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涛

只有让藏品“活”起来才能让鲁迅在观众中“活”起来
——北京鲁迅博物馆建馆六十年的一点反思

■葛涛

北京鲁迅博物馆建馆于1956年，收藏了许广平女士和周海婴先生捐献的大量的鲁迅遗物，鉴于鲁迅在20世纪中国的崇高地位，可以说北京鲁迅博物馆也是国内最重要和最有代表性的作家纪念馆。在北京鲁迅博物馆即将迎来建馆六十周年之际，回顾其发展历程，不仅要点赞它为传播鲁迅所做出的不可磨灭的突出贡献，也要正视它在发展历程中出现的一些不足和错误。

1.鲁迅藏品展览：多次在鲁迅故居的展览中遮蔽了一些重要的历史事实，某些历史事实甚至从1956年遮蔽到现在。北京鲁迅博物馆中除了有常设的鲁迅生平展览（通常每隔十年作一次较大的修改。目前仍在展览的鲁迅生平展是在2006年制作完成的，但是该展览只是在1996年制作完成的鲁迅生平展的基础上作了小规模的修改），还有鲁迅在西三条故居生活场景的展示。鲁迅故居从1949年10月正式开放以来一直是观众参观的热点，并且也可以说是北京鲁迅博物馆（按：北京鲁迅博物馆是在鲁迅故居的基础上在1956年建立的，在“文革”期间一度闭馆。）中最受观众关注的地方。但是，鲁迅故居在展示方面存在着明显的遮蔽鲁迅的现象。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就是，鲁迅故居从1949年10月正式开放一直到1986年，都没有标明鲁迅夫人朱安女士的卧室，甚至曾经把朱安女士的卧室标为“鲁迅藏书室”，把朱安女士使用过的一些生活用品封存在资料库房中，向观众隐瞒了鲁迅先生还有一个曾经在这个小院生活过20多年的夫人朱安女士的历史事实。在多位鲁迅研究者的呼吁下，北京鲁迅博物馆终于在1986年改正了这个明显遮蔽鲁迅生平史实的现象，把这间名不符实的“鲁迅藏书室”更名为“朱安女士卧室”，并把长期收藏在文物库房中的一些朱安女士使用过的物品重新按照原貌进行展示。

此外，在鲁迅故居的展览中还有一个被长期遮蔽的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读者从鲁迅先生的名篇《藤野先生》一文中可以知道，鲁迅在西三条故居中的书房的东墙上挂着一幅藤野先生赠送的照片，现在观众参观北京鲁迅博物馆中的鲁迅故居和中国现代文学馆中的鲁迅书房还可以看到这个场景。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在藤野先生照片的下方还同时摆放着一张俄国作家安特莱夫（现通译为：安德烈耶夫）的照片（鲁迅在1926年5月5日的日记中记载收到陈炜谟寄来的一张安特莱夫照片，大概是从此之后就把这张照片摆放在自己的书桌上）。现在北京鲁迅博物馆中还保存着许寿裳在1937年所拍摄的鲁迅故居中“老虎尾巴”书房的照片，从照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藤野先生的照片下方还摆放着安特莱夫的照片。另外，当时和鲁迅来往密切的许钦文先生和许羡苏女士的回忆文章都提到鲁迅在“老虎尾巴”书房中还摆放着安特莱夫的照片。但是北京鲁迅博物馆在1956年正式开放时，当时的管理者认为安特莱夫是一位有颓废倾向的作家，为了维护鲁迅的光辉形象，就在布展时撤下了安特莱夫的照片。遗憾的是，虽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国内学术界对安特莱夫的评价已经比较正面，而且也不断有学者研究鲁迅所受到安特莱夫的深刻影响，但是鲁迅故居中至今仍然没有摆放出安特莱夫的照片，而这张带有鲁迅题字的安特莱夫的照片仍完好地保存在鲁迅博物馆的资料库中。

总之，鲁迅藏品展览应当尊重历史，弘扬鲁迅先生所提倡的反对“瞒和骗”的精神，这样才能客观地展示出鲁迅的真实形象。

2.鲁迅藏品研究：对某些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藏品的整理和研究还不够深入和全面。北京鲁迅博物馆收藏了大量的鲁迅及与鲁迅有关的同时代人的遗物，总数近10万件，但是因为种种原因（特别是对研究者查阅资料有一些限制条件），许多有价值的藏品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这些藏品的价值被淹没和浪费，从而使人们包括鲁迅研究者对鲁迅生平和创作中的一些问题缺乏正确的认识。

例如，现在鲁迅研究界认为现存鲁迅留下来的最早的手迹是鲁迅在1897年7月手抄的《二树山人写梅歌》（这幅手迹收藏在绍兴鲁迅纪念馆），但是北京鲁迅博物馆的文物库房中保存着一个鲁迅手写的《拟购书目》，这幅鲁迅手迹是周作人在60年代捐献给北京鲁迅博物馆的，从周作人为这个《拟购书目》所写的说明文字中可以看出这幅手迹是鲁迅在1897年以前撰写的。据笔者对书目中的这些书籍的出版时间的考证，这个《拟购书目》应当写在1894年4月鲁迅从亲戚家避难回到家中之后到1896年12月之间，因此也应当是现存最早的鲁迅手迹了，从中可以看出少年鲁迅对美术的热爱。遗憾的是，鲁迅的这幅手迹在周作人于20世纪60年代捐给北京鲁迅博物馆之后，并没有得到北京鲁迅博物馆和鲁迅研究者的重视，以至于关于鲁迅留下来的年代最早的手迹是鲁迅手抄的《二树山人写梅歌》的说法一直没有得到更正。

再如，鲁迅在日本弘文书院留学时同宿舍的同学沈瓞民在1961年捐给北京鲁迅博物馆一封鲁迅（信末署名：周树人）等六人在1904年春联名给他的书信，但是这封信一直没有得到正确地研究。沈瓞民在1961 年9月23日的《文汇报》上发表了《回忆鲁迅早年在弘文书院的片断》一文，该文回忆了鲁迅在弘文书院的生活片段，并披露了这封信的内容。虽然鲁迅研究者对这篇文章很熟悉，但是没有人对这封信进行深入的研究。曾经参加1981年版《鲁迅全集》编注工作的朱正先生在1982年所作的一次题为《鲁迅传记资料中有真伪问题——1982年在一个现代文学教师进修班上讲》的讲课中对沈瓞民的这篇回忆文章提出了质疑，大约是这个原因，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和2005年版的《鲁迅全集》都没有收入这封书信。但是，据笔者对这封书信原件的研究，可以从鲁迅亲笔署名“周树人”这一点认定这封信不仅是现存年代最早的鲁迅书信（1981年版和2005年版的《鲁迅全集》中收录的最早的鲁迅书信是鲁迅在1904年10月8日在仙台撰写的致蒋抑卮信，而这封鲁迅等六人联名的书信应当写于1904年3月中下旬），而且按照《鲁迅全集》的“编辑体例”（由《鲁迅全集》收录鲁迅和茅盾联名致伊罗生的三封书信的事实可以看出，《鲁迅全集》收录书信的要求是有鲁迅的署名，无论是亲笔签名或他人代为签名）应当作为鲁迅书信收入《鲁迅全集》之中。这封信的价值不仅在于它有鲁迅的亲笔签名和疑似鲁迅在书信正文空白处添加的一些文字，更在于它是现存最早的有鲁迅署名的书信，同时也是鲁迅在南京矿路学堂和弘文书院的同学们留存至今的极少的手稿之一，是反映鲁迅和他的同学们当时生活和思想情况的一个很好的物证。

3.鲁迅藏品传播：在出版鲁迅书信时删掉了一些书信的附件，从而人为地破坏了鲁迅书信的完整性。作家纪念馆传播作家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对作家留下来的文稿进行整理和出版。鲁迅先生留存下来的手稿绝大多数都收藏在国家图书馆，北京鲁迅博物馆，上海鲁迅纪念馆，绍兴鲁迅纪念馆，基本都是国家一级文物；散在民间收藏家和国外的手稿较少。其中，鲁迅留下来的书信和日记基本都收藏在北京鲁迅博物馆，因此，北京鲁迅博物馆也承担了文物出版社在1978年出版的《鲁迅手稿全集》的编辑工作，以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和2005年版的《鲁迅全集》“书信卷”的编注工作。

笔者又查阅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的《鲁迅全集》和2005年版的《鲁迅全集》，发现这些版本的《鲁迅全集》之中虽然已经收入了其中的一些书信的附件，但是仍然还有一些附件没有被收入这些版本的《鲁迅全集》之中。另外，2005年版的《鲁迅全集》书信部分在收录鲁迅书信的附件时，标准很不统一，如收录了鲁迅在1927年8月2日致江绍原书信中附录的两则剪报，但是没有收录鲁迅在1935年8月31日致徐懋庸信的附件中的《大公报》“小公园”副刊的剪报；在注释中收录了鲁迅在1926年12月29日致许广平信和在1927年1月5日致许广平信中所附录的孙伏园致鲁迅的两封信（按：前信完整，后信残缺，只有一半），但是没有收录鲁迅书信附录另一些书信。此外，2005年版的《鲁迅全集》在收录鲁迅书信的部分附件时还存在一些问题，如有时只是摘要引用附件的内容，而不是全文引用附件的内容，这种编辑处理方式也值得商榷。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鲁迅书信所附录的附件不是毫无价值的，通过其中的一些附件内容，可以更好地认识鲁迅、理解鲁迅。例如，通过鲁迅书信中附录的海婴致祖母的书信，可以看出鲁迅在家庭生活中所体现出的慈父的一面，从中可以感受到鲁迅对海婴的疼爱。另外还有一些书信的附件则提供了一些历史细节，可以帮助我们更准确、全面地认识鲁迅生平中的一些历史事实。

总的来说，北京鲁迅博物馆收藏的鲁迅书信的附件都是鲁迅原来书信的一个组成部分，应当和鲁迅的这些书信一起收入《鲁迅全集》之中，并在信末加注说明，这样才能保存鲁迅书信的完整性，从而准确全面地向读者传播鲁迅。

4.结语。国际博物馆协会在2007年8月24日通过的新修订的《国际博物馆协会章程》对博物馆作了如下的定义：“博物馆是一个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的、向公众开放的非营利性常设机构，为教育、研究、欣赏的目的征集、保护、研究、传播并展示人类及人类环境的物质及非物质遗产。”结合这个定义，可以说北京鲁迅博物馆就是“为教育、研究、欣赏的目的征集、保护、研究、传播并展示”鲁迅文化遗产的一个向公众开放的非营利性常设机构。鉴于鲁迅的遗物基本上都已经被收藏在国内六家鲁迅纪念馆及国家图书馆之中，征集鲁迅遗物的工作已经越来越少了，所以，北京鲁迅博物馆的主要任务就是“为教育、研究、欣赏的目的保护、研究、传播并展示”鲁迅的文化遗产（包括物质及非物质遗产）。笔者认为，北京鲁迅博物馆在迎来建馆六十年之际，要按照国际博物馆协会对博物馆的定义来回顾并总结建馆六十年来的经验和教训，要充分利用好收藏的大量的鲁迅藏品：1，通过对这些藏品的深入全面的研究，不仅可以更好地认识并保护这些藏品，而且也可以更好地传播并展示这些藏品，真正地让这些藏品“活”起来；2，通过对这些藏品的客观展示，不仅可以用带有作家生活信息的实物来还原历史场景，增强展览的吸引力，而且也可以使观众通过藏品来形象地感知鲁迅，拉近观众与鲁迅之间的距离，从而深化对鲁迅的传播，真正地让真实的鲁迅在观众中“活”起来。同样，国内的作家纪念馆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也要吸收北京鲁迅博物馆建馆六十年以来的经验和教训，真正地把工作重心放在与作家有关的藏品的征集、保护、传播与展示等方面，充分地利用好藏品，让藏品真正地“活”起来，用藏品来形象地展示出作家生活和创作过程中的一些历史细节，从而发挥出作家纪念馆在传播作家的文化遗产方面的不可替代的核心作用。总之，作家纪念馆只有让藏品“活”起来，才能让作家在观众中“活”起来。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2014年度一般项目“国内六家鲁迅纪念馆的历史和现状研究（1951—2016）”[编号：14BZW 10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鲁迅博物馆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