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意　黄慧玲

（1.厦门理工学院文化产业学院，福建厦门361000；2.厦门市科学技术信息研究院，福建厦门361000）

创意溢出效应的经济学分析

陈意1黄慧玲2

（1.厦门理工学院文化产业学院，福建厦门361000；2.厦门市科学技术信息研究院，福建厦门361000）

从目前国家主推的供给侧改革角度看，“创意”在生产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溢出效应能使生产供给呈现出规模报酬递增的重要特征。选取并借鉴卢卡斯的模型，在消费者具有自主选择权的社会福利模型中加入资本这一因素，考虑“创意”对经济发展的溢出效应及特征，进而分析“创意”如何加快技术进步、提高要素生产率、转变经济的增长方式。结果表明：创意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引擎，决定创意的因素包括经济个体获取创意的能力或者为获取创意付出的努力以及生产者的分散程度；影响创意的因素主要有人口增长、教育水平、休闲选择和人口迁移等。

创意；技术进步；溢出效应；经济学分析

十四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十七大也明确提出了以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内容的进一步转变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方针。其实质在于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即主要通过技术进步和创新，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和降低能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现包括速度质量效益相协调、投资消费出口相协调、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相协调在内的全面协调。在知识经济时代，除了传统的生产要素比如劳动、资本、技术等影响经济增长之外，包含丰富文化内涵的创意也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一、“创意”与增长本质分析

我们知道，将“创意”作为一种知识型的生产要素引入生产函数将使生产呈现规模报酬递增的重要特征，为此我们将通过一个包含创意的增长模型进一步探究创意促进经济发展的机制。为使模型表述得更直观，假设经济中存在唯一的竞争性生产要素劳动力X，忽略了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只生产单一消费品。生产函数如下：

其中Y是总产出，A是创意知识投入，LY是生产消费品Y的工人。显然，当A不变时，生产函数规模报酬不变；而当A可变时，生产函数为规模报酬递增。为了使总产出Y增加一倍，直接增加一倍的L而保持A不变即可。如果同时增加A，那么所增加的总产出将大于一倍，可以称之为创意的溢出效应。

在经济中，创意知识A其实也可视为生产出来的“产品”，“创意”的生产函数如下：

其中A˙表示新创意在t时期的增加量，LA表示生产创意知识的研究人员，每个研究人员单位时间上可生产ν（A）的新创意。比较（1）和（2）两个方程，A不变时规模报酬不变，而一旦A可变，规模报酬不变就不存在。

如果φ＞0，那么一定时期内新增创意量是现有创意存量的递增函数，也就是所谓的“站在巨人肩上效应”（standing on shoulders effect），过去的创意知识存量使研究人员的工作效率更高。如果φ＜0，随着新创意的发现，研究人员的工作效率反而降低，正如所谓的“鱼塘效应”（a fishing pond），如果一个池塘中有100条鱼，那么想要抓住任何一条新的鱼的难度就加大。当最明显的新创意被发现，那么想要发现下一个新创意的难度就加大了。

生产的约束条件有：

现假设总劳动力中s比例的劳动力从事研究动作，（1-s）比例的劳动力从事产品生产。在模型的假定基础上，现在要解决的是人均收入yt=Yt/Lt的增长问题。

首先，由方程（1）可得：

从（5）式可以看出，人均产出随创意知识存量增长。由于知识（创意）具有非竞争性的特征，人均产出取决于创意知识的总量而非人均量。根据（5）式有：

（6）式表明，人均产出的增长率与创意知识存量的增长率成比例。其中σ也衡量了报酬递增的大小。根据（2）式有：

因为φ＜1，这就意味着经济动态中会出现一个稳定的平衡增长路径（所有变量都以相同的增长率增长）。因此，求解模型得：

所以人均产出的增长率为：

可见，人均产出增长率与人口增长率成比例，比例的参数取决于两个部门的相对规模报酬递增程度。

从该模型中我们发现：当创意作为一种生产要素进入生产函数时，经济的长期增长率取决于生产部门与研发部门的相对规模报酬递增程度，而两个部门的规模报酬递增都是由创意带来的。因此，创意的进入使得生产函数具有了规模报酬递增的特征，从而改变了技术进步机制，创造了一种溢出效应，转变了经济增长方式，实现了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

上文我们已经论述了创意的溢出效应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即创意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使生产实现规模报酬递增，产生溢出效应，转变经济的增长方式，那么自然就有一个问题出现：什么影响创意？影响创意的因素具体有哪些？接下来我们将通过一个理论模型并结合实际进行分析，试图回答这一问题。

二、创意溢出效应的均衡分析

阿尔瓦雷斯等（Alvarez et al.，2007）提出了创意对生产的一般作用原理，即创意技术来自于周围人群的正外部性，并与人群的分散性密切相关。卢卡斯以此为基础，讨论了创意带来的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并考虑了个体差异给经济增长带来的具体效应①Robert E.Lucas，Jr.Ideas and Growth.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2008.。卢卡斯用一个连续时间的世代交替模型（Overlapping Generations Model）考虑经济效应，此外，还考虑教育在创意生产中的作用。卢卡斯等人的这些研究成果从经济理论模型上阐述了创意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机制，但是，该研究没有考虑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且研究仅仅局限于单纯生产方面，没有将消费者的选择进一步加以考虑，不能体现整个社会的福利特征。基于卢卡斯研究存在的不足，我们将在消费者具有自主选择权的社会福利模型中加入资本这一现实因素，考虑创意对经济发展的效应及特征，并进而挖掘影响创意的因素。

我们假定经济中的经济个体数量为连续统一，这些经济个体能够存活无限期②这种假定在经济理论界存在一定的批评，但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则非常符合。中国人具有尊老爱幼的优良传统，中国父母对子女的关爱可以说是无微不至。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中国的中老年人奋斗一生，不断储蓄，其目的就是能够给子女多留一些遗产，让他们未来的日子过得更加舒适些。因此，中国人具有很强的利他主义和遗产动机，有了利他主义和遗产动机假定支持，就可以提出现实中的人的有限生命可以转化为经济个体的无限生命这一经济假定。，他们每人都拥有1单位的劳动力和K0单位的资本。他们将资本和劳动用于生产，获取相应的报酬。生产部门为经济个体所拥有，其最终获取的利润归经济个体消费决策时支配。因此，当经济中资本不存在折旧时，最终经济个体进行消费决策时所拥有的全部流量财富为全部产出。

（一）生产部门

我们在生产部门方面的假定基本沿用阿尔瓦雷斯等（Alvarez et al.）的模型构建，但加入了资本在生产中的作用。生产部门利用资本和劳动力从事生产，由于生产技术的外部性，生产函数最终体现为：

其中K为实物资本，L为劳动力，A衡量生产中劳动者的生产率（Productivity），β表示生产中资本的使用份额，其数值越大，表明生产越趋于资本密集。

假设A为每个劳动者的生产率z的函数，为一随机变量①该随机变量非常形象地刻画了创意（个人创造力）这个基本内涵。，该随机变量的概率分布为时间可变分布，其分布函数为F（·，t），概率密度为f（·，t），每个生产者的产量表示为分布函数为F于是，生产函数可以表示为：

紧接着，我们将考虑生产率的演化过程。假定该生产者在t时刻的生产率为z。在时间区段（t，t+h）内，该生产者得到ah个独立的随机变量qi，这些随机变量的概率分布为Q（·，t）。其中α衡量生产者获取外界创意的能力和努力的大小，α越大表明其获取能力越大。生产者可以从随机变量中选择一个最大值来作为其生产率，在时点（t+h）生产者的生产率②这表明，创意具有很强的外溢性，一个好的创意能够很好地被其他人吸收并用于其生产过程。为max（z，qi）。生产者在t时点和（t+h）时点生产率相同的概率就是在区段（t，t+h）内他无法获得应用更好创意生产率的概率。因此，生产者在t时刻最大生产率为z且在（t+h）时仍为z的可能性具有如下关系：

上式两边取对数并除以h，当h→0时，我们得到：

由于我们研究的系统中，生产者具有同质性，每个人获得的创意均来源于系统内的其他人，因此，从对称性而言，在这里Q（z，t）其实与F（z，t）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于是，上述方程转化为一个自治方程：

为了进一步深入探讨创意对生产的作用机理，我们假定t时每个人标记为一个服从带有参数λ（t）的指数分布的随机变量x，λ（t）＞0，其密度函数为λ（t）e-λ（1）x。此时每个随机变量对应的生产率为x-θ，0＜θ＜1。θ衡量生产者的分散程度，数值越大，表明越分散。这样，我们可以得到生产率的分布函数：

将该分布函数代入到（14）式中，简化后我们得到：

显然，我们很容易得到生产率的密度函数：

这样，总量生产函数将表示为：

（二）消费部门

经济个体的收入来源有三部分，即劳动收入（工资）、资本收入（利息）和凭借对生产部门的所有权取得的生产利润。由于模型中考虑的经济是以城市为主体的封闭经济，城市间的资本和劳动没有发生流动③尽管现实经济中，城市间的资本和劳动能够发生自由流动，且从经验上来看，这种流动的确起到了促进生产的效果，但从长期均衡的角度看，城市间的资本和劳动流动只是一个转移动态过程，通过资源优势互补后的最终结果为资本和劳动从数量上没有体现出流动的情况。。因此，从总量均衡的角度来看，此时这三部分加总其实就是城市的生产总量。

消费者取得收入后，主要用于自身的消费，剩余的收入用来增加下期生产所需的资本。于是消费者面临的预算约束为：

其中，K（t）代表t时生产的资本变化，C（t）为消费。消费C（t）给消费者带来效用满足，假定消费者的效用函数形式为：

该效用函数具有常数相对风险回避系数。σ代表消费者规避风险的态度，数值越大将表明消费者越想规避风险。此外，σ的倒数也代表跨期替代弹性，是消费者作跨期选择时的权衡变量。

（三）最优决策

经济个体具有无限期生命，他需要合理选择消费和资本积累路径，以实现一生效用净现值的最大化。于是，经济个体的决策问题可描述为：

其中，ρ为经济个体的主观贴现因子，0＜ρ＜1，且ρ＞（1-σ）αθ①该假定主要保证消费者的一生效用总和不趋向无穷大，便于我们进行最优分析。。我们这里仅对σ≠1的情形进行分析，σ=1的分析同样适用。

由于预算约束（21）式中带有常数增长项eαθ（1-β）t，出于方便分析的需要，我们对原有经济个体最优决策问题作一个转换，令C（t）=c（t）eαθt，K（t）=k（t）eαθt，于是经济个体决策问题转化为：

为了得出最优解，我们建立如下的汉密尔顿（Hamilton）方程：

其中，μ为汉密尔顿乘子，k（t）为状态变量，c（t）为控制变量。最优化的一阶条件为：

横截性条件为：

由（25）和（26），我们得到消费积累的动态路径：

基于（22）和（27）式，我们接下来将进行经济系统的稳态分析。

（四）稳态分析

当经济系统趋于稳定状态后，相关经济变量将以某种固定的路径进行增长。令c˙（t）=0，k˙（t）=0，我们得到稳态下的有效消费和有效资本如下：

紧接着，我们将考虑系统的稳定性，即当经济系统偏离稳定状态（k*，c*）后是否具有回到该稳定状态的自我调节能力。

将（22）和（27）式在（k*，c*）进行一阶泰勒展开，我们得到如下系统方程：

则：

其中ω1、ω2为矩阵的特征根，由上述两式我们知道这两个特征根为一正一负。因此，该系统只能在鞍点路径上收敛，即系统的稳定状态为鞍点稳定。

于是，当经济系统处于鞍点稳定时，有效消费和有效资本水平保持不变。消费、资本和总产出都以固定增长率增长，增长率为αθ，即整个经济增长的动力为创意，决定创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主要有两个因素：经济个体获取创意的能力大小或为获取创意付出努力的大小，以及生产者的分散度情况。

与此同时，经济个体的效用水平为：

三、影响创意的因素分析

通过以上的均衡模型分析可以得出：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于创意，而决定创意的因素包括经济个体获取创意的能力或者为获取创意付出的努力以及生产者的分散程度。具体来说，影响创意的因素主要有：人口增长、教育水平、休闲选择和人口迁移等。

（一）人口增长

我们在基本模型部分假定人口不存在增长，然而，现实经济中，人口有一定的增长趋势。我国城市不断发展，截至2009年末，地级及以上城市①市辖区，不包括市辖县。287个，年末总人口达38128万人，比2005年增长5.1%，平均每年增长1.2%，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为28.6%，比“十五”期末提高1个百分点。人口规模达到500万以上的城市11个，比2005年增加2个，其中，重庆、上海、北京的人口均在1000万以上②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司。。

人口增长对城市经济增长具有直接促进作用：

第一，它直接拓宽消费市场。从消费者角度而言，人口增长意味着市场上对产品的需求将增加，这一信息将反馈到生产部门，促使生产部门雇佣更多的工人生产出更多所需的产品。反而言之，人口长期减少将导致消费市场衰退，造成经济走向萧条。

第二，人口增长保证了生产的人力基础。一定数量的人口为城市经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劳动力资源。即使是大工业时代，机器设备高度发达能够替代一定数量的劳动力，但是，机器设备终究还是需要人来操作。只有一定规模的人口才能为生产提供充裕的劳动力。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第三产业的需求越来越大，城市第三产业更需要较多的劳动力。这些正面促进作用在基本模型中体现为经济增长率从αθ直接增加到αθ+n，其中n为人口增长率。

第三，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还通过创意这一中介进行传导。随着人口增长，根据发生概率，出现更有创意的生产劳动者的可能性将越大。正如威廉·配第于1662年所提出的，“就愉悦和装饰的艺术来说，竞争者越多，灵感就越容易被激发。在400万人中，一定比在400个人中，更有可能发现一个善于发明创造的人”［1］。试想，要是人口太少，要发现一些创意水平较高的人将非常困难。而且，当人口达到一定数量后，经济个体将能够更加容易接触其他经济个体，人们之间的交流与分享更容易也更频繁，这种交流能够互通有无，达到创意方面的共赢，最终产生更多的新创意。这些都表明，随着人口增长，经济增长率将上升。

当然，人口增长对城市经济也有一定的负面效应。第一，加大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压力。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印度，印度是个人口大国，近些年来人口增长太快，造成城市交通拥挤。不仅如此，有时甚至连饮用水和居民用电这些基本生活需要都无法保证正常供应。于是，饥荒、疾病和污染加剧了城市的种种问题，妨碍了城市经济增长。第二，加大了城市就业压力。从理论上而言，16岁以上有劳动能力、参加或要求参加社会经济活动的人，都是经济活动人口。城市新增加的人口将加入到劳动大军当中，这样一来，如果城市不能及时提供足够多的就业岗位，失业率将会上升，带来社会不稳定。最后，城市人口增长也可能阻碍创意的产生。当人口增长后，城市将变得更加拥挤，人在过于拥挤的环境中，其进行创新创造的能力受到限制，无法产生更多的创意。

正是因为城市人口增长对城市经济增长具有正反两个方面的效应，当人口增长能够控制时，将存在一个最优的人口增长率，这也为人口控制提供了一个合理的理论依据。根据前面的分析，均衡的经济增长率为：

最优的人口增长率为：

于是，我们可以得到最优的生产率n*。然而，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当人口增长过快时，如何控制人口最优规模？可以采用强制性手段来加以约束，尽管这些措施可能被指责为违背人道，但所产生的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与之相对的，当人口出现低增长甚至是负增长时，如何鼓励人口增长以达到最优水平，体现经济持续增长，这是非常困难的，也是一些发达国家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

（二）教育

教育水平对经济增长能够起到直接促进作用。在以索洛为代表的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中，经济增长依赖于外生的技术进步。然而，根据现有的经验数据，跨国之间的经济差异用单纯的外生技术进步直接进行解释的说服力非常低［2］。于是，经济学者将目光转向人力资本，他们认为跨国的巨大差异很大程度在于人力资本的差异，而人力资本形成的重要基础就是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美国的经济总量高于其他国家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所拥有的全世界一流高等院校的数量最多。就中国而言，城市发展快于农村、沿海发展快于内陆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高等院校的聚集。总而言之，高等院校聚集在城市，城市教育水平不断提高，将增加城市的人力资本，进而促进城市经济增长。

教育水平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还体现在通过增加创意产出这一途径。这种作用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学习能力。创意的出现本身就是一个学习过程，这在基本模型中体现为α这一数值的变化过程。α越大，表明在其他情况不变时，经济个体的学习能力越强。然而，学习能力往往并不是天生就有，而是需要后天的培养教育。在我国，总体来说，城市孩子的学习能力强于农村孩子，这种差异往往不是来源于先天的智力差异，而是后天接受的教育水平差异，因为高水平的基础教育大多集中在城市中。二是创意产生能力。高水平的教育往往能够激发学习者对问题的深层次思考和探讨，并有效掌握相关研究的最新成果。通过思考和前沿知识的吸收，一些新的创意也将更加容易迸发出来。这些都表明，教育水平提高后，α将增加，城市经济也随着增长。

（三）休闲选择

由于经济个体所能够拥有的时间是有限的，当一部分时间用于休闲后，经济个体用于工作的时间将减少，意味着休闲对工作具有替代效应，城市中过多的休闲将使工作时间减少，产出下降。但从另一角度看，休闲对经济个体是必要的，对经济发展具有很强的促进效应。

第一，休闲直接增加了市场需求。经济个体大多在休闲时间进行消费，如果没有足够的休闲时间用于消费，生产出来的产品就只能堆积在仓库中，无法销售出去。

第二，休闲直接提高劳动者的生产效率。生产部门的产出关系到劳动者获得的劳动收入，当劳动产出增加后，一般而言，劳动者得到的劳动报酬也将增多。有了足够的休闲时间作保证，劳动者为了享受更多的消费，他们必须更加努力工作，劳动效率也将提高。另外，良好的休闲能提振劳动者的精神，使其更好地集中精力从事生产，这样一来，最终经济产出将增加。

第三，休闲直接促进创意的增加。可以从两方面进行理解：首先，休闲有利于身心健康；其次，休闲有助于活跃思想。于是，休闲的这两部分正效应叠加在一起，经济个体能够在身心愉悦的环境中思考问题，对生产生活中的问题的认识将会更加深刻，在这种“头脑风暴”下，许多新的创意就会源源不断产生。这在模型中一个直接的体现就是α的增加。

于是，将休闲对城市经济的影响引入模型后，我们的基本模型转化为：

其中l（t）代表t时刻经济个体的休闲时间比例，我们将经济个体拥有的总时间标准化为1，［1-l（t）］就表示投入到工作中的时间。η表示效用中消费的权重。α'l（t［］

）＞0表明休闲越多，产生的创意将越大。

考虑休闲后，我们可以发现，当休闲在效用中所占的比重越大时，休闲对创意的贡献越大，此时城市经济增长的水平也将越高。

（四）人口迁移

人口迁移是一个全世界非常普遍的现象，包括城市间人口迁移和城市农村间人口迁移。人口迁移从影响效应来看，可以分为两类，即人口总量变化和人口结构变化。人口总量变化带来的经济影响可以追溯到人口增长的经济影响，因此，这里我们主要考虑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影响。

城市间的人口迁移加大了城市人群中的分散度，增加了θ，带来更多的创意，促进了城市经济增长。舒尔茨认为，人口迁移过程中必然出现人与人之间互相学习的过程，该过程本质上是一种人力资本积累。人力资本积累的同时也将带来人素质的提高，这些都将大大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纵观世界历史，人口流动性大、迁移程度高的国家和地区，经济具有很大活力，经济增长势头迅猛，而人口流动性差、迁移程度低的以土著人为主的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速度缓慢，甚至停滞。美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美国作为典型移民国家，从美利坚合众国建立到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仅仅用了一百多年时间，这与美国高度自由的人口流动和广泛的包容性密不可分。

农村和城市间的人口迁移在现实中表现为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入。关于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经济增长效应理论主要有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和托达罗的三部门两阶段理论。刘易斯认为，经济中存在着农村中以传统生产方式为主的农业和城市中以制造业为主的现代化部门，当劳动力无限供给时，只要现代部门存在一定的资金，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向现代部门转移就会对双方有利，既不会影响传统农业部门的产出，又能够增加现代部门的劳动力供给，而且还有可能促进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托达罗认为经济部门由“农业部门”、“传统城市部门”和“工业部门”组成，劳动力的迁移分为两个阶段。首先，迁移到城市的缺乏技术的农村劳动力在“传统城市部门”找到工作，过了一定时期后，进入第二阶段，他们意也将源源不断地涌现。第三，农村劳动力迁移促使创意真正得以落地实现。一个创意要落地实现，必须要付诸于生产。生产就需要一批工人来承担，农村劳动力迁入城市，成了生产一线报酬低廉的要素，保证了创意带来的经济效益，使得创意真正落地生根。

一直以来，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和政府行为被认为是影响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在当今的知识经济时代，文化创意和科技创新是知识经济的核心，是提升产业附加值和竞争力的两大引擎，是经济增长的“车之双轮，鸟之双翼”［3］，甚至被视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成为诱发技术进步的源泉。我们借鉴卢卡斯的模型，在消费者具有自主选择权的社会福利模型中加入资本这一因素，考虑创意对经济发展的效应及特征，并进而挖掘影响创意的因素。从模型中我们发现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于创意，基于此，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技术的日益精进，发展创意经济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当前对创意的研究和讨论主要是描述性的，很少涉及经济模型，本文应用经济模型挖掘创意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以及影响创意的因素，在研究方法上是一种创新。

［1］［英］威廉·配第.赋税论［M］.马妍，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2］George Evans，P Romer.Growth Cycle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6（3）:p 495～515.

［3］厉无畏.创意改变中国［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p9～10.

在现代工业部门找到固定的工作。在整个农村劳动力迁移过程中，农村劳动力和城市劳动力得到充分利用，城市经济得到发展。
单从创意角度而言，农村劳动力迁移的过程也是农村劳动力学习并产生城市中更多创意的过程。首先，农村劳动力文化水平比较低，以北京为例，其外来人口中，大专以上的流动人口占总流动人口的11%，高中及中专以上流动人口占28%，初中文化程度占58%，小学文化程度占16.5%，文盲占3.5%①资料来源：2000年北京市第五次人口普查。。这种文化状况决定了他们在城市中主要承担第一线的生产任务，如建筑工人、制造业工人或环卫工人。正是有了这些农村劳动力迁移，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各种粗、脏、累工作得以落实，城市环境才能变得更加美好。在这种舒适环境下，人们才能更好地想象、创造，才能产生更多的创意。第二，农村劳动力迁入城市，直接促进更多创意的产生。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后，城市人群的分散度提高，而且，由于农村劳动力原来长期在农村生活，对自然的看法往往非常淳朴、单纯和原始，这些对于城市人群来说，是既新鲜又宝贵的东西。创意创造者获取创意往往需要灵感，而最淳朴、最原始的往往让人不经意之间更加容易接触到事物本质，容易带来神来之笔的灵感，于是创

The Economic Analysis on the Spillover Effects of Creativity

Chen Yi Huang Huiling
（School of Cultural Industries Xiame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Xiaman Institute of Scientific&Technical Information，Xiamen Fujian 361000，China）

As a factor of the production function，“creativity”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on-competitive knowledge-based elements，and can produce an important feature of increasing returns to scale.We proved“creativity”can be seen in the simple growth model to speed up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improve factory productivity，then transform growth pattern of the economy.To further understand the role of the spillover effects about“creativity”，we learned and expanded Lucas model from choosing added capital factor in the social welfare model with the consumer’s right，and consider the effect o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creativity.And thu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reativity can be sought.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of the model，creativity is the main driving forc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and the decided factors of creativity include the ability to get creativity and the degree of dispersion of producers.Specifically，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creativity include population growth，education，leisure options and population migration.The current study and discussion about creativity is mainly descriptive，and we use economic models to tap the mechanisms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The research method is an innovation.

creativity；technical progress；spillover effects；economic analysis

F224

A

1671-6639（2016）01-0032-07

2015-12-16

本文为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面上项目“技术进步对产业升级和碳减排影响的CGE模型及政策分析”（项目编号2014GXS4D117）的部分成果。

陈意（1981-），女，厦门理工学院文化产业学院教师，厦门产业技术研究院博士后。黄慧玲（1961-），女，厦门市科学技术信息研究院副院长，副研究员，高级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