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秋玲++孙冉冉++刘瑀

[摘 要]近年来，随着外贸出口的下降和国家扩大内需政策的实施，居民消费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基于中国中部六省在2002—2014年间的面板数据，结合中国中部六省的消费现状，建立消费函数计量模型，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和Hausman检验。研究发现，中国中部六省城镇居民收入、居民失业情况以及居民前一期的消费习惯对当期消费水平均存在影响。据此提出扩大中国中部地区消费的政策建议，以进一步扩大国内消费，从而使中国中部地区成为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的又一引擎。

[关键词]中部六省；面板数据；消费函数计量模型；消费水平

[中图分类号]F1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6）03-0031-06

近年来为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统筹协调区域经济、实现国民经济的新常态发展，中央出台了扩大内需的政策。从中国经济发展的轨迹来看，近40年国民经济的发展是依靠东部沿海市区来带动的，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则严重滞后于东部沿海地区。但随着东部沿海地区“边际收益递减”现象的出现，中西部的崛起则显得尤为重要。由于东部是以外向型为主的地区，因此，建立内需经济就落在了中西部地区。而中部六省独特的地缘优势和已有的工业基础条件，也使之成为建立内需型经济和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最佳选择。本文通过探究中国中部城镇居民消费水平低下的原因，以其崛起为视角，充分挖掘其经济发展潜力，为扩大中国内需和激发国民经济内生增长的国家战略提供理论层面的依据。

一、文献回顾

消费是经济发展的目的和动力，这是马克思早已阐明的理论，国内外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的、多视角的研究。国外学者对于居民消费水平的理论研究，运用了多种多样的分析方法。凯恩斯（1936）提出了绝对收入消费理论，对消费理论首次运用函数表述，并且在分析宏观消费的发展情况时将收入因素作为变量引入模型，指出消费与收入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1]。杜森贝利（1949）提出相对收入假说，认为消费是相对决定的，消费者的当期消费会受到自己过去的消费习惯及周围人们消费水平的影响。莫迪里安尼（1954）提出生命周期消费理论，认为人们在计划他们的生活消费开支时会将一生作为其消费的时间跨度来考量[2]。弗里德曼（1957）提出永久收入假说，认为居民的消费行为取决于其永久收入水平，而不仅仅由其现期的收入情况来决定。生命周期消费理论和永久收入假说为之后的消费理论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3]。詹姆士·摩根（1965）的现代社会消费理论对消费与收入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了重新定义，他认为在现代社会，人们的消费习惯和消费观念伴随经济以及消费信贷的不断发展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消费者的消费决策和消费预期会对其即期和预期收入产生影响[4]。霍尔（1978）根据弗里德曼的假说，将永久收入假说与理性预期结合起来，提出随机游走假说，认为人们会根据所有可能获得的信息预测其消费水平，并对消费能力进行适当修正[5]。弗莱文（1985）实证研究了随机游走假说，并指出消费对现期收入具有过度敏感性，这种敏感性表现为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与其劳动收入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6]。卡贝里罗（Caballero）（1990）提出了预防性储蓄假说，将消费者分为两种类型：在乎风险者和不在乎风险者。在乎风险者在对当期消费进行决策时，会考虑其收入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期内是否会有较大变化，如果有，那么他会及时储蓄以预防这种变化，这时消费表现出过度平滑性；不在乎风险者在决定其当期消费时，仅根据其以往的消费经验和当下喜好来进行消费，储蓄意识淡薄，这时消费不存在平滑性[7]。Joseph P. DeJuan and John J. Seater（2006）构建了包含消费的收入弹性的计量模型，并对美国现代家庭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消费的收入弹性与相邻期间的收入弹性或相邻间收入的相关系数有关[8]。

我国关于居民消费水平的研究大部分是以我国不断发展的消费现状为立足点，并依据国外的消费函数理论而展开的。孙凤、易丹辉（2000）指出1990年代之后，我国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由于失业率的上升而进一步降低[9]。申朴和刘康兵（2003）选取了我国1982—2000年的宏观经济数据，对我国转轨时期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城镇居民的当前消费对当前收入具有显著的过度敏感性[10]。黄宇（2008）对我国2000—2006年城镇居民的消费数据进行整理，并以ELES模型为理论基础，实证研究了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的变化情况。结果表明我国城镇居民的总体消费水平在不断提高[11]。娄峰、李雪松（2009）以Horowitz Henderson面板数据模型为基础，根据1991—2005年中国的部分省份数据，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需求的动态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城镇居民消费与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之间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12]。李兰澜（2011）指出收入水平和消费习惯是影响广西城镇居民消费量的主要因素[13]。杨爽（2012）在研究城镇居民消费的主要影响因素时，构建了城镇居民消费影响因素的计量经济模型，并根据牡丹江市1988—2008年的数据资料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对城镇居民消费增长具有重要影响的因素有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城镇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和社会保障支出[14]。赵华春、Jeffrey Forrest（2013）通过构建静态和动态面板数据模型，深入分析了影响我国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的三大因素。研究表明，收入、前期消费、价格指数与城镇居民的本期消费均呈现正相关关系[15]。李绍玲、栗建松（2014）分析了1998—2012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并构建了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影响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城镇居民消费的因素。结果表明，城镇居民消费“棘轮效应”显著，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居民家庭财富、社会保障支出促进了当期消费，而政府收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则反向影响当期消费[16]。刘俊杰、叶允最（2015）采用OLS方法，建立了广西城镇居民实际人均消费支出与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等影响因素间的计量经济模型，分析影响城镇居民消费的主要因素，认为，影响广西城镇居民实际人均消费支出的因素有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人均财政支出和基尼系数[17]。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虽然在居民消费问题方面进行了诸多研究，但针对中国中部六省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的分析相对较弱。所以本文拟通过建立消费函数的计量经济模型，分析影响中国中部六省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因素及相关关系，以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中国中部六省社会经济指标概况及其与东西部的对比

（一）中国中部六省社会经济发展指标概况

中国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六省，占全国面积的10.9%。虽然其地理位置相对封闭，且深入我国腹地，但是其纵横交错、发达的交通干线起到了承东启西、接南连北的作用。中国中部地区的基本特点是：人口高度密集，矿藏资源、农业资源和旅游资源丰富，具有浓厚的文化历史底蕴，且因其地理位置相对封闭，城镇居民的储蓄意识强烈。2014年，中国中部六省城镇人口有18056万人，占全国城镇人口的24.10%，其经济总量达到相当规模，GDP为138679.65亿元，占全国GDP的21.81%，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平均值的82%，但仍不足东部发达地区的一半。人均经济社会发展指标偏低，特别是人均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等，有的比西部省区还低。但由于中国中部六省地处腹心地带，国脉汇聚的战略地位决定了其社会经济发展对国家基本实现现代化，进而实现中国梦的重要意义。中国中部六省社会经济的发展概况见表1、表2和图1。

从表1可以看出，中国中部六省城镇居民人均GDP均在30000元以上，平均值为38109.2元。其中湖北省最高，为47144.6元；安徽省最低，仅为34424.6元，远低于中部六省平均水平。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均在20000元以上，平均值为24718.6元，占人均GDP比重64.86%。但从绝对值来看，中国中部六省之间人均可支配收入并无明显差距，收入普遍较低。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10000～20000元，均值为16181.1元。通过表1指标可计算出中部六省的消费支出占收入的比重约为65.46%，其中湖南省的消费率较高，为69.00%，山西省的人均消费率仅为60.81%，低于中国中部六省的平均消费水平。

从表2和图1中可以看出，中国中部六省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趋势大体平缓，平均保持每年15%左右的增长速度，波动幅度较小。其中，河南省的收入增长变动幅度最小，呈现平滑性；安徽省的收入增长波动幅度较为明显。从图1还可以看出外部冲击对收入的影响。例如，由于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中部六省2009年的人均收入增长幅度均跌入低谷，而后随着经济回暖，其收入增长又缓慢回升至危机前的水平。

（二）中国中东西部社会经济发展指标对比

与中国东部地区、西部地区相比，中国中部六省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低于同期东西部地区，人均GDP及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西部地区基本持平，但远远低于东部地区。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中国中部六省人均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分别为同期全国平均水平的82.02%、85.75%、81.03%。详见表3。

三、计量模型与数据说明

（一）变量的选择

根据中国中部六省城镇居民的实际消费情况，并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和准确性，我们主要选取变量：pconsume、pincome、unemploy和Lag_pconsume，分别表示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单位：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单位：元）、城镇居民登记失业率（单位：%）和滞后一期的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单位：元）（见表4）。在面板数据集合中，有中国中部六省2002—2014年共计13年的观测值。因此，共有78个观测值（见表5）。

从表5可知，我国中部地区城镇居民家庭消费支出的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4504.7元、18334.7元，存在较大差距；人均可支配收入均值为13965.4元，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之间同样存在明显差距。这说明中国中部地区存在明显的收入分配不均现象。2002—2014年城镇登记失业率数据表现稳定，均值为3.7%。根据以上三项变量，利用Stata软件，我们可以对下一期的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做出预测，预计下一期的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10083.5元。

（二）模型设定

根据中国中部六省13年的面板数据建立面板数据模型：

其中，i代表省份，t代表时间，Uit为随机扰动项。面板数据模型又可分为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和随机效应面板数据模型，我们将逐一进行分析。

1. 固定效应模型拟合及输出结果

将所收集到的数据文件导入Stata工作界面，进行运算，输出结果见表6。

（1）t检验。结果显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居民消费支出是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52，P值为0，说明城镇居民人均消费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显著正相关的，即当其他条件不变时，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会增加0.52%。失业率与居民消费支出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1，P值等于0.154，不为0，说明失业确实对消费存在负面影响，但其影响并不显著。这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与国家的宏观政策有关，虽然一部分城镇居民由于个人原因或经济萧条而处于失业待业阶段，但国家相关的保就业、最低社会保障制度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维持其基本消费；另一方面，从表3可知，中部地区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在东、中、西部中是最低的，失业对消费水平相对较低的城镇居民的影响也是相对较弱的。结果还显示，当居民滞后一期消费增加1%时，其当期消费支出会增加0.39%，P值为0.002，这说明消费习惯对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很显著。

（2）F检验。表6显示，R-sq值为0.9769，P值为0.0246<0.05，因此，回归模型整体显著性的F检验表明，固定效应模型整体是显著的，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城镇登记失业率三因素能够很好地解释城镇居民消费习惯对滞后一期消费支出的影响，检验在5%的置信水平下均能通过。

2. 随机效应模型拟合及其输出结果

从表7可知，收入与消费呈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27，意味收入上涨1%，消费随之增加0.27%；P值接近于0，说明在随机效应模型假设下，收入对消费的影响同样显著。失业率与居民消费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06，即失业率增加1%，居民消费相应增加0.06%，这与经济学原理不符，且不符合生活实际。城镇居民滞后一期人均消费增加1%，其当期消费支出会增加0.68%，P值为0，得出与固定效应模型同样的结论：消费习惯对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是显著的。

同时，R-sq值为0.9850，P值为0，表明随机效应模型整体是显著的，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城镇登记失业率三因素能够很好地解释城镇居民消费习惯对滞后一期消费支出的影响，检验在5%的置信水平下均能通过。

3. Hausman检验

对于以上两种计量模型，我们从常识判断应该拒绝随机模型，选择固定模型。因为随机模型结果显示失业率与居民消费正相关，即失业增加，居民消费不降反增，这与经济学原理不符，且不符合生活实际。但究竟是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我们还要用统计学进行检验，即Hausman检验（见表8）。

由表8得出以下两个数值：

chi2（3）=（b-B）'[（V_b-V_B）^（-1）]（b-B）= 8.67

Prob>chi2 = 0.0340

从中可知，两种模型假设下的相关系数的差别并非由系统本身造成，而是原模型假设存在问题。由P值小于0.05，可知，应拒绝随机效应模型，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即随机效应模型的估计与事实不符，固定效应模型拟合更优。

四、结论及对策

本文分析了中国中部六省城镇居民消费支出与当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居民登记失业率、城镇居民消费习惯等变量之间的关系，建立了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并利用Stata软件进行了相关性和回归分析。结论为城镇居民家庭消费支出与人均可支配收入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即城镇居民收入的增加会促进消费的增加，城镇居民滞后一期的消费支出对其当期消费支出也存在一定影响，且这类影响是正向的，而城镇居民失业率的增加，会导致消费的下降。

为扩大中部地区整体消费，根据分析结果并结合其他省区的经验，本文提出以下对策：

第一，提高居民收入。影响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首要因素是人均可支配收入，且表现为正面的影响，即收入的提高会明显地带动消费增长。因此，应致力于提高中部地区城镇居民的收入以扩大中部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

第二，降低失业率，继续增加就业。研究结果显示，失业对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不是很显著，这是因为目前我国出台的某些宏观政策（如社会保障体系等）保障了失业人员的日常生活以维持其固定消费，同时，对于人均消费相对较低的中部地区，其失业情况的加重对于人们的消费影响也相对较小。但总体而言，就业情况的改善，会刺激居民的进一步消费。

第三，鼓励居民培养良好的消费习惯。如果居民滞后一期的消费有所增加，那么根据消费者消费习惯的惯性，其当期的消费支出同样会有相应比例的增加。

第四，取长补短，互通发展，积极创新。借鉴我国其他地区的战略政策，根据中部地区自身的特点制定适合其发展的政策措施。但应避免把中部崛起政策孤立化，与其他区域战略割裂。同时，基于国家对中部地区政策的扶持，应积极发展创新，以制定出针对性措施并取得预期效果。

中部崛起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一个动态比较的概念。实现中部崛起更多的是要依靠中部自身的内生力量，而要建立以中部六省为核心的国内经济大循环，发展应是其第一要务，改革是其最强动力。作为国家的又一个区域发展战略，中部崛起战略具有一定的后发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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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祁丽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