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继华

文体变革与区域文学
——《中国新时期短篇小说论稿》与江苏文学研究

■蒋继华

众所周知，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显而易见，这种变化是多维度的，从广度和深度上都呈现着新时期文学的时代品格。在这种复杂深刻的变化中，各种文体也在经历着历史的变迁。在对这些变化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人们对于文体与艺术形式演变的探讨还显得并不充分，特别是对于一种文体内部要素的变化缺乏应有的关注和讨论。其实，长期以来学界一直呼吁学者更多地从文学自身——比如更多地从语言等艺术要素——来探讨当代文学，而不是盲从地从文学外围展开讨论。但这无疑需要更多的学术耐心和学术勇气。正是在这种背景和思考中，我们看到了郝敬波的学术专著《新时期短篇小说论稿》（以下简称《论稿》）。该专著主要探讨短篇小说文体的内在变化，并试图从短篇小说入手探讨新时期小说的艺术脉动。《论稿》针对目前学术界关于新时期短篇小说研究较为薄弱的现状，着力以文体观念、小说主题、形象塑造、结构模式、语言变革乃至风格生成与突破等维度，阐释新时期短篇小说的发展与创新，构建了严谨、科学、自足的研究体系。书中提出了许多新鲜、深刻、耐人寻味的观点，如对新时期短篇小说叙事策略的“耗散结构”转换的指认，对新时期短篇小说语言变革表现形态的分析等，都符合文学史的实际，也有相当的学术深度。可贵的是，作者的观点阐释都建立在大量文本“细读”的基础之上，显示了出色的感悟力、思考力和描述力，同时也对研究对象始终持有一定的理论距离，为诸多学术判断的客观辩证提供了更大的可能。

在短篇文体的研究过程中，《论稿》对于新时期江苏小说的关注同样是值得重视的。显而易见，这种关注是在对作家作品的分析和阐释过程中展示出来的。当然，作者并不是局限在区域文学的场域中讨论文体变革的，但具体的文本细读却给我们提供了观察新时期江苏文学的一个维度，也从一个角度对文体变革与区域文学的问题进行了反思。整体而言，《论稿》对新时期江苏文学的探讨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是值得重视的：

其一，主题呈现方式的变化。新时期以来，江苏的小说创作在主题呈现方式方面出现了显著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小说对现实观察方式的不同。面对时代的变迁，小说在很大程度上以“远处观照”的方式处理与世界的关系，并以这种方式走向文学的自身回归。《论稿》的探讨首先从陆文夫的创作开始，甚至上溯到其1950年代的小说《赌徒》。作者讨论的路径从主题书写的姿态进入，分析陆文夫如何把当时一个严肃的主题话语处理成叙事背景，从而使小说主题的呈现方式具有某种轻灵优雅的特性。陆文夫的其他小说如《小巷深处》、《二遇周泰》、《小贩世家》、《美食家》、《井》、《临街的窗》等主题表达也都呈现出这种特质，正如《论稿》对《小贩世家》的分析：“意欲表达对社会问题的反思，但小说叙事的‘入口’却很小，选择了一个挑担卖馄饨小贩的生活进行切入。重要的是，陆文夫的生活经验使得小说叙事充满了个性化的情感融入，而这种情感介入的方式又成功把读者拉到了小贩朱源达的情感立场，从而使小说对朱源达的表现具有了一种自然而鲜活的质感。”对于江苏新生代小说家的讨论，《论稿》往往从代表性作品入手，比如叶弥的《香炉山》，苏童的《吹手向西》等，分析其主题话语的生成特征和呈现方式。

其二，叙事结构的新变。在对主题呈现方式的分析基础上，《论稿》进一步从文学要素的层面展开探究，对新时期江苏小说的叙事结构进行考辨，从叙事结构所呈现的样态和变化中探讨结构新变及其负载的审美信息。《论稿》用比较研究的方式剖析作家作品，指出“耗散结构”已成为新时期江苏小说叙事结构新变的重要特征，即具有开放的、远离平衡和中心的结构形态，从而努力在叙事结构上脱离对“故事”的信赖。从讨论的作品来看，汪曾祺的《故里三陈》、范小青的《城乡简史》、苏童的《红粉》、毕飞宇的《哺乳期的女人》、鲁敏的《离歌》、戴来的《亮了一下》等诸多作品都显著呈现了耗散结构的艺术特征。《论稿》选择了具体作品进行了分析，比如对于苏童《红粉》的讨论：“《红粉》在叙事中告知了读者一个‘故事’，那么这个‘故事’如何被告知的，则是叙事学研究的另外一个重要层面，即叙事学理论中‘话语’讲述层面。叙事的‘话语’指向故事被叙述的方式，关注故事讲述的组织形态。《红粉》在保持故事结构模式的同时，运用了后结构主义叙事学‘话语’的叙事技术，从所讲的故事慢慢滑向了故事的‘讲述’方式，这样一来，就使《红粉》在叙事模式上与传统的故事叙事模式形成了一种内在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叙事的耗散结构，从而在‘先锋’性的创新角度上与传统的叙事文本区别开来。《红粉》的叙事话语生成了叙事的陌生化效果。从人物的身份和此类人物的命运遭遇等故事要素来说，读者读到的不是一个十分陌生的‘故事’，但仍感到这篇故事与众不同，这种不同的感觉便来自于小说叙事功能造成的陌生化效果。其中‘不确定性’叙事是产生陌生化效果的主要因素。”这种耗散形态使叙事结构变得更加复杂和开放，凸显着艺术变革的姿态，进一步丰富了小说的艺术表现力，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新时期江苏文学的某种创新品格。

其三，语言的先锋性变革。对新时期江苏小说语言变革的探讨也是《论稿》的重要特色。《论稿》首先对汪曾祺的小说语言展开讨论，并指出其小说语言变革的先锋特征：“我们还必须记得，《受戒》这篇小说发表于1980年，这才是我们在这里如此关注它的缘由所在。马原的《拉萨河女神》发表于1884年，而先锋作家孙甘露的被称为语言实验最极端的中篇小说《信使之函》则到1987年才出现。仅从出现的时间前后而言，新时期短篇小说在语言的革新已经具备‘先锋性’的品格了。”在这里，作者并没有更多地从区域书写的维度来强调江苏文学，但显而易见的是，新时期江苏小说语言变革的先导性已经显现出来了。除汪曾祺的小说外，《论稿》还分析了荆歌的《忧伤室内乐》、苏童的《桥上的疯妈妈》、鲁敏的《铁血信鸽》等作品，特别是通过对毕飞宇等作家的小说探讨，进一步彰显了新时期江苏小说家所实施的某种语言策略。在对毕飞宇《地球上的王家庄》的具体解析之后《论稿》指出：“‘我’去放鸭，赶到乌金荡，此时，小说的语言就在‘乌金荡’的‘水面’蔓延开来。按照传统的语言描述，乌金荡的景色会一一展开，但小说叙事的前行是跟着语言延展的，乌金荡→水面→水韭菜→叶子安静→没有风→草不动，形成了语言自身衍生的链条。这种链条形成了小说语言的精妙和丰富，并促使小说想象世界的展开和叙事时空的推进。‘水下没有风，风不动，所以草不动。’这样的语言应该是毕飞宇典型的‘短篇语言’，充分呈现了语言的流动性特征，打破了语言所指的局囿，充满了精炼悠远的诗性品质，的确是耐人品味的。”这里作者分析了毕飞宇对语言实施的一种策略，即注重语言的流动形态，发掘语言的自我增殖能力，增加了语言的信息密度，从而进一步丰富了语言的表现能力。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论稿》也专门从文体变革与区域文学的角度进行论述，指出在文体变革的过程中区域书写之于中国经验的意义：“在新时期文学的进程中，地域书写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方式。新时期文学中的地域书写，不仅仅是对‘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句老话的文学实践，更是在中西文化碰撞的时代背景中，对中国地域文化的一种重新审视和深刻反思。区域书写中丰富的审美要素、文化源流以及多样的文学形态，是中国文学充满活力、形成宏大气象的综合资源与独特优势，也是发育和积淀中国经验的基础。”不仅如此，《论稿》还以新时期江苏短篇小说创作为例，在文体变迁的视阈中探讨区域书写的时代意义。《论稿》是在短篇小说的层面上观察文体演进的，认为“汪曾祺、陆文夫、高晓声、赵本夫、范小青、苏童、毕飞宇等江苏作家的短篇小说影响广泛，江苏已经成为新时期短篇小说创作的‘重镇’”，因此有理由可以以此为个案展开剖析。《论稿》对小说在心灵变化的艺术表达方面进行重点关注，展开对新时期江苏重要作家作品的具体分析，比如：“从赵本夫《卖驴》中担心政策多变的孙三老汉，到其《即将消失的村庄》中忧虑村庄消失的村长老乔，这是一个漫长的社会转型时期，也是一个观念、心理剧烈变化的时期。从陆文夫《小贩世家》中用一根扁担谋生的朱源达到范小青《城乡简史》中进城打工的王才，同样也是一个社会结构和社会伦理转变的过程。江苏小说家在进行短篇创作时，正是在心灵史的维度中展开了对时代的书写，譬如，荆歌的生存困顿中的心灵体验，韩东的复杂生活中的诗意心灵，黄蓓佳的生活细微处的心灵悸动，鲁羊的哲学思辨中的心灵诘问，戴来的日常表象下的心灵反思，朱文颖的迷离人生中的心灵探寻等等。小说家在短篇小说的方寸世界里，关注人生状态，诉说生存冲突，探究隐秘的精神意象；在与人物进行心灵对视的同时，用不同的方式表现着诸如迷茫、痛苦、挣扎、坚韧、善良、关爱、救赎等心灵状况和精神品格，并汇聚成一个时代宽阔而深沉的心灵图景。”这种有见地的生动分析，进一步显示了新时期江苏文学的重要价值与意义，从文体演进的角度丰富和深化了新时期江苏文学研究。这是《论稿》一个极其重要的学术特征，也是我们从这个角度关注《论稿》的理由所在。

（作者单位：盐城工学院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