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视域下社会思潮的嬗演进程与当代规谏

2017-01-24■施欣

中共成都市委党校学报 2017年3期

■施欣

历史视域下社会思潮的嬗演进程与当代规谏

■施欣

社会思潮是人们共同心理基础得以形成与巩固的基本要素，亦是社会文化与政治观念的集中体现。就历史视域下考镜：百年以来社会思潮的历史变迁和衍变脉络；社会思潮的当代反思与现实规谏。通过历史视域下社会思潮嬗演轨迹、衍化进程的探赜追询，沉潜覃思、甄陶辨析它的当代反思与现实规谏。

社会思潮；历史视域；嬗演进程；现实规谏

一、引言

一个世纪前，我国“思潮”纷呈、“学说”喷涌的局面与景致虽然精彩绝伦、精辟无比，终归随着时光而流逝、岁月而荏苒，似乎早已成为了“昨日黄花”、“过眼云烟”。过去一度盛行、风起云涌的思想“饕餮盛宴”，或云曾被众人秉持、崇奉的种种“思想大潮”渐次衰微，慢慢消逝并隐逸在了历史的尘埃里。这是思潮更替兴衰、社会前进、人类进步程途之中带有普遍性与规律性的东西——新陈代谢、人事更替是不可逆转的前行轨迹，是无法抗拒与改变的社会运行规律与“路线图”，衍变是永恒的。尽管如此，我们仍旧需要强调：并不能因此而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极其荒诞的泥淖。

思想的“先觉者”和“救国救民”的探路者，以及“以天下为己任”、汲汲于探取救亡图存真理的先辈们，在精神世界的探险和思想领域的求索永无止境，确然留给我们、留给当代一笔不容低估的厚实遗产与思想智库——它的深远意义与巨大价值再怎么强调也不过分，永远不能抹杀。其中，有很多值得“打深井”挖掘的“财富”。同时，也充分印验了“不仅当代的诸多文化争论、思想分歧、政治方略都或多或少地重复着先前的声响，而且今日社会的诸多公共习尚和观念共识，究源竟委，大都与晚近百余年的思潮运动有着某种不解之缘，甚至可以找到源头”的公正结论。由于“近代中国，新旧杂陈，各种知识分子的阶级地位、文化背景、知识来源、教育经历、价值观念乃至精神气质并不相同，因而，形成了各种思潮相互矛盾、互相对立、互相激荡的格局。”那么，对于向“现代化”迈进的旧中国来说，寻求一种有效的可靠的救国救民、富强民主的治国方略，重建国民精神上的权威和信仰上的尊崇，非一朝一夕、一家一说可以奏效的，更非毕其功于一役、一蹴而就的；而要达到真理的康庄大道，难免要经过一段荆棘丛生、痛苦不堪的路段。

二、近代百年以来思潮与社会思潮的历史变迁和衍变脉络

（一）百年思潮的发展梗概

十九世纪末期至二十世纪初期，“思潮”一词就已经成为我国各类学术文献及研究论文中的常见词语和高频词汇，在不少清季的思想家、政治家、改革家等的文章中均可见其踪影，成为“龙墀扶醉贺中兴”的洋务运动思想的助力器与晴雨表，反映出封建统治者内部开明分子和有识之士，在不触动封建专制制度和不改变封建统治者的根本利益的前提下，以“中体西用”为圭臬进行“有限度”的自强御侮的内务尝试与统治转向，要求统治阶级转变统治策略、主动学习、引用和模塑西方的一些工具性、理性意义上或技术层面上的与时进步的改革思想。他们的大声疾呼与不懈努力，用以唤醒民众、造育新民和救亡图强、振兴民族，以及利于和谈与便于“商战”，目的在于规避民族沦丧、神州陆沉的颓然趋势与极大风险。因而，他们这批人的著述中不乏“思潮”这样的新式词汇或字眼，共同致力于拯救民族于水火、解救人民于倒悬。通过著书立说、演讲办校、创建报刊等活动，将他们的“眼睛”和“脑袋”所思所想的内容，大力宣扬与积极传播给普通大众；通过对西方各色“思潮”的引介与本土化的诠释，成为“洋务运动”助力器，起到强大的反推作用。他们的论著往往带有思想的“温度”和一定的超前见解，表明其试图向西方找觅救国救民、保国强种的思想与手段的早期尝试。

戊戌变法时期，由于甲午战争中的“泱泱天朝、华夏上国”、“北洋舰队综合实力位居亚洲之首”却败于一衣带水、咫尺之隔的“蕞尔小邦”、“倭奴之国”，战斗之前的畏葸不前、盲目莽撞，战争之时的张皇失措、进退失据，战败之后的引颈就戮、束手就擒，致使国民“束手待缚如鸟在笼，俯首乞怜如鱼困陆，索重款而不敢辞，割全台而不敢问，遂令二十三省如几上肉，任与国之取求，四万万人如阶下囚，听外人之笑骂”，从而被列国所鄙夷、被视为三流或等同于末位国家，甚或沦为与非、美等殖民地相同的政治地位，“昔日之盛名，化为乌有，不但日本之轻华，变敬畏为欺藐，即各国之与中国，久无衅隙，而群情之敬肆，亦复相去天渊”，大国之耻无以复加、民族之辱情何以堪。倘若泄泄视之、掉以轻心，仍犹持此不变、守旧如故，则“数年之后，强邻环集，按图索骥，瓜剖豆析，虽有善者无从措手”。为此，朝野上下大惊失色、极为震动，不亚于带给思想界、知识界一场巨大的“地震”：“当思以堂堂绝大中国，反巵于藐焉日本一小邦，可耻孰甚焉！耻心生悔心，萌蹈厉奋发以求日进乎上，即此一战迫我以不得不变。毋徒为泰西环伺各国所轻，他日转败为胜、因祸而得福，胥于此一变基机也”、“及今而中国力图变计，犹可及也！”残酷的现实无情地击碎了中华民族和民众自我陶醉与自尊自大的幻想与迷梦，彻底敲响了民族垂危和国家颓丧的警钟——国危矣、民弱矣。巨大的战争失败、强烈的心理落差与沉重的羞愧悲愤，造成“创钜痛深”、“华夏陆沉”之忧患意识的普遍流行，在反思中反省、在追问中领悟，拉开了近现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大潮的序幕。由此，在一批批先进中国人的催醒与震撼中、灌输与浸渍下，国人的思想渐趋觉醒、觉悟渐渐强化，四万万人组成的“东方睡狮”由是撼动，知耻而后勇，一往而无前，民族主义意识与民主政治思想开始被广泛传播与接受，现代公民意识与现代化国家的观念在传统的“家国”意识的基础上有所糅合与升华。自此以后，民众的智识较以前更为广阔、菁英的见闻较之前更为开拓，不少先进的知识分子在学习西方学说的过程中脑洞大开、识见深远，脑质为之一变、观点为之一新，言维新、倡变法、唤改良和引西学、鉴西方、图自强等成为一时之兴、自强之潮，也默示为众心所向、民意所归，这无一不需要论（涉）及“思潮”一词及其词义，使之在各类新闻中纷纷“登场”。

到了高举“科学”与“民主”大旗的“五四运动”时期，“民主”和“科学”被认为是解救中国黑暗现状、挽救日亟民族危亡和改变死气沉沉、一盘散沙民众面貌所开出的一剂“良方”与“妙药”。整个“新文化运动”期间，广大民众尤其是知识界和青年一代，相当热忱地“欢迎民主和科学的到来”和非常积极而认真地准备“迎接新的时代的到来”。就其实质而言，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古老的中国文明被西学东渐所激活的一场划时代的文化复兴运动，其全方位采借西方学说和变革传统的文化主张，揭示了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深刻历史主题，并成为20世纪中国的一场意义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在“内争国权、外拒和约”、“惩办卖国贼、收回我主权”的号召与倡议下，在“中国向何处去？”的终极思考，奏响了近现代中国第二次思想大解放高潮的序曲。自此，如“大飓风”、“火山爆发”般的林林总总的各种“思潮”纷纷见诸报端和各类杂志，用以指导、谋划和引领中国社会及其人民去求得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特别是在各种思想或学说的纷纷论争乃至激烈论战中，必然涉及“思潮”的内涵与外延的争辩与讨论。“五四运动”以后，中国革命进入新民主主义时期，此后不断掀起反帝浪潮，全国大量的新闻媒介开始致力于宣传反帝爱国和马克思主义。可以看出，此时的“思潮”一词更多的是被诸多报人、言论家、理论家甚至文学家及一般文人所频繁使用与大力流传，进而逐步演进、聚合成为一种判断价值的“标杆”与观念的“尺度”，不仅为人们所广泛熟知与普遍使用，而且还“华丽化身”为“新文化运动”期间的时髦用词而频频亮相，对学术界、史学界造成了一定影响。

另外，该运动在揭举和宣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精髓与真谛。从某种意义上说，思潮是区分新、旧思想观念“分水岭”的标识词与主频词，其意义不言而喻。从“戊戌”到“辛亥”再到“五四”三个时期的思想大解放，呈现出“阶梯式”递进态势。

（二）社会思潮历史回顾及其意义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临诸多棘手的难题和巨大的挑战，国家充满各种深度的危机和外敌的入侵，而人民则长期处于沉迷之中、思想处于懵懂的状态。在黑暗现实与国民迷梦的特殊国情与时代背景下，近代化的不少政治团体（政党）纷起，与之相对应的是各种政治思想或国家构设的不断涌现，试图把中国带入其所预想、策划的战略目标与未来蓝图之中。就这个层面看，“社会思潮”与政（党）派及其思想主张、利益诉求、路线方针等紧密相连、缠绕一起。也就是说，“近代中国涌现出来的各种派别的‘社会思潮’，往往是一个政治集团或独立党派的政治纲领、施政方针的公开宣导与外在表现，而与现实政治毫无关系或纯以‘社会思潮’面目示人、仅作为一种‘主义’而存在的思潮几乎没有。”

一种‘社会思潮’的出现，究其本质而言，就是为了寻求解决社会问题和指引未来政治走向的正确答案和有效途径，那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式的和坐而论道、侃侃而谈的情形，并不合乎适宜，且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哲学家贺麟深刻指出：“大多数近代中国思潮，都具有世界性的特点，无一例外地带有西方思想的深刻烙印”。质言之，近代中国诸多“社会思潮”皆无法割裂与西方同类或相似“社会思潮”的“血缘关系”以及无法撇开的承继关系、无法剥离的延续关系，都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在西方各种“社会思潮”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这即是说，正是因为各种“社会思潮”的交织与互动，中国才能够在短短百余年间，跟上世界行进的步伐，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才能够一扫龚自珍时代那种“万马齐喑究可哀”的沉寂与落寞，林林总总的“社会思潮”喷涌而出，交错迭代，争持消涨，构成了空前绝后的独特文化景观。归根结底，历史迅猛向前推进演进、社会急遽变化衍化和文化思想、经济社会等飙升的年代，必是充裕的“社会思潮”与之并存共举之时。可想而知，剧变时代的“社会思潮”必定充足与丰裕、繁杂与多元而不会寂寥。

实际上，“社会思潮”既不会凭空而来也不会无端而走、既不会一成不变也不会变幻莫测，它总是与社会的经济、文化、政治、法律、生活及一定的时代背景、文化习气、人文氛围紧密相连、须臾不分。换个视角看，正是由于近代列强压迫、外敌入侵、军阀混战、思想紊乱等因素与外力的冲击与侵扰，造成了非常类似于“春秋战国”时期急速深透的社会转型和激烈深入的思想交锋的情形，致使社会形成了思潮翻涌、思想纷争、百家争鸣、各显神通的状态与阶段。可以这么说，动乱与抗争、攻伐与抵御反倒促成了各类思想大显神通、各种思潮登台表演的利好时机。

通过比对、研判和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国近代价值观念的巨大变迁与西方文化的“舶来”与冲击有着极大的关系，后者同时也是近代中国之所以“社会思潮”勃发的外因。一方面，随着列强入侵加深而逐渐加剧的西方思想文化撞击，无疑可以看作是对中国传统价值与学术权威的直接摧破；另一方面，在中西杂陈、新旧交替的近代中国，“独断论”价值体系被摧陷的结果，必定随之经历一个价值“相对论”的阶段。从实质上来看，价值多元的状况可谓是种种“社会思潮”丛生的最佳土壤和营养剂，各种“社会思潮”之所以在中国广为流布，中国社会内部固然有某种社会期待及未来展望，希冀着从外来思想中找寻到符合中国特色的正确道路，而列强强迫给中华民族的诸多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很好地找到某些结（契）合点。

三、社会思潮的当代反思与现实规谏

揆诸既往，思索当下，考镜将来。当前的西方社会，尽管在物质与文明、理智与技能、政治与军事等上面均有所进展，甚至可以说呈现出日新月异、一日千里的态势，绝然没有过去常说的“江河日下、气息奄奄”之态。恰如美国学者贝尔所指出的那样，“当世界进入20世纪中叶以后，人类社会迅速进入了一个物质财富匮乏基本得到解决的富裕型的后现代社会。”但令人吊诡的是，曾一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却普遍地日益陷入不利的精神情势和“亚健康”状态，虚无与失落相生相伴：一方面是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乃至于趋向奢靡，另一方面是精神生活的极大空虚乃至于萎靡不振。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个悖论，守不住他们自己赖以寄托与依偎的“精神麦田”。然而，这一切却真实地存在于西方发达国家，困顿与迷惘存在于人们心间。信仰迷失、价值迷离和思想缺少、人文缺位造成的影响甚至被不少远见卓识又忧心忡忡的西方学者浩叹为“美国模式还能走多远？”，亦被有识之士警示为“西方的没落”。

究其原因，在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孤立主义、利我主义、霸权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西方主流价值观念的侵蚀与作用下，其普遍的“社会思潮”日益聚拢到“趋向毁损个人内心的安全、快乐、理智与爱的能力之基础，倾向于将人变成或趋同于机器”的狭隘心理角落。首先，它是社会思想的分散与凌乱的征兆，也是价值多元、难以统一的后续；其次，从深层次大众的心理世界看，原先浸淫日深的文化权威的失落、精神主导的丧失是近代涌现众多“社会思潮”的主要精神背景。因此，导致了“在一个社会思潮主流更加分散、主导不甚明显、派别更加多元，以及观念更新、思想变幻更加迅猛快速的时代，各种社会思潮间相互联系又互相排斥，……必有自己主动的思考和分析、判断与选择。”当今世界的不少哲学家和思想家（如汤因比、池田大作）纷纷将改变现状和改良社会的目光投向中国，并深以为然地指出：“解决现阶段困扰世界的各种棘手问题以及指示各国未来发展方向的根本所在还在于中国儒家学说及大乘佛教”。

作为世界“大家庭”的重要且活跃的一员，中国日益在国际事务的舞台上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长袖当歌、持练当空，展现出一派大国的风范。同时，国外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对中国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更为明显和突出。随着中西文化来往和交流的程度与深度、广度与效度远超过去，而且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与交流日益频繁、愈发紧密，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与激荡、对立与融合、分解与重构，甚至尖锐矛盾、强烈对抗的激烈化与不可调和性，也在日益凸现和逐步显形，使得人们一时之间既目不暇接、也无法辨识，但都作用于国民的心理层面或内在思想，并在一定程度上使其精神面貌与内心世界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造成了对人文精神与历史传统的巨大冲击和湮灭作用，传统价值被忽略、漠然与背离。其中，道德滑坡、伦理示范、诚信缺失、监督缺位等屡见不鲜，甚至导致对于精神世界终极价值的严重削弱与传统文化毁灭性的消解。

因为社会思潮是“具有共同利益诉求的社会群体构成特定社会意识的主体，是利益共同体的思想倾向和利益诉求。”显而易见，它是关系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重大问题，任何时候国家和政府都必须高度重视思想建设。所以，既要有鲁迅先生“拿来主义”的精神与襟怀，广博吸纳、为我所用；又要有覃思精研的态度与眼界，取其精华、剔除糟粕。行文至此，笔者请人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希冀国民维持清晰的思维，既会趋利避害、求同存异，又懂鉴衡既往、考察当今，防范与杜绝各式各样不良思想观念或社会思潮带来不利因素与负面影响，知所趋从，明所抉择。

通过社会思潮的历史程途与现实观照进行审察与检视，不难发现：从总体上或整体来看，积极向上、生动活泼、繁复勃兴的各种各样“思潮”和“社会思潮”在中国近代百年以来的历史进程中一直牢牢占据主流和占领主体地位，并且始终保持着良好的状况、进取的面貌、奋发的劲头以及不断前行、持续上升的势头。各种主流的思潮与社会思潮，大多深叩时代主题、潜契人文精神、唤起民族意志。特别地，我国的“社会思潮”在举国追求“中国梦”美好愿景的新时期、新常态下，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中被赋予了新的涵养与富有了时代感的表现。

四、结语

历史是一面镜子，实践是一把钥匙，它们犹如一盏探照灯、映射着各种“社会思潮”的闪光点与含金量；亦如一道X光机，让一切虚伪的假冒的“社会思潮”无所遁形。诚然，“在历史公正无私的大法官面前，各类不同的“社会思潮”不管怎样都不得不接受他极其严格的裁判”，没有哪种“社会思潮”能够例外或置身事外——哪怕它一度畅行无阻、风行无边并持续不断、延续至今。“历史不是事实简单编纂，而是对生命动态过程的洞见。而且，要求得这一洞见，不能用全景式的扫描，不能用鸟瞰的方法，只能把某些具体的事件分离出来、进行精细的考察，就像拍特写镜头那样进行深入的检视。”其实，这种方法既能够从内部、也能够从外部对一种思想、文化、价值和“社会思潮”进行评价。

换言之，实践和历史是最后检验、判定与证明某种“社会思潮”正确与否、先进与否的“忠诚试金石”、“无私大法官”或者更准确地说“根本标准和准确刻度”。也即是说，在经过了历史的淘汰和实践的检验之后，聪慧的广大人民会最终明智、理性地选择一种或数种符合其内在要求与根本意愿的“社会思潮”用来指导社会改革与政治实践。基于此，接受历史和实践的检验是一种必然，变得更为凸显与极为突出。

总之，由于社会和时代每时每刻都在发展与变化，一种思想、思潮或一位思想家的观点、立场，往往具备不同阶段的面貌与特色。我们绝不能用绝对的静止的僵化的观点来研究他们、评价他们。否则，很容易犯下“刻舟求剑”、“缘木求鱼”的错谬与草率地得出偏离乃至错误的结论。在具体研究中应做到：一要把思潮或思想家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研究，脱离特定的历史条件无法对研究对象得出实事求是的理解；二要把研究对象作为运动着的动态的历史发展过程加以考察、进行研究，一成不变、僵化孤立是不行的。

[1]高瑞泉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导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2]马照海.论张申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考[D].漳州师范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0.

[3]新潮社主编.新潮·合订本（第二卷）[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20.

[4]郑大华点校.新政真诠——何启、胡礼垣集[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

[5]美国国务卿.美国国务卿谈话[N].万国公报（第78册），1895.7（24）：15319.

[6]奏章.拟请创设总学堂议呈译署王大臣[N].万国公报（第100册），1897.5（27）：16858.

[7]王韬.中东战纪本末[N].万国公报（第89册），1896.6（25）：16086.

[8]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J].新青年，1919.1.15.

[9]徐兰宾，刘汉一主编,社会思潮与青年教育[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3.

[10]王先俊，章征科编著.近代中国政治思想史[M].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6.

[11]丹尼尔·贝尔.后工业化社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12]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