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禹浪，王俊铮

(大连大学　中国东北史研究中心，辽宁　大连　116622)

辽东半岛汉墓的类型、文化特征及影响

王禹浪，王俊铮

(大连大学中国东北史研究中心，辽宁大连116622)

辽东半岛汉墓的形制主要为土圹竖穴墓、砖室墓、石构墓、瓮棺墓四大类，又可进一步分为壁画墓、土圹贝壳墓、贝石墓、贝砖墓、绳纹砖墓、花纹砖墓、石板墓、瓮棺墓等十五种类型，为研究汉代墓葬制度和丧葬习俗树立了标尺。汉文化进而以辽东半岛为基地和跳板，向北传入松嫩平原松花江上游流域，向东传入朝鲜半岛北部，改变了东北亚区域古代文明格局，基本实现了汉帝国在东北地区的文化“大一统”。

汉墓；辽东半岛；类型；文化特征；影响

一、辽东半岛汉墓的类型及其文化特征

据不完全统计，迄今为止在辽东半岛区域内所发现的汉墓已达数十组群，汉墓的单位数量达数千座。笔者详细爬梳考古学材料，将辽东半岛汉墓的形制归纳为土圹竖穴墓、砖室墓、石构墓、瓮棺墓四大类，进一步可分为壁画墓、土圹贝壳墓、土圹贝壳木椁墓、贝石墓、贝砖墓、土圹墓、绳纹砖单室墓、绳纹砖多室墓、花纹砖单室墓、花纹砖设壁龛单室墓、花纹砖多室墓、石板墓、砖石合筑墓、石椁墓、瓮棺墓等十五种类型，并将其文化特征分述如下：

1、壁画墓。分为两种：一种为分布于辽阳市北郊的封土石室壁画墓，壁画直接绘制于墓门两侧、前廊(或回廊)、耳室及墓室顶部的石板上，采用墨线勾勒、平涂其他颜色的方法绘制；另一种为位于大连营城子镇沙岗子村的砖室壁画墓，壁画绘制于砖墓室的主室墙壁上，以单线勾勒，极少涂色，呈现出与辽阳汉墓壁画不同的特点。

2、土圹贝壳墓。即在竖穴土圹内以牡蛎、海螺、蛤蜊等各式海产贝类生物外壳贴筑土圹四壁，在土圹底部亦平铺贝壳，形成被贝壳包围的墓室。放入遗体和随葬品后，用贝壳填充，最后施以封土。这种墓葬形制是辽东半岛汉代贝墓系统中较为原始的一种，发现较少，以盖州城关农民村汉墓群M1为代表[1]。

3、土圹贝壳木椁墓。与土圹贝壳墓形制基本相同，均是以各类海生贝类外壳砌筑墓圹四壁、填铺墓底。不同之处在于，在墓室四周树立木板形成木椁，遗体入葬后再盖上木板。下葬后，有的用贝壳填埋，有的先覆以贝壳然后再填土，有的直接填土并夯打[2]。这种土圹贝壳木椁墓是贝墓中最常见的形式，大连地区是该类型墓葬分布的核心地区，目前在大连甘井子区营城子镇、大连湾镇刘家屯、普兰店花儿山乡、长海县大长山岛上马石等地发现了数以百计的土圹贝壳木椁墓。在盖州太阳升乡光荣村汉墓、九垅地乡曲茔汉墓也发现了此类贝墓。这些贝墓又可分为单人单室贝墓、夫妻同茔异穴的双室合葬贝墓、夫妻同茔同穴的同室合葬贝墓等不同类型。

4、贝石墓。亦称贝石合筑墓，是用贝壳与卵石或石椁合筑的单室墓，建筑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一层贝壳一层卵石交替叠筑成墓壁；另一种是在墓室四周砌筑石椁，再在石椁内侧贴筑一层贝壳。贝石合筑墓均建有墓道。年代为西汉后期至东汉前期，主要分布于大连营城子一带。

5、贝砖墓。亦称贝砖合筑墓，即用贝壳和素面长条砖合筑成长方形单室墓，修筑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在墓室四周堆砌贝壳，形成贝壁，再在贝壁内册贴筑一层砖；另一种是在墓室四壁的上下两端以贝壳堆筑，中间砌砖。贝砖墓亦有墓道。贝砖墓亦流行于西汉后期至东汉前期，主要集中于大连营城子一带，可知该地是贝石墓和贝砖墓的主要分布区。

6、土圹墓。即仅挖一竖穴土圹，墓室内无贝壳、无砖石，应是地位较低的平民墓葬。目前发现数量较少，仅大连旅顺尹家村M726[3]、大潘家M4[4]资料较详细。

7、绳纹砖单室墓。仅有一个墓室，四周墓壁与墓室底部均用绳纹青砖铺砌。

8、绳纹砖多室墓。分为双室墓和多室墓，双室墓为前后两个墓室，中间通过门道相连，多为吕字型，极少数为曲尺形；多室墓则由前室、主室、套室、侧室、后室等组成，前室接主室外高大套室，套室内罩主室，东接侧室，北接后室。各室由套室回廊沟通连接。墓顶则有屋殿顶、拱顶、券顶、穹庐顶等形制。墓室、回廊四壁及地面以绳纹砖铺砌。

9、花纹砖单室墓。仅有一个墓室，四周墓壁用花纹砖铺砌，墓室底部则主要为素面砖或绳纹砖铺地。

10、花纹砖设壁龛单室墓。仅有一个墓室，但墓室旁设壁龛放置各式随葬品。四周墓壁及壁龛用花纹砖铺砌，墓室底部主要为素面砖或绳纹砖铺地。该类型汉墓以盖州九垅地曲茔M1为典型代表。

11、花纹砖多室墓。构造与绳纹砖多室墓相同，墓室及回廊四壁以绳纹砖铺砌。墓室底部主要为素面砖或绳纹砖铺地。

12、石板墓。即以较规则的板岩或砂岩石块构筑成单室、双室或多室墓，由白灰勾缝。石板一般长30-40厘米，宽20厘米，厚10厘米左右。墓室一般由墓门、前室、棺室、前廊(或回廊)、左右耳室组成，棺室2-6个不等，棺室间石板上有窗式空洞。东汉墓设石棺，左右耳室大小相当，魏晋墓设尸床，耳室大小不同。墓室为穹庐顶，带墓道，有“T”、“工”、“土”及长方形等形状。石板墓以夫妻合葬和家族墓居多。

13、砖石合筑墓。即用汉砖与石块混合垒砌墓室四壁，主要发现于辽阳苗圃墓地。另有一种形制极为特殊的砖石贝合筑墓，可视为砖石合筑墓的特殊形制。该墓葬仅见2003-2004年大连营城子第二地点发掘M76，该墓墓室四壁系由卵石、碎砖筑成，内有贝壳壁，底部铺有一层贝壳。该墓出土了鼎、樽、承旋、洗共4件青铜器，以及金质联珠十龙纹带銙、兽钮铜印、玉剑璏等精美文物，说明墓主人应具有较高地位。这种特殊的砖石贝合筑的墓葬形制，反映出该墓主人不寻常的身份和背景。

14、石椁墓。又称石室墓，主要发现于辽阳唐户屯。该地发掘了192座汉墓，其中有石椁墓173座[5]。石椁墓的构造特征是用石板支筑墓室墙壁或用石块垒砌作壁，上下以石板铺盖，形成石椁，石椁上有墓门。有单室墓、双室墓、多室墓之分，其中三道壕M27石椁长近4米，宽2.13米，内置石筑棺床，为大型长方形单室石椁墓的代表[6]。

15、瓮棺墓。又称瓦棺墓，即将逝者遗体置于陶器内，主要有三种葬具形制：一种是用陶釜、陶罐、陶瓮等器物与其他陶器套接；一种是两头用陶器封堵，中间用两三片大瓦圈护接缝；还有一种是中间为一节陶水管或人体形陶管，两头以陶器封堵[7]。这种瓮棺墓主要发现于大连旅顺口区尹家村、刁家村[8]，尤以瓦房店市陈屯汉墓最多。

由此可见，辽东半岛地区汉代墓葬主要可大致分为如下几大类：

其一，土圹竖穴墓，包括土圹贝壳墓、土圹贝壳木椁墓、贝石墓、贝砖墓、土圹墓等，除此之外，在大连普兰店姜屯汉墓还发现了若干座修筑于山坡、山顶的石圹竖穴墓，这是因为此类墓葬的墓室已完全打破浅表耕土层而直达山体基岩内，但其在本质上与土圹竖穴墓形制并无区别。如果根据墓室结构，这些贝墓可分为单人单室贝墓、夫妻同茔同穴的同室合葬贝墓、夫妻同茔异穴的双室合葬贝墓等不同类型。其中双室贝墓有“日”字型土圹双室贝墓，如营贝M35、营贝M29、营贝M38、75花儿山M3、75花儿山M4、75花儿山M6、旅刁M762等；“凸”字型土圹双室贝墓，如旅顺北海李家沟M20等[9]。根据墓穴内填充物的不同，则可将土圹竖穴墓分为积贝墓，积石片墓，积贝、石片墓，积瓦墓，积贝、瓦墓、土石回填六种类型[10]。

其二，砖室墓，包括单室墓、双室墓、多室墓等，又可根据墓室建筑材料分为素面砖墓、绳纹砖墓、花纹砖墓、砖石合筑墓等。

其三，石构墓，包括石板墓和石椁墓。

其四，瓮棺墓。瓮棺墓亦有土圹墓穴，但由于其葬具的特殊性，故将其单独作为一类。

辽东半岛地区汉代前期墓葬以土圹竖穴的贝墓为主要墓葬形制，其中土圹贝壳墓形制较为简单，是贝墓的早期形态。后逐渐发展为土圹贝壳木椁墓，墓室结构趋于完善，成为这一时期辽东半岛最常见的墓葬形制。流行于西汉后期和东汉前期的贝砖墓和贝石墓，是土圹贝壳墓和土圹贝壳木椁墓向砖室墓、石板墓过渡的一种汉墓形制，其中贝砖墓比贝石墓墓室形制更加成熟，级别应高于贝石墓。这种墓葬形制的变迁无疑是受到中原汉墓形制影响的结果。辽东半岛贝墓的流行和广泛分布源自贝墓能够起到防潮、防腐的作用，把贝壳填充到墓葬内来保存尸骨，充分体现了辽东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在发掘中明显可以看出，填充贝壳的墓葬尸骨一般都保存较好，而没有填充贝壳的墓葬，尸骨腐烂严重，有的甚至只能辨认出红褐色的腐烂痕迹。

西汉中期以后，砖室墓逐渐流行于汉帝国主要人口稠密区，并开始影响辽东半岛。西汉后期，砖室墓在盖州、大连等地陆续出现，东汉时期则成为上述地区汉墓的主要形制。其中以花纹砖室墓最具特色。依据目前考古发掘所见，花纹砖室墓主要分布在大连甘井子区营城子、开发区董家沟、普兰店姜屯等汉墓群，以及盖州市九垅地曲茔、熊岳镇胜利村、鲅鱼圈区草房村等地，至北不超过大清河流域的大石桥市。砖室墓与中原地区墓葬形制基本一致，这一方面充分说明了汉文化之强大，不仅在政治上统一了全国，在文化上也实现了“大一统”；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汉代中央政权对辽东地区的管辖。

继砖室墓而兴起的是由石板垒砌的石椁墓和石板墓。这两种石构墓葬均出现于东汉后期，其中石板墓流行于魏晋时期。石椁墓主要分布在辽阳唐户屯一带。石板墓则在大连营城子、金州三十里堡马圈子、瓦房店长兴岛蚊子嘴、瓦房店陈屯等地均有发现，辽阳北郊太子河流域的棒台子、三道壕、北园等地是辽东半岛地区汉魏石板墓文化最发达、分布最密集的地区，特别是一些大型石板墓内绘有题材丰富的精美的壁画。这些大型石板壁画墓为大连等地所未见，反映了辽阳作为辽东政治和文化中心都市的重要地位。

二、辽东半岛汉墓出土的代表性文物

辽东半岛数千座的汉墓中出土了金器、银器、铜器、铁器、陶器、骨器、玉石器、玻璃器等数万件精美的汉代文物，如2003-2004年对大连甘井子区营城子汉墓的发掘，清理了180余座墓葬，共计出土遗物两千多件，重要文物有金质联珠十龙纹带銙、铜刻文大盘、铜盖鼎、铜樽、铜承旋、青白铜镜、博局铜镜、“锦鸿”铜印、陶鸟驮灯、陶扁壶、玉剑璏等；2010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普兰店市皮炮高速公路姜屯段占地区域进行考古勘探和发掘，发掘汉墓212座，共计出土铜镜13面、铜钱1770枚、铜带钩32件、木棺上的柿蒂形铜饰204件、漆器饰件60件，鎏金铜车马器、铜贝鹿镇、玉覆面等高等级文物，以及金银指环、玉、水晶、玛瑙饰件。在辽阳和大连汉墓中还发现了美轮美奂、题材丰富的壁画。除此之外，作为辽东半岛汉墓基本建材的花纹砖和文字砖亦是重要的出土文物。下面对辽东半岛汉墓出土的具有代表性的文物作简要概述。

（一）壁画

1、辽阳壁画。辽阳壁画墓主要分布在辽阳市区南北郊太子河流域两岸的棒台子、北园、三道壕、小青堆子、东台子、南台子、苗圃等地。辽阳作为两汉辽东郡治所，汉末又为公孙氏政权政治中心近50年，这些壁画墓应为东汉辽东郡贵族和公孙氏家族所有。壁画题材丰富，以表现墓主人的日常生活为主，有门卒门犬、百戏乐舞、车骑仪仗、斗鸡场面、宴饮庖厨、楼阁宅院、食品酒瓮、武库仓廪等，墓室顶部多绘有日月流云，如北园3号墓的“侍吏图”、三道壕1号墓的“对坐宴饮图”、“食品酒瓮图”、三道壕2号墓的“宴饮图”、棒台子2号墓的“府吏图”、冶建车骑墓的“宴饮图”、“庖厨图”等。其中以北园1号墓规模最大、结构最复杂、壁画绘制最精美壮观，内容最丰富。北园1号墓为石板墓，墓室高1.88米，包括回廊、5个耳室、3个椁室以及1个小室。墓室内四壁绘有“宴饮图”、“斗鸡图”、“仓廪图”、“凤凰楼阁与百戏图”等，特别是“车马出行图”（见图一）场面十分宏大，全队共计175人，马127匹，车10辆，再现了墓主人生前奢华的出行场面，应为东汉辽东郡的高等级贵族墓。

图1　辽阳北园一号墓“车马出行图”（局部）

2、大连营城子沙岗子壁画（见图二）。壁画主题为墓主人“羽化升仙”的场景。画面分上、下两部分，分别反映仙间和人间。壁画下部内容为生者祭奠刚刚逝去的墓主人，祭祀案几上放置盛贡品的器皿，案几前有三人，分别呈俯身叩首、下跪行礼、站立祈祷三种不同的祭奠姿态。叩首者和站立者均手拿祭物，站立者身着黑色长袍，应为长者，叩首者和下跪者身着白衣，可能是死者晚辈。壁画上部内容则是死者“羽化升仙”的场面，墓主人身材魁梧高大，头戴长冠，身着长袍，腰间佩剑，徐徐前行。后随一仙童，捧案伫立。仙童身后有一腾龙似在游动。墓主人前有一宽袍大袖的长者引导，长者头戴方巾，手执蒲扇。其身后为一手舞足蹈的仙人作欢迎状，仙人腾云驾雾，手执仙草，身旁有祥云环绕，仙鹤展翅翱翔。整个画面采用黑色线条勾勒，除人间伫立老者长袍涂黑外，其余未加他色填涂，画面布局采用大量留白，生动简洁，层次清晰，人物和动物形象栩栩如生，艺术价值极高，反映了汉代追求超世升仙、长生不老、灵魂不灭、通神求仙的时代精神和文化风貌。

图2　大连营城子镇沙岗子东汉墓壁画

（二）大连营城子M76金质联珠十龙纹带銙

带銙又称带扣，为北方草原游牧民族蹀躞带上的重要配饰。这件于2004年出土于大连营城子汉墓第二地点76号东汉墓的金质联珠十龙纹带銙（见图三），前圆后方，类马蹄形，由带弧形穿孔的扣身、活动的扣舌及扣身背面用于固定扣舌的圆环组成。最长处为9.5厘米，最宽处为6.6厘米。带銙上有联珠纹大龙1条，小龙9条，十龙交互缠绕，灵动形象。带銙四周边缘及内部空间表面镶嵌绿松石。该带銙绚丽夺目、极其精美，为我国古代金器中堪称国宝的杰出作品。这也同时说明了76号墓主人的显赫地位。刘金友通过将其与朝鲜平壤石岩里M9、新疆焉耆县“黑圪垯”墓地、安徽省寿县寿春镇计生服务站东汉墓、湖南省安乡县黄山头西晋刘弘墓出土的类似金质龙纹带銙进行比较，认为此类金带扣在制作过程中使用了捶揲、钻孔、切割、掐丝、焊缀金珠和镶嵌等工艺[11]。

令人疑惑的是，作为草原游牧民族用品的带銙为何会出现在辽东半岛最南端的大连地区呢？刘婷婷认为：“其上镶嵌的绿松石为水滴形，古波斯阿契米尼王朝的金器常镶嵌这种形状的绿松石，说明当时可能存在文化交流。此外，带扣为匈奴族所使用的带具，匈奴人束的是革带，因此两端不能直接缚结，便用带扣将其扣住，这种带扣在西汉初年已经传入内地。”[12]言外之意，作者认为营城子带扣的制作技艺可能源自古波斯，后传入匈奴，进而传入内地。林梅村认为，该带銙与朝鲜平壤石岩里M9出土的带銙同为高规格的匈奴文物，“绝非汉代乐浪郡或辽东半岛之物”，“当为乌桓盗掘匈奴单于大墓之物①笔者按:《后汉书·乌桓鲜卑传》:“昭帝时,乌桓渐强,乃发匈奴单于塚墓,以报冒顿之怨。”，后来流落到朝鲜和中国辽东半岛”，并且“很可能亦出自东迁新疆天山地区的乌禅幕工匠之手”[13]。刘金友等则认为营城子金带扣应为当时由东汉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官营手工作坊的产品[14]。该带銙应系源自匈奴之物无疑，但为何会最终进入大连地区汉代墓葬中，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这件精美绝伦的金质匈奴带銙的出土以及M76独特的砖石贝合筑墓形制，都为墓主人的真实身份蒙上了一层更加神秘的面纱。

图3　大连营城子M76出土金质联珠十龙纹带銙

（三）花纹砖与文字砖

辽东半岛花纹砖室墓出现于东汉中后期，主要分布在大清河流域以南的盖州九垅地、归州、熊岳等地，以及大连旅顺刁家村、甘井子区营城子、开发区董家沟，近年大连普兰店姜屯汉墓的发掘出土了大量花纹砖。按其形制可分为榫卯砖、长方形砖、方砖、楔形砖。花纹砖纹饰复杂丰富，主要有几何纹，如菱形纹、三角纹、网格纹等；动物纹，动物形象有鱼、螃蟹、鸟、龟、羊、龙等；圆圈纹；人物纹，主要是人面衔环纹；钱币纹，主要分为五铢钱纹、大泉五十钱纹和无铭文钱纹；叶脉纹或树叶纹；等等。总之，花纹砖纹饰或为出于审美需要，或用于护卫死者、或反映着生者对吉祥安泰、长命百岁、财力充盈等美好理想的向往。

文字砖属花纹砖中一种特殊形态。辽东半岛汉墓中出土之文字砖主要有营口市盖州九垅地1号汉墓出土细绳纹砖（见图四），为模制泥质灰陶，砖一侧模印反写隶书两竖行文字：“叹曰，死者魂归棺椁，无妄飞扬，行无忧，万岁之后，乃复会”22字。阎海认为这则文字系用以引导和安抚死者灵魂的招复之辞[15]。该墓还出土了一块同样质地的汉砖，侧面印隶书横写文字“永和五年造作，竭力无余，用庸数千，士夫莫不护助，生死之义备矣”26字。[16]“永和五年”系东汉顺帝永和五年，即公元140年，该汉砖是营口地区目前所见唯一有明确纪年的汉代文字砖。这则文字记载了置办丧事的过程，“用庸数千”表明参与丧事人数之众，“士夫莫不护助”则是赗赙助祭之礼的表现。大连旅顺刁家村还出土了一块刻有记录丧事过程的文字砖：“吾以四月三日来，七日世辰有疾，至十日伯辰入挽。一日来，二日君完，为事七日，世辰题。”[17]文字砖上的文字亦寄托了生者对逝者的祭奠和怀念之情。

图4　营口市盖州九垅地1号汉墓出土“永和五年”绳纹砖

（四）大连普兰店姜屯M45玉覆面

大连普兰店姜屯45号墓系近年辽东半岛所发掘的汉墓中级别较高者。该墓为双室砖室墓，平面呈甲字形，由墓道、墓门及双墓室组成，墓室呈“日”字形。M45出土了铜镜、玉圭、玉璧、玉璜、玉佩饰、玛瑙质剑璏尾、水晶质耳塞、铜镜等遗物，特别是发现了由24件玉质和玛瑙质器物组成的精美绝伦的玉覆面（见图五），这在东北地区尚为首次发现[17]。玉覆面计有玉璧1件、玉圭6件、玉璜1件、玉牌饰1件、长方形玉片10件、梯形玉片2件、不规则玉片1件、玛瑙质剑璏尾1件。玉器均为岫岩软玉。玉覆面出现于西周，广泛流行于春秋战国时期，西汉时期已大量减少。但玉璧和玉圭仍然作为汉代贵族行祭祀之礼的重要礼器。45号墓墓主人以高等级的“圭璧组合”式玉覆面陪葬，无疑体现了其身份之高贵。可以说，该墓葬不仅是以普兰店张店汉城为中心，包括姜屯汉墓在内的周边汉墓群中级别最高者，亦是目前所见辽东半岛汉墓中等级最高者之一，反映了大连地区在汉代辽东半岛的重要地位，也从侧面显示出姜屯汉墓附近的张店汉城具有非同一般的行政意义。

图5　大连普兰店姜屯M45玉覆面

三、辽东半岛汉文化的传播及影响

秦汉时期，中原汉文化全面系统地输入辽东半岛，使这一地区出现了繁荣的城市文明，开创了辽东半岛历史上第一个黄金发展期。数以千计的汉墓和数十座汉代古城与遗址被发现，无疑说明了辽东半岛的汉化过程在汉代已经完成，基本实现了由土著东夷文化、秽貊文化向汉文化的重大转型。

汉文化之所以能够深刻全面地影响辽东半岛，与辽东半岛独特的地理位置与地理环境密不可分。在辽东半岛南部与山东半岛之间的渤海海峡，星罗棋布地分布着密集的庙岛群岛，在靠近辽东半岛东南部的环黄海海面上，则分布着与辽东半岛海岸线走向一致的长山群岛，包括大长山岛、小长山岛、广鹿岛、獐子岛等重要岛屿，并向东连接庄河河口外海的石城列岛、鸭绿江口外海的大鹿岛，进而一直延伸到靠近朝鲜半岛西北海岸的西朝鲜湾。这些天然形成的岛链为文化和文明的传播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辽东半岛也因此成为东北最早接受中原文化的地区。受环渤海沿岸陆路大“C”形走向的制约，中原汉文化向辽东半岛的传播方式始终以距离较近的海路传播为主。

中原汉文化通过海路传播，在辽东半岛落地生根、厚积薄发，进而以该地为基点，进一步向外扩散传播，主要沿如下两条路线：

一条传播路线是沿着千山山脉西麓与渤海之间的平原丘陵地带，向北通过太子河流域和浑河流域，进入长白山系西南余脉的辽东山地，这一带为东北-西南走向的哈达岭、千山山脉与东西走向的龙岗山脉的结合部位。如果以流域视角来看，则主要是以抚顺、清原、新宾为中心的浑河、苏子河流域，以及以本溪为中心的太子河上游流域。目前在该地区也发现了为数众多的汉代墓葬与古城，特别是处于辽东山地向辽河大平原过渡的抚顺地区，曾多次作为汉代玄菟郡内迁后治所之所在，出现了诸如今新宾永陵南汉城（第二玄菟郡）、东洲区小甲邦汉城（第三玄菟郡）、新抚区劳动公园汉城、沈抚交界处的上伯官汉城（第四玄菟郡）等，这些古城附近均有密集的汉代土圹墓和砖室墓，反映了汉文化在该地区的传播。来自辽东半岛的汉文化进而越过辽东山地的龙岗山脉和哈达岭，进入今柳河、东丰、辽源、四平、吉林市等地，即松花江水系的上游流域，与定都于吉林市东郊东团山和南城子一带的夫余国文明碰撞融合，形成了具有浓厚汉文化特色的夫余文明。

首先，在吉林市帽儿山、榆树老河深等夫余墓葬中，均发现了土圹墓和土圹木椁墓，其中以土坑木椁墓数量最多，内部填充以青膏泥。这种墓葬形制与中原及辽东半岛汉墓形制基本相同，可以认定系辽东半岛汉文化北传松嫩大平原的产物。但由于夫余国地处偏远、社会发展水平有限，因而形制复杂、建造工艺要求较高的砖室墓始终未能进入夫余文化中。其次，在夫余文化陶器中，轮制泥质灰陶器与辽东半岛汉墓中出土的陶器风格十分相似。这些夫余泥质灰陶均为轮制，火候较高，质地坚硬，其上绘有绳纹、弦纹、刻划纹、压印纹、附加堆纹等多种纹饰。该类型陶器在辽东半岛汉墓中几乎随处可见。不仅如此，永吉学古东山遗址出土的陶罐、陶豆，永吉大海猛出土的陶钵、陶甑以及龙潭山山城出土的陶灶，其器物形制与辽东半岛及中原汉式陶器具有较高的相似性[19]。第三，在吉林市帽儿山夫余墓地中，还出土了大量铁质生产工具，如铁镢、铁铧、铁刀、铁削刀、铁锥、铁矛、铁箭镞、铁剑、铁甲片、铁马衔等；铜器有权杖、铜镜、泡饰、车辖、锸等。这些金属制品与辽东半岛汉墓中出土的遗物极为类似，特别是铁质农具和汉式规矩铜镜，具有鲜明的汉文化特色。墓地中出土的规矩铜镜并非夫余本土制作，而应是从辽东半岛地区传入的。帽儿山墓地中还出土了部分漆器，器型有汉式耳杯、盆等。货币以汉代五铢钱为主，新莽“货泉”货币的出土则说明帽儿山墓地一部分墓葬时间已至两汉之际。这些具有浓厚汉文化色彩的墓葬形制、陶器、铜铁生产工具、漆器、货币等，是汉文明向北传播进入松嫩大平原的实物证据，反映了该地区在两汉时期与辽东半岛的往来。

另一条传播路线是沿黄海海岸和环黄海北部的群岛链，越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半岛北部。汉文化向朝鲜半岛的传播，除民众自发迁徙外，汉武帝设置“汉四郡”管辖辽东和朝鲜半岛，无疑是促进汉文化东传朝鲜半岛最重要的助推器。汉文化伴随着汉帝国的行政管辖得以源源不断输入朝鲜半岛，形成了以贞柏里、石岩里、土城洞等汉墓群为代表的“乐浪古坟”，主要分布在朝鲜半岛北部的清川江流域、大同江流域和载宁江流域，其中以平壤市大同江南岸为乐浪墓葬的规模最大的分布区。这些墓葬几乎完全是辽东半岛汉墓形制的复制，其演变历程也与辽东半岛汉墓一致，即西汉中期至东汉后期为土圹木椁墓，分为单人葬、双人同穴合葬和双人异穴合葬，西汉后期开始出现砖室墓，东汉时期该形制墓葬成为主流汉墓形制。朝鲜半岛亦有一定数量的瓮棺墓。墓葬中出土的随葬器物与辽东半岛及中原汉文化器物高度相似。有学者指出，乐浪汉墓中存在着土著文化因素、故燕文化因素、东北汉文化因素与东南沿海汉文化因素。从西汉中期至东汉后期，乐浪墓葬中土著文化因素逐渐减少，汉式文化因素逐渐增加，并趋于主导地位[20]，从而反映了汉文化的传播情况。但朝鲜半岛没有发现辽东半岛南部营口、大连地区发达的贝壳墓文化。

四、结语

辽东半岛数以千计的汉代墓葬生动再现了汉代辽东半岛居民的生活图景，大量精美丰富的遗物、生动的壁画反映了居民富足的生活和汉代辽东半岛的繁荣景象，同时也为研究汉代辽东半岛边疆的行政建置史和城市发展史提供了全面系统的实物材料。十五种不同的墓葬形制也为我们研究汉代墓葬制度和丧葬习俗树立了标尺。

辽东半岛在秦汉时期不仅完成了汉化过程，实现了深刻的文化转型，还承担着汉文化由中原进入东北腹地和朝鲜半岛的基地和跳板的作用，成为文化传播的桥梁。汉文化通过辽东半岛这一文明“贮存地”和中转站，远播松嫩平原松花江上游流域以及朝鲜半岛北部，亦使这一时期该地区的文明进程发生了深刻变异，改变了东北亚区域古代文明格局，最终在以辽东半岛为中心，北达松花江流域上游、南抵朝鲜半岛大同江流域、西越医巫闾山至滦河流域、东起长白山西麓的区域内，出现了繁荣的汉代城市和农耕文明以及与汉文明融合的世居古族文化，基本实现了汉帝国在东北地区的文化“大一统”。

[1]崔艳茹,魏耕耘.盖州农民村汉墓群发掘简报[A]//辽宁省考古研究所编.辽宁考古文集(二)[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2]白云翔.汉代积贝墓研究[A]//山东大学考古学系编.刘敦愿先生纪念文集[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407.

[3]刘俊勇.大连尹家村、刁家村汉墓发掘简报[J].大连文物,1990(2):14.

[4]刘俊勇.辽宁大连大潘家村西汉墓[J].考古,1995(7):661-665.

[5]沈欣.辽阳唐户屯一带汉墓[J].考古通讯,1955(4):35-39.

[6]刘俊勇,王博妍.辽南汉墓分区研究[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285.

[7]刘美晶,燕戈.大连汉墓研究[J].大连文物,1996(1,2):33.

[8]刘俊勇.大连尹家村、刁家村汉墓发掘简报[J].大连文物,1990(2):14-15.

[9]王明巍.辽南地区汉墓[D].大连:辽宁师范大学,2013:10.

[10]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姜屯汉墓(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511-512.

[11]刘金友,王飞峰.大连营城子汉墓出土金带扣及其相关研究[J].北方文物,2015(3):24.

[12]刘婷婷.辽南地区出土汉代文物研究[D].辽宁师范大学,2012:61.

[13]林梅村.乌禅幕东迁蒙古高原考——兼论匈奴文化对汉代艺术之影响[J].欧亚学刊(新第3辑),2015:5-13.

[14]刘金友,王飞峰.大连营城子汉墓出土金带扣及其相关研究[J].北方文物,2015(3):24.

[15]阎海.营口历史与文物论稿[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1:133-135.

[16]辽宁省博物馆文物队.辽宁盖县九垅地发现东汉纪年砖墓[J].文物,1977(9).

[17]许玉林.辽南地区花纹砖墓和花纹砖[J].考古,1987(9).

[18]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姜屯汉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

[19]李钟洙.夫余文化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04.

[20]郑君雷,赵永军.从汉墓材料透视汉代乐浪郡的居民构成[J].北方文物,2005(2).

The Types,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es of Han Tombs in Liaodong Peninsula

WANG Yu-lang，WANG Jun-zheng
(Center of Northeast China History,Dalian University,Dalian 116622,China)

The shaping of the Han tombs in Liaodong Peninsula are mainly of four types,which even can be further divided into five types who set up the scale for the study of burial system and funeral custom in Han Dynasty.Han culture in Liaodong Peninsula as the basis and springboard,spreads to the north pass through to the Songnen Plain and to the north of Korea Peninsula,who also changes the ancient civilization in Northeast Asia,and achieves the cultural“Unity”of Han Empire in Northeast China.

Han tombs;Liaodong Peninsula;Types;Culture Characteristics;Influence

G129

A

1008-2395(2016)04-0048-07

2016-06-09

基金课题：2016年度大连市社科联（社科院）重大课题项目（项目编号：2016dlskzd007）。

王禹浪(1956-)，男，大连大学东北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俄罗斯阿穆尔国立大学荣誉博士，黑河学院中俄边疆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主要从事东北流域史研究。王俊铮(1990-)，男，大连大学人文学部2014级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东北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