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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尹斯明谈苏剧

2016-11-18顾俊

苏州杂志 2016年1期
关键词:昆剧团剧种剧目

顾俊

与尹斯明谈苏剧

顾俊

尹斯明近照

三年前,我在撰写《苏剧之路》的时候,就有朋友向我推荐,该去采访尹斯明女士,她是苏剧界硕果仅存的老艺人。当时考虑到尹老年逾九秩,未便惊动。几个月前,顾笃璜先生告诉我,尹斯明最近在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95老人话苏剧》。如能以此为由头,与她作个访谈,再写篇文章,对于苏剧的传承和保护多少能起到点呼吁的作用。

我每次遇到顾笃璜,他几乎都会提到苏剧。曾经与昆剧、评弹并称“苏州文艺三朵花”之一的苏剧,而今风光不再,它的凋零衰败,已成了这一代文化人挥之不去的心结。

一个冬日的下午,我如约叩开了尹斯明家的大门。这是一栋老式公房,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建筑。老人知道我要来,放弃了午睡,早早地坐在房间的藤椅上等我。一进门,她招手请我落座。就在几个月前,她在家中意外摔倒,以致腿部骨折。虽然做了手术,但现在站立行走仍比较困难。她笑道,九十多岁还开刀,连医生都夸我勇敢。她说上海口音,听起来很亲切。有过去弄堂里听隔壁上海阿姨讲张的感觉。

我们就从这上海话聊起,我问尹斯明,您在表演苏剧的时候也是上海口音?尹斯明说,她生于上海,从小就说惯上海话。她们这一代苏剧艺人,比如蒋玉芳、庄再春等,都是上海口音。这不奇怪,苏滩和评弹有一点相似,都是发源于苏州,而红于上海。不过,老上海话也在变化,就像苏州话,过去和现在区别很大。如果表演苏剧,那么还是用苏白,该怎么说就怎么说。

她生于1921年的上海,现在就坐在我的面前,许多前尘往事听她娓娓道来,那个灯红酒绿的十里洋场如此之近。窗外斜阳照入,光影渐渐移去,老西门、法租界、四马路;大世界、小世界、神仙世界;周璇、郑少赓、应云卫……相关的,不相关的信息和名词此刻交织在一起,织成了一张网,差不多一个世纪关于苏剧的记忆一点点地被标注,被爬罗了出来。

尹斯明剧照

苏剧并不是一个古老的剧种,其前身是苏滩,即对白南词,表演形式为坐唱。它发展为化装登台表演,以代言体的曲艺取代叙事体的演唱,从而形成戏剧的雏形,应该在民国之后。上世纪二十年代初至三十年代末,化装表演与坐唱并存,这是苏滩最兴盛的时期。化装苏滩通过多年舞台经验积累,吸收了其他剧种的营养日趋成熟。1941年,朱国梁的国风社和华和笙的正风社合并,在上海创立“国风新型苏剧团”,一般认为这是苏剧正式产生的标志。

然而,苏剧作为一个新诞生的剧种,可谓生逢乱世,命运多舛。上世纪四十年代战乱频仍,时局不靖,苏剧表演团体生存艰难,只得离沪辗转城乡各地。几身破行头,一众叫花班。就是当年国风班苏剧艺人的窘迫写照。解放过后,苏剧枯木逢春,在政府扶持下,浙江建立了浙江昆苏剧团,江苏成立了江苏苏昆剧团。这一时期,苏剧生机无限,出人出戏。但好景不长,接踵而至的“文革”运动,又将这朵含苞待放的艺术之花拉入了命运的低谷。剧团解散,演员转业,普罗大众除了翻来覆去地看那几出样板戏,再也无缘苏剧。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文艺的春天重又来临,但是尹斯明这一代苏剧名角的青春再也回不来了。

尹斯明的回忆总是断断续续的,这与她的舞台生涯一样。日本人来了,尹家班避难到法租界。苏滩不能唱了,那是17岁到25岁。运动来了,她下放苏北,那时四十多岁,一个演员艺术经验最成熟的年华。等到落实政策了,她也正式退休离开了舞台。是命运弄人,还是苏剧弄人?说不清。该经历的事这一代人都经历了。

我对尹斯明说,时光流转,现在很多年轻人已不知苏剧、苏滩为何物,很难想象它们在昔日的上海滩广受追捧的热度。

尹斯明举了个例子,蒋玉芳是评弹大家蒋月泉的胞妹,曾有人问过她,当初为什么不跟哥哥去学评弹,而去尹家班学唱苏滩。蒋玉芳回答,我学戏的时候,苏滩要比评弹红。

这是实情,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苏滩正是兴旺鼎盛之时。庄再春在回忆录里写道:“我父亲主持的苏滩郑家班已小有名气,唱堂会应接不暇,有时每天至少要做三个堂会。一场堂会的报酬在三十元左右。加上每天要赶好几个电台去演唱苏滩,收入确实可观,一个月有上千元的收入,而且营业有保证。”正因为唱苏滩待遇优厚,以至于庄再春(当时叫庄宝宝)多次放弃从事电影事业的机会。说到这,还有个小插曲,当年袁牧之编导电影《马路天使》时,曾找庄再春出演歌女小红,因她拒绝,后来才找到周璇,一曲《四季歌》自此红遍大江南北。

尹斯明说,在以前的上海,苏滩有群众基础,很多人喜欢。京剧的戏迷称票友,苏滩的爱好者叫“清客串”。当时法商电车公司,颜料帮就有很多“清客串”。他们因为爱好苏滩经常聚会,利用业余时间互相交流学习,每逢亲友家中有喜庆宴会,便互相邀约前去清唱。这种客串开始完全义务性质,不收任何报酬。邀请的主人感到过意不去,便请他们吃一桌上等酒席。后来“清客串”越来越多,有时候一个人一天要赶好几个场子,于是,主人就按酒席价格折付现金,过去叫做“折席”。慢慢地这种折席便演变为职业演出报酬。有的“清客串”因为邀请的人家多,一个月下来,“折席”远高于他做工的收入。尹斯明的父亲尹仲秋原先就是“清客串”,后来因家道败落,干脆下海以唱苏滩为业,这才有了尹家班。

谈到当下苏剧的衰落,尹斯明觉得非常可惜,这是一个需要及时抢救的剧种。就戏剧发展本身而言,如果说有什么历史教训可以总结的话,尹斯明认为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传承和戏改上。现在提起苏剧,流传下来的不多,最经典的无非那么几出戏,《醉归》《出猎》等等。再比如说后滩,现在已经无人在唱。诚然,这些问题的背后有具体的社会原因,并不能一概而论,但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戏改工作的主导倾向和扬弃取舍,直接干预了剧种的传承和发展,其后果往往在多年之后才会显现。

其实,很多问题由来已久,早在60年之前就有过讨论。1957年4月,江苏省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之后,就有观众对苏昆剧团仍然以两年前参加华东会演的节目《花魁记》来参演感到不满,并对他们没有挖掘整理出更多更好的剧目提出了质疑。随即《新华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苏剧演员庄再春等谈“苏剧这枝花为什么开得不茂盛”》。此文现在读来仍有很多启发,我在这里略引几段:

前天,苏昆剧团主要演员庄再春、蒋玉芳和苏州市文化局范烟桥局长一起座谈研究这个问题。庄再春说:苏剧这一朵已经枯萎和快要凋谢的花,解放后受到党、政府和各方面的关怀、扶植,又重新叶绿花开了。但是这几年来,为什么这朵花开得不茂盛呢?为什么上演剧目不能丰富起来呢?她认为除了客观上存在力量不够的原因外,主观上在整理挖掘传统剧目中也还受着许多清规戒律的影响。如在整理一个剧目前,他们总要考虑这个剧目的效果好不好,有没有教育意义,怕徒劳无功;对于一些可以改编的生活小戏,也是受清规戒律的影响,不愿去整理改编……蒋玉芳在承认主观努力不够的同时,也提出挖掘整理剧目工作中的客观困难,如剧团缺乏专人来负责整理剧目工作,过去改编的《李香君》一剧,演出后就没人再去加工。她还说,她们曾到处寻访那些对苏剧有研究,可以在艺术上和整理剧目中给予她们指导的老艺人,可这些老艺人有些已被其他剧种的剧团吸收去了,有些被集中到省戏剧训练班里去了,这对苏剧挖掘整理剧目工作是大有影响的。其他演员认为过去上演的剧目,过分要求继承昆曲较高的格调,忽略了一般群众的喜爱和要求,这也影响了剧目工作的开展……范局长说,除了希望领导更多给予具体指导和支持外,还希望苏昆剧团的演员们一方面经过这次会演学习和吸收各个剧种的优点,一方面应该打破清规戒律,充分发掘后滩(苏滩的一种)的对子戏,将它们整理加工并吸收其他剧种的优秀剧目,使苏剧剧目更丰富多彩……

如果说,彼时的苏剧尚且存在“力量不够”“缺乏专业人才”的问题,那么隔了半个多世纪,老艺人先后作古,就连当年青春年少的“继字辈”“承字辈”也已七老八十,更何谈“力量”?如果说,一个百花齐放的年代,苏剧还受着种种“清规戒律”的束缚,那么,几年之后的“文革”运动何啻灭顶之灾?往事不堪回首,用“人去楼空”来比喻现在的苏剧,我想是不为过的。

这里重点要说一下后滩,过去苏滩演出时,节目安排有张有弛,所谓“八前四后”,前滩为正宗,先唱八出。唱得闷了,后滩上场,四出小戏活跃气氛。因此,戏台上常有对联一副,上联:对白南词;下联:时事苏滩。后滩和前滩不同,大多是贴近民生的小戏,天生带着时代生活的烙印。当年林步青就是靠在后滩戏中加唱“时事新赋”而风靡上海。他的一些进步思想,通过后滩戏还对民众起到了积极影响。庄再春的外公郑少庚也是主要演唱后滩,《探亲相骂》《嫖院》《卖草囤》都是他的拿手戏。他扮演的赵开伦妙语连珠诙谐滑稽,堪称一代经典。《卖草囤》也成了上世纪二十年代苏滩化装演唱的主要保留节目之一。1959年,江苏省苏昆剧团的华和笙、朱容曾示范演出了此剧。之后在剧团内部也演出过,备受好评。

然而,你现在如果还想看几出正宗的后滩戏,几乎没有可能。尹斯明因此感叹道,有条件传承的时候没有去传承,旧的打破了,新的却没立起来,正所谓“破而不立”。不仅仅是后滩,很多苏剧剧目都是如此。尹斯明说,苏滩曲调很丰富,有平调、费家调、迷魂调、弦索调、柴调、山歌调等等,很多被其他剧种吸收去了。由于我们长期停顿不演,观众逐渐生疏,后来再演,观众反而说我们是在学其他剧种。她举了个例子,比如滑稽戏里的金铃塔,就是吸收了苏滩里的数金铃和绕口令。数金铃是苏滩传统戏《昭君和番》里一个关官的唱段,绕口令是另一折苏滩传统戏《贾志诚嫖院》里的“孩儿歌”。

我问尹斯明,在过去的苏昆剧团演出的几十年中,老艺人留下来的音像资料多不多?尹斯明摇摇头,很少,很少,即便是有,戏剧的传承讲究口耳相传,手把手教,单纯依赖音像资料也不可行。

但不管怎么说,有总比没有好。而当你真去找的时候,就会发现实在少得可怜。为此,我也问过一些当事人,当年为什么不注重录音存像,回答是条件所限。

仅仅是条件所限吗?科技的进步使很多不可能成为可能,比如录音录像技术的发明、推广和普及。而明明可能的事,最终成了不可能,往往另有原因。1927年5月,上海《申报》有一则广告,高亭唱片联合大减价,其中关于苏滩的唱片就有这么几种:范醉春《江浙战事十叹》《旧货滩》《邋遢婆》,范少山《知心客》《交好运》,范珍珍《新卖橄榄》《新马浪荡做药材》《做人家》,郑少赓《滑稽焰口》《打斋饭》《哈哈笑》《时髦阿姐》《乡下大姐》《孩儿歌》《吃看》,郑少赓、朱小娥《卖草囤》,定远和尚《念心经》,朱小娥《滑稽宣卷》,庄海泉《滑稽道场》,蒋殿奎《八仙上寿》,王美玉《新马浪荡大九连环》《捉垃圾》《交好运》,王美玉、林继青、王爱玉《改良双荡湖船》……不知这些百年唱片现在能否找到,可以肯定的是,这个苏滩的黄金时代已然一去不返。

采访快结束的时候,尹斯明提出了一个希望,文化管理部门应加大对苏剧的扶持力度,将之与锡剧团放在一起并不合适。希望苏剧团能早日单独挂牌。

尹斯明今年已经95岁高龄,与她同时代的庄再春、蒋玉芳等苏剧艺人都已离世。她笑称,自己是唯一在世的苏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而她更希望做一个名副其实的传承人。她强调了几遍“名副其实”。但是没有人来求教,我传给谁去?她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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