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语料库的《一九八四》译者风格对比研究

2016-11-28李克莉

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6年2期

关键词：虚词译本语料库

李克莉

（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嘉兴海宁 314408）

基于语料库的《一九八四》译者风格对比研究

李克莉

（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嘉兴海宁 314408）

采用语料库语言学方法，基于自建语料库对《一九八四》董乐山和刘绍铭两个中译本的译者风格进行研究。运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通过对两个中译本的标准类符形符比、词表、平均词长和形合度四个方面的基本特征进行数据统计和定量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辅以实例进行对比评价和定性分析，进而揭示两位译者在词汇和句子层面不同的翻译风格。本研究为《一九八四》中译本的对比分析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一九八四》；语料库语言学；董乐山；刘绍铭；译者风格

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语料库语言学被广泛应用于翻译研究的诸多方面，基于语料库的译者风格研究是其中的重要课题之一。Mona Baker（2000）开创了语料库译者风格研究的先河，随后国内外众多学者都运用语料库从实证主义角度去考察译者风格。经过十几年的发展，相关理论和方法日臻完善，研究视角不断扩大，基于语料库的译者风格研究成果斐然，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通过自建小型语料库来进行译者风格对比研究（徐欣，2010；刘泽权、陈冬蕾，2010；杨柳、朱安博，2013）。和大型语料库的建设相比，自建小型语料库建库周期短，针对性强。此类研究通过对不同译本进行定量分析，用数据直观地反映出不同译者的词汇丰富度、用词特点、句法特征等，为传统的描述性译本研究提供了数据支持，同时还可以用来探讨翻译语言的整体特征。

本文的研究对象《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是英国著名作家George Orwell（2006）的传世之作，被誉为世界最著名的反乌托邦和反极权的政治讽喻小说之一。本研究以《一九八四》的两个中译本——董乐山译本（奥威尔，2011）和刘绍铭译本（奥威尔，1998）为研究对象，运用语料库语言学手段，采取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标准类符形符比、词表、平均词长和形合度等数据为考察对象，并辅以实例进行对比评价和定性分析，揭示出两位译者不同的翻译风格，进而探讨数据背后影响两位译者翻译风格的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等因素。

二、研究对象

本文使用的语料库为英文原作语料库和《一九八四》两个中译本的译文语料库，并以兰卡斯特现代汉语语料库（LCMC）小说子库作为参照库。选择董译本和刘译本为研究对象，主要基于以下两个原因。首先，《一九八四》出版于1949年，由于中国当时的政治原因，董乐山的译本《1984年》于1979年才在内地首次内部发行，公开发行则迟至1997年。由于董乐山在译界享有盛誉，其译本又是《一九八四》在中国内地的首个中译本，故该译本一直被视为经典译作。国内学界有不少研究都围绕董译本展开，譬如从多元系统理论、操控论、意识形态、翻译适应选择论等角度，多采取描述性的分析方法，选取典型例句来分析董乐山的翻译风格、翻译策略和翻译选择。然而，以往的研究方法多拘泥于传统模式的欣赏点评，主观性较强，而从语料库翻译学视角对董译本进行宏观定量描述的研究则付之阙如。其次，在众多港台译本中，刘绍铭的译本影响力较大。作为香港散文五大家之一的刘绍铭（2000：135）把《一九八四》视作改变自己一生的书籍，促使他在1984年翻译《一九八四》的原因之一竟然是“不满大陆版译文”。他曾这样评价当时的大陆译本：“就当时查得资料所知，此书有三个译本。比对之下，发觉一来删节的地方不少。二来译文以讹传讹。”（刘绍铭，2009）

同是学贯中西，译著颇丰的两位翻译大家，作为大陆和港台译本的代表，董译本和刘译本在译者风格方面到底存在哪些差异？目前学界已有少数研究从微观层面对两个中译本展开对比分析，考察不同的意识形态对两个译本遣词造成的影响。但上述研究视角比较单一，且未见使用语料库方法。本文基于语料库对两译本进行宏观分析，将为《一九八四》中译本对比分析提供新的研究视角，促进其研究更深入、更全面地展开。

三、语料库参数

形符（tokens）数是指语料库中所有单词的总数，相同的形符被称为类符（types），也就是不同的词形总数。若两个语料库容量相当，可使用类符形符比（也称为型次比，即type/token ratio，简称TTR）来反映语料库中词语的丰富度，高比率意味着用词丰富。若两个语料库的容量相差巨大，一般使用标准类符形符比（也称为标准型次比，即standard type/token ratio，简称STTR），即每千字的类符形符比。STTR值越大，该语料库的用词越丰富，反之则说明该语料库词汇范围较窄，词汇变化较小。

词表（wordlist）即类符统计列表，可以直观反映出类符总数、每个类符的频数和频率。通过词表提供的数据可以获得很多有价值的信息，如不同译本高频词的使用情况可以反映出翻译语言的总体特征，而低频词能反映出不同译者个性词的使用情况，从中可以考察译者的遣词风格（杨柳、朱安博，2013：79）。

平均词长（mean word length）多指英语文本中类符的长度，以字母数为单位。平均词长不仅能体现译本用词的复杂程度，还可以体现译者的用词习惯和风格。常见英文文本多由2～5个字母的单词组成，平均词长为4个左右。若平均词长低于4，则意味着语言较浅显简洁；若高于4，则说明语言较深奥复杂。

形合度（hypotactic level）这一概念由胡显耀和曾佳（2009）提出，他们把虚词的使用频率在总词频中所占的比例称为形合度。他们认为，英文小说中译本的句法显化程度可以通过比较形合度来获得。汉语由于缺乏形态变化，句法形式化主要通过虚词体现。因此，比较虚词在总词频中所占的比例就可以得到不同中译本的句法显化程度，从而判断译文是趋于形合抑或意合。形合借助语言形式手段，即词汇手段和形态手段来实现词语或句子的衔接，而意合则借助词语或句子所含意义的逻辑联系来实现词或句子的连接。语言不同，句法形式化程度也不同。英语属于形合语言，形式化程度较高；而汉语属于意合语言，形式化程度较低。如果中译本的形合度较高，说明译文较频繁使用虚词，更贴近源语而偏离译语，翻译策略倾向于异化；而如果中译本的形合度较低，则说明虚词使用量较少，译文更贴近于译语，翻译策略倾向于归化。要计算两个中译本的形合度需要对译本进行词性标注，并统计虚词数量。

四、统计结果分析

1 标准类符形符比

英文以空格作为天然的分隔符，而汉语词语之间没有分隔，这就给国外研发的语料库检索软件造成了识别障碍。如果要对汉语语料进行语料分析，得到TTR及wordlist等相关数据，必须首先对汉语语料进行分词处理。本文使用了中国科学院计算机技术研究所研发的ICTCLAS 5.0对董译本和刘译本的汉语语料进行分词处理，然后使用Wordsmith Tools 4.0软件，以每1 000词作为计算基数，得到了关于两译本的标准类符形符比（STTR），如表1所示。

表1 两译本的标准类符形符比（STTR）

从表1可以看出，董译本的形符数多于刘译本，而类符数则少于刘译本，董译本的STTR值（46.29）小于刘译本（49.44）。对数似然率结果显示，该平均差（-3.15）具有统计显著性（LL=64.79，p=0.000）。由此可见，刘译本的词汇范围较宽，而且词语更富于变化。例如：

（1）

Oranges and lemons， say the bells of St Clement’s，

You owe me three farthings， say the bells of St Martin’s，

When will you pay me？ say the bells of Old Bailey，

When I grow rich， say the bells of Shoreditch.

董译：圣克利门特教堂的钟声说，橘子和柠檬，

圣马丁教堂的钟声说，你欠我三个铜板，

老巴莱教堂的钟声说，你什么时候归还？

肖尔迪区教堂的钟声说，等我发了财。

刘译：橘子与柠懞，吟着圣克莱门特的钟；

你欠我三法新，响着圣马丁的铃；

几时还我？哼着老贝利的铃；

等我阔了，答着肖迪奇的钟。

上例中两个译本都较准确地表达了原文的含义，实现了理解上的忠实对等。两个译本的类符差异主要体现在say和bell的翻译上。董译本在四句中均译为“说”和“钟声”，而刘译本则使用了不同的词汇，在词语的变化上比董译本更丰富。两种译文的差异与两位译者的翻译策略以及当时的翻译思潮直接相关。董乐山1979年前后翻译并发表《1984年》时，大陆译界推崇的翻译标准依旧是严复的“信、达、雅”三原则。马会娟和管兴忠（2006：35）指出：“改革开放前后，中国译界长期徘徊，没有超出对信达雅原则的认识水平和探讨高度。”当时“信、达、雅”原则对译界的影响可以从许渊冲、张培均、刘重德等人的文章中略见一斑。受到当时翻译思潮影响的董乐山（1987：37）也特别强调对原文的理解和忠实再现，指出“翻译工作者的首要职责就是把原文忠实地介绍给译文的读者”。例（1）中原文say和bell多次重复，故董乐山为忠实于原文，在翻译时不增不改。这可能就是造成其译本中类符数较少，词语缺乏变化的主要原因。而刘绍铭的翻译少了忠实的羁绊，他曾说：“假如文学创作可以尽其情性，发挥个人独特的风格，那么，文学作品的翻译，应该得到相同的待遇。”（刘靖之，1991：1061）刘绍铭在忠实顺达的基础上更倾向于二次创作，这应该就是造成其译本中类符数较多，词语更富于变化的主要原因。

2 词表

Baker（2000：245）认为，如同手拿一个物体一定会留下手印，译者完成翻译活动时也一定会留下个人的痕迹。不同译者受个人语言习惯、特定时期语言规范、文学思潮、翻译取向等因素影响，会呈现不同的语言表达，这些差异首先表现在词语选择上。词表中的高频词、低频词及平均词长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译者的遣词风格和习惯，可以将它们称作个性词。肖忠华（2012：67）指出，对于哪些词属于高频词，可以根据语料库的大小而定。前人研究显示，基于百万词级大型语料库的研究一般将大于0.1% 的词汇归为高频词，如肖忠华（2012）等；基于十万词级自建小型语料库的研究一般将大于 1%的词汇定义为高频词，如徐欣（2010）、杨柳和朱安博等（2013）。鉴于本研究的两个中译本都不足十万词级，我们将大于1%的词汇定义为高频词，将只出现一次的词汇定义为低频词。利用Wordsmith Tools 4.0分别作出两个译本的词表，进一步计算两译本中高于 1%的高频词频次与比例（高于 1%的词语频次除以总频次）和只出现一次的低频词频次与比例，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两译本高频词和低频词统计

对数似然率结果显示，两译本高频词和低频词的比例平均差（2.91，-0.5）都具有统计显著性（LL=215.33，p=0.000；LL=30.74，p=0.000）。高频词可以反映文本的词汇特征和文本的难易程度。高频词比例越高，说明词汇使用越不丰富，译文难度越低，可读性越高。如表2所示，就高频词比例而言，董译本高于刘译本，说明董译本词汇变化度较低。这也印证了前文表1中STTR值的统计结果，董译本的STTR值低于刘译本，用词没有刘译本丰富，词汇缺少变化，重复率高。董译本和刘译本的低频词比例分别为3.7%和4.2%，刘译本的低频词数量多于董译本。低频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译者用词的个人倾向和时代印记。例如：

（2）And then suddenly the life would go out of them and they would sit round the table looking at one another with extinct eyes， like ghosts fading at cock-crow.

董译：但是突然之间，他们又泄了气，于是就围在桌子旁边坐着，两眼茫然地望着对方，很像雄鸡一唱天下白时就销声匿迹的鬼魂一样。

刘译：可是过了不久，他们什么劲也没有了，木然围着台子坐着，你瞪着我，我瞪着你。他们是面临绝种的动物，是鸡鸣前就得消失的幽灵。

董译本去简求繁，将原本简单的“鸡鸣”一词译为“雄鸡一唱天下白”，应该是受到了“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的影响。Olohan（2004：153-167）发现“影响译者文体的因素包括文化中介的需要、读者的期望、意识形态以及编辑与修改等”。显然特定时期的意识形态在董乐山的词语选择上留下了痕迹。

3 平均词长

Wordsmith Tools 4.0软件在统计词频时会自动计算出各长度词的使用频率，汉语文本借助汉语分词系统ICTCLAS 5.0进行分词后，也可以统计出各长度词的使用频率，两译本词长分布统计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两译本词长分布统计

由表3可以看出，两译本以单音节词、双音节词和三音节词居多。统计结果印证了肖忠华（2012：68-69）关于双音节词、三音节词在汉语译文中使用比例更高的论断。两个译本中还出现了不少五音节、六音节和七音节词语，这是因为原文中的人名和地名等专有名词多按照英文单词音译所致。值得注意的是两译本中四音节词的使用，董译本和刘译本中四音节词的数量分别为939和1 162，进一步观察发现这些四音节词多为汉语的四字格成语。两译本的四字格成语数量分别为520和658，对数似然测试结果显示，该数量差（-138）具有统计显著性（LL=19.66，p=0.000），说明刘译本比董译本使用了更多的四字格成语。例如：

（3）There was something that he lacked: discretion，aloofness， a sort of saving stupidity.

董译：赛麦有着他所缺少的一些什么东西：谨慎、超脱、一种可以免于患难的愚蠢。

刘译：可是这个人不知怎的就是有点问题，他粗心大意，不懂得“若即若离”和“大智若愚”这两句话所包含的处世之道。

对于英译汉中汉语四字成语的使用，董乐山持反对意见。他曾指出：“现在有一种说法，叫作‘发挥汉语优势’，就不是一种科学的提法。我不懂什么叫‘汉语优势’，如果是滥用中文成语，什么‘南柯一梦’，‘黄梁美梦’，‘寅吃卯粮’等等，一部外国文学作品成了中文陈词滥调的堆砌，这就不可取。”（董乐山，1987：4）董乐山注重对原文的忠实，这种求真的态度使得他在翻译时较少使用四字成语。但刘译本中四字成语的使用也并非“中文陈词滥调的堆砌”，刘绍铭（2010）也曾指出：“成语可用，但得有个限度。单以评论文章的标准来讲，成语出现太多就有‘喧宾夺主’之病。”之所以使用更多的成语还是他的翻译策略使然。在例（3）中，他没有按原文的语序和结构去译述，而是将前半句的否定含义和后半句的句意相结合，使用三个成语，既不失原意，也合乎汉语规范。

4 形合度

要计算两个中译本的形合度，需要对译本进行词性标注，并统计虚词数量。目前大陆学界对于英语实词和虚词的划分意见较为一致，认为英语的实词主要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和副词，虚词主要包括代词、介词、连词、助动词、冠词等。而汉语语言学家对汉语实词和虚词的划分标准和类型至今仍持有不同意见，其中副词和代词的争议最大。我们采纳了吕叔湘和朱德熙（2013）的观点，将名词、动词、形容词归为实词，语气词、连词、代词、数词、介词、量词、副词、助词、处所词、方位词等归为虚词，这个分类标准也是众多大陆学者所普遍采纳的。根据分类标准，我们使用ICTCLAS 5.0进行了词性标注，将两译本中虚词数量进行统计，并计算了各类虚词的频率，如图1所示。

图1 两译本虚词数量及频率对比

通过检索和统计，董译本和刘译本的形合度分别为 41.8%和 39.9%，对数似然率结果显示，该平均差（1.9）具有统计显著性（LL=45.33，p=0.000）。中译本形合度较高，使用较多的虚词，在句法上倾向于异化翻译策略；形合度较低，使用较少的虚词，则倾向于归化翻译策略。检测结果说明，董译本的形合度较高，在翻译策略上更趋向于异化，而形合度较低的刘译本则倾向于归化翻译策略。这也反映出两位译者对于翻译行为的不同看法。董乐山（1987：37）认为：“在翻译的过程中，不能稍许掺杂个人主观的成分。他既不能嫌原文表达太多样而任意简化（说得不客气一些，这是偷懒），也不能因原文用词晦涩而擅自解释（这是把读者当阿斗），更不能把平淡的原文译得词藻华丽（这是卖弄自己）。”他更强调对原文的忠实性，在翻译策略上以异化为主，有时也兼顾归化。刘绍铭（2012）则认为：“译者要‘引进’译本充满异国情调的外国作品，得先在这本作品做些‘归化’的功夫。”例如：

（4）Actually the idea had first floated into his head in the form of a vision， of the glass paperweight mirrored by the surface of the gateleg table.

董译：这一念头当初浮现在他的脑海里是由于折叠桌光滑的桌面所反映的玻璃镇纸在他的心目中所造成的形象。

刘译：最先令他动这个念头租下这房子的，是那块水晶玻璃：他脑中老是升起这个镇纸放在折叠桌子上所生出的温馨感受。

胡显耀和曾佳（2009：78）指出，翻译文本中形合的客观作用是使译文趋向于更贴近原文而偏离译语。上例中形合度较高的董译本在句式上和原文几乎保持了一致，而且使用了较多助词“的”来体现原文中各种限定修饰成分，是典型的异化翻译策略。而形合度较低的刘译本则采取了归化翻译策略，按照译入语汉语的行文习惯，进行了词语添加和较大的句式调整。

两译本在虚词方面最大的差别体现在语气助词的使用上。根据统计，原文的语气词频次为154个，董译本为976个，刘译本则高达1 452个。对数似然率结果显示，两译本的语气词频率差异具有较高的统计显著性（LL=105.62，p=0.000）。语气助词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与其他词类一起来表示陈述、感叹、疑问等语气。语气词的添加可以使译文更加清晰和连贯，语言表达也更符合汉语表达习惯（刘泽权、陈冬蕾，2010：11）。例如：

（5）Winston caught scraps of conversation as he approached.

‘“Yes，” I says to ’er， “that’s all very well，” I says.“But if you’d of been in my place you’d of done the same as what I done. It’s easy to criticize，” I says， “but you ain’t got the same problems as what I got.”’

‘Ah，’ said the other， ‘that’t jest it. That’s jest where it is.’

董译：温斯顿走近的时候听到了她们谈话的片言只语。

“‘是啊，’我对她说，‘这样好是好，’我说。‘不过，要是你是我，你就也会象我一样。说别人很容易，’我说，‘可是，我要操心的事儿，你可没有。’”

“啊，”另一个女人说，“你说得对。就是这么一回事。”

刘译：温斯顿走近她们时，听到其中几句。

“‘是呀，’我跟她讲，‘说来容易呀！’我说。‘但如果你是我，你还不是跟我一样做。批评别人可容易呀！’我说，‘可是你的问题跟我的不一样呀！’”

“呀，对啦！”另一个接嘴道，“可不是，正是这样！”

例（5）中采用异化翻译策略的董译本使用了两个语气词，和原文几乎保持一致。而刘译本运用了归化翻译策略，根据汉语拉家常语境和女性用词特征，又额外添加了五个语气词，试图更接近目标语汉语的行文习惯。

五、结语

通过数据对比和实例分析，我们发现董乐山和刘绍铭呈现出了不同的翻译风格。在词汇方面，刘译本的STTR值和低频词比例高于董译本，而董译本的高频词比例则高于刘译本，说明刘译本的词语重复率低，词汇更富于变化。而平均词长统计结果说明刘译本比董译本使用了更多的四字成语。在句法方面，董译本的形合度高于刘译本，说明董译本更多地受到了英语原文的影响，使用了较多的虚词，表达更贴近英语原文，翻译策略倾向于异化。刘译本则没有受到英语原文的影响，使用了较少的虚词，译文更贴近汉语的行文习惯，翻译策略倾向于归化。上述词汇和句法方面的差异主要源于两位译者对于翻译行为的不同看法。董乐山更强调意思理解的准确性，在翻译策略上倾向于异化，将原作的意图直接表达出来，尽量将原文不增不减忠实地介绍给译文的读者。刘绍铭在准确理解原文的基础上更倾向于根据汉语的行文习惯，对译文进行二次创作，以迎合汉语读者的审美习惯，更多地采取了归化翻译策略。

翻译从根本上说就是一个社会文化活动，必将会受到规范的制约。不同的文化背景、政治因素、意识形态等都会无形地影响着两位译者的翻译策略和翻译目的。本文的目的不是去比较两个译本孰优孰劣，而是洞悉两位译者的翻译风格及其形成的深层原因。采用语料库翻译学方法，运用语料库检索软件对译文进行数据统计定量分析，并且有机地和定性分析结合起来，能够比较客观地对译者的翻译风格进行分析，从而避免传统描述性方法带来的主观评价偏差。本文仅从有限的角度对两个译本的语内特征进行了对比，是基于自建语料库进行译者文体比较研究的一个尝试，与非翻译文本的语内类比以及与英文原作的语际对比考察有待进一步展开，从而使《一九八四》的译者风格研究更加全面、深入地展开。

［1］ Baker， M. 2000. Towards a Methodology for Investigating the Style of a Literary Translator［J］. Target，（2）: 241-266.

［2］ Olohan， M. 2004. Introducing Corpora in Translation Studies［M］. London: Routledge.

［3］ Orwell， G. 2006. Nineteen Eighty-Four［M］. London: Penguin.

［4］董乐山. 1987. 译余废墨［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5］胡显耀，曾佳. 2009. 对翻译小说语法标记显化的语料库研究［J］. 外语研究，（5）: 72-79.

［6］刘靖之. 1991. 翻译新论集［M］. 香港:商务出版社.

［7］刘绍铭. 2000. 情到浓时［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8］刘绍铭. 2009. 奥维尔六十年祭［N］. 时代周报，8月6日.

［9］刘绍铭. 2012. 翻译与归化［N］. 时代周报，2月23日.

［10］刘泽权，陈冬蕾. 2010. 英语小说汉译显化实证研究——以《查泰莱妇人的情人》三个中译本为例［J］. 外语与外语教学，（4）: 8-13.

［11］吕叔湘，朱德熙. 2013. 语法修辞讲话［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2］马会娟，管兴忠. 2006. 中国翻译理论五十年：回顾与展望［J］. 甘肃社会科学，（2）: 34-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