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光芒

历史与现实的交汇，乡土与都市的变奏
——2015年江苏长篇小说创作观察

■张光芒

2015年是江苏长篇小说创作的又一个丰收年。我发现，该年度长篇小说创作最活跃的是一批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出生的作家，该年度发表的许多长篇小说堪称作者最新的代表作。它们往往是作家们在经过了长期的写作历练并在文坛上有了相当的影响力之后，锐意进击而奉献出的创新之作。比如有的作家在该年度出版了“三部曲”的收官之作，有的作家自己最擅长书写领域的集大成之作亦于该年度问世。一部部厚重的文本凝聚了作家主体不懈探索的思想锋芒与审美精神，既显示出文学的超越，更体现出自我的超越，从而迎来了小说艺术的收获季节。阅读2015年度的江苏长篇小说创作，有两个突出的关键词跳入眼帘：乡土中国与战争重述，这两个方面构成了年度性的写作热点。同时也有一些新的写作探索与艺术特点出现于历史书写与现实书写、都市题材与先锋实验之作中。它们共同构成了2015年江苏长篇小说波澜壮阔的新篇章。

一、“新乡土写作”：向纵深掘进

乡土题材小说创作历来是江苏文学最有特色也最为出色的领域，在2015年它进一步从现实与历史、人性与审美相结合的诸多维度向纵深处开掘，汇聚成为一个新的艺术景观。这在苏北地区表现得尤其突出。

苏北大平原地处中国南北交界区域，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下，这里都有说不完的传说与故事，道不尽的人间沧桑与世事巨变。在这里，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传统与日新月异的现代性进程交织纠缠，社会文化的发展更新与人性的嬗递流变交相辉映。借用小说家叶炜“乡土中国三部曲”的题目来说，这里是文学的“富矿”，精神的“厚土”，更是审美的“福地”。立足于此并在写作上深深地扎根于此，以放眼世界与人类的胸怀向脚下大地的纵深处挖掘，便能够站在审美文化的制高点上实现属于新世纪的“新乡土写作”。这也正是一批活跃的江苏作家自觉追求的创作理念。像叶炜的《福地》（青岛出版社）、严苏的《古槐》（江苏文艺出版社）、李洁冰的《苏北女人》（江苏文艺出版社）、刘仁前的《残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徐丙超的《不能被遗忘的家》（南京大学出版社）、刘春龙的《垛上》（作家出版社）、张新科的《树上的王国》（作家出版社）等都是该领域最新的重要收获。

《福地》是叶炜历时15年完成的“乡土中国三部曲”的第三部，该作仍然以苏北鲁南地区的麻庄为核心进行小说叙事，但与前两部小说《富矿》《后土》有了显著的不同。一方面它贯通近代、现代、当代历史，将苏北鲁南抗日根据地的革命历史与新中国成立后的曲折历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乡土文化变迁加以勾连。另一方面，小说的描写更加注重对于民风民俗的表现形式的展现，也力求体现其背后人心人性的细腻微妙的变化。像小说一开始有这样的叙述：“天阴得厉害。整个麻庄透着一股新鲜牛粪的味道。这味道混合着甘草的甜腻，飘荡在村子的边边角角。”能够调动人体的各个感官去感受百多年前那“湿漉漉的冷风”并立体化地表现出来，的确是对于作家主体审美体验能力、想像力与表达能力的强大考验。小说将风土人情的历史变迁体现在一个个充满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的小人物身上，体现在他们或欢乐或悲伤、或忍韧或果敢、或绝望或英勇的一幅幅表情和画面上。同时，小说在叙述结构上进行了大胆而大气的艺术建构，全书分六十卷，从“辛亥卷”始，至“丙子卷”终。在绵延近百年的叙述流程中，融合了老槐树叙事、鬼魂叙事、动物叙事和家族叙事等复调多元的叙事视角，这些写作变化与艺术探索既凸显出历史与文化的复杂性，更体现出作家“想在历史中寻找回答现实问题的答案”的宏大愿望。这也是作家有意识地建构所谓“大小说”或者“人类学小说”的努力方向。

在通往这种“大小说”境界的努力中，小说叙述中的老槐树自始至终发着苍老、浑厚、睿智、富有感染力甚至带有天启般的声音。“我就是那棵变秃的老槐树。我记得自己是巳时来到这个村庄的。那天，苏鲁大平原青蛇遍地，到处都是蛇游走的嘶嘶声……我就是洪洞那棵大槐树上的一粒种子。掐指算算，我来到这个村子已经五百多年了。”在小说整体结构中，老槐树不仅是一个重要的审美意象，更是全知全能的叙述者，历史的见证者与人心嬗变的思考者，可以说承担了作家主体诸多追求的审美功能。无独有偶的是严苏的《古槐》也以老槐树为实现审美建构的聚焦体。作者自述在构思和写作的过程中，一直将小说定名为“故土”，写到一半以后才改为“古槐”，想必这是审美灵感的造访使然。

将2014年底2015年初问世的《古槐》与《福地》放在一起是颇有意味的一种对比。同样是古槐，同一块广袤的平原大地，都有一个同样古老而神秘的小村庄，同样有着对“新乡土写作”不懈的建构理想，不过二者也有着创作个性的极大差异，如果说《福地》的古槐见证的是“人的历史”，那么《古槐》里的古槐所见证者更多的则是“历史的人”。《古槐》开篇即引出了重要的叙事要素古槐，它的“冠像一把巨伞，高高地撑在小孟庄的上空，远看像一朵云。这朵云是静止的，它是小孟庄的标记，出远门的孩子，只要看到这朵云，就能找着回家的路。”与《福地》以六十个年代为标题串连起“类编年史”结构大异其趣，严苏的《古槐》则采取了类似“人名词典”的结构方式，全书各章均以人物名字为题，比如前几节就分别是“孟三宝”、“网子”、“坠子”、“大虫”、“孟宏图”、“大虫妈”、“尿喜大”等。每个人物形象都像那棵古槐一样表面上是那么安静平淡，那么不起眼，但这些小人物在小说的审美世界中却都可以成为某一独特场域的主角，成为在历史中活动着的活生生的个体，同时也是自成一个心理世界的主体。小说就这样以传统画技中散点透视的手法，将以孟三宝等为代表的小孟庄几代农民自40年代末以来半个多世纪的心理波澜、灵魂脉动与精神嬗变勾连起来，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展现了乡土的精神之根及其不绝如屡的强大生命力之所在。

“新乡土写作”之新不是千人一面的新格律，而应是富有浓厚审美个性并灌注了浓厚的当代作家主体意识的独创性之新。李洁冰历时九年完成的长篇小说《苏北女人》便体现出鲜明的创作个性与大气空灵的审美气质。小说在以苏北僻壤端木村为画卷轴心描绘中国北方乡村上世纪中叶以来六十余年的沧桑图景时，独到地营构了一个男人几近缺席的乡村生存场域。在这里，支撑起生存世界的是母女几代人以及一批极富地域性格的人物形象，她们犹如特殊物种，在农耕文明向现代化转型的复杂进程中，与一切有形无形的生存障碍纠结缠斗。作家以绵密柔韧的女性叙事立场，将她们在茫然中承受，在绝望中隐忍，在毁灭中挣脱的生死歌哭展现在读者面前，读来颇有荡气回肠之感。莫言在《丰乳肥臀》中塑造了一个胶东女人的母亲形象，《苏北女人》则成功地塑造了一位苏北大地上的母亲形象。小说结局阶段，历尽苦难的柳采莲又在大拆迁中失去最后的家园，继而被小辈逐出家门。然而母亲的本能却让她为筹措儿子的出国劳务费，再次奔向风雪之途。在叙事结构上，全书分“春”、“夏”、“秋”、“冬”四卷，每卷以三个节气为题分为三个部分，共12个节气构成12章。而且作者特意在每一章标题下加上了民谚标注。这种谋篇布局的方式显然深受《天工开物》的启发。时令节气在年度之内都各各不同，但跨年则循环往复，这就如同乡村女人对土地和家园的生死依恋以及她们的命运多舛一般，小有喜悦，悲剧命运却年复一年地上演着。小说在审美结构上的独特设计，实则流露出作家在潜意识里对于神鬼与生灵的敬畏感，也反映出作家主体敬畏大自然的宇宙观。

“新乡土写作”追求的是小村庄里的“大小说”，叶炜在谈到“新乡土写作”时说道：“中国的乡土底色蕴育了乡土文学的成熟与成就，产生了许多伟大的乡土文学作品和作家。但是，尽管中国的乡土文学已经达到了一个顶峰，这个顶峰并不是不可逾越。当下中国需要一种‘新乡土写作’，这种‘新乡土写作’是对此前写作的继承与超越。随着时代环境的宽松和作家知识结构的改善，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从创作技巧上，‘新乡土写作’都有着巨大的进步空间。”①为此，他特别推崇大江健三郎曾提出的“村庄=国家=小宇宙的森林”的观点。可以说，这典型地道出了苏北作家不约而同的自觉建构意识。刘春龙的《垛上》便径直使用了垛上这个小村庄作为小说的名字。小说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兴化垛田作为蓝本，以里下河地区方言为叙述语言，将主人公林诗阳自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四十余年的成长史与水乡世界的社会变迁史，以及风土人情的嬗变历程相互结合起来，立体化地呈现出类似路遥笔下那“平凡的世界”的不平凡的本质，颇具史诗气象。陈德根的《出路》（江苏大学出版社）以农村高考落榜生为描写对象，挖掘了他们坚忍不拔、自强不息的底层精神，读来十分感人。

其实，在江苏“新乡土写作”者这里，“村庄=国家=小宇宙的森林”这一公式还可以在前面再加一个等号，等号前再加一个“家”字。家、国、宇宙息息相通，家族史与乡土史乃至人类史具有血肉相联的审美关系。这在徐丙超笔下就是那“不能被遗忘的家”。《不能被遗忘的家》这部六十余万字的长篇巨制以民国初年、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文革、改革开放、商品经济大潮为背景，串联起秦广宇祖孙三代人悲欢离合、跌宕浮沉的主线，一个简简单单的“家”字充满着残缺与破碎、苦难与伤痛的苦汁，也灌注了希望与坚韧、抗争与奋斗的热血。

“新乡土写作”之“新”既是写作之新，也是乡土之新。在现代化向家耕文明加速挤压的过程中，乡土文化所代表的精神世界及生命价值观念体现出变与不变之间越来越复杂剧烈的矛盾。王志强的《骚动的小城》（新华出版社）虽名为“小城”，却也是一部地地道道的乡土文本。小说围绕着新时期伊始发生在一座苏北小城的故事，以鲜活生动的民间语言，将众多人物形象之心理上的躁动，与社会的变动、大地的躁动传神地表达出来。在描绘乡土精神之变与不变的冲突中，有些文本则更加侧重于追述那“消失的风景”以及这消失的过程。《树上的王国》与《残月》便是有关这变与不变和“消失”主题的代表性作品。前者系张新科“中原文化三部曲”之第三部，后者乃刘仁前“香河三部曲”之收官之作。

《树上的王国》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政治文化为背景，以戏剧演出剧目结构全篇，极具戏剧化地展示了槐树湾剧团组建、排练与汇演所引发的种种滑稽不堪的故事。这是小说叙述的主线和明线。“孩子王”与几个孩子在老槐树上不断地憧憬着他们各自内心的童话王国和王子梦，则构成了小说的一条暗线。像前面提到的老槐树的重要审美作用一样，这棵槐树既将明暗两条线索结合起来，同时更成为一个喧哗与躁动的世界里沉默理性的见证者，它见证了乡村文化的流失以及这一过程中人心的流失。小说在俏皮反讽化的叙述气氛中造成了笑中带泪的艺术效果。

《残月》是一部更加富含“乡愁”意味的文本，随着香河三部曲所描写的民俗人情的逐步消失，新一代主人公柳永步入都市世界，伴随着疯狂欲望的是精神的残缺，世俗膨胀带来的是美丽人性的丧失。小说最后写柳永经过现实的洗礼后，重寻精神之根，这一笔描写意味深长地启示人们，如何把“那些丢失的、遭受破坏的东西”找回来，是能否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可否通往幸福感不得不面对的时代课题。就这样，江苏长篇小说在“新乡土写作”中不断扩展着写作的边界，充盈丰富着这一艺术形式“巨大的进步空间”。

二、战争重述：人性光辉的凸显

2015年是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而江苏是抗战史上最为重要的地域之一。侵略军给江苏大地带来了惨绝人寰的伤害，也引发了可歌可泣的民族抗争。于是，战争重述成为江苏长篇小说创作的一大热点。令人欣喜的是，与过去那种图解政策或者接受政治任务的“急就章”不同，大多战争题材文本融艺术性与思想性于一炉，人性价值与文化内涵均有显明的创新贡献。

张新科的《鲽鱼计划》（《十月》2015年第2期）围绕在华日谍针对河南一兵工厂的“鲽鱼计划”展开叙事，各路人物在这里上演了一出出惊心动魄的故事。小说巧妙而充分地利用了灵敏狡黠、极难被发现和捕捉的鲽鱼这一意象，将暗潮涌动的环境描写与斗智斗勇的心理刻画结合起来，戏剧性与可读性非常强。陈建波的《我是老枪》（作家出版社）写的是日本战败前垂死挣扎，以吴尚为战略基地进行秘密行动，派出得力干将执行任务，却被“老枪”这个一直处于传说中的对手所挫败、所消灭。小说情节紧张曲折，步步惊心，可谓脍炙人口之作。蒋文静的《荆蝶兰》（凤凰出版社）以茅山根据地一个小山村为舞台，在国、共、日、伪和地方势力错综纠结的冲突中，成功塑造了历经生死磨炼的荆蝶兰这一女性形象。范金华、张用来以宿迁抗日英雄张荫棠为原型创作的《日落峰山》则填补了宿迁抗日题材长篇小说的文学空白。蒋海珠的《涌潮》则以桥为审美的桥梁，塑造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一批胸怀“科学救国”信仰的知识分子形象。小说以“造桥了潮来了”、“炸桥了潮退了”、“毁桥了潮怒了”三个部分结构全篇，形象地演绎了那一时期的历史进程，也艺术地传达了民族脊梁的真正含义，读来有大气磅礴之感。

书写战争并不以战争本身作为正面描写对象，而将笔墨集中于生活逻辑的展开，围绕人与历史、人与自我的关系加以描绘，从某些侧面反映战争年代人们的文化心理结构与人性变迁，从而更深入地抵达战争文学的哲学本质。这也是战争重述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此而言，六沐雪（刘茂雪）的《逃往夏威夷》（中国文史出版社）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成功之作。民国时期，赵家少爷月生因嫉妒佣人的儿子木瓜，联合其他恶少捉弄折磨憨直善良的木瓜，并设法赶走了忠心耿耿的佣人父子。抗战爆发后，月生随父亲逃往异国他乡，然而身体可以逃往夏威夷，灵魂却无论如何也逃脱不了故土。于是，月生多次冒着战火归国寻找木瓜，并由此揭开了更多的家族秘密和故事。历史是一面镜子，战争更是一面明亮的多棱镜，在它的面前，不仅战争与和平的主题得以凸显，人性的沦丧与救赎、正义与邪恶更处在了危机重重的关头。小说切入战争与历史的独特角度，显示出战争重述的人性力度。

三、先锋实验、现实题材与都市进行史

2015年，江苏长篇小说在历史书写与现实开掘、先锋实验与都市进行史等诸领域都有一些新的收获。就官场小说来说，宋定国的《沧浪之道》（《当代（长篇小说选刊）》2015年第4期）以某省会城市江河市为舞台，将高层官场腐败的新形式“雅贪”与“雅贿”等进行了形象化的演绎，为读者打开了一扇独特的窗口。与一般的官场小说不同，王清平的《牛自力——当代中国的堂吉诃德》（江苏人民出版社）以地方色彩鲜明的语言形式和幽默风趣的叙述风格，写了一个不会做官的官员。经济学博士牛自力调到清平市任职后因不谙官场潜规则，仍然按照自己的理想和准则来做事，结果举步维艰，处处碰壁，甚至成为人们的笑料。该作既具有强烈的政治反思性，也写出了人性善恶的复杂性。

在现实题材领域，王向明的《平时的梦想》（江苏文艺出版社）则以充满感情的笔墨描写了主人公追逐从警梦的感人故事。许长青的《残翼》（江苏文艺出版社）则独到地叙写了残疾人的故事与其复杂的心理世界，读来令人耳目一新。

在历史书写领域，曹丹茹的《大明小婢》（中国友谊出版公司）以明朝永乐年间的史实为依托，以宫斗的手法叙写了多面女谍与锦衣统领之间的爱恨情仇。刘建刚、蒋凤姣的《大吴春秋》（凤凰出版社）则首度以小说的形式描绘了整个春秋吴国数百年的历史画卷。在都市情爱创作方面，夏明霞的《逸园深深夏迟暮》（重庆出版社）以细腻饱满的叙事语言描写了一个男人要改造女主人公最后反被后者成功改造的故事，小说的心理刻画细致入微，富有哲理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顾文嫣的《红楼梦圆》（文汇出版社）续写曹雪芹的80回《红楼梦》，不仅调动了读者的阅读兴趣，也引发了红学界的关注。

随着社会生活的日益复杂以及作家主体审美精神的多元化追求，有些长篇小说无论在题材对象还是思想主题上，越来越呈现出边界模糊、难以归类甚至按照读者的阅读习惯难以把握其思想意蕴的趋向。在这里，历史与现实相交汇，乡土与都市相变奏，要读懂它们也许需要对于生活本身与艺术探索都有着更为丰富的认知。原娟的《信任危机》（吉林出版集团）可以称为新世纪城乡题材的创作。小说围绕着苏北沭阳县虞前镇两代商人、村官和百姓等一群人在近十几年间从乡村到都市打拼再到返乡创业的过程，写出了他们在思想观念、伦理道德和爱情追求诸层面的蜕变与冲突，深刻地揭示出时代性的症结在于社会与人性出现了大面积的信任危机与“互害文化”。

作为作者“小城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殷志扬的《雪落古运河》（中国文化出版社）所述时间跨度更为久远。小说不但对于现代史有着自己独到的体悟和审美展示，而且涉及牵动人心的两岸题材。解放前夕做国军司令的父亲撤往台湾时，小运河与父亲失散从此成为一颗被遗落的种子，直至几十年后才迎来了海峡两岸亲人的团聚，个中苦难曲折令人唏嘘不已。

韩东的《欢乐与隐秘》（《收获》2015年第4期，单行本以《爱与生》为题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在切入当代都市与情爱领域之时，更是模糊了真实与虚构、通俗与荒诞的界限，因为它承载了作家勘探人生哲学真相的审美选择。小说故事的叙述者“我”——老秦，是一个集佛教徒与同性恋于一身的人，也是小说主人公——我行我素的姑娘林果儿的男闺蜜，在“我”的劝说下，为男朋友张军堕胎七次的林果儿，与张军进山拜佛以祈那些夭折的“小婴灵”得以超脱。途中，巧遇某企业老总齐林，并引发后来一系列意想不到的故事。张军希望林果儿利用齐林对于她的好感主动接近他骗取钱财。林果儿一方面为报复张军的确向齐林投怀送抱，而另一方面她也没把齐林对自己的爱情当成一回事，继续与张军保持着关系。后来发生的事情更为离奇荒诞。以作家本人的说法，这部小说“不是爱情题材或者青春题材”，“完全不是写爱情”。“我们生活中这些素材库，里面充斥着男的、女的、情感、关系，我最关心的还是关系吧，人和人的关系，人和动物的关系，‘关系’这个层面的东西我比较感兴趣，比较敏感。”②“关系思维”在面对日益错综复杂的生活面相与人性本相时，无疑是一种值得肯定的审美探索途径。

黄梵的《浮色》（江苏文艺出版社，《作家》2015年第12期）在题材领域的开拓上走得似乎更远。小说所述突出了雷壮游与儿子雷石的成长过程及其心路历程，但时间跨度从上世纪40年代至新时期，再跃到300年后的科幻世界。小说发表后引发了较多的讨论，人们多称其为成长小说与科幻小说的结合。在我看来，该作其实与科幻无关，300年后的未来城只是对社会、生活与人性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方法与途径，它的外壳是虚幻的，但它仍然按内在的人性逻辑来运行，甚至可以说，按照我们20世纪、21世纪的当下逻辑自然发展，我们的未来就是未来城的那个样子。比如，通过芯片，雷壮游了解到未来城的看法，他们把20世纪前后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掠夺，造成地球暖化，视为类似纳粹的死亡暴行，给未来城带来了无法对抗的自然灾难。再比如，芯片会探测到对方是否想和自己谈恋爱，省去了彼此揣摩的时间。这也是未来城的发明之一。黄梵看来，如果小说只一味维持常见的“正确”形式，不能松动生活逻辑、因果律等，那么作家的想象力，最多只能倾泻于人物的现实渲染，我当然不想加入这样的渲染大潮。我想通过雷壮游和雷石等两代人的心灵内窥镜，让读者阅览人物的心灵百科全书，为历史中的诡秘人性、凤愿、幻想，重新安排生活和逻辑，甚至不一样的因果律。③从艺术形式与审美精神上说，《浮色》可谓是一次成功的先锋实验。

注释：

①夏琪，《叶炜：当下中国需要一种“新乡土写作”》，《中华读书报》，2015年8月26日。

②陈曦，《“诗人小说家”韩东再推长篇新作》，《现代快报》，2016年2月1日。

③黄梵，《为杂糅一辩——〈浮色〉创作谈》，《作家》，2015年12期。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