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怡云

缅怀恩师汪星伯

顾怡云

1945年日本投降，抗日战争宣告胜利结束，而内战又进入了决战阶段。

我父亲在八年抗战期间一直在云南锡矿公司工作。1946年春邀我和母亲到昆明团聚，我有幸随之同行。在昆明适逢吴郡名医汪星伯举办画展。我欣然前往，在展览会上我看画，发现汪星伯的画超然脱俗，清新典雅，极有古魄神韵，深感喜爱。在会场上我寻找汪星伯，我向他走去，深深地鞠躬行礼。当时我22岁。经过一番自我介绍，双方很快熟悉起来。原来我们都是南方人，苏州是汪星伯的老家，抗战八年，汪星伯携全家到了昆明，在昆明行医为生，得“汪一帖”之美名，颇得好评。此次展览是临别纪念。汪星伯全家都要回苏州老家去，在昆明的时日不多了。

我求知若渴，迫不及待地提出要跟汪星伯老师学画，请老师在短时间之内让我向他求教。汪老师经过一番思考，坦率地表示要先看看我的画，第二天把汪师请到家里。当他看了我的画，说了一声“可以”，一切好像顺理成章。汪星伯愿意接受我这样一个学过三年国画，笔墨还很幼稚的学生，我越来越觉得受宠若惊了。

汪星伯受我一拜。他的大度、热情，让学生我十分感动。他说：“在昆明的时间还有六七天了。不妨在最近几天内到昆明各名胜去旅游，再看看昆明的秀丽风光。”于是我父母同行，我们一起游览了昆明几处名胜。到了滇池（昆明湖）、西山以及龙门、黑龙潭等地。这是一次临别的畅游。

所到之处，汪老师兴致勃勃地为我指点江山。指着山石上的纹脉说：“这不就是山水画上的皴法么？”指着斜照下的西山，他说：“这多么像山水画中的水墨浑然！”“瞧瞧，我们的画就是从这里来的嘛！”汪师的指点引起我很大的兴趣，给了我很多启发。“大自然中有中国画的美，要我们去发现它、表现它，那都是活生生的画材。”如此指点江山的讲课，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汪星伯给我上了极其生动的一课。

在昆明相聚的日子苦短，我表示一定要到苏州去拜访他。他欣然同意，希望我去苏州找他。正好像是一见如故的朋友。

1947年春天，我和母亲又回到了上海，父亲继续在昆明工作，我迫不及待地要去苏州。于是，母亲把其他事情都放下，先把我送到苏州汪星伯寓所。

一朝拜师，终身为父

我认准了要再见汪星伯，居然勇敢地到一个我完全陌生的环境中去追求新的知识。这种精神，我自己感到莫名其妙。“难道周围没有人会说闲话么？”抱着一种战战兢兢的心理，我敲响了汪府大门。

仿黄公望《富春山居》局部

汪星伯的寓所在苏州东北街。大门前挂着“国医汪星伯诊所”的招牌。这块招牌，书法上很有篆隶古味，一看便知出于主人之手，汪星伯热情地接待我住在他家中。他说：“我有九个子女，三个在外地，在家的有六个孩子，吃饭时坐满一桌，你如同他们一样，都是我的孩子。睡的地方也安排好了，有一间大房间，有一张大床，让三姐汪均给你作伴。什么都是很自由很随便的。”汪师让我母亲放心，母亲叮嘱了一番就回上海去了。

从那一天起我在书房里画桌前，铺上了宣纸，又画又写，心安理得，觉得心情特别舒畅。汪师说话充满热情，声音洪亮，语言生动风趣，而又充满才华和睿智。他对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学生真是真诚地毫无保留地讲课。他说：“老马识途。我愿意把我知道的一切全都教给你。”这样的开场白，真让学生我感动不已。他说：“要多看古画，多看好画名画。‘取法乎上乃得乎中’。要培养多方面的兴趣。学艺术是长期的，不得偷懒耍滑。”

我被汪师的话慑服了。我知道我的艺术道路是要终身走下去的。汪师的认真，增强了我学好的信心。他要求十分严格，坐在书桌前往往以笔墨为主要对象。他常讲用笔、执笔，这是学画的基础。

汪星伯书法

汪师说：“执笔要注意不可执太紧，太紧容易僵硬。但是不能太松，太松容易软弱。执笔手拨动，手腕要有劲。初学者要学会笔中蓄墨多少，要做到墨靠笔的掌握而得到蒙养生发。画者最初一定要临摹古画。要取法乎上。如沈石田出笔刚劲，学之见骨力。如董其昌出笔淡雅，得秀润故而气韵十足。如倪云林超然物外，道是‘逸笔草草’，极其疏淡。古之画家多有创道，见其个性。用笔用墨都各具特色。我们只有临摹能把其优点学到手。”

“中国画讲的是传统，我们要把传统继承下来，古人的笔墨精神接过来、传下去。学古人并不叫你食古不化，而是把好的有用的精华接过来、然后传下去。”汪师的话真是说对了，我永远铭记在心，真是所谓“与君一席谈，胜读十年书”，得益匪浅。

临摹古人画作，是学画者的必经之路，我临习了倪云林、王原祁、董其昌诸大师的名作。碰到的难题是题跋，古人显得特别有艺术修养的就是文字题跋。汪师代替我书写，并嘱咐我要多从书法上入手，汪师处处引导，使我眼界大开。他说；“临摹是手段，继承才是目的。”

站在古画前面，汪师把我带进了欣赏和鉴定的境界。画上有极精彩的地方，让人注目不忘。汪师是古画鉴赏家，常有人来请他鉴定画的真伪，并以此作为买画的依据。他的鉴定很有价值。汪师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的篆刻艺术亦为高手。他给我刻了四枚印章，无论是文字书写，还是捉刀都有一套精密的艺术手法，他给我的印章我一直用来题画。若说诗、书、画、印是一个整体，汪师多方面的艺术修养是他年轻时代刻苦学习的成果，他给我的画也说明了问题。有一张画十分古朴，骨法用笔均追求古意，他见我喜欢，就题写：“此画笔墨在元明之间，怡云见而喜之。因题以为送，星伯。”我把此画装裱，一直珍藏至今。汪师的画我保存的仅此一幅，当时没有想到以后的事态发展。当时糊涂，过后才清楚。原来站在我面前的这位老师，是如此气宇轩昂、如此光彩夺目的高士。

汪师颇具人格魅力，我在苏州汪师门下，常常感到老师是深藏不露却又城府很深的学者。他是学者型的艺术家，笔墨、篆刻、题字无所不能无所不精。可是他又不露锋芒，十分谦和十分平易近人。这样的人格魅力，比他教我案头上的笔墨技法要深刻得多，也感人得多。

1950年，我从杭州浙江美院到苏州度寒假，汪星伯，我的恩师，用十分热情、开朗的心情迎接我，可他格外忙碌。解放军曾经临时住在他家大厅里，他又忙于组织街道群众、邻居慰问部队。我去了他忙把我拉到街道一块大黑板跟前，他说：“哎，你来得正好，我把这块黑板交给你了，你给我画画写写，这是你今天的任务。”他安排完了，我这一上午就再也没有见他的面。他积极地参与了苏州解放后的重建工作，后又接受了修整苏州园林的工作，他做出了贡献。

自从那一年我回苏州过年之后，再也没机会去苏州看望他了。从此长达近30年的阔别，我和恩师只有信件来往。他常在信中鼓励我：“世界变了，你的世界观也要变，要随着时代前进，风物还需‘放眼’。”在我们之间的师生情谊，一直没有断绝。

我在新疆生活了50多年，一切都习以为常了。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我时时刻刻想到我的爱好和专业。始终记住那几年恩师汪星伯给我的教导。所幸我现在还能有点时间来整理我的画夹，还允许我执笔来写回忆录。以此纪念恩师卓越而超凡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