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柳光强 阮 静

后发者的先至之道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

●本刊记者 柳光强 阮 静

上了一整天课、处理完相关管理事务、接受笔者采访，在北京最暑热的季节里郑秉文教授依旧繁忙。即使是如此密集的工作节奏，面对每件事情时的郑秉文都有着十分的热情和饱满的精神，加之东北人的豪爽和学者的那份谦逊智慧，这位刚过花甲之年的学者给人的第一印象便极富感染力和亲和力。作为社会保障研究领域的名家翘楚，郑秉文45岁起才开始搞研究做学问，是学术界的“后发者”，但他自踏足社保研究领域的那一刻起便笔耕不辍、而今亦已著作等身，成为国内享有较高声誉的社保专家。

郑秉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中华美国学会副会长，中国新兴经济体研究会副会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咨询专家委员会委员，全国社会保险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474）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国家行政学院、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等十几所高校兼职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福利国家，福利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比较，社会保障基金投资，企业年金基金等。本期大家专访郑秉文教授，以其人生经历和治学历程向读者诠释“后发者的先至之道”。

接受媒体采访

文艺青年的“黄金时代”

至今郑秉文还保留着青少年时拉小提琴自己手抄的五线谱。格尺刻下的五线、手绘的音符，搬家多次，连法国朋友赠送的名贵小提琴都已不知所踪，但这一叠叠手抄的曲谱犹埋在箱底，足以见它在郑秉文心中的“价值”。

1955年，郑秉文生于辽宁省辽阳市，几年后转到鞍山市，父亲是鞍钢的一般干部，母亲是工人，家庭经济条件尚可且家教氛围开明。在郑秉文很小的时候，父母就为其买各种乐器“拜师学艺”。少年时的他就有竹笛二胡等民乐演奏基础，后来在“寄卖行”花15元买了一把小提琴，专门拜师演奏小提琴。“文革”期间，以管弦乐为主要配乐的样板戏学习班招收学员，郑秉文就以拉小提琴的专长考入剧团。1971年起郑秉文正式在样板戏乐队里担纲起一名小提琴手。与同代人“上山下乡”的经历不同，因文艺特长考入剧团的郑秉文16岁到23岁的“黄金时代”就在文艺的熏陶和训练中度过。上文化课、学音乐理论、苦练小提琴，还自学日语，郑秉文的青年时代谱写了一曲不一样的青春之歌。

在“2014中国养老金论坛”上演讲

在“2013·中国企业年金高端论坛”上演讲

除了会演奏乐器，画画也是郑秉文“黄金时代”的爱好特长之一，中学时学校正门前的毛主席画像都出自他的画笔，用当今的时髦话来讲彼时的郑秉文是地地道道的“文艺青年”。此后工农兵学员推荐上大学，表现出色的郑秉文曾被推荐至沈阳音乐学院指挥系，却因故错失机会。而正当他为这关上的一扇窗而满怀不平的时候，时代的变迁又为他开启了新的一扇门。

1977年，高考恢复，有着一定文化课和日语基础的郑秉文以鞍山地区第三名的成绩考入辽宁大学，后来转入英语系，从此开始了系统的理论知识学习。毕业后的他在辽宁省出版局工作了一年半，于1983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尽管此后的人生路与“文艺”不再有太多关联，但那些刻印着岁月痕迹的手抄乐谱却似一段看得见的人生记忆留在了身边，无声胜有声地“诉说”着属于文艺青年郑秉文的“黄金时代”。

“半路出家”的社保大咖

谈及社会保障研究领域，郑秉文在当今国内可谓是非常知名的学者大家。但他并不像其他学者有着一以贯之的学习研究经历，而先是留校以管理工作为主，然后是“半路出家”搞研究。

1986年6月，在社科院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作为学生会主席的郑秉文留校作团委书记，后兼任学生工作处副处长。这期间郑秉文的主要工作不是研究，而是团的工作和学生工作，这期间的经历让他有很多感悟。为此，他开始读博，1992年9月，已获社科院经济学博士学位的郑秉文飞赴法国进修，在法国巴黎第十一大学让·莫内学院做博士后14个月继而又受聘于法国Marne la Vallée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微观经济学和亚太经济。在法国教书一年多后回国的郑秉文在经过多种选择的认真权衡后最终决定继续留在社科院研究生院工作。

与龙永图电视“论道”

实际上，早在国内做博士论文和在巴黎留学进修时，郑秉文认识到，社会保险是矫正“市场失灵”的一个主要领域，需要国家出面举办“社会保险”，以替代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企业保险”，这是个大趋势，并意识到了研究社会保障问题大有前途，意识到社会保障研究很重要，在国外是成熟的领域，在中国是朝阳领域，并初涉该领域的研究，还在法国搜集了一些法文的资料。但自1995年2月至2000年10月回国后的这段时间，他在研究生院“二次留校”之后，根据工作需要，先后任培训中心主任、题库考试中心主任、院长助理、副院长等教学行政管理职务，无暇进行系统的学术研究；自2000年10月到社科院欧洲研究所履职后才真正启动社保问题的研究生涯，从研究生院的管理岗位到研究所的研究岗位，工作环境一下子“冷清”下来，这正好提供了一个可以“坐冷板凳”的时间和空间，提供了人生转型的重要机遇，抓住它，一切都还来得及。因此，他彻底改变了生活方式，用他自己的话说“45岁才开始真正做学问，而在此前做些研究和写些东西也是在评职称的压力下，目的性很强”。

2005年，与美国波士顿学院的约翰·威廉姆森教授

2011年，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奥利维亚·米切尔教授

2002年与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教授

2006年与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尼古拉斯·巴尔教授

可即便是“半路出家”，郑秉文以“把以前14年管理工作的时间补回来”的心态做科研工作，靠着一天当两天用的刻苦勤奋步步为营，成为当今社会保障研究领域的名家，不仅发表论文、文章、内参等300多篇、英文论文十几篇，著述和译著也已有十几部，发表文字共计700多万字。郑秉文常常是相关部门决策议政的“座上宾”，十几年来，几乎每年都有中央领导在他研究报告上做出批示，几乎参与了2000年以来社保改革所有的重大改革论证和顶层设计。郑秉文东北人的性格是快人快语，敢言敢当，甚至在这几年来的学术争论中也是如此，他“经常是少数派，经常得罪人”。他也是一直以来媒体竞相追逐的“社保大咖”，不论是在央视等主流媒体上解读社保改革新规还是在相关论坛演讲普及社保知识，理性且不乏激情的郑秉文让他始终有着旁人少有的学术感染力。

自然，这位“社保大咖”的个人影响力已无需多言，作为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的郑秉文，他所带领的这一团队近年来的学术贡献也可圈可点：每年完成的《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系列著作已成为社保研究领域的权威之作，连续五年召开的社会保障论坛也已成为社保领域的重要平台，这些举措不仅促进了产、学、研、政各界的广泛交流，也在为政府决策建言献策、为学术研究拓疆扩土、为业界发展提供咨询等方面形成影响力，打造出了有着社会高知名度的学术品牌。而这些成绩的得来当然与这一团队的领导者郑秉文的带领和打磨密不可分。

“‘半路出家’只有全力以赴”，郑秉文如是想也如是做。难怪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这么评价他：“我相信，即使他当时不选择研究社保领域，研究其他领域，亦或是做其他的事情，都会和今天一样有成就，他就是这种人。”

“要建立以民族价值观为支撑的社保模式”

2016年，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词，在“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重点任务部署之下，“帮助企业降低成本”成为重要的一环。而把社会保险费率降下来、切实为实体经济让利则成为题中应有之义，是决策者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作为社保问题的研究者，郑秉文从供给侧改革对降费提出要求出发，走向问题的背面和纵深，在考察社会保险费率高企的现状和原因的基础上，对降费后面临的潜在风险和挑战进行分析，并对降费倒逼社会保险制度结构性改革的意义展开探讨。他在今年6月份刚发表的学术论文《供给侧：降费对社会保险结构性改革的意义》中写道：

“社会保险降费，在表面上是供给侧的阶段性改革举措，但在新常态下，要有中长期的心理准备；从深层次看，借用降费作为契机进行制度结构性改革，将会在中长期内成为支撑降费的基础。换言之，降费率与调结构不要偏废，要相互促进。”

2009年在丹麦社会福利部门前

2013年在萨尔瓦多召开的第27届美洲国际社会保障大会上发表演讲

2014年，与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亨利·阿伦教授

在郑秉文看来，不应仅从降费的表象去理解其政策含义，不应一“降”了之，而应借此机会改革制度，增强制度的收入能力，改善制度供给的质量，推进整个社保体系的结构性改革。所以，他认为，降费是表面的，制度改革是本质的，否则，降费难以真正实现，过几年又回到原点。他反对社保改革中将主要精力放在“找钱”上，而忽视了社保结构性改革，认为社保结构性改革才是提高财务可持续性的根本，这应为此次供给侧改革的实质。采访中郑秉文表示，当前的养老保险制度缺的不是钱，而是正确的机制，解决了机制问题就解决了制度的可持续性难题，“否则，社保改革还停留在十年前‘找钱’的阶段，那就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因为时代变了，条件变了”。

这也是他一以贯之的研究风格，对待社保问题从不仅仅停留在技术层面探讨，对制度的可持续性、深层次的模式选择、政策背后的博弈、文化的支撑等等，郑秉文都等同视之，“跳出社保研究社保”，让他一直葆有了对于相关问题的前瞻认知。

作为最早译介、引入和研究名义账户制的国内学者，郑秉文在十多年前就提出，引入和建立名义账户制是解决我国社保制度困境的一把钥匙。所谓名义账户制是“名义缴费确定型”的简称，其本质是在融资方式上是现收现付，而在给付方式上采取缴费确定型，就是多缴多得。长久以来，在“统账结合”的根本制度之下，我国养老保险制度采取的是“真金白银”的积累型个人账户制度，2001年做实账户试点以来，“做实账户”一直是既定政策的大政方针。但郑秉文经过多年对名义账户制度的研究，始终认为做实账户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在他看来，这并非决策层在主观上喜不喜欢的问题，而是在客观上能不能实现的问题，如果强行实施，最终必将流产，“因为它违背了‘阿伦条件’（编者注：阿伦教授现为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见照片），或说违背了“生物收益率”的原则，各级政府在做实账户时就不可能真心实意地支持它！”为此，郑秉文当时提出了一整套适用于我国国情的完整与变形的名义账户改革方案。郑秉文的这些思想在2007-2008年受原劳动和保障部委托的课题研究时集中做了表达并提交给主管部门。由于历史条件等原因，做实账户试点一直进行着，但效果不好，随着时间的推移，空账规模越来越大，2006年是10957亿，到2013年就高达30955亿，而做实的个人账户在2013年仅为4154亿元。2013年在人社部邀请国内四个单位参加养老保障制度顶层设计，其中有三个主张实行名义账户，郑秉文的团队也在这三个单位之中，这说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做实账户是不可能的。在这样一个氛围下，2013年年底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中提出“完善个人账户制度”，取代了“做实个人账户试点”的一贯提法。郑秉文坚持十几年的名义账户政策主张终于取得共识，作为发展趋势和客观规律终于形成高层决策。名义账户制重回决策者视野，当然离不开学术界的鼓与呼，与郑秉文等一众社保研究者的努力密不可分，而支撑郑秉文进行持续研究的也是那份学者的社会责任感。

这种责任感体现在他率真直言的性格上，体现在他对研究的执着和“不折不从”的学术坚持上。十年前受某部委的委托做课题，得出的结论不是做实账户，与当时的主张和该部门的意见完全相反，直接导致了这一课题的终止。去年受托为某部门做课题，得出的结论也不完全与该部门一致，经过磨合，仍存在较大距离。

由此，郑秉文经常属于“少数派”，但往往也是“关键的少数”，无论是在人数很少的内部征求意见会上，还是在社会媒体上，或是在公开与半公开的学术争鸣当中，只要他认为是正确的，他就坚守，有时在发言中甚至只有他一个人，是“绝对的少数”。尤其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保改革进入深水区，改革的领域都是“硬骨头”，在内部讨论时，在发表内部研究报告时，在公开演讲时，对某些存在重大理论争议并十分尖锐的问题往往是难以回避的，比如，对泛福利化的看法，问题的本质是否效法欧洲福利国家模式；当前制度的根本问题是再分配功能弱化，还是个人激励性弱化；当前改革中是否应该强调多缴多得的原则，是否强调个人积极性与激励性；个人账户比例是扩大有利于可持续性和长期利益，还是缩小个人账户；社保制度设计中是应该强化精算技术的重要性，还是弱化精算技术的重要性，即应如何看待坚持精算平衡原则，等等，这些争论还在继续……

在很多领域，他的看法和提法都有一定的前瞻性和独到之处，最终受到采纳。比如，他是最早提出制度碎片化概念的学者，并在分析碎片化制度弊端的基础上指出建立统一社保制度的必要性、紧迫性和可行性；他认为，中国社保制度的碎片化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横向上是地域割据，这是统筹低下的表现，纵向上还是以人群划分为特征，引发不公平，比如机关事业单位独立于大制度，所以，在七、八年前，他坚决反对为农民工独立建立一个制度，在很多会议上，他都旗帜鲜明地反对有关部门这一动议，甚至在会上公开说“如果中国真的出现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在历史上将是罪人”，为此，他也得罪了不少人，但最终证明，2009年底有关部门最终放弃了农民工没有建立单独制度的决定是正确的。他是首次提出坚持、推动、普及DC型信托制年金发展路线图的学者，而坚决反对采取DB型制度，认为DB型制度不适合中国，企业生命周期太短，既不利于保护工人的合法权益，还有可能将国家也绑架进来，他的这一研究报告受到总理的批示，我国一直坚持401k模式的DC型信托制年金制度，与此有关，这也不利于个别的部委利益，他们感到“不爽”。与此同时，郑秉文一直主张在中国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养老金管理公司”，认为这是推动年金基金投资、扩大年金参与率、推动职业年金发展甚或是推动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体制改革的一个“牛鼻子”，对此，郑秉文早在2007年就开始撰文倡导建立中国版的养老金管理公司并一直呼吁至今。去年底，中国第一个养老金管理公司终于呱呱落地了。此外，郑秉文一直认为社会保险基金投资体制要改革，是主张养老保险基金投资体制改革的鼓吹手，认为养老保险基金存银行收益率太低，不利于养老保险的可持续性，不利于提高职工的替代率，也不利于资本市场的建设，并襟怀坦白，勇于公布自己学术观点发生变化的心路历程和原因——在12年前为什么主张国债投资模式，不久为什么改变观点、主张证券投资模式，都公开发表文章，更正自己的观点，坦诚自己学术思想的变化及其原因。其实，郑秉文的学术兴趣比较广泛，由于他分别在欧洲所、拉美所和美国所工作过，所以，对这几个地区的社会问题和社会保障也有深入的研究，例如，对欧洲福利模式的研究很深入，尤其对法国福利体制研究颇多，网上公开能看到的研究法国的大篇幅文章几乎都是他所写；对拉美的研究中涉猎到城市化、反贫困、贫民窟和社会保障等，并有不少著述，尤其是，他将拉美作为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案例国家来研究，并利用拉美所的平台，首次将“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传播给相关拉美国家，例如巴西和阿根廷，传递给有关国际机构，比如拉美经委会，泛美开发银行等，由此形成拉美本土研究“中等收入陷阱”的学术领域；对美国的研究以前就涉及到奥巴马医改等，到美国所工作后主要集中在美国多层次养老金制度的特征与资本市场等等，例如，美国养老保险制度第一支柱OASDI的研究，美国第二支柱401k和DB型制度的研究，美国第三支柱IRA的研究，是国内最熟悉美国养老制度的专家。此外，郑秉文对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也已有六、七年的历史，写作不少相关文章，有自己独到的看法，例如，他上月在《人民日报》撰文《从国际经验看如何长期保持增长动力》，就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后如何保持强劲发展动力提出了国际比较分析和借鉴，这篇文章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引起海外媒体的注意。于郑秉文而言，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和解决也往往伴随着理念和思想的升华。他的视野是广阔的，思考也不乏深邃性，在不同场合就具体的问题谈论再多最终都会归结到国家的福利模式选择上来，在他看来，社保改革要遵循理性追求，要有明确的制度目标，要选择符合本国基本国情的福利模式——

“福利模式的选择事关重大，涉及一个国家未来经济发展潜力和社会发展弹性等重大问题，最终决定这个国家能走多远。因此要尽早确立起自己的追求目标，凝聚社会共识，以立法的形式将其固定下来，以便在制定各项政策时能够一以贯之，不以政府换届和领导人的变更而随意变化”，采访中郑秉文强调，“要建立起符合国家文化传统、以民族价值观为支撑的社保模式选择。”

“只要大家承认我是个学者，这就够了”

“我们这一代人是幸运的，亲身经历和参与了改革开放。作为学者，尤其作为社会科学研究者，如果在理论上能够有所建树，就更为幸运。如果在实践上能够有所参与并对某些改革有所推动，就会获得极大的满足。”

郑秉文在2014年出版了三卷本的《郑秉文自选集》，共计150多万字，在“自序”中他如是写道，以平实而真挚的语言道出了作为一介学者的朴素情怀。在社保领域耕耘近二十年，郑秉文忘我的研究热情始终不减。不论是早年间一有机会到世界各地就要去学习了解当地的社会保障情况，还是近年来一些媒体人表示常常在凌晨3、4点钟收到郑秉文的稿件，即使年过花甲、双鬓斑白，熟悉他和初见他的人都能感受到他旺盛的精力和飞扬的神采。采访中他兴致勃勃地向笔者介绍即将出版的关于加拿大1997年社保投资体制改革的译著。郑秉文初次了解到加拿大的这一改革还是十多年前读到的一篇学生论文，此后他念念不忘这场改革，终于在近年通过一位律师辗转拿到了书写这一改革的原版书籍。郑秉文花了两三天一口气读完这本书，当即拍板要将它翻译过来向国人推荐。

“在加拿大的这次改革设计中，为建立资金池而提高缴费率所做的测算，为减轻子孙后代缴费压力而建立投资体制所预测的投资收益，为提高收益率和减少市场风险设计的投资体制所做的制度创新等，都值得我们学习借鉴”，郑秉文说到加拿大1997年改革滔滔不绝，“当然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一制度确立的过程、改革背后的博弈。财长力主改革，副财长全面设计，与总理进行斡旋；改革方案数易其稿，持续多年，不仅广泛征求社会意见和咨询智库，还与各省多次协商，甚至到省里进行专题讲解和路演。这一过程也是极有意义值得探研的。”

然而与我们人人息息相关的社保问题，郑秉文还是时不时觉得在国内重视程度不够，此前他在电视节目中与龙永图论道“明天我们如何养老”时就说道“养老金制度改革已经迫切到应该要唱国际歌的时候了”，形象且饱含忧思地表达了养老改革已经到十分紧迫的程度；他时常呼吁要秉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开放的姿态让更多的人了解社保现状、参与到制度设计中来，作为社保专家的他也始终不遗余力地向社会对社保问题作解释宣传。

而在公共视野背后的郑秉文，已在社科院的本职岗位上兢兢业业工作了几十年。从研究生院转到研究所后，先是2000年10月至2004年7月在欧洲研究所工作、任副所长，紧接着2004年7月至2014年5月到拉丁美洲研究所任所长兼书记，再到如今的美国研究所所长，郑秉文始终坚持学术第一、学术研究和行政管理工作要艺术地平衡，始终头脑清晰地处理好个人研究与领导的研究所研究主题之间的关系，始终孜孜不倦做学问、在社保研究领域细作深耕。

在中国社科院国际研究学部有8个研究所，他曾在3个研究所工作过；作为所领导，他是“另类”，因为他的研究领域“很小”，并非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等主流；但17年来，他一直恪守这一原则，即将社会保障和社会问题作为个人科研和发表成果的主阵地，对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等主流研究领域，他以参加学术活动、带领做课题等履行所长职务出发，但不署名发表著述。在他眼里，这样做，才是一个学者出成绩应坚守的学术之道，尤其作为后发者，更应专注而坚持，否则学科相差很远，极易变成“万金油”。

“只要大家承认我是个学者，这就够了”，采访的最后郑秉文说道。更使他津津乐道的是，在他60岁生日时，有学生建议搞一个简单的庆生，但他并没有同意，而是把一些毕业和没毕业的学生共计有四、五十人都召集在一起，当时，针对郑秉文的一项研究报告，总书记刚刚做了大段批示，总理和两位副总理也接着分别给予大段批示，这次聚会最终变成一个学习中央四位领导批示的学习会和社保改革的小型研讨会，有着特殊的意义。

如果说扎实的外语和经济学专业功底、留学访问的经历以及治学方向的准确把握等都为郑秉文获得学术研究上的 “后发优势”筑牢根基，那么坚定的学术目标、理性的治学态度和持续的研究热情和努力则是郑秉文行稳致远的源泉和保障。这大概就是“后发者的先至之道”，值得吾辈感悟借鉴。

（本栏目责任编辑：阮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