邝健行

（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香港九龙塘）

朝鲜洪大容《乾净衕笔谈》为杜撰本说献疑

邝健行

（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香港九龙塘）

日本夫马进教授认为朝鲜王朝洪大容的《乾净衕笔谈》为杜撰本，而《乾净笔譚》则是作者亲自定本。本文通过仔细对比二书，认为夫马进教授此说值得商榷。因为第一，《乾净衕笔谈》与《乾净笔譚》二书祖本相同，二者关系密切；第二，二书的文字互有优劣，不能以个别可能出自后期校勘的错误，指责《乾净衕笔谈》为杜撰本；第三，《乾净衕笔谈》比《乾净笔譚》多出接近一万字，极具文献意义和价值。所以，在研读洪大容留存的中朝文化交流文献时，《乾净衕笔谈》与《乾净笔譚》都是值得珍视的。

朝鲜王朝；洪大容；《乾净衕笔谈》；杜撰；商榷

《乾净衕笔谈》［1］，朝鲜人洪大容（1731-1783）著，在他的《湛轩书》外集卷二中。内容主要记录洪大容和友人金在行乾隆31年（1766）二月间，在北京和三名由杭州前来考试的中国举子潘庭筠、严诚、陆飞的七次会晤笔谈，还载录了几人没有会面时的文字往来数据。《湛轩书》为洪大容五代孙洪荣善编纂的先人文集，1939年面世。本世纪初我据韩国景仁文化出版社1969年出版的《湛轩书》影印本，抽出《乾净衕笔谈》开始点校，2010年9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点校稿。

去年读到日本夫马进教授著、中国张雯女士译的《朝鲜洪大容〈乾净衕会友录〉及其流变——兼及崇实大学校基督教博物馆藏本介绍》一文（以下简称《流变》）［2］，夫马教授通过他接触到的三种有关五人笔谈的资料——1766年编成的《乾净衕会友录》（以下简称《会友录》）、1772年或稍前编成的《乾净笔譚》、1939年面世的《乾净衕笔谈》，进行比对，得出若干值得注意的学术论点。其中一种论点是：《乾净笔譚》是洪大容本人亲手编辑的定本，《乾净衕笔谈》是洪大容子孙“在家藏本基础上编辑”而成的“杜撰”本，当中种种改变，“与洪大容本人的意志无关”。

我想在这里就夫马教授提出的“杜撰”论点谈谈个人意见。由于原文是日文，我首先想清楚知道的是：译文中“杜撰”一词，中文的意义是否和日文的相符？我电邮请教译者张雯女士，蒙她见告：“该词在日语里有两种解释：一是在诗文中写无典籍出处的事情，二是形容事物非常粗糙，错误很多。”张女士还补充说：“根据原词使用状态和前后语意判断，夫马老师的意思应该是指《乾净衕笔谈》编辑粗糙，错误很多。”这么说来，此词日语和汉语意思相合。今天我们用“杜撰”，虽多指文中捏造虚构意，其实原词出典还是包括了日语中第二层粗糙错误之意的。即是说：文字虽然算是有所本，但跟原来的“本”有距离，而且距离之后变得不好了。旧版《辞海》合订本这么解释“杜撰”一词：

事由臆造而无所本者曰“杜撰”。《野客丛书》：“杜默为诗多不合律，故言事不合格者为‘杜撰’；世言‘杜撰’本此。”［3］

杜默诗不合律，就是粗糙，就是错误，我同意张雯女士的补充说明。夫马教授提“杜撰”，主要用该词第二义，譬如他批评《乾净衕笔谈》编纂者“粗暴删除”《会友录》部份文字，以致语句前后矛盾，便是证明。

《流变》指《乾净衕笔谈》以《会友录》为基础编辑而成，又指洪大容子孙在家藏本基础上编辑而成。家藏本包不包括《乾净笔譚》呢，还是洪大容子孙置之不理？《流变》虽不曾说明白，但是文中说《乾净笔譚》及《乾净衕笔谈》只是“兄弟关系”，“不是一方在另一方的基础上进行删除，也没有另一方对其他一方进行补充”；另外又说《乾净衕笔谈》的编纂者“甚至没有对两者进行简单的比较核对”；则《乾净衕笔谈》编纂者在编纂过程中，全不参阅《乾净笔譚》，似是合理的逻辑结论。只是话说回来，洪大容家极可能有《会友录》和《乾净笔譚》两个本子，其子孙只翻阅前者，而完全不翻阅后者，似无此理。不管怎样，夫马教授笔下的“杜撰”，不光指《乾净衕笔谈》单向对应原本《会友录》，还指出在《乾净笔譚》、《乾净衕笔谈》两本同源、编纂人不同的基础上，看出《乾净衕笔谈》改动原本既“粗暴”，也比《乾净笔譚》粗糙错误。

一

《乾净衕会友录》三册，原书未见，但夫马教授找到了《乾净衕会友录》其中一册，上面有洪大容亲笔的圈画，作为改稿的指示。为了清楚辨称，他称有圈画的册子为《乾净录》。他认为《乾净录》是洪大容亲自将《乾净衕会友录》改为《乾净笔譚》时所用的原本，《乾净录》也是1939年洪荣善编辑《乾净衕笔谈》时所用的原本，《流变》有照《乾净录》原文加圈画一段文字作例子解说：

下面举二月二十一日的内容为例。

《乾净录》即《乾净衕会友录》中二月十九日的记录后，确有二月二十一日的记录，十九日末尾到二十一日的开头，如下所记：

吾未敢言矣。

（1）《乾净录》中圆圈和横线以及字下（原来直行应是“字旁”）的点号（·），全是洪大容笔墨。（2）《乾净笔譚》删除圆圈加横线文字，同时也删除下有点号的文字；净圆圈内文字保留。《乾净衕笔谈》删除所有净圆圈内文字、圆圈加横线的文字、下有点号的文字。

可以见到：《乾净录》二十一日部分记录文字《乾净笔譚》保留了，但《乾净衕笔谈》给删去，连“二十一日”四字也删去。原二十一日的记录直接接到十九日记录之后，使读者产生二十一日的记录就是十九日记录的错觉。因为上下文连接似不畅顺，夫马教授说是“生硬”，这是因为编纂者“粗暴删除所有有圆圈部份的编纂方针”所致。《乾净衕笔谈》所以是杜撰本，其故在此。

夫马教授认为：洪大容最初有全删所有圆圈内文字的考虑，后来只决定删去部份圆圈，于是在决定删除的圆圈上加横线；不加横线的圆圈保留，最后编成《乾净笔譚》定本。夫马教授肯定先有圆圈，后加横线；而不是次序相反。道理很明白，洪大容如果先画横线后加圆圈，这便表示定本之后还有删改，跟“显然与他将《乾净笔譚》作为最终版本的意思不符”。论证的时候，夫马教授用上《乾净录》。我无此书，也未阅览过，不能论议其是其非。

我只是这么思考：圆圈本是洪大容亲手画的①圈画出于洪大容之手只是一种假定。夫马教授只说过“画上删除印记的无疑都是洪大容本人”。“无疑”云云，便是无确凿论证的语言。不过夫马教授是在“宁信其是”的前提下进行讨论的。我也得暂时承认夫马教授的“无疑”，否则文章开展不了。另外夫马教授还说“可以推测这本书（指《乾净录》）90%以上是《乾净衕会友录》，但不能完全确定”。尽管这样，我也得暂时接纳夫马教授对《乾净录》和《会友录》二书关系的“推测”。，后代子孙据先人笔迹删除文句，不算有错。夫马教授所以批评后人，只因他们不解先人“意志”，把先人后来不准备删除的也删除掉了。可是作为洪大容最后定稿的《乾净笔譚》，成书于1772年，上距《会友录》的编成不多于6年，下距他去世时还有11年或多一点。可以推想，后期11年间他不晓得翻阅过《乾净笔譚》多少遍。朝鲜人柳琴约在1776年（乾隆41年）编《巾衍集》（今以《韩国巾衍集》书名行世），收录了李德懋《洪湛轩大容园亭》一诗，中有描述洪大容思念杭州三士句子：“所思遥难即，谩把浙杭书。”诗后小字注：“（湛轩）归东国后，思之不能忘。”凡此可为旁证。既然屡屡翻阅，那么总会看出前此定稿中多多少少仍有可改善的地方，于是再行增补或圈删，该是绝对在情理之内的事。我们怎么能肯定：洪大容在后来11年岁月中，再也不曾对打横线之前画下、然而舍而不用的圆圈重新关注；或者在本来只有横线之外、另给一大段文字加新圆圈，作为日后编撰更完善的定本作准备？我们同样无法知道：后人有没有秉承洪大容后期的意志，编成《乾净衕笔谈》。

夫马教授自然不这样看。《流变》文中第二节《〈乾净衕笔谈〉文本问题》比对了《乾净笔譚》、《乾净衕笔谈》两本文字后，得出《乾净衕笔谈》欠理、不如《乾净笔譚》的结论，从而否定了《乾净衕笔谈》是更完善的本子。《流变》举以下两桩事例论证：

第一例：《乾净衕笔谈》没有二月二十一日的记录。《乾净笔譚》载录在二十一日的信件，《乾净衕笔谈》移到十九日去了。《乾净衕笔谈》十九日严诚有一信（“不但不得接奉欢笑”函），写道：“两日以来，仆人亦复绝迹。”但十七日中朝人士会晤笔谈，十八日彼此无消息，也没有仆人来往。十九日洪大容遣仆人来了，严诚回信时，“仆人应在那里等候”，这便谈不上两日仆人绝迹。《乾净衕笔谈》“明显是错误”、“明显前后语句矛盾”。

上述严诚回信，《乾净笔譚》录在二十一日。但是我们注意到：十九日几人虽未会面，仍有仆人来回传递文字数据。《乾净笔譚》十九日最后一段：“伻回，言又有客扰，草草裁答云。力闇书曰……。”可见严诚十九日有信叫仆人带去。二十一日仆人也在那里等候，那么二十一日的回信同样不能说“两日以来，仆人亦复绝迹”的话的，否则《乾净笔譚》一样犯了“前后语句矛盾”的“错误”。

古人算日子往往用虚数，算年岁就是例子。由十七日到十九日，或由十九日到二十一日，首尾三天。一般计算，便可说成三天。试看《乾净笔譚》，潘庭筠十九日送《湛轩记》过去给洪大容，洪大容覆信，表示希望潘氏再以小纸写文稿一份。潘庭筠二十一日回信，说“拙文已书就数日”。如果潘庭筠十九日接信后实时动笔，到二十一日，首尾才三天，他已说“数日”了。“数日”是三天或以上之意。严诚信中的“两日”，要理解为十七、十八两日，或十九、二十两日，未尝不可。十九日（《乾净笔譚》二十一）仆人等候回信时，也可算成第三天的。

至于《乾净笔譚》十九日二十一日之间的说明文字：“自是日至二十日，门禁至严，下辈亦不得出门。”《乾净衕笔谈》没有。夫马教授认为这便“完全不能理解其前后关系”。然而据上文所论，书信文字日期上的不合情理，并不存在；前后关系似乎还可以理解。再说所以不能理解，夫马教授揣测（原稿用“推理”一词）是“洪荣善在编辑《乾净衕笔谈》时在十九日的记录后直接接续了二十一日的内容”所致。夫马教授用“推理”一词作不肯定的语气，这便没有把“杜撰”的责任全让洪荣善肩负了。事实上没有二十日“门禁至严”数语，没有“二十一日”作起头，《乾净衕笔谈》还是达不到“杜撰”指责的标准的。

仔细阅读《乾净笔譚》，书信文字日期上的不合情理，同样存在，不妨拿二十一日记录中两则文字一谈。

其一：《乾净笔譚》二月二十一日录严诚《养虚堂记》全文，似乎表示洪大容这一天收到文章。仆人当天带回严诚两封信，其中一封是“前此书置者”。所谓“前此书置”，表示二十一日前已写成摆在那里，只是无法送出。信内提及洪大容他们“行期未决，甚善。如得乘隙一过，深惬鄙愿”。这些话该是回应十九日洪大容信中说的“行期未决，可图更进”两句。估计“前此”极可能是二十日。严诚此信又说：“前为金兄所作《养虚堂记》一篇。”既说“前为”，可见《养虚堂记》的完成寄付，肯定在二月二十日之前。《乾净笔譚》录严文在二月二十一日，时间有误①《笔谈》不提严诚信是“前此书置者”。此信录入十九日也未见恰当。不过严诚如果在十九日接洪大容信后实时写成，还是可以的。。

其二：《乾净笔譚》二月二十一日严诚第二封信说：“所委诸笔墨，十八日俱已办就。无由缴上，并一小札亦都未达。今藉使纳上。”这是说十八日前朝鲜诸人请严诚各种墨宝，严诚十八日都写好了。既然十九日有仆人往来，为什么十九日不交付、而要待到二十一日才“藉使纳上”？这回事《乾净衕笔谈》倒易说清楚：十九日便把十八日办就的书法送过去，于理甚顺。

第二例：二月初三诸人笔谈中，《乾净笔譚》及《乾净衕笔谈》都写到高士吴西林。洪大容请教吴西林“德行之大略”，《乾净笔譚》中潘庭筠答：

公隐居修道，无事不入城府。有达官来见者，必峻拒之。庄存与侍郎、雷铉通政官、钱维城侍郎皆先造门，求观著书，而终不得。

《乾净衕笔谈》中潘庭筠答：

隐居修道，无事不入城府。有达官来见者，必峻拒之。一人与侍郎雷铉、通政官钱维城皆先造门，求观著书，而终不得。

比对二本，《乾净衕笔谈》“一人”句文字费解。夫马教授经考证判定《乾净笔譚》本文字正确，指《乾净衕笔谈》本错误。所以这样，因为《乾净衕笔谈》的编撰者或校正者马虎所致。“他们应该很容易拿到改订版《乾净笔譚》，但是他们甚至没有对两者进行简单的比较核对。”

我点校《乾净衕笔谈》时，“一人”两句读不通，很感困惑，但没有寻找其他数据辅助校改，像夫马教授那样，而是勉强断句，这是我的不对。其实《乾净笔譚》中几句畅通文字，只要翻阅一下李德懋文集，便明出处。李德懋《青庄馆全书》卷六十三《天涯知己书·笔谈》（《天涯知己书》以下或简称《知己书》）所录第六则载兰公（潘庭筠）曰：

西林隐居修道，无事不入城府。有达官来见者，必峻拒之，不欲见俗官也。庄存与侍郎、雷铉通政官、钱维城侍郎皆先造门，求观著书，终不得［4］。

李德懋文字即从《会友录》摘下。《天涯知己书·笔谈》卷后写道：“今撮《会友录》秘本，并载不佞评语。”可证。《乾净衕笔谈》由《会友录》来，其他句子基本上都抄了，“一人”两句，也该照抄。就算略有改动，也不致成为目前文理不通的样子。文理不通，应该不是出在编纂者初期抄《会友录》文字的阶段；其他句子都抄对了，为什么偏偏“一人”句有问题？文理不通，出在后期校印技术上错误的可能性似大些。不管是哪一阶段的错误，拿来跟《乾净笔譚》相比对，从而得出《乾净衕笔谈》杜撰、《乾净笔譚》正本的结论，恐怕还是不大适合的。因为循此思考论证方向，也能举例说明《乾净笔譚》颇具杜撰性质、而《乾净衕笔谈》却不是的。譬如十二日几个人笔谈关于吴三桂引清兵入关事，《乾净笔譚》云：

兰公曰：“国初宫中得一幅书，云：‘谨具万里山河。’下书云：‘文八股拜呈。’言前明重文轻武，以致亡国。”

文句虽通顺，交代其实不清楚。“言前明重文轻武，以致亡国”两句，直接上文而下，仍是兰公语。本节《天涯知己书·笔谈》有录，“拜呈”之下，“言”之前有“力闇曰”三字，即“言前明”两句是严诚插的话。《乾净衕笔谈》倒是一同《天涯知己书·笔谈》的。

二

夫马教授通过李德懋《天涯知己书》即《会友录》①《天涯知己书》前有小序，提及严诚，“闻今不幸死矣。”严诚乾隆32年（1767）去世。味“今”字，《知己书》写成当在严诚死后不久。《会友录》在乾隆31年（1766）编成，可见《知己书》和《会友录》成书年份极其相近。《知己书》中文字虽有“抄删”“撮录”，仍可看成最接近洪大容初期的文字。、《乾净笔譚》和《乾净衕笔谈》记载二月初四潘庭筠离开朝鲜人客馆的场面描写比较，得出三书之间的关系：《会友录》是母本，《乾净笔譚》和《乾净衕笔谈》各从母本而来，却是彼此毫无关系、互不影响的兄弟本子。他的论据是：二书各取《会友录》中不同句子。具体情况是：《会友录》中“令人涕泗”四字，《乾净笔譚》使用；而《会友录》中“作揖”、“仓皇出门”等词语，则被《乾净衕笔谈》引用。

关系之事，不妨对三本文字观察推论：

（一）兰公与力闇别馆，将罢归。兰公曰：“感服高谊，令人涕泗。”即荡下双泪，掷笔作揖，苍黄出门；傍观皆黯然嗟异。湛轩挽衣请复坐。力闇曰：“鄙等至性之人，未遇真正知己。今日之会，临歧不觉酸心伤鼻。”（《知己书》）

（二）将罢……兰公曰：“感服高谊，令人涕泗。”即忍泪辞出；傍观者皆黯然嗟异。余复请到余炕。坐定，兰公尚出涕。……兰公看毕，掩泣汍澜，力闇亦伤感不已……曰：“鄙等至性之人，未遇真知己。今日之会，临歧不觉酸鼻伤心。（《乾净衕笔谈》）

（三）将罢……兰公曰：“咸（原作此字）服高义。”作揖与力闇苍皇出门，傍观皆黯然嗟异。余即趋出挽衣，复请到余炕。……兰公看毕，不禁凄伤，力闇亦伤感不已，曰：“鄙等至性之人，未遇真正知己。今日之会，临歧不觉酸鼻伤心。”（《乾净衕笔谈》）

《乾净笔譚》和《乾净衕笔谈》取《会友录》不同句子是事实，由此引出彼此了无关系的兄弟本子，可备一说。然而这样的论断是否准确，还不能单凭孤证，还要全看《知己书》、《乾净笔譚》、《乾净衕笔谈》三本所有对同一事项的描写文字是否都是或者大都是这样。答案如否定，论断便不无可议。同时我们却也不妨从另一方向观察，另作思考，以见三本之间一线而下，或许有其先后脉络意念变化之处。

从“涕泗”的描述看，中朝人士分别之初，《会友录》的潘庭筠即流泪，所谓“即荡下双泪”者是。《乾净笔譚》中的潘庭筠，最初泪水不曾流下，所谓“忍泪辞去”者是。后来在外间看了洪大容的笔谈，才“掩泣汍澜”。《乾净衕笔谈》在离别之初，删去潘庭筠流泪或忍泪一事，就是后来在外间看了洪大容的笔谈，也没流泪，只是“凄伤”而已。三本对此事描述很不相同。

按李德懋另有诗话《清脾录》，书中有一则专写潘庭筠，也载潘、严二人别馆一事，文字和《知己书》的相同。推想实情，潘庭筠最初恐怕真的流泪。稍后洪大容也许觉得未善，改写最初忍泪，稍后才下泪。再后来也许觉得仍不很好，改潘庭筠全不下泪。

我屡说“也许”，自然只是一种揣测，没有直接数据论证，然而也不是对此事完全无法解释。《知己书》中文字应该是很大程度上近实的记录，记的是笔谈之际几个人当时的心情、思想和口吻。几个人最初友谊未建，彼此还带点客气，甚至有相比较之意②初三日……平仲（金在行）即席次清阴韵赋一绝，两人（严、潘）看毕，即次之，皆援笔疾书，颇有较艺之意。（《笔譚》《笔谈》同）。但随着时间过去，几个人的友谊建立了，而且愈来愈深。洪大容东归以后，对杭州三士益发感念不忘。于是初稿当中有些描述即是当时真实反应，倘使有碍于挚友形象的话，洪大容在可能范围内作若干修改，以洪大容的为人论，会是恰当的揣测。“涕泗”一事的改变，不妨循这样的思路考虑。

潘庭筠是个情感丰富的人，容易流泪。洪大容说过“欲泣则近于妇人”的话。“欲泣”已近于“妇人”，真泣则更像是妇人可知，这对潘庭筠形象不好。何况潘庭筠本来貌美①初三日……余（洪大容）笑曰：“君（指潘庭筠），貌甚美，有自来矣。”兰公亦笑，微有愧色。（《笔譚》《笔谈》同），再加哭泣，则全乏男儿气概了。洪大容后来也许不想把潘庭筠写成这个样子，于是三本之中，见出一改再改痕迹②洪大容看来没有改得干干净净，下文写潘庭筠哭泣笔墨仍有保留。。

我们还可以另举一例作说明：

力闇曰：“陆子静天资甚高，阳明功盖天下；即不讲学，亦不碍其为大人物也。朱、陆本无异同，学者自生分别耳。”又曰：“殊道同归。”湛轩曰：“同归之说，不敢闻命。”力闇曰：“苛责古人，原可不必。”兰公曰：“事业须诚意正心做来，阳明格物致知，尚有余憾。”（《知己书》）

初三日……力闇曰：“陆子静天资甚高，阳明功盖天下；即不讲学，亦不碍其为大人物也。”兰公曰：“事业须从诚意正心做来，阳明格物致知，尚有余憾。”力闇微笑而已。（《乾净笔譚》）

初三日……力闇曰：“陆子静天资甚高，阳明功盖天下；即不讲学，亦不碍其为大人物也。朱、陆本无异同，学者自生分别耳。”又曰：“殊涂同归。”余曰：“同归之说，不敢闻命。”平仲曰：“功虽盖天下，良知之创论与朱歧异。”兰公曰：“事业须从诚意正心做来，阳明格物致知，尚有余憾耳。”余曰：“阳明之学尽有余憾，但比诸后世记诵之学，岂非霄壤乎？”（《乾净衕笔谈》）

《知己书》和《乾净衕笔谈》内容相近；但《乾净衕笔谈》加详，只是缺掉“苛责古人，原可不必”八字。《乾净笔譚》对严诚着墨最少，“苛责”两句也不见，跟其他两本差别较大。按朴趾源《会友录序》提到本书内容，有“极论……朱、陆道术之辨”一项。观察三则引文，“极论”云云，《乾净衕笔谈》最明显，《知己书》其次。至于《乾净笔譚》，根本没有“朱、陆道术之辨”，严诚听了别人讲话，只有微笑，没有话语反应，完全不符朴趾源《序》中所言。文字运意脉络上的转变会不会这样：《知己书》中几人初会，讲到朱、陆问题，洪大容和严诚看法不同，讨论该是相当激烈的。洪大容说“不敢闻命”，严诚说“苛责古人”，多么地针锋相对！事实上《湛轩书》在《乾净衕笔谈》正文后，另附《乾净录后语》：

铁桥（严诚）始闻余论斥王、陆及佛学，颇有不悦之色。当其时有问而多不肯答，有答而多不肯详，间以玩世不恭之语……是以于余颇有傲色，此其气质之偏处。

“苛责”云云，洪大容看来，不免是气质之偏的反应。但是经过一段日子，洪、严二人的友情建立起来了，甚至最后比洪、潘二人的友情更深厚。为了避免显示良友气质之偏，《乾净笔譚》于是删去两人辨析朱、陆异同的文字。可是完全缺少这一段学术讨论的记载，到底不妥，于是又改成像《乾净衕笔谈》文字的样子，只删去“苛责”两句。因为这两句确像是严诚的负气话，颇能见出不是心平气和、而是气质之偏的。

要是允许一如上述那样的推论，则《乾净笔譚》、《乾净衕笔谈》不见得能说是彼此间了无关系的兄弟本了。此外，“涕泗”例中，《乾净笔譚》和《乾净衕笔谈》是取《会友录》不同句子了，“朱、陆之辨”例中却不是。《乾净笔譚》取《会友录》上截文字，《乾净衕笔谈》同样取用，同时对《会友录》下截文字有所增删。这要推论彼此了无关系的兄弟本子，未免困难。

三

从文章的角度观察，《乾净笔譚》既是洪大容的亲手定本，则无论运意遣辞，脉络照应，按理总会比杜撰本的《乾净衕笔谈》精准恰当才是。我们尽可以拿《乾净笔譚》、《乾净衕笔谈》作比对，发现不少前者比后者高明。然而不容否认，也尽有后者胜于前者之处的。兹举数例：

甲例：

初三日……余（洪大容）曰：“愚因李令公得闻声华，且见朱卷，歆仰文章。谨因李令与同志金生辄来请谒。（《乾净笔譚》）”

（初）一日夕，基成持眼镜来……且言……须往一访（严诚、潘庭筠）云。……明日，基成果寻至其（严、潘二人）居。……基成来时，得二人省试朱卷各数本而来；虽未详其文体，而要其精炼可意。

初三日……余曰：“愚因李令公得闻声华，且见朱卷，歆仰文章，谨仍李令与同志金生辄来请谒。（《乾净衕笔谈》）

乙例：

初八日，与平仲早食而出，至天升店。两君一握欢笑，令人感动。……力闇曰：“此处交游不乏矣……至于可以论心之士，岂易得耶？”平仲有诗曰：“金门待诏驻双旌，江表高才通九经。一破襟期春昼永，不堪离思暮岑青。荣名己阐承文彩，瑞气方看映客星。明欲访君频视夜，晓天帘外尚冥冥。”力闇看毕曰：“情深语不堪多读。”（《乾净笔譚》）

初八日，与平仲早往，至洞口，舍车而入。两人（严、潘）握手致款。……力闇曰：“此处交游亦不乏矣……至于可与论心之士，岂易得耶？”平仲曰：“枕上偶次前篇，兹尘览焉。有诗曰：‘金门待诏驻双旌，江表高才通九经。一破襟期春昼永，不堪离思暮岑青。荣名已阐承文彩，瑞气方看映客星。明欲访君频视夜，晓天帘外尚冥冥。’”力闇看毕，打圈于颔联及落句曰：“情深语不堪多读。”（《乾净衕笔谈》）

甲例中《乾净衕笔谈》初一已记下李基成从严、潘两人处拿回朱卷，让洪大容阅读；洪大容初三见面提起，见出前后呼应，适合行文法度。相反，《乾净笔譚》不记李基成初一往访严、潘二人后，带回朱卷。洪大容初三刚一见面，便向对方提到朱卷文章。前无垫笔，破空而来，读者不免错愕难解。乙例中金平仲（在行）的诗其实是和初七严、潘两人之作的，观察比对三诗的运意韵脚可知。所以《乾净衕笔谈》说“偶次前篇”，比起《乾净笔譚》没有这四字，交待清楚多了。《乾净衕笔谈》载严诚在三四句及末句旁打圈，《乾净笔譚》缺载此一举动，则前书对“情深语”的指示，比后书更为具体。这么说来，精准恰当云云，杜撰本更胜一筹了。《乾净衕笔谈》就算不是洪大容所编纂，而洪大容也不知道后世子孙如此改动；他泉下有知，这般改动，恐怕也会颔首认可的。

《乾净笔譚》、《乾净衕笔谈》全书起首处的文字变动，更是值得注意：

乙酉冬，余随季父赴燕，以十一月二十七日渡鸭水，十二月二十七日至北京。留馆凡六十余日而归。渡江以西，庶几遇逸士奇人，访问甚勤。（《乾净笔譚》）

乙酉冬，余随季父赴燕。自渡江后，所见未尝无创睹；而乃其所大愿，则欲得一佳秀才会心人，与之剧谈，沿路访问甚勤。（《乾净衕笔谈》）两则文字所记不同。《乾净衕笔谈》不记具体时日，到中国想见的人也由逸士奇人改为佳秀才。所谓逸士奇人，《乾净笔譚》下文说是“抱道自蕴，不求人知者”。所谓佳秀才，《乾净笔譚》下文说是“读六经为时文”者。洪大容无疑曾将严诚、潘庭筠两人视作“奇士”的。他初四见两人时自表心意，说来中国目的“只愿见天下奇士”，而“忽得两位，一面如旧，幸惬大愿。”（《乾净笔譚》、《乾净衕笔谈》同）不过平情而论，杭州三士说是佳秀才则可，说是逸士奇人则不可。他们由杭州来北京考试求功名，跟“抱道自蕴、不求人知”拉不上。但他们学问渊博，见识不庸俗，倒真是佳秀才。应该说《乾净笔譚》中用“逸士奇人”四字统摄杭州三士，那是十分的不精准不恰当的。相反，“佳秀才”三字倒是十分的精准恰当。

要补充说明的是：《乾净衕笔谈》“欲得一佳秀才会心人，与之剧谈”二语，用的是《会友录》文字，因为见于《知己书》。“逸士奇人”云云，应是洪大容后来改动的文字。但四字实在不合适，后期洪大容重读“定本”时，会不会又改从初本《会友录》呢？这是可以思考的。如果不是洪大容而是他的子孙改动的话，那么洪大容对全书主要命意的掌握，似乎不如子孙了。

再从另一角度看，《乾净衕笔谈》之所以是杜撰，那是对《会友录》原稿文字任意改变的结果。这种情况上文讨论了一些；讨论的结果，未见得使文章不合理，起码不算过分的不合理。另外一种情况，《乾净衕笔谈》不改变《会友录》原稿，只是把给《乾净笔譚》删去的《会友录》文字补回去。我们藉《知己书》之助，有时可以稍稍看到补回去后的效果。

二月十二日中朝士人谈论兵书，话题涉及诸葛亮和八阵图。《知己书》中记潘庭筠的意见：

武侯，陈寿讥其不知兵法。八阵图何益于事？细思之，武侯实未敌魏武一锋。祭风之说，后人好事者为之。马谡之败，由于武侯。正不得以为三代下第一大人物，而遂人云亦云也。

段后有李德懋评语，大抵不同意贬抑武侯之说，且云：“兰公盍（盖？）少商量。”上述文字《乾净笔譚》缺载，《乾净衕笔谈》倒是原原本本照录，后面还有几行和严诚讨论杜甫《八阵图》诗的文字，潘庭筠连诗句也有自己说法：

力闇曰：“‘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然则杜甫之智遂出老兄下耶？”兰公曰：“杜诗何解？蜀之失由于欲吞吴。舍国贼而思小忿，卒以败事，岂非遗恨耶？”力闇曰：“所证者上有‘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二句耳，转弯之辨可笑。”

诸葛亮是否为三代下第一人，朝鲜人有正负两说（李德懋引），中国人亦然。补回潘庭筠对诸葛亮和八阵图的“少数派”言论，不致影响潘庭筠的人品形象。事实上潘庭筠也许由于年纪较轻，思路比较不拘谨，不一定附和普通流行观点。他论女子改嫁、论女子未婚守节、论女子写诗，都不流于迂腐而人云亦云，他论诸葛亮正是如此。他论诸葛亮不管对错，意见保留下来，更能显出其思路的总体倾向。

中朝人士讨论《诗经》朱熹废诗序问题时，洪大容与潘庭筠有几句问答，实堪深思：

兰公曰：“朱子废《小序》多本郑渔仲。”余（洪大容）曰：“弟则于《小序》，非敢蹈袭前言。”（《乾净笔譚》，二十三日）

兰公曰：“朱子废《小序》多本郑渔仲。”余（洪大容）曰：“渔仲谁也？”兰公曰：“名樵，号夹漈，闽人。有《通志》。”余曰：“弟则于《小序》，非敢蹈袭前言。”（《乾净衕笔谈》，二十三日）

洪大容询问郑樵其人以及潘庭筠的答话，《乾净笔譚》不见。这几句所以见于《乾净衕笔谈》，只能出于以下情况：甲、《会友录》原本有载，洪大容编《乾净笔譚》时删去了；及后重阅旧稿，又给补回。乙、《会友录》原本有载，洪大容编《乾净笔譚》时删去了，其子孙编《乾净衕笔谈》时据旧稿补回。丙、《会友录》原本没有，洪大容编定《乾净笔譚》之后，想起旧事补回。丁、《会友录》原来没有，洪大容子孙编《乾净衕笔谈》时杜撰上去。

上述四项，丁项应该不可能。洪大容子孙杜撰自己先人询问，也就罢了，怎么还杜撰潘庭筠的答语？祖先都不解的事情，自己竟借外国人之口回答。一则显示自己胜过先人，一则扬先人之短，哪能这样？甲丙两项如果成立，则显然与洪大容“将《乾净笔譚》作为最终版本的意思不符”，反而彰显出《乾净衕笔谈》不是杜撰本子，想来夫马教授不会如是看。只有乙项，洪大容子孙不遵先人意志，擅自增补，才见出《乾净衕笔谈》的杜撰性质。

然则《乾净衕笔谈》中洪、潘两人答问，符不符合洪大容的意志呢？如果当日笔谈确有其事，则如实立言，最能符合洪大容的意志。洪大容最重视为人要端直光明，不能虚伪。譬如几人讨论朱熹《诗集传》时，各人都认为朱注错误不少。但朱子是个值得敬重的人，于是陆飞便替他掩饰，提出有些注解可能出于门人之手，“或不足为朱子轻重可耳”①《笔谈》、《笔譚》同。。潘庭筠附和陆飞，但洪大容不这样说。他在二月二十六日写了一段文字，指出朱子注经，天下人都知道的，不能硬推给门人。他注错了，错处便应由他承担，这样才光明直截，“何必掩互苟且，阳扶阴抑，先病我心术耶”②《笔谈》、《笔譚》同。？洪大容如此这般论朱子，则他直接了当承认自己“不知”，有何不可？删去几句问答语，反是心术有亏之举。我猜他最初写定《乾净笔譚》时，不载数语，也许不无“掩互苟且”之意。后来直觉有坏心术，便改正过来。其子孙便据他意志，后来增补了。

这里有一问题也许先要弄清楚：洪大容学问渊博，难道真个不识郑渔仲吗？这不奇怪。二十三日几个人讨论《诗经》时，陆飞提及“马端临诋朱不遗余力，其言甚辨”（《乾净笔譚》、《乾净衕笔谈》同）。洪大容当时未有反应。他在二十六日的文字中，自承“马端临书未曾见之，不敢为说”（《乾净笔譚》、《乾净衕笔谈》同）。他似乎对南宋学者比较生疏，他不知郑樵其人，不是没有可能的。

另一问题也许要弄清楚：夫马教授发现的《乾净录》第二册，他说是《会友录》二月十七日至二十三日部份内容的记录。我无缘见《乾净录》，未悉洪、潘二人问答的话是否在内。如果在内，上面的释说便能配合得上。如果不在内，问答语句便是洪大容在编定《乾净笔譚》后一段期间内，为了完成更完善的定稿而增补。洪大容的子孙无论如何不会自出心意增补的，理由上文说过。

至于有些不见于《知己书》和《乾净笔譚》而只见于《乾净衕笔谈》的段落，由于《知己书》只是极少部分《会友录》的撮录，而《会友录》又未见全书，不好说文字段落是据《会友录》补回、还是无中生有的杜撰。不过即使是无中生有的杜撰，也杜撰得好。好像下例：

初四日，李基成来，言严、潘两生已来矣，何不请入。余不意其早来，漫应之曰：“昨言食后入城，其来尚早。”基成曰：“余马头俄出馆外，见两生来，坐于玉河桥傍，急来报余”云。余闻之始大惊，使平仲先出见之而挽留之，或恐见阻而径归也。往言于副使房，请使安世洪周旋请入。则衙门忽有意外事端，诸通官方盛怒而坐堂，译辈不敢发口云；故使人传于平仲，邀坐于近处铺房以待之。少顷，安裨称以自己相识，言于通官而引入。潘、严二人到客馆探访事，《乾净笔譚》虽记载了，但文字简单得多：

初四日，梳洗纔罢，李基成来，言两君来已久矣，何不请入。余不意其早来，言于副使，使安世洪言于通官而引入。

叙事的曲折变化，《乾净衕笔谈》远胜《乾净笔譚》。加入书中，未见粗糙，只见佳妙。特别是清官吏发脾气场景，断非未能目击的洪大容子孙辈可以凭空写出。又好像初八洪大容道：

弟书法本拙，实同僧梳……两人（潘、严）问“僧梳”二字，余以汉语答曰：“和尚头发没有，篦子

那里使得？”皆大笑，指其头曰：“我们亦光光的。”

此段《乾净笔譚》缺。当中“僧梳”引起的谐谈，当时讲的白话，以至宾主之间的反应，十分生色，可读性很高，洪氏后人恐怕无法捏造出来。

小结

述论完毕，个人臆测如下：

一、《乾净衕笔谈》可能是参考过《乾净笔譚》而修改的本子。修改者是洪大容本人，在《乾净笔譚》成书后和洪大容逝世前的十一年间进行。洪大容想改成一册更完善的本子留世，但未能最后完成。

二、洪大容子孙用先人最后修正本印行。其子孙未必在《乾净衕笔谈》中有多少改动，因为书中不少记载及文字处理，恐怕不是相对浅学和身在韩国的子孙能够办到。

三、《乾净衕笔谈》比《乾净笔譚》多出接近一万字，极具文献意义和价值。在《会友录》全本找到之前，这一万字是天壤间独存的文字，不宜轻率贬抑；事实上贬抑的理由也讲不通。

四、我说“臆测”，表示还不是确凿定论，那是因为《会友录》全稿还未出现，我连夫马教授看到的《乾净录》也无缘阅览之故。阅览不周、资料不足，不敢百分之百肯定《乾净衕笔谈》是否真的杜撰还是不算杜撰。即便这样，仅凭《乾净衕笔谈》、《乾净笔譚》二本比对以及稍微加入《乾净录》和《知己书》一些文字相互比对，已能见出《乾净衕笔谈》为杜撰本的说法，不无可疑。

［1］［朝鲜］洪大容.乾净衕笔谈［M］.韩国景仁文化出版社，1969年《湛轩书》影印本.

［2］［日］夫马进.朝鲜洪大容《乾净衕会友录》及其流变——兼及崇实大学校基督教博物馆藏本介绍［J］.张雯，译.清史研究，2013（4）:p90～103.

［3］辞海［Z］.北京:中华书局，1947.

［4］［朝鲜］李德懋.天涯知己书·笔谈［M］.青庄馆全书（卷六十三）［A］.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印，1990.

A Re-examination of the Viewpoint that Ganjeongdongpildam by Hong Dae-yong of the Choson Dynasty is A Work of Fabrication

Kwong Kin Hu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Hong Kong）

It is the opinion of Professor Susumu Fuma that Ganjeongdongpildam by Hong Dae-yong of the Choson dynasty is a work of fabrication，while Ganjeongdongpil is the true work by the hand of Hong.Based on a meticulous comparison between the two books，this article raises doubts to Professor Fuma’s viewpoint for the following reasons:Firstly，the two books share the same original-print and remain closely-related.Secondly，both books have gains and loss regarding their textual merits.It would be imprudent to claim that Ganjeongdongpildam is a work of fabrication based on the errors that could have happened during the later collative process.Thirdly，the near ten-thousand words preserved only in Ganjeongdongpildam has a high bibliographical value which should not be easily dismissed.Therefore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both Ganjeongdongpildam and Ganjeongpildam prove to be valuable resources by Hong Dae-yong in the research of the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Korea.

Choson Dynasty；Hong Dae-yong；Ganjeongdongpildam；fabrication；re-examination

G256

A

1671-6639（2016）01-0060-08

2016-02-25

邝健行（1937-），男，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荣誉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