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 翠

（天津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天津 300204）

讣告语体与逝者评价
——《人民日报》刊发讣告的批评话语分析

常 翠

（天津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天津 300204）

讣告的语言学研究已有很多，但主要是从共时的角度对讣告进行分析。与此不同，本研究从历时的角度考察讣告语体构成成分和表述内容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与其所处历史阶段主流意识形态的联系。依据 Swales（1990）关于语体结构的论述，通过对《人民日报》1949年至2015年刊登讣告（主要涉及党政干部）的语体结构进行“话步”分析，发现这段时间的讣告虽然个别话步中的“步骤”有所增减，但整体话步结构没有明显变化。之后，依据Fairclough的批评话语分析模式观察“步骤”变化与讣告内容之间的联系，发现在看似结构形式不变的讣告中，对去世政要的评价方式、对政要去世本身的重视程度、以及由此引发的生死观都在悄然发生变化。

讣告；语体分析；话语与变化；批评话语分析

一、引言

死亡对于一个人来说是不可避免的，死亡的消息也要通过一定的方式来发布，这必定会用到语言。如果是普通人在医院病逝，一般是由医生进行宣布，然后通过死者亲属对外通知；如果是知名人士逝世，一般是由官方部门通过相关媒体对外发布。所有这些方式都是通过语言（口头语或书面语）来完成的。讣告便是这样一种在公共媒体上正式告知一个人死亡的语体。除了广而告之的功能外，讣告还可以对逝者进行评价，并借此引起读者对死者的敬仰以及对自身的反思。从另一个角度讲，讣告在一定程度上会体现讣告发布者的价值观、道德观和生死观。

国内外学者对讣告的研究多集中在社会文化因素分析方面。在目前掌握的文献中，有的学者（如Anderson & Han，2008；Booth，2002；Eid，2000，2002；Ergin，2010，2012； Halbur & Vandagriff，1987；Moses，1994）分析讣告所体现的逝者性别和身份，有的学者对讣告的社会文化分析（如 Al-Khatib & Salem，2011；Ergin，2010，2012；Fernandez，2007；Fowler，2004；Matiki，2001）则更宏观地探讨讣告体现得社会文化因素。对讣告的研究还涉及讣告语体结构分析（如Al-Ali，2005；Al-Zubaidi，2014；Askildson，2007；Moses & Marelli，2004）、两国讣告对比分析（Al-Khatib & Salem，2011；Barth，2013；Hubbard，2009；吴娟，2010）、讣告修辞分析（Fernandez，2006），以及讣告话语分析（Marzol，2006；Moore，2002；傅恒，2011；张菊芬、魏跃衡，2003）等方面。

对讣告的语体结构分析中学者往往关注讣告中“话步”的划分，并透过讣告语体观察讣告所体现的社会文化因素。Moses和Marelli（2004）曾观察过《纽约时报》1983-2002年的讣告语体结构是否发生变化，指出病因（从语体结构上看可以是一个“话步”）在1983年由该时报作者写的讣告中所占比例为52%，在1993年病因的比例更大。与此不同，在1983年和1993年由家族朋友写的讣告中却几乎没有出现病因。Moses和Marelli还通过文本语法对比分析指出该报作者写的讣告和由家族朋友写的讣告以及阐释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Al-Ali（2005）从阿拉伯主流媒体的两大报纸中选择200篇讣告，并将其分为两类，一类代表“正常死亡”，另一类代表“非正常死亡”，然后将讣告分为九个“话步”来考察阿拉伯社会中讣告语体结构成分以及其表达功能，发现在阿拉伯社会中讣告的结构和表达功能是相似的，没有大的差别。只不过在“不寻常的讣告”中，阿拉伯社会更强调对死者的尊敬和崇拜。Al-Zubaidi（2014）通过研究伊拉克报纸中讣告的语体结构分析社会文化观念，发现伊拉克讣告中包含11个话步。其中，四个话步是每篇讣告都有的，另7个话步是可选择的。Askildson（2007）将美国军队讣告分为五个“话步”，然后对其语体特征进行分析，发现在不同的“话步”中所使用的不同语言功能。张菊芬和魏跃衡（2003）从语场、语旨和语式角度研究讣告的语篇特征，发现所研究的四篇讣告中拥有共同的必要成分，分别是“点题”、“宣布死讯”、“生活经历”和“尾声”。此外，有的讣告中还包含“死因”和“地位”等任意性成分。

以上这几位学者所做的讣告语体结构分析，主要是从共时的角度对讣告进行剖析。本研究从历时的角度考察讣告语体构成成分和表述内容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与其所处历史阶段主流意识形态的联系，以期对目前的研究有所补充。

二、语料及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语料为《人民日报》1949-2015年刊登的讣告，由于其中逝世者所从事的职业繁多，为限制变量，本文所研究的讣告对象为党政干部。这些语料被分成四组进行考察，即：文化大革命前（1949-1965），文化大革命（1966-1976），改革开放初期（1977-2000），以及21世纪初（2001-2015）。本文将采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目的性随机抽样①”方法对所收集的每个时期的语料进一步筛选，通过随机号码表法从每个时期抽取20篇讣告，形成一个80篇的讣告文本作为观察的语料。采用随机号码表法抽取样本，主要是采用不重复抽样的方法，这样可以完全排除主观挑选样本的可能性，使抽样调查具有较强的科学性。

本文主要运用Swales（1990）的语体理论和批评话语分析理论对讣告文本进行分析，而不研究其标题与图片。关于讣告的语体结构分析，我们采用Swales（1990）提出的“话步结构”（move structure）分析方法。“话步”最初是界定语体特征的一个概念，也用来分析一种语体的整体结构。“话步”结构代表一个文本的信息结构（田海龙，2014：240）。在本研究中，讣告文本的信息结构由“话步”结构代表，一个“话步”代表一条完整的信息。Swales（1990：143）发现，科技文章的“话步”结构与段落结构并不重叠，一个段落往往包含几个“话步”。我们在确定讣告的“话步”时，有时以句号作为“话步”的结束，有时以段落作为“话步”的结束。本研究对讣告语料的观察内容包括：（1）各组讣告的语体结构是否发生变化？（2）如果有变化，变化的特点是什么？如果没有变化，构成语体结构的话步在内容上是否发生变化？在对四个时期80篇讣告语料的宏观观察后，再从每个时期选取具有代表性的讣告进行微观考察，具体分析每个阶段讣告话步结构和话步内容是否有变化以及如何变化。

三、讣告的语体结构：“话步”与“步骤”分析

根据Swales（1990）关于语体结构的论述，在研究文本时可以用“话步”（move）的形式划分，在话步之下还可以进一步分为“步骤”（step）。通过对1949年至2015年讣告语料的观察发现，不同历史阶段各组讣告的话步结构大致相同，这些讣告主要包括四个“话步”：（1）通知；（2）葬礼事宜；（3）生平；（4）评价。有的讣告不太完整，只包括其中的两个或三个“话步”，有的可能还包括“其他信息”，但是这些信息出现的次数太少，所以没有将其单独列出作为话步。虽然大部分讣告的话步是以话步1（通知），话步2（葬礼事宜），话步3（生平），话步4（评价）的顺序出现，但是这个顺序并不适用于所有的讣告。因为话步顺序与本文的研究问题相关度不大，故对话步顺序在讣告语篇中的不同不作具体观察。因此，本文的话步顺序定为话步1（通知），话步2（葬礼事宜），话步3（生平），话步4（评价）。

20篇讣告的整体篇幅自改革开放以后变大，平均字数由前两个时期的295字和436字上升为652字和510字（详见表1）。在对每个时期20篇讣告的语体结构分析后发现，话步1（通知）和话步2（葬礼事宜）的出现频率变化不是很大（每个时期20篇讣告中，话步1一直都有出现，话步2平均出现17次左右），但是话步3（生平）和话步4（评价）变化明显（分别见表2、表3和图1）。

表1 各个时期讣告的篇幅大小

表2 每篇讣告中“话步”的分布

图1 各个时期话步变化图（纵坐标轴为“话步”出现的次数）

表4 文化大革命前讣告话步中“步骤”的变化

表5 文化大革命时期讣告话步中“步骤”的变化

表6 改革开放初期讣告话步中“步骤”的变化

表7 21世纪初讣告话步中“步骤”的变化

在半个多世纪里，《人民日报》所刊登的讣告撰写在话步结构方面虽保持了基本的结构，但是“话步”之下的“步骤”内容还是有一些不同（详见表4、5、6、7）。例如，话步1（通知）包括的“步骤”为：死者姓名；死亡时间；死亡地点；死亡年龄和死亡原因。四个时期的话步1中都有的步骤为“死者姓名”和“死亡时间”。在前三个时期中，“死亡原因”偶尔会被提及，但是在21世纪的话步1中没有“死亡原因”这一步骤。在21世纪初，话步1中必有的步骤为：死者姓名；死亡时间；死亡地点；死亡年龄。

话步 2（葬礼事宜）在四个时期中包括的步骤内容有所不同。文化大革命前，话步2包括：公祭时间、地点；治丧委员会组成；吊唁人员；送花圈人员；追悼会时间、地点。文化大革命时期，话步2包括：告别仪式时间、地点以及人员；治丧委员会组成；唁电人员；追悼会时间、地点、人员。改革开放初期，话步2包括：告别仪式时间、地点以及人员；吊唁人员；送花圈人员；追悼会时间、地点、人员。在21世纪初，话步2只包括领导的哀悼与慰问，以一句话的形式结束，即“某某领导对死者表示哀悼以及对死者家属表示慰问”。

话步 3（生平）一般包括的步骤为：出生地、从事活动以及任职。文革时期对生平的介绍很少，几乎没有提及死者的出生地，而且对死者生前所从事的活动和担任的职位描述也很少。然而在21世纪，讣告生平中必然会提及死者的出生地和所从事的活动。

话步4（评价）在“步骤”方面没有明显的特征，主要是对死者的称赞，因人而异。因而在所观察的四个历史阶段也没有明显的变化而言。

四、讣告中“步骤”的变化与各时期历史特点

《人民日报》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自1948年创刊以来，《人民日报》积极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积极宣传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同时，也刊登党政干部逝世的消息，在引领社会风气、倡导移风易俗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讣告不仅成为社会民众了解逝者生平的一个媒介渠道，而且也是讣告发布者倡导新的生死观和价值观的媒体平台。

在上一节的观察中，我们发现，《人民日报》讣告对逝世者的报道一般包括四个部分：通知、葬礼事宜、生平、评价。上面的观察表明，在1949-2015年中，《人民日报》讣告的撰写形式没有发生较大变化，始终包括以上四个基本话步。这一基本的话步结构体现出《人民日报》在半个多世纪关于党政干部逝世的报道中始终采用讣告这一语体，体现出对所有逝者同样的尊重。如果“话步”发生明显变化，语体结构就发生了根本变化，讣告语体就不复存在。那样，不同的逝者就会采用不同的语体形式公告，或许对不同的逝者造成由于报道形式不一样而产生的不同的尊重。

然而，我们也发现，虽然基本的语体结构保持不变，但是话步2（葬礼事宜）和话步4（评价）的内容却有所变化。

关于话步 2（葬礼事宜）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在文化革命前和文化革命时期，关于相关领导参加逝世政党干部的追悼会以及慰问的部分，《人民日报》会通过较大篇幅报道，也会详细介绍哪几位领导参加（见例（1）和（2））。然而，在改革开放初期和21世纪初的讣告中（见例（3）和（4）），关于葬礼事宜的报道越来越少，尤其是在21世纪，所有的讣告仅是通过一句话来简略概括葬礼事宜（……逝世后，中央有关领导同志以不同方式表示慰问和哀悼）。

（1）文化大革命前

李章达先生病逝后，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冯白驹、张文，广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朱光、魏今非、黄长水和华南各民主党派代表都前往吊唁。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闻讯后均特电李委员家属致唁。李章达先生治丧委员会由叶剑英、李济深、张澜、林伯渠、沈钧儒、董必武、邓子恢、何香凝、李维汉、谭政、陶铸、程潜、张难先、李先念、陈铭枢、赵毅敏、张执一、陈汝棠、李达、陈漫远、何伟、冯白驹、陈其尤、李任仁等二十四人组成，已在十日成立。（话步 2 葬礼事宜：吊唁；治丧委员会）（1953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

（2）文化大革命时期

邵力子先生追悼会，于十二月二十八日上午在八宝山举行。参加追悼会的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郭沫若、张治中，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蔡廷锴、许德珩等有关方面负责人。参加追悼会的还有李宗仁先生，以及邵力子先生的家属和生前友好。（话步 2 葬礼事宜：追悼会；参加追悼会人员）（1967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

（3）改革开放初期

王震、刘华清、杨得志、段君毅等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并送了花圈。（话步 2 葬礼事宜：告别仪式时间地点；送花圈人员；参加人员）（1990年1月18日《人民日报》）

（4）21世纪初期

姜燮生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中央有关领导同志以不同方式表示慰问和哀悼。（话步 2 葬礼事宜：哀悼和慰问）（《人民日报》2015年06月26日04版）

关于话步 4（评价）的变化主要体现在，文化革命前后的评价是围绕逝世者对党、对社会的贡献展开，以主观评价的方式呈现。在例（5）和（6）中，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时期，主观评价主要是通过“忠心耿耿”、“工作积极”、“生活简朴”、“热情诚恳”、“忠于党”、“谦虚谨慎”、“为人民服务”等来体现。然而，随着中国与世界的接轨，受西方社会文化的影响，人们的思想意识有所改变，认为一个人是否有成就通过荣誉证书等客观事实来呈现貌似更加具有说服力。因此，《人民日报》讣告中的评价内容也发生改变。改革开放初期，评价内容中既包括主观方面，也包括客观方面。如例（7）中，先是表明逝者的职务，是全国人大代表，然后又以主观的方式（如顾全大局、团结同志、艰苦朴素、廉洁奉公、谦虚谨慎、作风民主）称赞他。而在21世纪初期，评价方式已经完全客观化，主要以头衔和荣誉的方式呈现，基本上是陈述事实，不再夹杂个人意见。如例（8）中，通过陈列头衔、军衔以及荣誉勋章来体现逝者的重要地位以及做出的贡献。

（5）文化大革命前

程儒珍少将在三十多年的革命斗争中，对党和人民事业忠心耿耿，工作积极，生活俭朴，待人热情诚恳，密切联系群众，表现了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话步4 评价）（1963年4月29日《人民日报》）

（6）文化大革命时期

戚元德同志是我党的优秀党员。她忠于党，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党的工作中，为保卫党的组织，配合革命战争，同敌人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几十年来，她始终保持旺盛的革命意志，积极工作，联系群众，谦虚谨慎，努力为人民服务，为党作出了贡献。（话步3 评价）（1974年11月10日《人民日报》）

（7）改革开放初期

他是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他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政治上思想上和党中央保持一致。他顾全大局，团结同志，艰苦朴素，廉洁奉公，谦虚谨慎，作风民主。（话步3评价）（《人民日报》1996年1月4日第四版）

（8）21世纪初期

吴仕宏是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曾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和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话步4评价）（《人民日报》2006年1月16日第四版）

以上这些讣告内容在不同历史时期发生的变化，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各个时期的历史特点。例如，在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中这两个时期，讣告中对葬礼事宜的介绍比后两个时期（改革开放初期和21世纪初期）详细（参见例（1）～（4）），可以说明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主张“走出去”，促进了中国与世界各国文化的交流，促进了人民的思维方式的转变。体现在对待生死的问题上，人们也更多的采取了科学和务实的态度。这种变化更明显的体现在讣告中对待逝者的评价方面。从例（5）到（8）的例子可以看到，这种评价内容方面的变化不仅表现为内容上的变化，而且体现出一种从主观到客观、从面面俱到到简单概括的特点。

这些讣告在话步结构上的变化之所以可以体现出各个历史时期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讣告作为一种语言应用的语体与其所处的语境及其所要达到的目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个意义上，可以借用Fairclough （1992）关于“话语即社会实践”的论述，将讣告看作社会实践的一种形式。《人民日报》作为发布讣告的主体，其发布讣告的过程实际上是一种“以言行事”的过程，即通过讣告这种语言形式发布信息。然而，这种通过语言而行之事并非简单之事。具体来讲，讣告并非仅是行发布信息之事，它或许还要达到一定的目的，比如弘扬逝者的功绩，激发后生的精神，以及表达对逝者的尊敬。而这些目的的实现则需一定的表达方式，如表达对逝者的尊敬可以通过详细列出出席葬礼的领导，等等。这些表达方式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和特定历史时期社会公认和接受的程度相一致的。社会的公认一方面决定和指导着讣告的发布者选择使用特定的表达方式，另一方面，这些讣告中的表达方式也预示着当时的为社会接受的主流价值观念。就对讣告的批评话语分析来讲，对讣告语体话步结构的分析为探索讣告发布者通过使用哪些语言手段和话语策略传递了哪些意义，实现了哪些目的（田海龙，2014：87）开启了一扇窗。同时，党政官员在主流媒体上的讣告，也从一个侧面预示着当前的政治语境。从历时的角度看，讣告反映出的变化也体现着社会政治语境的变化。讣告作为“死亡话语”也和其它话语（如政治话语、媒体话语）产生“互文”，并和这些话语一起相互作用，一起影响，构成话语实践的历史性特征。

五、结语

通过对《人民日报》半个多世纪刊登讣告的分析，我们发现讣告语体结构始终包括四个基本话步：通知、葬礼事宜、生平和评价。然而，讣告在整体结构不变的情况下，“葬礼事宜”和“评价”两个话步中在“步骤”上还是有一些变化。我们发现，1）“葬礼事宜”内容报道的篇幅越来越少，尤其进入21世纪后，话步2的内容少到只有一句话；2）讣告中对党政干部的评价方式发生转变，由主观评价向客观陈述转变。依据批评话语分析关于话语与社会之间辩证关系的学说，我们讨论了讣告语体结构上的这些细微变化与不同历史时期的联系。我们认为，讣告中对葬礼事宜介绍的内容减少以及对逝者评价篇幅的减少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讣告发布者观念的变化。这种观念的变化体现了社会的进步，也是全球化过程中不同文化相互借鉴的结果。

*本文在我英文撰写的硕士学位论文基础上完成。感谢导师田海龙教授在选题、设计和撰写等方面给予的指导。本文初稿承蒙田海龙教授和高一虹教授提出修改意见，特此致谢。感谢两位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

注释：

① 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抽样可以分成两大类：概率抽样和非概率抽样。其中，“非概率抽样”指的是：按照其他非概率标准进行抽样的方式。质的研究中使用的最多的“非概率抽样”方式是“目的性抽样”，即按照研究的目的抽取能够为研究问题提供最大信息量的研究对象。这种抽样方式指的是：按照一定的研究目的对研究现象进行随机抽样。在质的研究中进行“随机抽样”是为了提高研究结果的“可信度”，这种抽样是建立在立意取样的基础上，先设定了研究的目的范围，然后才开始抽样，这种方法通常使用于研究的范围限定以后样本数量仍旧太大的情况下（陈向明，2000：103-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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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吕红周）

H030

A

1008-665X（2016）2-0015-07

2015-12-25；

2016-2-17

常翠，女，硕士生，研究方向：批评话语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