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媒体的不平等关系

2017-01-11聂洲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科版 2017年1期

关键词：媒介发展

聂洲

（博特拉大学现代语言与传播学院，马来西亚吉隆坡43300）

论新媒体的不平等关系

聂洲

（博特拉大学现代语言与传播学院，马来西亚吉隆坡43300）

正是在数字化技术、网络技术的支持下，新媒体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条件，它的全时性、全方位展现事件的特性，为人们的获知、社交、娱乐等需求提供了当前最佳的手段，从而成为现代人生活方式的一环，嵌入整个社会环境之中。而这种嵌入的方式并不是天然自成的，新媒体的发展离不开当地社会发展的支持，其功能的发挥受制于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传统等因素，当地的社会情况决定着新媒体可以在多大程度上重新塑造社会各个方面的关系。同时，新媒体的普及也会给社会发展带来一定的反作用力，由于客观存在的、受历史社会条件影响着的人们的媒介需求、媒介素养各不相同，因此在对新媒体的运用过程中就会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性，这就是所说的“数字鸿沟”。新媒体并不会天然地解决社会中存在的不平等现象，它只是提供了一种解决思路，至于有没有现实可能性，必须从社会发展程度来看。因此，我们需要对新媒体发展的社会环境、社会条件做进一步的探讨，才能够预测新媒体发展的潜力，而不盲目地去追求它的隐形、显性功能，实事求是地从社会现实条件出发，为新媒体研究带来更加全面的研究视角。

新媒体；数字鸿沟；不公平；社会影响；应对思路

新媒体（New Media）这个概念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义为一种网络媒体，被称为“第四媒体”，之前的三大主要大众媒体是：报刊、广播、电视。新媒体以数字技术、网络传输控制（TCP/IP网络协议）、包交换、超文本链接等技术为基础，在互联网平台上传播文本、图像、声音、动画、视频等内容，通过网络媒体（如新闻网站、社交网站、视频网站、网购网站等等）、手机等移动终端、数字电视等接入网络的设备，将信息、娱乐等服务传送到用户。在内容数字化的过程中，对大量数据信息的处理能力是新媒体得到长远发展的基础，包括了云计算、大数据、超级计算机等技术，一旦信息内容数字化、网络化，就会大规模地降低传统媒体内容制作的成本，从而在市场竞争中，挤压传统纸质媒体的生存空间，目前全球的大众传媒集团都已开始纷纷将自己的媒介产品数字化，对媒介市场的认识也发生了转变，从受众市场转变成了用户市场，分享经济成为一种新的商业观念和商业模式，可以说，这种商业模式发展的状况决定了传统媒体的生死。

一、新媒体的发展与影响

新媒体作为一种技术形态，有其独特的技术特性与使用特性，只有在社会需求（使用特性）与技术特性相结合之时，新媒体才能发挥其自身的强大功能，促进社会发展，同时这种发展也要求社会现实条件作出一定的适应性调整。

（一）新媒体的发展状态

1.新媒体的技术载体发展迅速

在信息处理技术方面，已经开始运用“云计算”的方式来进行知识处理，这是一种基于分布式处理、分布式数据库、云存储以及虚拟化技术之上的信息处理技术，通过将分散化的信息处理单位（如单个计算机）集中起来形成一个虚拟的庞大的处理中心而可以处理一些庞大的任务，这种计算、链接能力能够实现对现实世界的“后台计算”，目前的应用就是继电脑、互联网问世之后兴起的物联网。物联网要实现的目的是物体与物体的联接，人与人、人与物体的联接，换句话说就是原来需要人亲自进行控制的生产、购买、交通出行、物流配送等社会活动现在由于云技术、大数据等信息处理技术的发展、成熟而可能实现全面的智能化。这种智能化运算是通过云计算中心运用二维码识读设备、射频识别设备、红外感应器、全球定位系统等设备进行处理的，个人或是组织只用按需索取相应的数字功能，就能实现远程对物体、人物等的识别、通信和控制，“用户体验”成为物联网技术的基本运行逻辑，整个社会在将来技术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将变成一台输入、计算、存储、输出的超级计算机，计算过程在运营商、数字处理中心进行，而不妨碍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转，作为用户，将看不到这些具体的运算过程，却能直接与现实世界实现智能化联接，这种基于“后台化运算”的物联网技术将成为改变人们学习、生活、娱乐等社会行为的巨大动能。

2.新媒体的终端已经相当普及，任何媒体传播都没有今天新媒体传播的条件好

新媒体的终端主要包括各类不同的移动设备，例如车载电视、迷你平板电脑、手机等能够连入互联网的设备，这些设备在目前的中国都得到了较高程度的普及，例如在“三网融合”政策的刺激下，新媒体的终端设备已经相当普及，2015年，中国的IPTV用户净增91.5万户，总数达到了3561.6万户，计算机显示器、阅读器有1.3亿，市场上流通的电子书有66多万种，随身携带的手机成为了中国目前普及率最高的移动终端，2015年2月，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到12.9亿户，移动宽带（3G/4G）用户占比大幅提升，1-2月同比累计净增4101.7万户，总数达6.24亿户，在移动电话用户总数占比提升至48.4%。其中，移动宽带用户的高速增长几乎全部由4G用户带动。

另外，由于4G用户的增加和普及、以及微信运用中的拜年、抢红包等功能的上线，手机上网用户规模达到8.8亿户，对移动电话用户的渗透率就达到了65.4%，比上年同期提升0.4%。①

3.新媒体传播的内容不断发展丰富

2014年初，在国际数字公司的一份报告中称，全世界的数字化信息数量达到了4.4ZB，并且这个数字在未来将以每年40%的速度持续增长,而中国的数据量将在2020年超过8ZB，②在2010年6月22日上海举行的中国国际物联网大会中认为，物联网将会是全球信息通信行业的下一个万亿级的新产业，仅仅手机产业一个单项的产量每年就是三个多亿。目前我国的网民规模、移动终端的普及程度、互联网的建设都为物联网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新媒体中传播的内容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丰富，从传统媒体内容的复制，到声画结合、现场视频直录，再到智能化体验的物联网中的人机互动、人人互动、人物互动，不仅仅有数字化的内容，更有实际的互动体验，新媒体中的内容规模和形式都在发生着翻天巨变，随着个人采集、整理、发布信息能力的加强，全社会对信息内容的创造也将达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信息内容将呈现爆炸性增长。

4.新媒体发展快于传统媒体发展

基于大数据、云计算技术基础上的互联网、物联网的发展使得后台计算、数字化内容软件服务成为可能，在市场化竞争中，新媒体明显具有比传统媒体成本低廉的优势，其市场规模很快就能超过传统媒体的市场总额，在国际数字公司报告中显示，亚太地区（不包括日本）大数据技术和服务的市场规模在2017年将会达到23.8亿美元，而到2020年，全球的数字图书销售额将超过传统出版的纸书销售额。②这种市场规模大幅度增加意味着传媒业市场的竞争将是全面的，也就是整个传媒业不仅仅是出版广播业，而是包括了电信通信行业、信息网络业、文化产业、物联网产业等等在内的综合性产业，这种特大型媒体行业的诞生的基础就是新媒体的技术基础：数字化技术和网络技术，以及物联网的识别、通信控制技术。传统媒体无论从市场规模或者发展速度的层面来看，都不及新媒体，传统媒体的未来只能是与新媒体相互融合，因为新媒体的发展适应了网络化生存的要求，具有广阔的前景。

（二）新媒体的影响力

所谓的影响力指的是以一种他人愿意接受的方式，使他人改变态度以及行为的能力，新媒体的影响力表现在对人们日常生活的渗透之中，从两个方面可以看出这种渗透的程度，首先是接入互联网的人数的快速增长，接入互联网的规模是新媒体使用的基础，不接入互联网，就谈不上新媒体的使用。据统计，截至2006年6月30日，中国网民总数为1.23亿人，而到了2015年网民总数达到了6.68亿，当年新增网民3951万人，网民规模全球第一。从网民结构看，2015年，中国农村网民占有28.4%，规模达到1.95亿，较上年增加1964万人，增幅是上年的2倍，比城市增长幅度大、增长速度快；城镇网民占71.6%，规模靠近5亿，较上年增加2000多万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了48.8%；其中,手机网民达到5.94亿。按经济收入来看，2015年月收入2000~3000元的网民占18.4%，月收入3000~5000元的网民占23.4%。从网络平台看，在2006年，中国网站数为788,400，其中，2006年上半年就增加了9万个网站。截至2015年12月，中国网站数量为423万个，较上年同期增长26.3%，为历年来增速最高，中国网站不只是数量在增加，增长速度也在加快。③

其次是对新媒体的运用。目前中国网站中除了主要的搜索引擎之外，访问量比较大的就是网上购物、财经网站以及导航，网上购物的方便性使得这种消费方式成为了社会成员的一种消费习惯，早在2011年，中国团购用户数已经达到6465万，年增长率高达244.8%；而同期网络音乐、网络游戏和网络文学等娱乐应用的用户规模也有所增长；网络视频用户则较前一年增加了14.6%，达到了3.25亿人。③因此可以看出互联网及新媒体运用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渗透进了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之中，总体看来，在同等发展水平国家中，中国互联网和新媒体运用的渗透率是比较高的，但是却明显少于欧美发达国家，例如美国的互联网渗透率在2011年已经是68.6%，而中国2015年的渗透率刚刚达到47%左右。我们可以用黄金比例来对影响力做一个大致的评估，可以认为渗透率如果超过30%左右，新媒体就开始产生一定的影响，如果超过60%，新媒体对社会的发展就起到了一定的决定性作用，中国的新媒体普及和渗透率情况处于刚刚开始有一定影响，但还没有能决定社会进程的阶段。

（三）新媒体的特征

新媒体由于数字化和网络化技术以及运用的个性化，使其表现出一些固有的特征.经过总结分析，我认为：新媒体的特性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从传播状态看，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主要区别在于传播速度快、成本低、内容丰富

新媒体依托的是互联网技术以及数字技术，其信息单位是比特，通过电路和光缆进行传播，其传播速度和传播信息量都是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其中，网络带宽代表了新媒体的传输能力，网络带宽通常用比特每秒表示，通常，电信ADSL带宽在512Kbit/s到10Mbit/s之间，而以太网的则是10Mbit/s及以上；新媒体传输介质比起传统媒体的纸张、交通运输、发行实体店等来说成本低得多，而且新媒体的更新周期可以用瞬时来描述，这种传播方式具有的时效性就远远超过了传统媒体。同时因为数字化技术对声、像、动画、视频的重现能力，新媒体可以传播的信息形态就要比传统媒体丰富，信息的采集、处理、输出方式都比传统媒体要更具创新性。

2.从传播性能上看，新媒体具有去中心化、交互性和跨时空性、以及融合性和嵌入性

第一，具有去中心化特点。新媒体是在互联网中运行，而全球互联网只要技术接入符合约定的接入标准，就可以实现联通，这种连接成本的低廉使得新媒体的技术门槛较低，在技术连接方面，就不容易被垄断，而垄断正是控制和权力的基础，因此，在互联网中的传播是一种分布式的、去权力中心化的传播，这种去中心化使得传统社会中的不同的边界都会被不同程度地被消解，形成新的、横向的交流环境。

第二，具有交互性和跨时空性。传统媒体的交流方式是一种单向传播模式，因为反馈渠道的不畅造成了交流的障碍，而新媒体的技术基础是网络传播，其上传下载速度几乎是同步的，反馈几乎可以即时进行，同时由于信息储蓄能力，也可以实现传受双方信息接收的异步性；互动在现实世界中的地域、时间限制得到改善，使得新媒体中具备了同时、异步、跨地域的特性。

第三，具有融合性与嵌入性。新媒体给媒体行业带来了新的理念和模式，新媒体可以通过数字化平台融合媒体产业链中的各个组成部分，可以整合报纸、广播、电视和网站的采编播业务，做到将传媒资源整合起来，再通过不同的终端将传媒产品发送到个人或组织中去，这种融合将促使媒介内容生产更加专业化和个人化，更加注重受众体验，以受众为中心，同时通过网络渗透性，嵌入受众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而影响着受众的态度和行为。

3.从受众对新媒体的使用来看，新媒体具有个性化特性

由于掌握新媒体使用的技术门槛较低以及信息发布成本的近乎于零，传播主体就变得多元化起来，新媒体的使用个人化特征相当明显，使用主体按照自身的兴趣、需求来使用新媒体，对信息的发布具有较强的随意性和个性化特征，新媒体使得个人在传播活动中具有掌握更多的主动性，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也容易迅速形成舆论压力，主导社会舆论的走向，而这个走向也更多的朝向与社会成员自身息息相关的问题，舆论所带有的主观性也很明显。

（四）新媒体带来知识沟与信息沟

新媒体由于具备了以上特性，就使得人们倾向于相信新媒体的普及和渗透为社会教育和知识普及带来了良好的条件，新媒体天然地可以弥合社会发展过程中教育层面出现的不平等，然而，这种乐观的观点受到了两个研究结果的反驳。

1.知识沟的问题

“知识沟”问题是20世纪70年代由美国学者蒂奇诺及其研究团队做的一系列的实证研究中总结出来的，其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对媒介内容的使用，发现不管媒介内容制作初衷是不是为了弥合教育差距（比如20世纪60年代美国政府提倡制作的儿童启蒙节目《芝麻街》），在受众对内容使用层面上，仍然是经济富裕阶层的儿童更加有效率地对传播内容进行了吸收和学习，相比较之下，贫困阶级的儿童利用率没有那么高。

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信息传播在宏观层面上和微观层面上，都表现出一定的差异。一方面，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地位高的人获得信息和知识的速度相比地位低的人要快，并且随着两者之间差距的增加而加快；另一方面，信息传播过程中的个体性差异，直接影响人们获得信息和知识的速度与积累，形成差异的基因。

通过研究，信息传播过程中造成个体知识吸收差距的因素有：

（1）阅读理解能力的个体差异及知识储存量的不同。阅读理解能力等的技能上的差距，表现在对符号意义的理解程度的不同，看懂和理解是基础，然后才是本人的知识储存量的多少，因为在知识吸收过程中，个体的获取的水平或者说选择也不同，也就是说，如果对相关知识了解得越多，越是能够对传播媒介中的内容进行深刻理解，从而进行记忆，将新学到的内容添加到知识储存库中。

（2）社交范围与关联性不同。由于社交范围的不同，会带来知识储备之间的交流活动也会变得频繁，就能越快速地获取不同的知识及观念。而媒介内容的相关性，也就是说，你的社会经济地位越是与媒介内容相关，你对这个内容的吸收能力也就越强，比如说大学教师对与自身教学相关的理论问题的关注度就明显大于其他社会成员，商人对于财经类信息的敏感度就要高于其他社会行业的人。

（3）大众传播媒介的差异性。对于传统媒介来说，有的媒介如果重复率高，理解门槛低，如电视、广播等，就有利于传播内容的广泛传播。而如印刷媒介这样的大众媒体，则需要较高的理解能力，由于人们的教育背景不同，这样，就会造成人们在信息学习和吸收方面的差距。

2.信息沟问题

知识沟理论的研究是集中在了对传统媒介的使用情况之上，而随着数字化技术和网络技术的普及，媒介特性间的差别正在融合，而且新技术带来了使用门槛的大幅度降低，那么，这样的现象是不是就带来了知识学习和吸收的不平等的消除？

学者卡茨曼认为新技术的普及同样带来了信息分化，而且这种分化发生在使用媒介行为的更早的阶段，那就是使用新技术所需要的社会资源以及与新技术的相关性（或者说使用新技术的积极性）。

随着时代的发展，如果要采用新技术，就需要购买接入设备，例如带上网功能的智能手机、个人电脑、平板电脑、电子阅读器等等，这些设备并不是免费的，购买能力就会带来信息阶层分化。

人们对于新技术使用的积极性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分化，例如：对计算机程序的使用、网络搜索引擎的使用、网站功能的区分和利用等知识。人们对于新技术使用的知识影响着对新媒体的利用水平，当今，新媒体的更新换代速度非常快，信息总量的增速也非常惊人，这种加速度上的巨大差异也是造成信息阶层分化更加严重的主要因素。

从上面两类相关研究中，我们不难看出，随着大众媒介的融合以及对新媒体的采用，知识沟和信息沟并没有出现弥补的迹象；相反，其分层的趋势越来越趋向于社会分层，这种分层主要体现在新媒体接触阶段，也就是说早在媒介内容使用之前就已经完成了分化，而新媒体技术是在不断更新中的，特别是以云计算、大数据为特征的未来物联网建设，更是将新媒体的使用嵌入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新媒体的“后台化”使得原有的社会差异及阶级分化更加“前台化”。

从罗杰斯的创新扩散理论中，我们知道，任何一种新技术的扩散都无法达到100%的渗透率，因此，在未来新媒体的发展进程中，由所占有的物质资源决定的接入能力将会更加明显地主宰着数字鸿沟、信息鸿沟的形成。

二、新媒体与社会的不平等

新媒体的普及是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程度成正比的，是社会发展决定着新媒体发展的方式和发展程度，新媒体自身的显性功能和隐形功能的发挥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社会发展条件。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在新媒体普及过程中，因为新媒体的运用的差异性、媒体体制形成的实际控制、“把关人”的职能发挥情况以及客观存在“数字鸿沟”等现象，信息不对称放大并扩散到各方面，致使新媒体使用的社会不平等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

（一）新媒体发展的不平衡性

1.互联网普及不平衡

（1）从网站数量发展状况（如图1）进行分析，可以肯定的是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互联网+的不断升温，以及博客邮件等个人域名网站的兴起，中国网站数量必将急速增加，对域名的需求也会随之增加，网民获取信息的信息渠道主要是网络、电视、报纸，分别占82.6%、64.5%和57.9%，网络渗透率也在不断增加，根据2015年企鹅智库发布的《2015年互联网金矿：中国二三线城市跨界服务渗透报告》，调查了4万互联网用户，涉及在线旅游、教育、娱乐、理财、医疗、上门服务、租车七个行业。调查显示：娱乐业在二三线城市渗透率最高，其次为外卖订餐、网络理财，而在线教育是渗透率最低，与一线城市相比，渗透率差距最小的是教育在线，调查结果显示：一线城市的平均渗透率高于二三线城市，但渗透率差距不显著，维持在5%，中国网站发展主要集中于一二线城市。与其他国家比较，中国互联网渗透率高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但低于发达国家互联网发展水平。经济发达的欧盟国家和美国的互联网渗透率很高，分别达到了49.8%和68.6%；邻近中国的日本和韩国的互联网发展程度也比较高，平均每3个人中至少有两个是网民。④

图1：中国网站数量统计

（2）从WI-FI使用情况（如图2、图3）进行分析，在高速发展的背后带来了新的不平衡性。据“世界经济论坛”调查报告显示，在网络普及过程中网络的使用率是与地区、国家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程度是一致的。⑤据网络调查机构WiGle的调查报告显示，能够连接互联网的家庭数量欧美领先，其次是阿拉伯国家，然后是亚太地区，最少的是非洲地区，如图3所示，WIFI使用质量（两大维度测量WI-FI使用质量：一个是平均下载速度和平均上传速度，另一个维度是用户满意度）最高的二十个国家除了新加坡，基本都集中在欧洲地区。⑤

图2：2015年可接入互联网家庭比率

图3：2015年世界公共WI-FI状况前二十名国家

（3）在中国国内网络普及的区域化特征也相当明显，WIFI使用最集中的地区都是在上海、北京、广东深圳等行政中心和沿海发达城市，与美国WI-FI使用情况相比较，虽然网络发展迅猛，但区域差距较大，美国可识别的5000万WI-FI用户分布相对较均匀，没有WI-FI覆盖的区域很少。这种差别可以说与中国的行政区划、地区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

2.互联网使用的不平衡性

据统计显示：中国互联网网民的学历结构向低学历人群扩散，学生群体占比最高，占25.22%，其次是自由职业者，占22.1%。从年龄上来说是10~29岁为主，占有29.9%；30~39岁的占21.4%；从男女比例来看，男女比例是53.6:46.4。对网民运用手机等移动终端使用网络的行为分析显示：大多数网民上网的主要目的是娱乐。⑥

图4：不同世代使用移动互联网搜索类别

图5：不同世代搜索关注领域

由此可以看出，网民上网的目的是集中在自身的娱乐、生活信息需求方面，而对于社会公共、政治事件的参与度较低，社会重大事件的信息仍然是遵循着权威公众号——意见领袖——普通大众的大众传播信息流流动。

3.新媒体运用的不平衡性证实了数字鸿沟的客观性存在

我们通过上述分析看到了在数字化技术、网络技术运用的如今，知识沟、信息沟形成的基础：数字鸿沟是客观存在的，这种鸿沟表现在数字接入和数字内容的使用上，首先我们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在WIFI入网信号覆盖区域层面就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呈正比的，这个差距不仅体现在一国之内经济发展不平衡地区间，同时也体现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非洲国家在数字接入率中在世界上排名最后，其普及率的低下带来了接入成本的居高不下，也证实了上文关于数字鸿沟早在数据接入阶段就已经由社会阶级分化决定了的推论。

在数字内容的使用方面同样形成了分化，中国的网民在使用行为上呈现出较强的娱乐休闲倾向，这与网民低龄化、低学历、低收入化是有关联的，这种对知识的利用、吸收能力的鸿沟，表现出社会优势群体对网络新媒体传播内容的不信任，在参与公共决策过程中所必须的政治信息、知识普及都不够，与社会优势群体相关联的信息内容明显少于与低龄低收入低学历群体相关联的信息，这些都与中国社会发展的结构特征正相关，那就是集权自由市场的特征，也就是制度性的“中央集权经济”与“技术自由”的典型矛盾，那就是被压抑的社会总体对娱乐多样化的需求通过新媒体这一渠道释放出来，而新媒体中低水平的公民参与也证实了这种矛盾的存在，如何引导中国网络使用的良性发展，最主要的还是通过加强公民信息与互联网用户的关联度。根据蒂奇纳研究团队近二十多年的研究表明，往往在危机爆发的时刻，公民信息的搜索人数会增加，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信息鸿沟会出现短暂的弥合，也就是说，如何将信息与网民连接，是提高数字使用质量的关键之所在。

（二）社会发展的不平等

1.产生社会不平等的根源

社会不平等是由于社会分工以及社会阶层的分化所带来，而社会发展不平等是产生社会不平等的主要推手。

社会发展不平等可以通过国内生产总值（GDP）、国民总收入（GNI）、以及购买力平价（PPP）等指标来进行测量。社会学家将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分为了“高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以及“低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是指世界上那些较早完成工业化的国家，例如英国、欧洲、北美国家以及亚太地区几个后起之秀，如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以及新加坡等。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总人口相加只占世界总人口数的15%左右，然而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却占有世界年度财富总产出的75%以上，这些高收入国家有能力为社会成员提供体面的工作与住所，完善的最低工资保障和其它各项福利制度；“中等收入国家”在时间上来说到20世纪左右才正式进入工业化阶段，发展程度远不及高收入国家，而且这些国家由于社会历史原因国内的发展也非常不平衡；“低收入国家”目前大部分还处于农业型经济，工业化的步伐才刚刚开始。国家间的不同收入本身就是社会不平等的直接表现，当然，它们的社会平等水平也是不同的，收入越高社会平等差异越小，收入越低社会平等差异越大。

从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基本社会过程发展出来的不平衡，是由于交换、分配问题，在掌握交换、分配环节权利的份量上，社会成员是否有份量，决定了是否得到更多利益。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引起的社会分工以及社会阶层分化的不平等，主要表现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社会活动过程中，结构性的社会阶级、权力、地位的不平等。

不同社会发展形态还演化出了其他的社会不平等。例如，人口生育率在低收入国家居高不下，那是和社会农业型经济有关联的，因为人口的充足可以弥补生产工具的简陋、落后，人口多就意味着较多的家庭收入，而高收入国家的社会成员大部分并不是下地劳作，而是进入学校接受更高技能的培训，将来能够从事创新性、产能高、经济效益好的职业，因此人口数量带来的经济效益就明显下降，人们也就很少生育很多孩子，世界银行2004年报告也指出，低收入国家的人口增长率是高收入国家的三倍多。

然而，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加并不表示社会不平等的消弭，更重要的是经济增长的财富如何被本国政府所分配，以及国民如何参与共享，因此，在比较经济增长总量的同时，还要结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指数来综合评定社会发展程度。人类发展指数有三个主要维度：健康、教育以及生活水准。细分为七大指标：出生时的预期寿命、平均受教育年限、预期受教育年限、人均GNI、社会不平等、性别不平等以及多胃贫困指数，这样，经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70—2010年对135个国家的调查就发现，发展中国家总体生活与发达国家相似，但是生活水准的不平等却是在增加的，这种分配机制的落后使得在中低收入国家中，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健康、饥饿饥荒、教育、童工等社会问题，带来了严重的社会不公平问题。

2.新媒体普及过程中形成新的不平衡

尽管媒体倡导和促进平等，就是要对社会中存在的不平等，特别是由不合理、不正当的因素造成的不平等予以矫正和补偿，弥合人们在权利、机会、财富、生活前景等方面的差距，但如上所述，新媒体普及过程中由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限制，媒体运用的差异性、媒体体制形成的实际控制、“把关人”的职能发挥情况以及客观存在“数字鸿沟”等现象，形成了新的不平衡，进一步产生社会的不平等。

在新媒体的普及过程中，新技术和新观念需要一种显著的社会性聚集，才能在社会中形成一种有意识的自我维持，而不是仅仅作为一种即兴的社会消费现象，技术创新者的人数不超过全球人口总数的15%，而技术扩散之后的技术采纳者大概占了50%左右，而技术脱节者——就是那些没有能力创新也没有相应的知识储备运用新技术，因此，可以说，技术的普及和应用早在普及阶段就受到实际社会发展水平的限制，吊诡的是，正是这些国家最需要新技术的普及来弥合发展差距。

新媒体普及过程中出现的社会不平等情况，实际上是新媒体运用过程中人们期望的社会角色或是社会功能不能发挥出来，反映出来的不是如何普及以及努力的程度，而是信息不对称放大并扩散到各方面，随着新媒体的不断发展，其反作用于社会关系的影响力更强，使得社会新的不平等现象更加明显。新媒体的作用渗透进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人们在通过新媒体抢占方便快捷的同时，会有意无意地造成另外一些人的不方便、甚至是麻烦和困扰。尽管不断建立各类法律制度给予调节，以约束和避免此类问题，但利己的冲动总是打破相对的平衡。新媒体的运用过程，就如同交通拥堵和事故的发生，集合了复杂的心理和条件等很多的因素，不同信息素养、技能素养、道德素养的人，所能得到的利益和期望是不可能对等的，有的人甚至运用新媒体于违法目的，使人们遭遇掠夺；又如利用新媒体微信、微博和客户端，人们在更便于表达和交流的同时，形成一些社交网络，对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一些人通过朋友圈进行意识引导、拉关系和选票，抢占先机，获取更多利益，进一步加剧社会不平等。

（三）媒体体制与不平等

由于媒体改变人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对社会发展的具有直接影响力，不同媒体体制的实施必然对社会不平等产生着各种各样的制约或扩散作用。曼纽尔·卡斯特在《网络社会：跨文化的视角》中提出，政府权力、体制的选择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民的信仰、人民接受这个规则的能力或者人民所持的反对意愿，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中，媒体体系以及像因特网这样的其他通信方式是否具有超越政府权力形成自身的经济价值体系的能力，是表现在谁掌握了权力（通常也会是来自政府的不同人物）谁就能决定什么是有价值的。希伯特、彼得森和施拉姆在《传媒的四种理论》中假定，对应于所“反映”的“社会控制体制”，媒介将永远是一种“因变量”。在这个意义上，是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理论非常相似的。媒介体制之间的差异与国家/社会、客观性、公共利益等社会共有的观念是有相关性的，正如麦奎尔所言，媒介并不以单一目标或哲学原理构成任何单一“体制”，而是由许多分离的、重叠的和不连贯的要素所组成，存在着许多规范期待（Normative Expectation）和实际管制的差异。

媒体体制是受到社会结构性力量控制的结果，从宏观来看，主要分为政治控制、经济控制、受众控制：

政治控制中，规定传媒组织的所有制形式是最基本、最主要的内容，其中媒体的所有制形式可以分为五类：一是媒体资产为国家所有。这种所有制形式是采取政府领导制，也就是政府通过其主管部门对报纸、电台、电视台的主要领导人进行任命，设置行政职位，以此来决定媒体的运营方针，负责财政拨款，而任命的领导人，如台长、社长或者是总编辑来负责媒介的日常生产流程；二是公私双轨体制。这种体制主要存在于西欧和日本，以英国的BBC电视台为典型，在经济收入方面，公私并存的体制相互竞争，但却分灶吃饭，公营媒体靠的是收视费用，而私营媒体是从广告运营商获取收入，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双方在有限的广告市场中进行恶性竞争；三是私有体制，这个体制以美国为典型，媒体公司、网络运营商全部已经完成商业化、私人化，这种体制以垄断性竞争为主，以迎合受众求新求奇、求刺激的需求为主要原则，强调不受政治干预，相反，这些垄断性的大媒体公司拥有强大的政治影响力，能影响媒介政策的制定。

经济控制最能发挥媒介控制作用的就是以私有制为代表的媒介体制。因为完全市场化的媒体必然受到“首次拷贝”高昂成本的考验，具有天生的合并倾向，只有采取企业联盟的形式，才能抵抗外界对文化传媒产品不断变化着的需求，分担市场风险，因此，盈利的目标就成为了经济控制的基础。

受众控制是网络时代新媒体的一个主要特征，新媒体给予了受众强大的传播权力，形成了与大众传播力量相当的舆论监督力量，这一力量迫使大众媒体从受众角度重新考虑传播内容和传播方式，受众控制是运用媒介实现弥补社会不平等的公共基础、权利基础，而受众运用媒介内容的质量决定了受众控制力量的大小。

媒介体制在这三种社会控制力量之中前进，哪一种控制力量强大，媒介的价值观和态度就偏向于这种力量，除非这种力量在有意识地消除社会不平等，否则传媒体制只是在维系现有主流价值观而已。在丹尼尔·C·哈林、保罗·曼西尼的《比较媒介体制：媒介与政治的三种模式》中认为，由于全球化商业主义的蔓延，媒介体制的国别差异正在逐渐消失，媒介体制正在经历一个持续趋同的过程，但在曼纽尔·卡斯特的《网络社会》中我们看到新媒体虽然能通过对经济领域的强大影响力使得集权主义受到瓦解并带来一定的社会范围内的平权运动，但是，网络社会的运行逻辑中所采用的技术形态以及其所包含的内容受到该时期的社会运动和社会文化所影响，技术运用和创新的程度、质量受到社会自由和社会个人自治权的影响，网络社会并不是一个单一价值体系的社会，它是一个多元的社会结构，对价值组成的定义依赖于网络的具体性以及具体的程序，任何将所有价值都降低为通用标准的努力都会在方法上和现实中碰到难以克服的困难。因此，在不同的媒体体制中，我们需要实事求是来看待现实控制力量，也就是现实可能性，只有抓住主要矛盾，才能逐步解决不平等的问题。

（四）社会制度与新媒体的双向影响

1.社会制度与新媒体的关系在于社会制度决定新媒体的发展水平

社会体制对于媒介体制的作用力的大小主要受制于四个方面：一是新媒体市场的发展，尤其侧重于新媒体产业发展程度的强弱；二是政治平行性，也就是新媒体与政党联系的性质和程度，更广泛地看，就是新媒体体制反映社会中主要政治分歧的程度；三是新媒体中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四是国家干预新媒体体制的程度和性质。新媒体的发展水平同时也对社会制度具有相应的反作用力：一是新媒体对社会制度的反作用力来源于新媒体对政治的影响力，如来自于民主自由模式国家中的政治选举按照“媒介逻辑”[马佐莱尼（Mazzoleni 1987）]进行营销的现象，例如意大利贝卢斯科尼的意大利力量党，该党在最初建立的时候根本没有党员，但经过政治、媒介专业人士的包装、营销，把该党塑造成了意大利数一数二的大党，并且由于媒介自身带有的“议程设置”功能，就使得媒介具有兜售显著公共议题的政治资本，从而获得一定的独立性，再如美国推行的貌似政治中立的新闻专业主义、商业化和世俗化趋势都使得媒体在采用“平民视角”的同时，看起来就好像赋权于社会大众；二是在社会发展和新媒体普及过程中，看上去好像是新媒体促进了社会不平等的发展，但实际上新媒体的普及首先改变的是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其后是在各种改变因素的反馈下起作用；三是新媒体的主要作用只是将本就存在的社会发展状况反映出来，而反映的内容也因为社会资源分配、生产消费水平、社会地位的不同而受到限制，就如前面所提到的媒介五大主要体制，就是社会体制对媒体控制的表现，不能因为媒体全球化发展趋势就片面地认为媒体单方面就能够促进社会公平的产生。

2.新媒体普及的文化基因

罗兰·罗伯森就认为，比媒介全球化更适合的术语是全球在地化，也就是说，如果美国的媒体公司想在其他国家成功地推广自己的产品的话，就必须了解当地文化，在此过程中，他们的产品就要做出适应当地社会环境的改变。这一观点认为，传媒帝国主义所暗示的单向流动生产过程更像是一个例外，而不是媒体发展的普遍规则。政府对谁，能拥有什么以及能用什么形式的媒体加以限制（主要手段有政策、法律、自律组织），就能够影响新媒体的发展水平和在社会发展中起到的作用，因此说，社会制度对新媒体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3.新媒体使社会发展面临新挑战

（1）新媒体舆论形成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在网络环境中，传受双方的隔膜被打破，受众可以选择与自身关系密切的社会话题迅速形成社会舆论，这种社会舆论是自发的，是没有大众媒体的把关人机制在场的，因此受众掌握了舆论流向的主动性，比如2016年5月的雷洋事件，就是公众将事件与自身权利结合起来形成的舆论，使检察机关参与进了对公安执法合法性的调查之中。正是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公众出于对自身知晓权的需求，就形成了求权舆论，促使政府机关在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必须公开信息，促使政府由精英式决策模式向协商式模式转变，促使政府决策向民主化、科学化转变。

（2）对政务公开透明及有效性要求更高。这种公开透明机制并不是说简单地把政府决策信息、新闻等等简单地放在网上就可以了，而是要建立一种有机的交流协商机制，本文已论证了数字信息运用质量的高低决定了新媒体对社会影响力的强弱，就是需要将与公众自身息息相关的信息及时发布出去，不是等到事件爆发后由于信息不对称让公众被动地进行负面想象。主动建立联系是政府政务运行顺利的基础和保障，常态化的沟通机制有利于提高网民利用新媒体信息的质量，建立起社会优势群体与一般群体之间的桥梁，才有助于主流舆论的引导力与公信力。

（3）对政府治理行为的规范性要求更高。新媒体便于社会及公众对政府行为、公权使用进行更加直接、及时、广泛、深入和精准监督。一些政府部门的职能不清、推诿扯皮等问题，容易聚焦、放大，形成社会舆论，给政府公信力造成不良的影响，带来社会不稳定。正是因为新媒体公开、平等的交流特性使得政府管理行为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目前中国政府对新媒体的管理还存在着技术、设备落后，多头执法等等弊端，在如今公众的权利义务意识觉醒之际，需加强立法和技术监管，规范管理人员的行为，同时也是为了使新媒体使用者的行为有法可依，有理可据，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管理人员随意“规范”而阻碍新媒体发展、网络舆论由于不良倾向出现而危害社会正常秩序（对网络舆论的规范可以采取分级过滤的技术监管手段而非不必要的行政管理）。

（4）新媒体的不平等关系是新媒体与社会发展过程中相互作用所表现出来的不平等关系。不同的国家、地区、民族及经济、政治、文化等，影响着新媒体的运用和发展程度，不同的媒体体制对媒体产生不同程度的制约，新媒体技术、自身特性和普及情况，以及人的信息素养和能力差距，都会形成新媒体的不平等关系；新媒体的影响力作用于社会，使社会不平等扩大或出现新的不平等，新媒体的快速发展，人们使用新媒体的分层情况日益突出，同样形成新媒体的不平等关系。

三、应对思路

当前新媒体发展形成了这样的态势：一是传播主体的多样化。从传统的大众媒体的编辑“把关人”体制，到以数字化和网络化为特征的，人人皆有发布新闻的机会的新媒体，整个社会环境被置于公众的视野，这种发布信息的传播权利“平权化”使得社会个体传播内容进入公众视野的几率大大提升，新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新闻信息也成为传统媒体报道的重要消息来源之一，多样化的传播主体使得各方不同的舆论能够通过新媒体产生互动，并相互影响。二是新媒体成为重要的舆论熔炉。舆论形成的空间、密度因素因为新媒体的出现而发生了质的转变，就如曼努尔·卡斯特尔所说，现代网络社会的主要特点是“流动的空间，永恒的时间”，也就是说地域因素在网络新媒体之中影响力逐渐在减弱，往往在新媒体中酝酿的舆论事件都具有全国性甚至全球性，比如冰桶挑战关注渐冻人的活动，就是全球性的典型案例。永恒的时间指的是在新媒体中出现的信息是永恒的，随着云计算，云储存，大数据这些技术的开发和运用，社会话题在新媒体中基本上是永恒的，这样就会形成不同舆论话题之间时空交错的相互作用，因此，在新媒体空间中，舆论的种类大大地丰富及复杂化，如果对新媒体舆论的发展特征没有了解、还按照传统地域性媒体的管理方式来处理的话，就容易造成网络舆论的极化发展，从而扰乱社会正常秩序。三是新媒体中的意见表达多是娱乐化信息。这是随着新媒体的兴起而不断明显的现象，其中不仅包括娱乐信息的比例偏多，而且包括了严肃新闻娱乐化的趋势，2015年，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对1875人进行了问卷调查，超过50%的受调查者认为媒体平台中娱乐新闻过多，以及娱乐新闻过多会影响青少年正确价值观的建立。⑦四是新媒体带来的福利总是由“精英”们最先掌控和享用。五是新媒体运用中遭遇的损害公益事件、甚至违法犯罪增多。

在信息社会发展中传播学研究的重要任务，就是探讨缩小或改善这些不平等的对策。

（一）逐步消除不平等因素，追求社会平等

社会平等在历史上首先出现时指的是生产者与消费者享有相等的商品占有关系。这种等价交换关系是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初期最主要的社会关系，但依照历史的惯性，已有的社会结构仍然会影响这种平等关系的质量，例如在全社会乃至全球范围内存在的阶级、地位和权力的不平等，就是结构化不平等产生的源泉，在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个人财富积累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基本矛盾，在全球来看，高收入国家的人口只占有全球人口总数的15%左右，却享有着全球财富的75%以上，社会资源在新自由主义与市场逻辑的支配下，只会越来越倾向集中，因为工业时期的生产方式，官僚结构仍然在起作用，资本家仍然在通过无偿占有劳动者的剩余价值而发家致富，只是这种剩余价值由工业社会初期的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发展到了劳动者的全部时间。在全球化的今天，协同劳作成为一个新的发展话题，特别是通过网络技术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联系起来，流动的空间使得生产地域得以扩大，人们可以通过网络连接，在不固定的场所，随时参与到生产中来，这种对生活物质财富的解码和重新组合实际加剧了全球性的不平等，因为能够为全球创新性生产提供可行方案并作出贡献的人口大概也就占全球人口的15%左右，而采用这些方法去进行生产活动的人口大致占了50%，最后，就是35%左右的与技术脱节者。⑧出现在网络社会的新的不平等可以说是教育、人口、权力结构不平等的延展和深入，其本质和根源仍然是对剩余劳动力的无偿占有，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经济财富增长并不必然引起社会不平等现象的减少，并不是单纯地解决经济发展的问题就可以了，更重要的是政府和社会对社会财富的管理和分配方式，因此在新媒体信息发布机制、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应该秉持平等按劳分配的理念，因为平等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是衡量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准，也是人类向往的理想价值。

（二）完善政府信息公开机制

政府信息公开机制，不是单纯的政务信息公开，还包括对信息效果的追踪和信息反馈的处理，这个机制中包含的是宪法对公民知情权，监督权和参与权的确立，要在宪法精神的指导下，完善政府信息公开机制。

1.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这一表述的最早正式法律文件是1977年美国的政府阳光法案，中国已经进行引用，并在十七大政治报告中做了进一步阐释，由于新媒体具有的全时性、全方位性，使得政府行为被置于更广泛的监督之中，政府应主动保障宪法35条关于公民权利的阐述，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及监督权，提高政策决策的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例如2016年3月2日正式施行的《反家暴法》，在提交人大审核之前，就通过网络征集了社会各界对法律草案的各种意见，提高了法律制定的透明度与参与度。

2.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改善重大突发事件报到机制

2008年5月1日生效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对完善政府部门新闻发言人制度、新闻媒体重大突发事件报道机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表现了对公众知情权的保障和尊重，在汶川地震报道、非典事件报道的实践中得到进一步发展，网络时代的两微一端媒介有利于对重大事件全时、全方位的报道，这是在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时保障公民知情权、破除谣言散步、指导回复灾后自救的重要途径。

（三）拓展公众发声与政府回应渠道

1.公众意见是否能够及时得到回应和处理，影响着公众对公共事务参与的决心与积极性，同时也影响着政府能否多方面全面吸纳社会公众意见的能力，以新媒体为主要技术特征的网络社会更加凸显人类核心特征：有意识、有意义的信息传递。（卡普拉，1996，2002）而意义是产生于信息互动之中的，没有一个良好的信息互动系统，是无法产生有效而有意义的沟通的，在新媒体高速发展的网络社会，新媒体提供了全时性、贴身沟通的交流工具，这对于政府以及公众来说都是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关键就是建立常态化的互动机制，并且在这个互动机制中要注意不同层面的互动特性，比如微信的人际互动特征，门户网站的群体、大众传播特征，只有有针对性和目的性的信息传递，才能与公众的意见进行有效互动，从而产生意义。

2.在2008年的联合国电子政务调查中，美国在192个联合国成员之中拥有最高的信息电子化水平以及电子化咨询体系，因此其政府政务电子化参与度也是最高的，完善的互动机制加上电子化信息的技术基础，使得公民有较高的政务参与积极性以及参与能力，在建设政府信息回应机制的过程中，电子化是其技术基础，是适应网络化社会的首要基础，而不同传播机制的整合就是回应机制的“灵魂”，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

（四）构建信息安全机制

信息安全就是使信息系统（包括硬件、软件、数据、人、物理环境及其基础设施）有安全保障，不会因为恶意的破坏或是系统自身的缺陷而导致重要信息泄露，或是无法联通，最终目的是实现数字业务的连续性。

1.建设信息安全体系

包括使用数据的安全操作系统、各种安全协议、安全机制（数字签名、消息认证、数据加密等），直至安全系统从源头上保证信源、信号、信息的安全。要建立动态的反馈和改善机制，建立起功能强大的专门从事信息安全基础研究、技术开发与技术服务工作的研究机构与高科技企业，要将管理、技术、法律等问题有机结合。

2.提高全社会信息安全意识

要利用新媒体的优势宣传、教育、倡导信息安全意识，不断提高全民信息安全素质，开展信息安全互助，防范、抵制各种信息违法犯罪活动。南京邮电大学信息产业发展战略研究院、法制网、中国法律大数据联盟、中国行为法学会基础理论研究会、点法网、北京市高通律师事务所等机构，联合对2015年互联网领域发生的法律事件进行数据检索后引入专家评价机制，根据法律领域的事件传播力、影响力等评选出了“十大法律事件”分别为：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五大主张”给出中国态度、《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草案）》公布、快播公司涉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进入审批程序、“e租宝”涉嫌违法犯罪被调查暴露P2P平台乱象、十部委印发《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交通运输部就网络预约出租车办法征求意见、阿里巴巴集体不服从指导意见“大战”国家工商总局、央行发布《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办法》、中国大陆首次在司法层面将流量劫持认定为犯罪、视频聚合盗链行为首次被认定为不正当竞争。

3.加强法制,准确及时打击违法犯罪

网络安全问题危害日剧，依法加强网络空间治理，规范网络信息传播秩序，惩治网络违法犯罪的要求已经十分急迫，立法呼声强烈。2015年6月中国召开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初次审议了网络安全法草案，随后向社会公布。随着专门法的出台和相应的法律法规的实施，必将在法律层面上为信息安全管理提供法律支撑,依法打击违法犯罪，净化网络环境，保障信息安全。

（五）缩小社会的“信息沟”和“知识沟”

在媒介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情况下，缩小社会的“信息沟”乃至“知沟”至少必须在数字“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采取具体对策：

1.在数字“硬件”方面加强普及

在社会全方位推广新技术，就必须解决配套的硬件问题，例如电网、物流、政务服务等等，要形成良好的普及效果，就必须将这些硬件设施整合起来，切实服务于当地公众的需求，对达到一定标准的低收入家庭和无能力家庭需要有一定的政策、资金扶持。技术方面，需要在三网融合的基础上加强现代电子信息服务。其中的基础数字技术、宽带技术、能够支持第三方应用的软件、网络IP技术（统一的入网标准）等以及网络应用增值服务的转型升级是接入设备降低价格、提高普及率的基础，如果新媒体硬件普及成本过高，那么新媒体普及在硬件方面势必形成贫富差异。

2.“软件”方面指的是社会成员的“媒介素养”

在技术硬件普及的同时，人的意识也要跟上，也就是说相对应地如何使用这些新技术的知识和技能也是必须的，毕竟新的技术和媒介能不能发挥效用最终还是取决于大多数的“技术接纳者”的使用，大众传播学者阿特·西尔弗布拉特最早系统性地将媒介素养视作可以而且必须提高的技能，认为媒介素养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媒介具有影响力这一点有清晰的认识；二是对大众传播的过程：节目制作、编辑、审核、播出等等有一定的了解；三是具备解读以及讨论媒介讯息的策略；四是意识到我们可以通过媒介的内容了解我们自身的文化；五是培养对媒介内容更深层次的美学理解和欣赏。⑨我们去主动地了解媒体特性，为的是获得更多的控制权，在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方面，才有更多的主动权与分辨能力，这样新媒体才能有助于公民权利义务意识的培养，真正在形成民主、公平公正的社会风气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

（六）加强新媒体发展政策的制定

互联网在中国的迅速发展，政府对互联网、新媒体发展的重视，这对于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来说都是很好的机遇。

2007年1月23日中央政治局专题学习时，就世界网络技术发展和中国网络文化建设与管理问题进行讨论。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胡锦涛就如何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提出了五点要求。同年6月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的意见》

随着移动数字技术、互联网等信息网络的日益普及，中国网络文化快速发展，对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影响不断加大。为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形成文明的网络环境，维护网络文化信息安全，促进中国特色网络文化健康发展，新闻出版总署提出了“数字报业”战略，并将其列入《全国报业出版业“十一五”发展纲要(2006－2010)》。⑩

《2017未来媒体趋势报告》指出，新媒体的发展趋势主要有十大趋势：用户体验技术、大数据、新内容时代、流媒体、手机应用、虚拟现实、创客文化、货币化、新平台以及人工智能写作。⑪

新媒体发展已经进入了全面融入社会文化生活的“浸媒体”时代，更多的后台计算和用户体验系统需要不断被开发出来并投入应用。在看到这样的趋势的时候，政府主导的一系列政策的出台是很关键的，若要使新媒体能够与社会结构产生更多、更良性的互动，就需要不断在实践中检验有关政策的应用，及时制定适应发展政策；目前中国已有一系列的智慧城市建设措施，在发展的过程中同时也要注意关于促进新媒体公平发展的政策的制定，作为对《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的补充；同时，也需要加入对不同地区发展情况对比以及电子政务参与指数的调查研究，以为今后促进新媒体平衡发展奠定基础。

四、结语

新媒体普及以成倍的速度迅速渗透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影响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变量，但在享受互联网、新媒体发展带来的巨大成果的同时，必须清晰地认识到新媒体与其他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新媒体的发展运用受制于社会制度，由不同历史成因形成的社会制度对新媒体的体制、对社会发展能发挥多大的作用具有决定性，而新媒体发展过程中带来的不同文化、社会各部分融合的作用也能促进或者阻碍社会发展，具有一定的反作用力，决定其反作用力大小的是社会民主力量的成长程度，因此在实际理解新媒体运行规律的基础上运用新媒体于社会发展之中，就应当积极了解网民对新媒体的使用情况和需求，才能及时给予引导或支持，使新媒体能发挥自身优势而减弱其不利影响，这个认识是至关重要的。

注释：

①工信部：《2014—2015年2月电信业务总量与业务收入发展情况》。

②www.36Kr.com。

③数据引自《第3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④企鹅智库，《2015年互联网金矿：中国二三线城市跨界服务渗透报告》。

⑤图片数据来源：WiGLE。

⑤图片数据来源：WIGLE。

⑥喻国明，李彪：《从70后到00后：移动互联时代的网民世代分析》。

⑦《娱乐化的舆论场承担不起公共商议的任务》，人民网：http://opin ion.people.com.cn/n/2015/0714/c159301-27298179.html.

⑧杰弗里·萨克斯，2000。

⑨斯坦利·巴兰丹尼斯·戴维斯：《大众传播理论：基础、争鸣与未来》，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⑩《全国报纸出版业“十一五”发展纲要》出炉：网易新闻，http://news. 163.com/06/0805/08/2NOGRMH90001124J.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