国人民大学林茂生和北京大学杨淑娟、王树棣编辑及其努力下，几经周折，最终由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出版，内部发行*一说“《陈独秀研究资料》四卷本，至今没有出版成”。因为出版前夕，政治空气趋紧，“已经根据人民出版社要求编辑好的第一卷稿子，急刹车，打入冷宫，后来在我们和安徽的催促下，出版社给了一点赔偿费，给安徽的编者，又给了其他三卷编者各100元，就算了事”。其实，没有《陈独秀研究资料》4卷本的前期准备，就不会有《陈独秀文章选编》在1984年的迅速出版，两者之间应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

然而，正如《文选》“出版说明”所言：“凡代表中共中央在党内所作的报告，起草的指示等，均未收入。文字学等学术性著作、诗词及译文等亦未收入。来往书信，限于篇幅，一律不附来信”*林茂生、杨淑娟、王树棣编：《陈独秀文章选编》，出版说明。。因此，《文选》在选文上有着很深的时代烙印和历史局限，难以反映陈独秀的活动和思想全貌，尤其是陈独秀晚年的思想。必须有新版的陈独秀遗文集。

1980年代出版的单一性的陈独秀研究资料也有数种，主要有：王树棣、强重华、杨淑娟、李学文编辑的《陈独秀评论选编》上、下册，共73.6万字，“收入了著名人物、史学工作者和知情人自1919年至1980年间写的论文、编辑的资料和回忆录共五十余篇”，“其中有毛泽东、李达、许德珩、蔡元培、包惠僧等对陈独秀的重要评论和回忆，并附有《陈独秀著作、译文、书信、诗词目录》”*王树棣等编：《陈独秀评论选编》上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编者说明，内容摘要。。与此同时，强重华、杨淑娟、王树棣、李学文又编辑了《陈独秀被捕资料汇编》，收入了自1913年至1937年陈独秀5次被捕期间各种报刊对陈独秀被捕之报导、评论、营救函电，当局的审讯、判决，以及陈独秀本人的答辩和知情人的回忆录共107篇，20.9万字，由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

1980年代还出版了两部《陈独秀年谱》，一部是唐宝林、林茂生的《陈独秀年谱》，198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另一部是王光远的《陈独秀年谱(1879—1942)》，重庆出版社1987年出版。年谱作为遗文集的重要补充，历来都是陈独秀研究的重要资料。尤其是唐、林的《陈独秀年谱》，虽然出版时间稍晚于王光远的《陈独秀年谱》，但该书从1982年11月初稿，经3次修改，于1987年4月定稿，“力求真实地反映陈独秀一生的主要经历”*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前言。，终于1988年12月出版。该书编写时间漫长，辑录遗文丰富，亦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此外，水如编的《陈独秀书信集》1987年由新华出版社出版，共38.2万字，收集了陈独秀从1910年至1942年间来往书信353篇，其中初次刊出44篇。这也是陈独秀遗文资料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限于时代条件，一些重要的书信，如1927年八七会议后陈独秀致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6封信，以及陈1929年12月10日《告全党同志书》和12月15日《我们的政治意见书》等党内公开信，均未能收入，是个很大的缺陷。

第二阶段，即1990年代，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陈独秀著作选》(以下简称《著作选》)。

与《文选》相比，《著作选》的最大成就，在于对陈独秀1927年以后的遗文、书信的大量选编。包括前述陈独秀1927年八七会议后给中共中央的3封信、1929年给中共中央的1封信和两封公开信、1930年给共产国际的1封信，及“九一八”前后发表的抗日文章，为陈独秀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大大便利了陈独秀研究。这些重要信件内容多数属于首次公开，让读者得以全面了解到陈独秀与中共中央的政治分歧，以及陈独秀被开除党籍的真正原因，读来令人茅塞顿开。因此，《著作选》第二、第三卷的篇幅明显增加，全部3卷共165万字，超出《文选》的篇幅18万字，主要就是陈独秀晚年致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信件以及有关托派的档案资料。这可能也是拖延出版产生的唯一积极意义吧！这个成就首先得归功于主要编辑人任建树和责任编辑郝盛潮*直到20多年后的今天，笔者多次拜访任建树先生，他仍对郝盛潮当年的胆识和魄力称赞不已。。

记得1992年5月，笔者有幸与任建树先生同在陈独秀的故乡安庆参加陈独秀逝世50周年学术研讨会。更感幸运的是，由于笔者迟到，会务组已无空房可住，只好将我安顿到任先生的房间，竟然能与任先生同住一个房间达3天之久。这3天，我们白天参会和考察，晚间畅谈，我荣幸地接受了任先生3天的教诲。在我承诺“一定保密”的前提下，他透露《著作选》二、三卷即将出版，不仅选编了1927年下半年至1930年上半年陈独秀致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信，而且收入了不少陈独秀作为托派领袖的遗文资料，这些在全国都是第一次。我深知这些档案资料的价值，当然守口如瓶。我的待遇是：任先生果真践约——送我一套签名的《著作选》。

《著作选》的第二个进步，是编辑、出版体例的逐步正规化。与《文选》相比，《著作选》不仅正式署出了3位编者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的大名，而且冠以积极评价的“著作”之名。按照古代汉语的标准，著作专指创造性文章，是指前人没有阐发过或没有记载过的，或第一次出现的文章或书籍，才算“著作”。将“著作”一词运用于陈独秀的文章，显然认可了陈独秀遗文本身的创造性价值。对比极“左”思潮横行时期的贬义词“批判资料”和《文选》的中性词“文章”而言，无疑是一次重要的进步。

然而，正如《文选》那样，主要编辑工作完成于1980年代的《著作选》仍然存在明显的时代烙印和历史局限。主要表现于3个方面。其一，出版周期格外漫长。众所周知，《著作选》的编辑、出版和发行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著作选》也分3卷，第一卷早在1982年4月即已完成编辑工作，却延迟到1984年9月才出版。更令人惊讶的是，同样是在1982年4月完成编辑工作的第二、三卷，却拖延到1993年才出版，前后相差十多年，令人唏嘘！其二，内容选编仍有欠缺。“陈独秀任职中共中央书记时，在党内会议上的报告，以及起草的函电、文件等，凡当时未公开发表，解放以后也不见于内部书刊的，本著作概不列入选编范围”*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编辑说明。。这不仅排除了陈独秀担任中共中央主要领导期间在历次会议上的报告和发言，而且排除了陈独秀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各种通知、决定等重要文件，局限了《著作选》的内容，因而在篇幅上比《文选》并未增加太多。其三，发行范围依然受限。虽说是正式出版，但《著作选》与《文选》一样，第一卷仍明确规定为“限国内发行”。看来，1980年代初国内的陈独秀研究，仍处于“乍暖还寒”的初春时节。

所以，直到《著作选》出版后的1990年代后期，国内仍有学者感叹“陈独秀在中国名人中，资料奇缺，可谓独有”。他们大声疾呼“必须花大功夫多方发掘”*《陈独秀研究》第1辑编者：《建国后陈独秀研究综述》，沈寂主编：《陈独秀研究》第1辑，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页。。研究资料缺乏全面性、权威性，必然降低研究成果的学术质量。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令人高兴的是，世纪交替以来，有关陈独秀研究的档案资料和遗文资料都有了突破性进展。

第三阶段，即21世纪初，相继出版了两种重要的陈独秀遗文集。

首先是6卷本精装本《陈独秀著作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以下简称《著作选编》)的出版，仍由著名学者任建树主编，李银德、邵华副主编。《著作选编》的出版，是这个阶段迄今以来陈独秀遗文编辑出版工作中最主要的成就。其主要价值在于：

一是遗文资料的全面性、权威性。这是目前涵盖面最广、收入文章最全的陈独秀遗文汇编，具有较高的文献保存和学术研究价值，也是目前国内陈独秀研究的最重要、最直接的遗文资料。令学术界难忘且感动的是，时年85岁高龄的任建树研究员长期致力于陈独秀著作的搜罗发掘、整理出版和生平研究工作，做出了独树一帜的贡献。不顾年岁渐高，长期潜心搜集辨别资料，放弃个人应得报酬，在1990年代出版3卷本《著作选》的基础上，又带领“四老四新”的学术团队*“四老”指任建树、李银德、邵华、黄河，“四新”指方庆寨、陈梅青、高寒、陈维民4位中青年。，竭十数年苦功，终成此集，令学界感动，学人感激！全书6卷280万字，收入了陈独秀1897年至1942年发表和未发表的各类论著近900篇。所选文章均依据权威资料和《新青年》、《向导》、《安徽俗话报》等重要报刊的影印件严格校对，尤其是选用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和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的资料，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内容的权威和准确性。

二是学术态度的严肃性和严谨性。《著作选编》超过原3卷本《著作选》200多篇，115万字，校正旧编中错、别、漏字句上千处。但是，编入书中的档案文件，目前仅限于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以及联共(布)中央已经公布的、并有陈独秀本人签署或与他人合署的文件。某些宣言和决议虽确知由陈独秀草拟，但未见署其名，不能确认，故均未选入*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编辑说明。，显示了严谨的学术态度。大量增加的是陈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前后主持特别委员会的发言，五卅运动中在《热血日报》上发表的文章，在南京狱中写给汪原放的54封书信，入川后写给台静农等人的近百封书信等等。

三是重要资料的学术性、珍贵性。《著作选编》第6卷专门收录了陈独秀文字学、音韵学著作，尤其是收入了从未在大陆正式出版的陈独秀语言学代表作《小学识字教本》，并影印了他的部分信札。如前所述，《小学识字教本》书稿从梁实秋珍藏的专家手描版整理而来，由国立编译馆油印50册分赠专家，梁实秋分得一册，日后带往台湾，请专人描清字迹不清处，影印500册，仍感不佳，再请人费时十月，将全稿重描无误；为免于审查，书名改作《文字新诠》，隐去作者姓名与《自叙》，代之以梁序，方于1971年由台湾语文研究中心影印出版，《小学识字教本》得以传世。梁实秋私下告诉友人，此为陈独秀遗作。此次收入《陈独秀著作选编》为第6卷，足可使之藏之名山、传之后世，永为后人所征用。

无疑，《著作选编》是目前涵盖面最广、收入文章最全的陈独秀文章汇编，具有极高的文献保存和学术研究价值。

其次，《陈独秀文集》(以下简称《文集》)1—4卷精装本的出版。因人民出版社2013年推出“中国共产党先驱领袖文库”而将陈独秀遗文出版纳入其中。《文集》虽仅186万字，比《著作选编》减少很多，但《文集》的出版仍有其特定的含义和价值，值得关注。

《文集》是人民出版社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启动的编辑出版工程“中国共产党先驱领袖文库”丛书的一种，被列为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和“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规划项目。它的出版具有两大显著特点：一是丛书规格高。不仅出版社权威，而且是“中国共产党先驱领袖文库”丛书，其地位当然不同凡响。二是书名大气，直称“文集”。至于其史料价值，似不如《著作选编》高。说来话长，人民出版社正是在陈独秀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期间于1921年9月创办的第一个出版机构，已存在近百年。1949年后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政治、意识形态书籍的官方出版社。

再次，陈独秀诗集的整理和出版。陈独秀是革命家，也是诗人。他作诗甚多，丢失的也不少。搜集、整理、注释、考证陈独秀的诗，是很有价值的学术活动。

关于陈独秀诗歌的收集和发表(出版)，最早应追溯到著名史学家陈旭麓先生对《金粉泪五十六首》的注释和发表。经过从1980年1月到1982年3月的多次修改，《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4期全文刊载《金粉泪五十六首》全文及陈旭麓的注解*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9—137页。，引起不小反响。1986年，曾经发现陈独秀最早文章《扬子江形势论略》的安庆市文化局张君搜集、编印了第一部《陈独秀诗选》，因故未能正式出版，只能作为内部交流资料*安庆市陈独秀研究会编注：《陈独秀诗存》，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00页。。1993年，任建树、靳树鹏、李岳山在此基础上编成《陈独秀诗选》，由吉林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是国内第一部正式出版的诗集。2003年，陈独秀家乡安庆市陈独秀研究会李银德、黄河等，在前述《陈独秀诗选》的基础上，又收集了一批陈独秀遗存的诗歌、对联，近200首，更为全面，编辑出版了《陈独秀诗存》，正式出版，是目前最全面的一部陈独秀诗集。

关于陈独秀诗歌的研究和争鸣也很热烈。《安徽史学》1985年第1期刊载的张湘炳撰写的《陈独秀早期的两组“佚”诗考析》还引发了一场学术争鸣——该刊同年第5期刊载沈寂的商榷文章《亦谈陈独秀的“佚”诗与“隐居”》，1998年第1期又刊载了唐宝林的《关于〈陈独秀的两首诗〉新证》，讨论得颇为热烈。2005年，安徽省炳烛诗书画联谊会汇编众多专家、学者和诗人的研究成果编成《陈独秀诗歌研究》一书*安徽省炳烛诗书画联谊会编：《陈独秀诗歌研究》，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则是目前国内研究陈独秀诗歌思想和艺术成就的第一本专集。

复次，关于陈独秀晚年被捕期间的遗文资料已得到全面的收集、整理和出版。1932年的被捕是陈独秀一生中5次被捕的最后一次，也是关押时间最长的一次。以南京大学奚金芳、伍玲玲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在唐宝林、长掘佑造等中外学者的指导和支持下，在陈独秀亲自发展的第一个工人党员、中共三大中央委员徐梅坤老人等鼓励下，从2003年开始，经过10多年的辛勤工作，其足迹踏遍大江南北，全面搜集陈独秀自1932年10月15日第5次被捕，至1937年8月23日被国民政府减刑出狱近5年间的相关资料，编辑出版《陈独秀南京狱中资料汇编》，分上下两卷，共100多万字，由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出版。这为研究囚禁时期的陈独秀提供了迄今为止最完整、最丰富的历史资料*陈谦平：《多元视角与陈独秀研究》，奚金芳、伍玲玲主编：《陈独秀南京狱中资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0页。。

这些资料主要取自收藏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上海市图书馆、上海市徐家汇藏书楼、南京市江宁区档案馆和南京大学图书馆的原始档案文献，发表在《中央日报》、《申报》、《世界日报》、《大公报》、《益世报》等民国时期5种主要报刊的陈独秀案的相关报道、书信、文稿，兼及《救国时报》、《红旗周报》和《时事新报》等报刊，甚至还有《密勒氏评论报》、《大美晚报》和《中国论坛》等英文报刊上的相关报道和评论，力求全面，弥足珍贵。全书共计涉及110多种中外报刊和大量原始档案，并进行了大量研究与考证，最后精选列入本书的史料达到500多项。

这部集民国档案文献、报刊书籍、往来书信、本人著述于一炉的资料汇编，分成“被捕与引渡”、“押解南京”等9个专题，展示在我们面前的是陈独秀从被捕、营救、庭审、辩诉、判刑入狱到减刑出狱的全过程的专题历史，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与史料价值，体现出资料收集全面、注释准确新颖和学术色彩显著等特点。尤其是第9专题“陈独秀狱中著述”，分为“政论与诗文”和“文字音韵学著述”两个部分，分别收集了陈独秀此间33种和13种遗文，其中不乏首次公开面世的珍贵文献。

最后，近年来陈独秀的遗文仍在陆续被发掘。信件方面，北京大学欧阳哲生发表了《新发现的一组关于〈新青年〉的同人来往书信》*《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这是作者2002年4月在美国华盛顿参加亚洲学年会时从胡适长子胡祖望家意外得到的。包括陈独秀1920年5月7日致胡适、李大钊，5月11日致胡适，5月19日致胡适，5月25日致胡适，7月2日致高一涵，9月5日致胡适，12月21日致胡适、高一涵，1921年1月9日致胡适，1925年2月5日致胡适，2月23日致胡适等15封信件，是研究《新青年》从一个同人刊物转变为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俄罗斯革命的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这一历史过程的最重要的文献材料，也是研究陈独秀从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这一历史进程的重要材料之一部分。

关于论文、讲演，上海市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筹备处所编《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以书代刊，一年一部，重视挖掘和发布陈独秀遗文。如第14期就刊载了陈晓明的《新发现的陈独秀一篇讲演录》以及讲演录全文《我们怎样改造思想》，是陈独秀1921年11月19日应邀赴上海浦东中学青年自觉会发表演讲的内容，属于首次发表*《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14)，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496—508页。。该文对于研究建党前后陈独秀的政治思想，具有一定的价值。另有上海市档案馆2014年编辑出版了精装两厚册的《上海市档案馆藏中国近现代名人墨迹》中就有一封陈独秀1917年8月9日致蔡元培的信札，主要是举荐胡适到北大任职一事。该函具有史料和艺术双重价值。该馆主办的《档案春秋》月刊2016年第1期就刊出了这封从未面世的亲笔函全文，认为“此信对填补和充实那一段时期的史料，其重大意义不言而喻”*管继平：《一封未经刊载的佚函——陈独秀致蔡元培》，《档案春秋》2016年第1期。。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半个多世纪以来，陈独秀遗文散佚不少，必将继续有所发现，并及时发表，以助对陈独秀的全面研究，以便早日编成学术界期待已久的《陈独秀全集》。

三、中外国家历史档案资料中的陈独秀档案

尽管已有4种陈独秀遗文汇编，但平心而论，陈独秀遗文资料仍然很不全面，一是作为政党领袖的陈独秀尤其是其晚年遗文的大量缺失，二是与陈独秀相关的国内档案和前苏联国家档案资料都严重缺乏，给研究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整理出版有关陈独秀的国家历史档案资料势在必行，且迫在眉睫。

改革开放以来，有关陈独秀的国家历史档案资料的整理和出版，大致分为3个阶段。

首先，中国共产党历史档案的部分解密。一是1990年前后《中共中央文件选编》的1—4卷出版。1989年至1999年，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编》1—18卷，首次大量公布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档案。其中第1—4卷部分收录了有关陈独秀及党的早期其他领导人的档案资料，虽然其中大多已经收入此前出版的《文选》和稍后出版的《著作选》，本身的史料价值并不高，但陈独秀的遗文能够出现在这样高规格的中共中央文件中，本身就是地位和重要性的体现。然而，由于种种因素，中国共产党自身历史档案资料整理和发布的速度尚不够快。

二是《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的出版。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共同编辑，于2011年6月出版了一套民主革命时期党的重要历史文献《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该书收录了中共成立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各个历史时期形成的重要文献，包括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等重要会议的文件，中共中央的重要决议、决定、宣言、通知、通告、指示，中央领导人的重要报告、讲话、文章、电报、书信等。全书26册，约1350万字，收入各类文献3600多篇，其中300余篇为第一次公开发表。该书也收录了陈独秀有关中共成立和中国革命的主要著作，虽然并无多少史料价值，但出现于这样高规格的大型综合性文献，本身就是重要性的体现。

三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地上海等地有关中共创建档案资料的解密。2016年纪念建党95周年之际，上海市档案馆解密了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警务日报》、早期国民党人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星期评论》、被列入“上海市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的1920年初版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以及1920年11月7日《共产党》月刊创刊号，都是珍贵的档案资料。其中1920年8月22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警务日报》(S.M.Police Daily Report)在“中国情报”一栏，出现了工部局警务处长麦高云(K.J.McEuen)呈送工部局总办利德尔(N.O.Liddell)的报告，就有关于陈独秀组建“一社团”的内容*李红：《晨曦初启：档案里的红色源流》，《档案春秋》2016年第6期.。

其次，20世纪末21世纪初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有关资料的翻译与出版。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的前身就是共产国际档案馆、苏共中央社会主义理论与历史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李颖：《陈独秀与共产国际》，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1991年12月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国家档案机构和管理办法随之发生重要调整，其标志是1993年《关于俄罗斯联邦档案馆馆藏及档案馆管理的基本法》的颁布与实施，为此，俄罗斯档案馆收藏数十年之久的大量罕见档案资料首次开放并陆续出版。其中最使中共党史学界感兴趣的，是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的开放。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大量档案即存于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

从1994年起，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与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及洪堡大学，利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的馆藏文献，联合编辑了有关联共(布)、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档案文件集《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1920—194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与俄方签订协议，被授权在中国内地独家翻译出版。1997年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17卷)。丛书前12卷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和中央文献出版社于1997—2002年间陆续出版，13—17卷由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出版。丛书收录了一批由陈独秀署名的报告、信件和共产国际、联共(布)关于中共中央和陈独秀的文献，多数均为首次发布。

这些档案文献资料弥足珍贵！有人惊叹：丛书的面世使“历史的天空豁然开朗”*丁泓：《历史的天空豁然开朗——读1927年共产国际、联共(布)解密档案有感》，《同舟共济》2005年第11期。！丛书(1—7卷)收录了大量从未公布过的珍贵文件，其中包括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及发往中国的各种指示，共产国际代表发自中国的报告，关于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报告，联共(布)中央及共产国际领导人同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书信来往，以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苏俄外交官、苏俄政治军事顾问和驻华机关工作人员的文件，等等。这些材料，既反映了联共(布)、共产国际的对华政策及其演变、实施情况，又体现了中共中央对它们政策的接受情况以及在中国实施所取得的实际效果。所有这些，都为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关系这些课题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的档案资料，为对一些传统的疑点难点问题的突破和解决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正如这套档案资料的俄文版编者在前言所说：资料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是“真实历史的文献资料”，“揭示了内部的‘工作’关系，揭示了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的立场和行为，向读者介绍了莫斯科同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相互关系，以及莫斯科对中国两党内部发展进程的影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也如国内学者所指出，“可以说，这套档案文献的出版是我们党史界的一大幸事，尤其对我们这些长期跟踪研究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人员来说更是如此。”*李颖：《陈独秀与共产国际》，第4—5页。可以说，丛书的翻译和出版，拓展了陈独秀研究的新视野，提升了研究的新境界。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档案的面世，使陈独秀遗文资料的发掘有了重大突破，大大推进和深化了对陈独秀的研究。据统计，1920—1931年的7卷中，陈独秀的名字共出现382次，包括陈独秀所写信件6封，收到信件6封和电报6封，参加会议9次。在陈独秀筹建中国共产党以及处于党的最高决策层的1920—1927年间，陈独秀名字共出现178次，包括陈独秀写给共产国际东方部、共产国际代表的信件6封，收到信件1封和电报5封，参加会议9次。而在1920—1927年的同时期中，李大钊的名字出现14次，毛泽东的名字出现9次。可见，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的联系何等密切，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有关陈独秀的资料是何等丰富，这批档案资料对于陈独秀研究又有多么的重要！

正是因为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揭示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事实，中国官方和学界在许多问题上改变了对陈独秀的看法和评价，出现了对陈独秀研究的新一轮热潮。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据解密档案统计，“从1923年到1927年，苏共中央为讨论中国问题召开的会议是122次。作出过738个决议。另外还有大量国际执行局的决议。如此具体的遥控着中国的革命。”对这些决议，陈独秀很多都是经过“不同意”、甚至“对抗”到“不得不同意”的。因此，2004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纪念任弼时诞辰10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首次提出“共产国际和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胡锦涛：《在纪念任弼时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4年5月1日。的提法，显然，共产国际在前，陈独秀在后，前后之分即为主次之别，意即大革命失败的主要责任者是共产国际，陈独秀承担次要责任。终于使从大革命失败以来持续70多年的关于大革命失败责任问题的争执尘埃落定。

此外，进入21世纪，美国、英国等其他一些国家的历史档案陆续出版和刊行，其中不乏与陈独秀有关的档案资料，同样值得收集和珍惜。限于篇幅，兹不一一。

责任编辑：汪谦干

Sorting-out and Publication of Chen Du-xiu’s Writings and Materials

XU Guang-shou

(College of Marxism，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Shanghai 201620，China)

As a famous thinker,revolutionary,party leader and scholar in modern China,Chen Du-xiu had written a lot and been documented a lot in his protracted,tortuous life.Driven greatly by his friends,pupils and relatives,the sorting-out and publication of his writings had begun even before 1949.The comprehensive sorting-out and publication of his writings and documents about him,however,were done in the new period of Reformation and Openness.The results are mainly as follows.SelectedCompilationofEssaysofChenDu-xiu,ChronicleofChenDu-xiu’sLife(two kinds),SelectedWorksofChenDu-xiu,SelectedCompilationofWorksofChenDu-xiu,andCollectedWorksofChenDu-xiu.In the recent 20 plus years,official historical archives concerned Chen Du-xiu at home and abroad have been progressively declassified,sorted out and published,and chief of them areSelectedCompilationofDocumentsoftheCPCCentralCommittee,SelectedCompilationofMainDocumentsoftheCPCsinceitsFounding,TheCommunistPartyoftheSovietUnion(Bolshevik),theCommunistInternational,andChina(1920—1945).The formal issuance of publications mentioned above has thus made a great break-through in the uncovering,sorting-out and publishing of writings by and materials concerned Chen Du-xiu and pushed forward and deepened the study of Chen Du-xiu enormously.

Chen Du-xiu；writings left by one deceased；organize；publish

K827

A

1005-605X(2017)01-0151-08

徐光寿(1964- )，男，安徽巢湖人，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