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全明

守望：从建构性价值取向看范小青小说的意义
——以《香火》等四部长篇小说为观察重点

■邓全明

“范小青的写作典型地体现了这三十年来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的状况，她能够及时抓住‘新的现实’，因此使自己的创作进入到一个重建意义的新的境界，这就是建构起自己的宏大叙事”①，范小青是否是建构自己的宏大叙事，暂且不论，但她确实一直在关注现实，其中也有批判，有怀疑，但无论批判、还是怀疑，都不像有的作家那样以一种极端的姿态方式出现，另外，在批判与怀疑的同时，她始终没有忘记，建构一种具有正面意义的价值——即贺文说的“重建意义”。笔者以为这应该是范小青在后社会主义时期文学创作最突出的价值所在、意义所在。对范小青三十余年的小说创作，洪治纲将其分为三个阶段：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为第一阶段，主要作品有《裤裆巷风流记》、《顾氏传人》等；90年代末期到本世纪初为第二阶段，主要作品有《百日阳光》、《城市表情》等；其后为第三个阶段，主要作品有《女同志》、《赤脚医生万泉和》等②。王尧则将范小青的小说创作分为两个阶段：以《女同志》为界，分为转型前和转型后两个阶段，而将洪治纲的第二阶段视为过渡阶段③p-27。本文按王尧先生的分法，以范小青转型前的《裤裆巷风流记》和转型后的《女同志》、《赤脚医生万泉和》和《香火》四部代表作品为考察对象，分析范小青在后社会主义时期价值建构方面的意义。

一、《裤裆巷风流记》：诗意苏州的“挽留”与出走

王尧教授在论及范小青小说创作的发展时写道：“范小青试图挽留的是在现实生活中逐渐流失的人选（性），逐渐消失的人性之美，而在这种挽留之中，我们看见了历史在现实中的背影，感受了文化在生存中的辉映。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范小青的小说让人读到了一些‘怀旧’的味道，这样的感觉肯定让读者疏忽了范小青的‘挽留’其实是由现实而来的”③，显然，王教授认为“挽留”、“怀旧”虽然是转型前范小青小说的底色，但“挽留”、“怀旧”不是范小青前期小说的全部——其中也包括对现实的某种介入，作为范小青前期的重要小说《裤裆巷风流记》无疑也体现这一特色。

《裤裆巷风流记》中“风流”的意思之一是风流倜傥，作为“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首富、首善之地苏州，自然配得上风流：网络了天下楼台亭榭胜景、美如仙境的园林风光，风流倜傥、学高八斗的悠游自得的才子，风情万种、眉目传情又不失优雅的仕女。不过诗意的苏州已被尘封，《裤裆巷风流记》中，除了乔老先生还念念不忘苏州古老的巷子和巷子中人的故事外，除了亦真亦假的老苏州故事偶尔引起人们的好奇之心外，老苏州记忆已从大部分人，特别是年轻人心中消失，这确实令人惋惜，对于从陆文夫时代成长起来的苏州作家范小青来说，更是如此。因此她让乔老先生不时提醒年轻的苏州人：苏州是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城，是一座有故事的城，是一座令人留恋、令人骄傲的城，这大抵就是王尧教授说的对传统的“挽留”。不管乔老先生如何“挽留”，过去的风流只能“遥望”了，现实在不停地朝前挺进。不管裤裆巷3号以前有过何等的辉煌、多么动人的故事，毕竟现在已分崩离析了：拆的拆了，倒的倒了，残留下来的宅子也被瓜分得七零八落，更重要的是里面的人根本就不想守在破旧的老宅，而是想方设法“出走”。裤裆巷3号苏州吴世恩的老宅子现住着四户人家：乔老先生一家，张师母一家，原来的房主的后人吴老太太一家，托亲戚关系寄居的三子，这四户人家的年轻人几乎都选择了“出走”。“出走”不仅指离开老宅，更重要的是告别过去，投入新的生活，新的生活是什么？80年代后期的中国，新的生活当然是正在热热闹闹进行的改革，因此作者让她的苏州人卷入了改革的洪流——也就是王尧教授“挽留”背后现实的倒逼。实际上，《裤裆巷风流记》可以视为一部改革小说，与一般改革小说不同的是《裤裆巷风流记》将改革融入苏州风情描写中，在风情变迁中感受改革的冲击。在裤裆巷3号老宅子中，三子、阿惠首先汇入改革的洪流中，最终三子成为改革的获益者，搬出了3号，阿惠虽然有过短暂的成功，但最后成为牺牲品。通过二人不同的结局，作者也许呈现改革的种种乱象，表明对改革中的某种看法，也许怎么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品塑造了阿惠这样一个从传统中走出的新女性，虽然她在改革的浪潮中失败了，但她平静地担当其结果，并朝着自己的路继续走下去。她的坚忍和执着成为小说暖暖的春意，温暖读者的心，让读者在为改革的乱象感叹时也感受到希望。

小说中还写到另外两个很有意思的人物：王珊、吴克柔。二人虽有区别，但他们于作品的意义是一样的——代表着一种实用主义、甚至拜金主义的新思想，叙述人虽然没有表明自己对他们的立场，显然他希望人们看到这种新的变化，看到传统所面临的挑战。传统和现代，何去何从，《裤裆巷风流记》并没有答案，它想告诉读者的是昔日的传奇、美好已风流云散——这也是《裤裆巷风流记》“风流”的另一意思，新的现实正在展开。无论揭示改革的乱象，还是写诗意苏州的崩溃，《裤裆巷风流记》都没有忘记人性的光亮，这为范小青小说奠定了基调。

二、《女同志》：政治的坚硬与人性的温情

从题材上看，《女同志》是一部官场小说，但正像有些论者指出的那样，它与流行的官场小说不同：“《女同志》的着力点并不在于描绘权力的黑幕和欲望的沉浮，相反，作者似乎还有意淡化这一背景，好进一步向人物的内心挺进”④。莫言谈到某些底层文学创作时对“把富有者和权贵者的穷奢极欲夸张到类似闹剧的程度，把下层人民的苦难叠加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的“叠加苦难”、“渲染腐化”做法进行尖锐的批评，并表明了自己的写作立场：“弱势群体和强势群体，都在同一个泥潭里挣扎”，“好人和坏人，穷人和富人，都没有明显的区别，他们都是欲望的奴隶”⑤，显然，莫言要强调无论强者还是弱者、穷人还是富人，都不要忘记他们都是人，也就是说作家在写作时，无论是写强者还是弱者、穷人还是富人，都不能脱离共同的人性，要在普遍的人性基础上，塑造人物、编织故事。可以说在“向人的内心挺进”、揭示人性的普遍性上，莫言与范小青是相同的，不同的是，如果说莫言是从人性中带有普遍性的恶的角度写人，范小青则是从人性中具有普遍性的人性之善的角度写人。揭秘官员腐败生活，揭露官场的相互倾轧的权力斗争，是官场小说常见的策略。这样的策略一方面满足了一般读者对讳莫如深的官场斗争、权力角逐和分配的好奇心理，发泄对政治生态的不满，另一方面，迎合了后社会主义时期知识界疏远、解构主流意识形态，保持知识分子的批判立场的潮流。《女同志》作为一部官场小说，自然也写到官场的堕落、权力的腐败和滥用。官场最核心的问题是权力的分配和使用，中国现有体制下官场最容易出现的问题是权力的分配、使用和监督过程中权力的集中和滥用以及权力运作过程本身的不透明、不公开，长官意志是这些问题的突出体现。《女同志》中所描写的机关，无论是基层的妇联、宣传部、组织部还是整个市委，无不充斥着长官意志的影子，上至市委书记、下至部门主任，几乎都把自己掌管的部门看作个人的一亩三分地。另外官场小说常见的权色交易、权力争夺中的阴谋诡计、尔虞我诈、阿谀奉承、不择手段等景观，在《女同志》中也时有出现。但《女同志》的重点并不在此，而在于展现在现有政治运作机制下的人性的堕落与坚守以揭示人性的深度与高度，可以说官场只是展示人性的一个特殊的舞台。抛开具体的运作模式、机制，对于个人发展而言，官场、商场、知识界其本质是一样的：通过与对手的争斗击败对手获得作为胜利者的利益、荣誉、体验生命的价值。这种斗争我们也可以置换为中性词竞争，要竞争就要有规则、讲伦理，商界有商界的竞争规则和伦理，知识界有知识界的竞争规则和伦理，官场同样有官场的竞争规则和伦理。问题不在于争不争和竞争的激烈甚至残酷程度，而在于竞争规则是否公平，竞争者是否讲究基本的竞争伦理。在现有政治生态中，在长官意志普遍的情况下，一个部门的首长往往掌握着整个部门所有人员的生杀大权，这也意味着个人要“进步”、要混得好，要发展，就要唯长官意志是从。要做到唯长官意志是从，往往不但要牺牲自己的意志，有时还要自己的良心、自己的情感甚至自我本身，这对于有情感的人来说，不能不说残酷，要在官场上混，就要忍受这种残酷，经得起这种残酷。《女同志》的主人公万丽正是从这一系列残酷的事件中战战兢兢走过来的，她在击败余建芳、陈佳、聂小妹等还有许许多多的对手的过程中，也不得不遵守官场的规则，做违心的事情，如为拿到南星大酒店这块地去拜访好色的董部长——利用权色交易的规则。不过，范小青在揭示权力的腐败和人性的丑恶时，没有忘记人的理性和人性的善，也就是说范小青从人性的高度理性地看待官场的斗争，而不是一味“渲染腐败”。《女同志》中，余建芳对万丽的防范与打压，万丽与陈佳的勾心斗角，许大姐对万丽的利用与关照，都是争夺权力资源的一种竞争，从本质上看，与商界、知识界的竞争没有任何区别。范小青的不同凡俗之处也在于，从人性的高度和深度出发，理性地表现权力竞争中人对于竞争规则的偏离与坚守并以此体现伦理的内涵与力量。这种伦理，从大处讲是政治伦理，从小处讲是竞争伦理、职业伦理。就官场而言，长官意志也并非全是私欲。就拿向秘书长与市委平书记的斗争来说，向秘书的行为虽然是权力之争，是一个政治阴谋，但其中也不乏工作思路不同的内容，向秘书对改革中的问题看法反映了如何看待、评价改革的一种观点。向秘书虽然采取了不符合职业伦理、政治伦理的做法，是通过阴谋诡计来实现权力的再分配，算不得高尚，但这也没有逃出人性的一般原则——私利与大义共谋。向秘书在失败之后，并未迁怒于他人，而是平静地接受斗争的结果，一如既往地工作，也多少表现个人的担当与风度——对职业伦理的遵守，正是这种风度使范小青小说更理性、更真实，笔下的官吏也具有更丰富的人性内涵。更重要的是《女同志》透过官场，写到人性的温情与人性的光亮——万丽是集中的体现者。万丽的丰富性也是通过她在官场职位竞争中的种种表现来体现，作为一个从教师行业转向官场的基层官吏，万丽大致遵循官场的基本伦理和价值观念——台上的、台下的：算计、倾轧、相互利用、削尖脑袋往上爬，而且也有过堕落。不过，万丽也没有完全被官场腐蚀，自我沉沦，而是不时绽放人性的美丽。如万丽在得知女儿患病后，宁可放弃在高级进修班发言、在省委书记前亮相的难得机会，赶回家中。万丽坚持把定销房做得完美无缺，自然有在田常规书记前体现自己的能力、争取升迁机会的意图，但她的这种个人意图并没有违背为民众谋福利的政府功能，甚至这也是她出自内心个人意愿。

除了表现冷酷的权力斗争、政治斗争中人性的温软外，《女同志》对政治伦理建设也有所期待。谢有顺认为：“呼吁一种更为健康、和谐、人性的政治伦理，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政治远比权力要广阔得多，好的政治应该是一种人心政治”④p-90。《女同志》的另一意义在于作者表达了对中国政治生态的改善的期盼，——这也是范小青小说建构性价值导向呈现的路径之一。

三、《赤脚医生万泉和》：悲剧背后的价值建构

“《赤脚医生万泉和》的‘图’和‘看图说话’对一个乡村富农大院的空间想象，捕捉的正是对乡村政治在空间上的微妙变化”⑥，确实，通过农村医疗事业的发展史的角度，展示建国后半个世纪中国历史的起起落落是《赤脚医生万泉和》的一个重要突破。贺绍俊认为“范小青的历史叙事也不是曾经流行的颠覆历史，而更多的是一种历史的辩证法”⑦，也就是说《赤脚医生万泉和》不是以流行的解构主义历史观去想象、简化历史，而是更加全面地、理性地再现了历史，特别在打捞“五七”干校和知青视野之外的被忽略的历史。确实，无论是从题材的拓展，还是在填补历史空白、还原历史真相上，《赤脚医生万泉和》都有不俗的表现。对此，笔者不再赘述，笔者想讨论的是《赤脚医生万泉和》在价值建构上的重要意义。

回顾万泉和的一生，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的人生他不能自己做主。万泉和的理想并不是成为一名医生，而是做一个木匠。然而，命运弄人的是，由于各种原因，将他这样一个没有医生的资历、能力，也没有意愿做医生的人一而再、再而三地推到医生的位置。万泉和第一次成为医生，是他的父亲一再在队长前面叫苦，要求增加一名医生，而后窑村又没有合适的人选，队长裘二海便让他做医生。尽管万泉和本人还有他的父亲坚决反对，“他就是政策，他就是道理”⑩的裘二海全然不理会，更有愚昧的村民以为父亲是医生、儿子就能是医生，也坚持要他做赤脚医生。可以说是专制与愚昧合谋，让万泉和牺牲了自己的理想，让他走上一条时刻让他胆战心惊的职业路。万人寿瘫痪、涂医师回到镇医院后，万泉和有了一次结束赤脚医生生涯的机会，但裘二海半是赖皮、半是无奈，让万泉和继续一个人坚持让合作医疗社活下来。农村土地承办到户后，万泉和作为那个时代特殊产物的赤脚医生的身份也随着时代的远去而失去合理性，万泉和理应结束担惊受怕的医生生活。但时代再一次和他开了个玩笑，在万小三子和马丽的绑架下，万泉和再次成为乡村医生。对于万小三子来说，他并不关心当地村民有没有医生为他们看病，他只在乎他自己的意愿——赚钱、讨好他所爱的马莉。可以说万泉和这次成为了金钱与私欲的牺牲品。后来，万小三子破产，他所支撑的医疗所也关门，万泉和真正结束了赤脚医生的生涯，但他作为医生的难还没有结束。其后，裘二海患了性病，无处就医，再次找到万泉和，带有强迫性质地让他治病，结果出了医疗事故。本来，裘二海并不想找万泉和的麻烦，他的后人受新的拜金主义思想影响，全然不顾万泉和的好意，将他告上法庭，使本来就清贫的万泉和倾家荡产，再次受到沉重的打击。纵观万泉和的一生，他并不想成为医生，但又一次次被迫做医生，这是他一生最大的悲剧——无法主宰自己命运的悲剧。究其原因，有政治的——在“文革”中是裘二海的一言堂、专制使他成为牺牲品，有经济的——改革开放后他被人利用成为金钱的牺牲品。在职业选择上，万泉和是被动的，在生活上万泉和也常处于被动中——一些他并不想要的东西强加于他的头上，甚至还有好意的强加。如果说留下两个哑巴，是被动接受的负担，那么，万里梅的强加则是出于好意：为了报答万泉和父子为自己看病，万里梅不断为他介绍自己认为很适合万泉和的姑娘，实际上，忽视了万泉和真正的感受。总之，万泉和的一生，似乎都处于被动，被动是他人生最大的悲剧。这种悲剧，与“文革”时代，甚至阶级斗争时代，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有很大的共同之处：在阶级斗争及各种政治斗争中，知识分子的作用和地位也曾被夸大到不合实际的情况并莫名地受难。从这个角度而言，《赤脚医生万泉和》是一部寓言，现代革命时代知识分子命运的寓言。当然，《赤脚医生万泉和》的意义还不仅如此——如果就此止步范小青就不是范小青。范小青继续要做的是，在悲剧中寻找人的意义。深入万泉和的受难后，我们会发现，他也并非完全被动，而有主动受难的因素。无论是“文革”时代的裘二海的政治压力，还是改革开放时代万小三子的经济诱惑，万泉和都不是完全没有躲避的可能，他之所以承担起那份可能不能承担起的沉重责任，多少有殉道的意味。既然在那种特殊的情况下——无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虽然他也不是理想的人选，但既然没有更好的人选，他也就当仁不让了。在这过程中，万泉和也有过动摇，有过困惑，但最后，他终于达到了孔子所说的知天命的人生境界。作品最后写道：后窑村村民出钱，再次成立医疗所，但没有医生，村民们再次将目光投向万泉和，他经过一阵慌张、逃跑之后，终于平静下来，灵魂也回来了。我想，如果村民们真的需要他再次牺牲，他也只好平静地接受天命——这个天命并不是上天，而是某种历史的特殊机缘。从中，我们不难看出，看似智力不及一般人的万泉和身上，却看到人的高尚之处，人之所以成为人的沉甸甸的东西，我想也正是因为如此，范小青在与汪政的对话中说：“他对生活的敬畏，他对人的温情，他对世界的宽容，他对人类的爱，他和他爹的几十年的生活，这一切都令我感动”⑨，令她感动的正是处于悲剧之中，人物表现出来的人性的光辉与尊严。也正因为此，作者最后让曾经欺骗、利用过他的两个哑巴回来了——这是给好人万仁寿父子最好的回报，这回报之中，也包含作者对人性的希望或者说寄寓了作者对人性的希望、理想。

四、《香火》：民间信仰崩溃之后

虽然中国没有欧洲那样严密的宗教组织和高度一致性的宗教信仰，但这并不等于中国没有宗教，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遍布中国农村的送子娘娘、财神、关公庙、土地庙无不表明中国人有自己的宗教信仰。总体而言，中国是一个多神教国家，支撑着中国民间宗教信仰的主要骨架有祖宗崇拜观念、建立在佛教基础上惩恶扬善的因果观念以及相关的各种实用神观念。在一定程度上说，祖宗崇拜观念来自于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孔子要求人们“慎终，追远”，强调孝道，把孝道作为修身的重要内容。这种大传统融入民间，成为祭祖活动延续不断的重要原因。当然世俗化之后，孝道不是祭祖活动的唯一目的，祈求祖先保佑的世俗思想也成为重要内容、甚至主要内容。以菩萨为表征的佛教观念，也是中国民间信仰的重要内容。它具有更强的宗教色彩，也有身份标识——佛教徒，普通百姓也可以通过不同形式表明自己的佛教信仰，如吃素、念经。除此之外，中国民间还有各种各样的神，如财神、送子娘娘、灶神、山神、河神、门神，孔子、关公、岳飞等许多英雄人物死后也被作为神供奉。虽然这些神的来源不一、甚至身份不明，但总体而言，大体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人，死后为表扬、彰显其为国、为民忠义思想而被奉为神，一种是依傍佛教、道教而派生出来的神。其实，无论是那一种形式的神，在民间信仰中，都有其实用的功能：或保平安，或保子孙后代昌盛，或保发财；而对神不敬则会有相反的后果。然而，中国人的这种不无实用主义的宗教信仰在解放后受到从未有过的致命打击，特别是在“文革”中，中国人延续千年的各种各样的神都被亵渎了，民间宗教信仰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虽然，“文革”不久后就结束，寺庙也得到不同程度的修复，但信仰缺失的潘多拉盒子已经打开，对神灵的敬畏之心不复存在，其对中国人精神造成的影响决不亚于《浮士德》所反映的欧洲宗教瓦解和尼采的“上帝死了”。《香火》最突出的意义在于抓住了当代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深层问题，以其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表现了当代中国民间信仰的崩溃以及作者的忧虑。

《香火》中的那个没有出现名称的村子和古老中国的许多村庄一样，有着自己的心灵栖身之地——太平寺和阴阳岗。虽然小说没有写到，在“文革”破“四旧”之前，那里的村民如何信奉太平寺的菩萨，如何恭敬自己的祖先，但从他们极力保护菩萨和祖坟的举动中——老屁、四圈等村民自告奋勇承担了保护菩萨的责任，我们不难推测太平寺和太平寺里的菩萨、祖宗在他们的精神世界有着什么样的位置。当政治运动来临时，这些村民无法和政权对抗，最终，太平寺还是关门了，阴阳岗的祖坟还是被夷为平地，种上水稻。敲菩萨、毁寺庙、掘祖坟事件产生了不可估量的连锁破坏作用。我们知道，村民们之所以敬畏菩萨、供奉祖先是认为他们是不可冒犯的神灵，一旦冒犯，就会带来毁灭性的灾难。故此，谁也不敢冒险，去冒犯看不见、摸不着的神灵，对依附于菩萨、祖先的那些信条保持敬畏之心。“文革”借助新生政权的革命性力量，冒犯了这些村民们从来都不敢冒犯的神灵，让村民发现，冒犯并不会带来任何灾难，神灵也不能为他们提供任何保佑。村民们自然发现一个他们从前很少怀疑的事实：菩萨、祖先并不像他们一直相信的那样，具有巨大无比的能力，可以去恶扬善，他们甚至连自保都做不到，依附于他们的信条自然也是虚妄的。因此，很自然，村民们放弃了他们，老屁说的“尊敬菩萨有屁用，菩萨又保佑了我”⑩突出反映了村民信仰的变化。

或多或少体现大传统的民间信仰消失了，新的大传统是否渗透到小传统中、融入民间信仰呢？《香火》中除了写菩萨、祖先为代表的民间信仰外，还写到大传统——新的意识形态中的信仰。烈士陵园的主任，承载着强烈的意识形态信仰，他不辞辛劳地寻找烈士的后代、维护烈士陵园是他信仰的突出体现，而且，他也在将这种大传统与小传统结合，如他认为烈士无所不知，实际上是将他们神化——与孔子、关羽的神化类似。可惜的是他的这种信仰在“文革”中也同样受到打击，以至最后他也似乎回归了菩萨。“想当年那主任，对于佛祖菩萨之类，甚至不恭不敬不信，今天说出的几句话，竟令念经二十余年的和尚迷了糊”，正表明他对佛教态度的转变。新的意识形态信仰本来扎根不深，在民间影响有限，其在内部出现了问题，更谈不上为民间信仰提供精神资源。到此，我们不无遗憾地发现，在香火的村子里——也是在中国广大的乡村，真正令人带有敬畏之心、能作为精神支撑、灵魂归宿的信仰不复存在。虽然香火的村子里还有阴阳岗，还有太平寺，但那都是用来赚钱的工具，与精神的家园没有关系。没有信仰、没有精神家园是可怕的，《香火》用其充满神秘色彩的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展示信仰在中国大地上消亡的进程，我想，作者不仅是要重现被忽视的历史一隅，发思古之情，更重要的是呼吁精神家园的再造、信仰价值的重建。

后社会主义时期中国文学的基本倾向是解构多于建构。先是受西方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哲学思潮反理性、反历史和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否定性批判以及对建国以来左翼文艺思潮文学纪律、文学规则、文学记忆的反动的影响，后又因为共名时代的失落和文学在新媒体时代边缘化的双重影响，解构性价值取向成为后社会主义时期文学的主流，建构性价值被冷落甚至被嘲讽。新历史小说、先锋小说、新写实主义的创作实践与“回到民间”、“无名时代”、“零度写作”的理论潮流有意或无意地互动，推波助澜，形成了否定性价值取向主潮。许多作家或热衷于现象的陌生化、碎片化、个人化呈现，或热衷于非人格化的零度写作，或热衷于类似苦难、暴力、叙述游戏，对于价值建构，则少有兴趣，范小青可以说，是个例外。范小青起步于陆文夫开创的苏州小巷文学，其中也受到新写实主义等潮流的影响，后期小说创作中范小青又将笔触伸向少有人涉猎的赤脚医生、宗教与民间信仰等领域，但正像洪治纲指出的那样：范小青的小说虽然在不同的阶段呈现不同的变化，但始终贯穿着一条非常清晰的精神主脉，即，一种富有人道主义的伦理的叙述温情，一种宽厚柔韧的人性基质”⑪。也就是说，无论面对什么样的现实，范小青都坚守人性的底线，都对人性抱有希望，并用自己的笔，建构人类家园，这就是范小青对后社会主义中国文学最重要的意义所在。

注释：

①⑦⑧贺绍俊：《现实主义的意义重建——从新时期文学三十年读解范小青的创作》《当代作家评论》，2008（1）。

②⑪洪治纲《：范小青论》，《钟山》，2008（6）。

③王尧《：转型前后——阅读范小青》，《当代作家评论》，2008（1）。

④谢有顺《：比权力更广大的是人心——我读范小青的〈女同志〉》，《当代作家评论》，2005（6）。

⑤莫言：莫言讲演新编，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2）：95。

⑥何平：《从“村落”到“文学的村落”——论〈香火〉兼及〈赤脚医生万泉和〉》，《当代作家评论》，2012（3）。

⑨范小青：《赤脚医生万泉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73）。

⑩范小青：香火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11（9）。

（本文为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从建构性价值取向看诗意江南的失落与重建——以新时期苏州小说创作为例”[课题编号090-2015SJD60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苏州健雄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