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德胜

[摘 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创新和发展，涵盖了矛盾论哲学与和谐论哲学的两个范畴，有力地回应和解决了时代提出的重大课题，对我国今后的意识形态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矛盾论；和谐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6）03-0079-0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制、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奋斗目标。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的时代背景和时代价值来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涵盖了矛盾论哲学与和谐论哲学两个范畴，对于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矛盾论哲学与和谐论哲学

（一）矛盾论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即对立统一，具有同一性和斗争性；矛盾无处不在，无处不有，事事有矛盾，时时有矛盾，即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最根本的规律，它揭示了事物的矛盾是事物运动变化和发展的源泉、动力和基本内容，提供了理解事物的本质、自己运动的根据。唯物辩证法认为，解决矛盾的形式大致有四种：一是矛盾的一方克服另一方；二是矛盾双方“同归于尽”，为新的矛盾双方所代替；三是矛盾双方经过斗争，融合为一个新的事物；四是矛盾双方经过斗争，创造出一种使矛盾双方可以长期共存，并行发展的形式。

（二）和谐论哲学

和谐论是指事物和现象各个方面协调、配合，有机统一、和衷共济的阶段过程和理想状态，也是一种科学理论和实践战略。作为一种新时期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非否定矛盾，更非否定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这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全面把握这一命题的科学内涵：

1.从属性上讲，更加注重矛盾的同一性。这种同一性可以用许多不同的术语来表述，如统一性，一致性，互相依存，互相依赖，“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互相渗透，互相贯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辅相成，互相转化，“你变成我，我变成你”。

2.从形式上讲，更加偏重矛盾双方并存的形式。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解决矛盾的形式，既不能是“克服”型的，也不是“同归于尽”型的，更不能是“融合”型的，而只能是“并存”型的。就是说，矛盾双方经过适当的调和，找到一种适当形式，使矛盾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各自都要得到发展。如我们党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的政策，和对各民主党派采取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就是解决上述矛盾的恰当形式。

3.从地位上讲，它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对于中国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革命者、建设者来说，最根本的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实现中国化。建设和谐社会，在意识上要以和谐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但并非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是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又要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多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统一并存性”的一面化解中国问题。同时，也用中国的宝贵经验“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

（三）和谐论哲学是矛盾论哲学的深化、发展

伟大的实践呼唤着伟大的理论，更需要伟大的理论，而且为创造新的理论概括提供了取之不竭的源泉。要面向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实际，只有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解放思想，勇于探索和创新，勇于打破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教条理解和附加到其名下的错误观点，抛弃前人限于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已不适合时代要求的旧的理论框架即逻辑体系，才能符合时代的要求，为时代提供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伟大工具，提供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于19世纪中叶，但又超越产生它的那个特定的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深深植根于社会实践的土壤中，不断地排除任何对它僵化的教条主义理解。它科学地揭示了世界整体以及人和世界关系的一般规律，汲取了历史时代精神的精华，反映了历史时代的总体特征、基本性质和发展方向，已经成为全世界无产者的理论。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立场、观点、方法没有过时，也不会过时。现时代的本质，要求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主导地位，同时，现时代的新变化、科学的新突破、实践的新发展，又迫切要求摸准时代的脉搏，把握时代的基本课题，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使它从内容到表述形式更符合现代的需要，更有效地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功能。和谐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顺应了这一时代的要求，进一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成为我国人民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还有可能成为其他各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世界性的理论将引导人类实现美好的愿望[1]。

二、从矛盾论哲学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代背景

“意识形态必须符合现实世界，意识形态随着世界的变化而变化，尽管许多人想把它变成教条，但它不是也不能变成一种教条。”[2]从矛盾论来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产生的时代背景主要包括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

首先，从国际上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运动处于全面快速发展阶段，从经济领域日益向社会的政治、思想和文化领域渗透，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全球化的实质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其在经济和科技上的绝对优势来影响和控制世界经济。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借全球化之机，逐渐把全球化和现代化上升为一种意识形态，将西方社会的价值理念说成是一切民族国家的普遍价值理念，以此来实现西方国家对全球的统治。进入新世纪，西方国家往往打着“人权”“人道主义”和“民主”等旗号，利用各种方式对我国进行文化侵略、意识形态渗透，大力实施和平演变图谋。而互联网络的兴起更是助长了这一趋势。以互联网络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以其具有的全球性、虚拟性、互动性、自主性和开放性的特点，致使西方的自由主义、利己主义的价值观念和腐朽的生活方式得以更加便利的途径，大量传输到我国。西方文化和思想的大量涌入，给我国传统文化以及社会主义所倡导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造成了严重影响和冲击，引起社会意识领域的冲突和激荡，严重威胁着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因此，如何有效解决我国的民族价值观念和西方价值观念、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就成为当今我国意识形态研究的重大课题。

其次，从国内来看，当前中国正处于由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引导的激烈的社会转型期。经济成分的多样化，社会分配方式、生活方式及社会组织的多样化的趋势将会不断增强，社会分化的程度将会不断加深。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的社会意识产生于社会存在，并随着人们的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作为对变化了的现实生活的反映，必然会出现不同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而社会当前贫富差距的扩大以及贪污腐败等大量消极现象的出现，更加剧了人们新旧观念的碰撞、是非观念的冲突，使一些人的道德观念出现混乱和扭曲，法纪观念和社会诚信严重缺失。上述现象的长期存在和发展，不可避免地将会弱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感召力，弱化人们对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信仰，从而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带来严重的挑战，严重影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实现。由于市场经济是以个体性作为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的，国家促进个人的发展以及保障个人的权益，是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前提。但是当前社会上出现的无视国家和集体利益的个人主义、唯利是图、享乐主义等消极思想有不断蔓延的趋势，这又势必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和谐社会的建设和发展造成严重影响。因此，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如何正确协调和处理个人、国家和集体的关系，重建社会主义价值信仰，以巩固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就成为当今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另一个重大课题。

三、从和谐论哲学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的时代价值

思想是行为的先导，指导思想的正确与否关系着行为的结果。要改变不和谐的局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仅需要“斗争论”哲学，更需要以和谐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从容应对，趋“利”避“害”，方显大智慧、大策略。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群众基础

积淀在民族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里的传统伦理道德，是民族心理和民族性格的组成部分，深深制约和影响着人们的现实生活。任何一个国家和个人的生存和发展，都离不开本民族的文化道德传统和价值观念作精神支撑。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为促进世界文明的共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我们浸润在这样的历史文化传统中，能够承接的道德遗产也无比丰厚。以“追求真、善、美的伦理道德境界，崇尚以义至上的伦理道德精神，强调仁爱和谐的人际关系，重视整体的伦理道德价值导向、倡导修身为本的伦理道德观念”为主要内容的中华传统伦理道德[3]，是中华民族和人类优秀的文化遗产。其中，爱国主义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永恒主题。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形成了以公灭私、公而忘私、以民族和国家利益为重的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坚持国家统一、反对民族分裂已成为全社会公认的政治价值取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位卑未敢忘忧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为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生死荣辱观念，在价值导向上都重视个体和整体利益的融合，强调个体利益服从集体和国家整体利益的原则，已成为我们民族所信奉的崇高的道德伦理规范，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追求整体的思想，要求个人对民族和国家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牺牲精神，这对于我们维护历史上国家的统一，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在新的时代，我们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对于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有效纠正当前青少年中普遍存在的崇洋媚外心理和行为，对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团结，反对台独和一切分裂势力，对于有效遏制西方文化和意识形态对我国的渗透，都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传统文化一向提倡和谐的人际关系和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反对“见利忘义”的价值观念，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有利于我们处理好前进中的各种矛盾，有利于维护社会的团结和谐，以保证社会稳定持久的发展。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艰苦奋斗的精神，则始终是推动中华民族不断前进的不竭动力。今天我们只有大力弘扬这种精神，才能不断增强民族的自信力，使我们团结起来战胜前进中的各种困难和挑战，从而顺利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了合乎时代精神的新内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强大的生命力

恩格斯曾经说过，任何思想都属于其所处的特定时代。所以，一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道德观念也必定是时代精神的反映。当前我国正处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时期，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否顺利建成，关系到我国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方面的改革能否巩固和发展的大问题。一切体现人类文明发展和时代精神的成果，都是我们今天应该更加珍惜和着力继承的“精神食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个人与国家、民族和集体荣辱的统一，为我们正确解决个人与国家、集体的关系问题指明了方向。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度重视个人的合理权益。当前我国社会诚信的缺失，违法乱纪现象的大量发生，既破坏了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又对个人的权益造成了巨大损失。要求每个人遵纪守法、诚实守信，既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又是对公民权益的有力保障。以崇尚科学为荣的思想，既是知识经济社会需要加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必然要求，又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个人自由、全面地发展。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然要求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为个人只有在为社会、为人民、为集体利益而奋斗的过程中，才能真正实现和保障自己的个人利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国家、民族和集体的利益放在首要的位置，强调个体利益要服从国家、集体和民族利益，个体要遵循整体主义原则，这为我们正确处理新时代条件下个人、国家和集体的关系，提供了基本的指导思想。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助于重建社会主义价值信仰

作为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创新和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全社会提供了基本的道德规范和主导价值观，有利于对社会思想的整合，有利于引导和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创造性，从而推动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马克思·韦伯指出：“任何统治都企图唤起并维持对它的‘合法性的信仰”[4]。合法性是影响和控制社会最有效的、最节约成本的政治资源。目前，中国正处于社会激烈转型的过程中，社会分化所带来的各种矛盾和利害冲突不可能在短期内消失，并且在一定时期内还可能会激化，社会价值观念多元化的发展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带来了严重的挑战。因此，在当前意识形态的感召力趋于弱化的时代背景下，如何重新唤起人们的合法性信仰，就需要进行意识形态的创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创新和发展，具有以下两个特点：

1.内容和适应对象的广泛性。任何成功的意识形态应该能够兼容并蓄其他意识形态中合理的科学的成分，以符合不同的个体和社会集团的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虽然主要针对干部和广大青少年，但是，它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道德规范，其中所蕴含的理想信念、价值标准和价值取向，既与中华传统美德相承接，又与人类文明和时代精神的发展趋势相一致，既坚持了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一元性又有多元性，既能够把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思想统一起来，又能够容纳多种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之间的个性差异。因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信仰基础，能够使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信仰它。相信只有按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提供的价值规范和取向去行动，个人才能更好地实现自己的利益。

2.指导现实的有效性和灵活性。意识形态要发挥作用，就必须避免传统意识形态的空洞说教、深奥难懂与枯燥乏味，而应符合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心理特点和接受水平，容易为社会大众所理解和接受，这样才能引起大家情感上的共鸣，否则人们就会产生逆反心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性正在于：它把我们从小就浸润于其中的传统道德和价值观念，以及我们从现实的实践中所自觉或不自觉加以接受和内化的时代精神、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等，以浅显易懂的形式明确提出，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旗帜鲜明地为全社会提供了一种主导价值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有利于人们按照共同的价值标准去确立人生目标，安排自己的活动，并能够使个人按照相同的预期与其他人发生联系，由此才能够形成稳定的社会秩序，从而推动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5]。

参考文献

亚当·沙夫.马克思主义在今天的意义[M]//俞可平.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57.

乔治·洛奇.全球化的管理[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108.

缪德良.中国传统文化要略[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135-138.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269.

道格拉斯·C·偌思.经济史中的结构和变迁[M].陈郁，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58.

[责任编辑 祁丽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