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媛

(江苏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镇江 212003)



何处是吾乡
——《同胞》中两代旅美知识分子家园意识对比研究

张媛

(江苏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镇江 212003)

中华民族5 000余年的农耕文化，铸造了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寻根归家意识。家园是漂泊异乡的游子心之所系、神之所向的物质实体和精神寄托。《同胞》中两代旅美知识分子代表人物梁文华、詹姆斯父子对于地理家园、精神家园都有着深深的眷恋和追求，却成了无家可归者。之所以无家可归，直接的原因是当时动荡的时局使梁氏父子成了地理上的无家可归者；深层的原因是尴尬、杂糅的文化身份使其在文化冲突中产生困惑，由此成了心理上的无家可归者；而最根本的原因是知识分子脱离实际的生活状态。无家可归的实质主要是在人与环境、角色与关系、主体与客体的适应上发生了偏差，使梁氏父子无法融入现实环境、角色关系混乱、主体性丧失，由此导致其身心无处安放，灵魂无处寄托。在社会流动性加大，越来越多的人像梁氏父子被迫或者自愿远离故土的当代社会，研究以梁氏父子为代表的两代旅美知识分子无家可归及其对家园苦苦寻觅的精神苦旅，不但具有历史的、文学的借鉴意义，而且具有现实的、生活的启示意义。

《同胞》；梁文华；詹姆斯；家园意识；无家可归；精神苦旅

对于赛珍珠《同胞》的研究，学界已积累了一些研究成果，但大多从宏大叙事角度如“海归派知识分子”“中国知识分子”“中国形象”展开论述①如郭英剑从“海归派知识分子”角度(《抒写“海归派”知识分子的发轫之作——论赛珍珠的长篇小说〈同胞〉》载《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张宇从“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定位”角度(《传统与现代的平衡——从赛珍珠的演讲看〈同胞〉里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定位》载《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徐清从“中国形象”角度(《幻象与真相——论赛珍珠小说〈同胞〉中的中国形象》载《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展开论述。，或者从性别、婚恋角度展开论述②如周思源从“异族婚恋观”角度(《赛珍珠的异族婚恋观及其在〈同胞〉中的实践》载《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夏明滇从社会性别角度(《赛珍珠〈同胞〉的社会性别解读》载《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展开论述。，笔者也曾从文化身份与文化认同、错位人生[1]角度展开过论述。优秀的文学作品形象往往大于思想，其文本是可以从多种角度进行解读的，亦即人们通常所说“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笔者拟从家园意识角度切入，就《同胞》中栖居的困顿和对“家园意识”的追寻与叩问，就梁氏父子寻找家园的精神苦旅历程，对比探讨两代旅美知识分子的家园意识。

一、何处是吾乡：无家可归者对家园的寻觅

寻根归家可以说是全人类共通的精神取向和情感体验。家园意识，更是农耕民族传承久远、底蕴深厚的原型基因，不仅是异乡人终生难以回避与逃离的特殊存在，指涉人类与自然生态之间的审美关系,而且蕴含哲学意义上的存在感与归属感,属于生态存在论美学的核心范畴。中华民族5 000余年的农耕文化，铸就了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寻根归家意识。在传统的中国乡村社会，个人和自然、社区常常牢固结合在一起，一般都拥有稳定的家园，其真实的自我从中生长并得到安放。家的感觉与柴、米、油、盐相关，与鲜花、果蔬相关，与传统、习俗相关，与周围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相关。离开故乡，意味着与熟悉的一切——自然、社区、家园隔绝，真实的自我无处安放。在这个意义上说，家园既指地理的家园，更指人类的精神家园，故乡既指地理故乡，也指心理故乡。个人漂泊异地后对家园的寻觅，既包含对地理家园、地理故乡的寻觅，也包含对精神家园、心理故乡的寻觅。因此，“家园意识”蕴含的归属感成为一种生存需要和伦理选择，是维系个体与其不断抗争、妥协的外部世界的终极纽带。

“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漂泊感觉，思乡念家的文学主题，是中国古代文学一个重要母题。从《诗经》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2]，到王粲《登楼赋》的“钟仪幽而楚奏兮，庄舄显而越吟，人情同于怀土兮，岂穷达而异心”[3]；从杜甫家喻户晓的“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4]，到苏轼的“天涯倦客,山中归客,望断故园心眼”[5]247，中国古代诗人唱出了不绝如缕的思乡、回归故园之恋曲。但仔细分析，古代诗人对家园的思念相对单纯，往往表现的是对地理家园、地理故乡的寻觅，而这个地理家乡正如海德格尔所说：“家乡存在之为家乡存在，是通过那种源于故乡本身并且保持着故乡的与故乡的邻近。故乡是灵魂的本源和本根。”[6]因此，地理家园、地理故乡往往也是古代诗人们的精神家园、心理故乡。

到了近现代，思乡念家的主题无疑增加了新的、更为复杂的因素。大家耳熟能详的鲁迅的《故乡》就是如此，其开头、结尾就非常耐人寻味：“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啊！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7]60“老屋离我愈远了；故乡的山水也都渐渐远离了我，但我却并不感到怎样的留恋。”[7]68鲁迅《故乡》中的“我”对故乡、家园的寻觅已经没有王粲、李白、苏轼那样的一往情深和单纯，总的基调是在思念与疏离中徘徊，其后的台静农、王鲁彦、许杰、许钦文等乡土文学作家大都继承了鲁迅《故乡》的复杂情感表述方式：作品虽然隐含着乡愁，虽然带着对童年和故乡的回忆，“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8]，但其实是漂泊都市精神无所皈依唱出的一曲曲思念故土的挽歌。对儿时地理家园的书写，无非是作家在都市滚滚红尘中满身伤痕、心灵疲惫后寻求心灵皈依的无奈之举。在上述作家思乡恋土的作品中，地理家园与心理家园、地理故乡与心理故乡已然分离，与古代诗人两者合一明显不同，其对故土、故园的思念、皈依，也就或多或少打了折扣，多少带有一点无奈的味道。

这种对地理家园、心理家园的无奈寻觅，在20世纪20年代的西方文学中同样可以找到例证。马尔科姆·凯利在《流放者归来》中曾对海明威等美国作家漂泊异乡的经历做过很形象的描述：“首先因为他们是无根之木……一个他们‘失去了，啊，失去了的’国土。”[9]《太阳照常升起》中的杰克·巴恩斯与同属“迷惘的一代”的浪迹欧洲的同伴，显然与中国现代文学20世纪20年代的台静农、王鲁彦、许杰、许钦文笔下的作品主人公有着相同的心路历程，他们自我流放在异国他乡，迷惘、失落、徘徊，满身伤痕企望回归的故园，不仅仅是地理家园，更是赖以生存的心理家园，但这个离开的家园却是“一个他们不能回去的家”[9]。这里我们可以从存在论美学的高度看到“家园意识”在改变人类生存困境与其实现栖居理想的辩证关系,体会“家园意识”不可替代的现实作用、美学内涵及普世价值。

这种对地理家园、心理家园的无奈寻觅与矛盾态度，在美籍华裔作家中更是一个常见主题。以刘裔昌、汤婷婷、黄玉雪、谭恩美、赵健秀为代表的兼具两种国别背景与文化身份的美籍华裔作家，“他们作品的主题主要反映华裔作家处在美国文化与中国文化夹缝中的尴尬生存状况”[10]32。承受着家园失落之殇的他们执着而徒劳地在寓居地美国与故土中国、在美国文化与中国文化中寻找自己的地理故乡与精神故乡。

在这样的基础上分析《同胞》中以梁文华、詹姆斯为代表的两代旅美知识分子在异国他乡的漂泊，可以获得更为清晰而深刻的印象：与上述诗人、作家不同，梁氏父子是真正的无家可归者。其对家园的寻觅，是无家可归者对家园的寻觅，觅而不得的艰辛历程更显滑稽而悲壮。这从纵向的历史角度、横向的空间角度、母题相近角度三个维度展开比较就一目了然了。

第一，从纵向历史角度分析，梁氏父子对家园的寻觅明显有别于王粲、李白、苏轼等古代文人。王粲、李白、苏轼等人的心中有个心之所系、情之所钟的家园，这个家园既是他们的地理家园，也是他们的精神家园，更是他们“灵魂的本源和本根”[6]。远离地理家园产生的乡愁，承载着他们身与心的寄托。即使身体不能回归故园，但心中的家园没有沦陷，家园是他们漂泊异地的心中绿洲和圣地，寄托着他们昔日美好的回忆，也承载着当下的心理慰藉。相较而言，梁氏父子显然没有这些古代文人幸运。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梁文华其实都是没有真正家园的——既没有地理家园，也没有心理家园。中国的战乱、贫穷，使他逃离故国故园来到美国，这种逃离是被迫的也是自愿的，虽然口口声声声称热爱中国，但他选择的是把匆匆的背影留给故乡中国，长期寓居美国不愿回归。他离开空间意义上的“本乡”，自动成为无家可归者。由于在中国已经没有心之所系、情之所钟的家园，因此梁文华也就没有王粲、李白、苏轼那样稳固、温馨的地理家园、心理家园可以回首和眷念。而在寓居地美国，他始终认为自己不是美国人，是寓居美国的匆匆过客。反讽的是，他在美国大学赖以谋生的，是他拼命逃离故土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哲学；他并不喜欢、也不愿意回到故土中国，但他认为“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责任用最完美的形象向美国人展示中国”[11]6-7，教育子女时也反复叮嘱：“千万别忘了我们在这儿是外国人，我的孩子。这不是我们的文明。我们可不能忘了自己的根。”[11]31迈克·布朗认为：“特定的空间和地理位置始终与文化的维持密切相关，这些文化内容不仅仅波及表面的象征意义，而且包括人们的生活方式。”[12]梁文华虽在美国居有定所习惯了美国的生活方式，却与美国“文化的维持”并不相干，“灵魂的本源和本根”[6]也不在美国。正因为如此，认为梁文华是地理家园、心理家园都丧失的无家可归者大致有着学理、逻辑上的依据。

詹姆斯同样是地理家园、心理家园都丧失的无家可归者。对儿时离开的中国，他并没有多少记忆和情感寄托；对成长与浸润其间的美国，在父亲梁文华的言传身教下也自认为是无法融入的异类。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詹姆斯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地理家园、心理家园。这使詹姆斯无论身在何处都是异乡人，都是地理家园、心理家园丧失的无家可归者。实体性和精神性的家园先后丧失，使梁氏父子对家园的思慕与追忆归于空洞，对于家园的寻觅过程也就显得复杂而步履维艰。

第二，从横向空间角度比较，梁氏父子对家园的寻觅同样有别于同时期中国作家、美国作家笔下主人公的家园情怀。同时期中国作家鲁迅、台静农、王鲁彦、许杰、许钦文笔下的主人公对家园的感情，无论是思念还是疏离，他们心中多少都还残留儿时的一些美好记忆，家园在漂泊者的心中多少还承载了一份思念和寄托。同时期美国作家海明威及其笔下的杰克·巴恩斯们，这些自我流放的漂泊者同样充满回归家园的意愿，就像马尔科姆·凯利在《流放者归来》中所说：流放者最终还是要归来,也最终归来了。赛珍珠笔下的梁氏父子，由于地理家园、心理家园都丧失殆尽，作为无家可归者对家园的寻觅就显得分外滑稽而悲壮。由于言行不一，由于口是心非，梁文华对家园的寻觅在美学意义上多少显得有些滑稽：他不能也不愿回归故园中国，同样又不能也不愿融入寓居地美国，身心处于悬浮状态，无法也无处安放自己的身心和灵魂。由于执着，由于坚韧，詹姆斯对家园的寻觅在美学意义上尽显无家可归者的悲壮：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总是感觉“在这个世界上我没有家”[11]96，无法在变迁流动的现实里拥有切实的家园感,无法实现身心统一的诗意栖居。家园，本来是漂泊者心中的绿洲，梁氏父子的绿洲如海市蜃楼般可望而不可即，永远消失、沉沦了。

第三，从母题相近角度比较，梁氏父子对地理家园、心理家园无所皈依的状况具有相当的典型性。生活与文化的割裂、异质文化环境中的他者身份、对家园意识的特殊体认，使“何处是吾乡”的困惑在华裔旅美知识分子中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刘裔昌的自传《父与子》、黄玉雪的《华女阿五》、汤婷婷的《女勇士》、赵健秀的《鸡舍华人》、谭恩美的《喜福会》都或多或少表现了“何处是吾乡”的困惑。但他们和他们描绘的人物在处境、身份方面与梁文华、詹姆斯是有所不同的。刘裔昌第二代华裔的身份与其父形成鲜明对比，他强烈认同美国主流文化，因而融入美国社会的决心更加坚定，《父与子》也就少了梁文华、詹姆斯“何处是吾乡”的纠结；黄玉雪的《华女阿五》表现的是“华裔能够平衡中国传统文化和美国文化，从而实现自己的‘美国梦’”[10]34。汤婷婷、赵健秀、谭恩美反映了“处在两种文化夹缝中，或者通过和解或者通过反抗的方式在种种冲突中寻找自我，努力构建自我的文化身份”[10]37。很显然，这些与梁文华、詹姆斯身份相近的第二代华裔虽然有“何处是吾乡”的困惑，但远没有梁文华、詹姆斯尖锐、深刻。

综上所述，从家园意识角度看，从纵向的历史角度、横向的空间角度、母题相近作品角度三个维度比较，赛珍珠在《同胞》中塑造的梁文华、詹姆斯父子是具有鲜明特色的典型形象。在家国之殇的宏观背景下，他们饱尝“去国怀乡”的无奈苦楚，受困于异乡游子的孤独失落,尽显因失去心中寄托而生发的“何处是吾乡”的困惑，表现出无家可归者对家园苦苦寻觅的滑稽与悲壮。

二、产生“何处是吾乡”困惑的原因

在时代语境和文化症候变化中，梁氏父子地理家园、心理家园都丧失殆尽。造成无家可归尴尬与“何处是吾乡”困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与当时动荡的时局有关，也与其尴尬、杂糅的文化身份在多种二元对立的矛盾冲突中的进退失据有关，还与两代旅美知识分子脱离实际的生活状况有关。

第一，当时动荡的时局是使梁氏父子产生无家可归尴尬与“何处是吾乡”困惑的直接原因。

在中国故园，他选择逃离和不愿回归，起因于故国中国的贫穷、落后与战乱。梁文华生活的中国，过去的传统已经土崩瓦解，新的秩序处于混沌状态：“过去不复存在了，将来还看不见。”[11]274上层已经无法按照传统的方式统治，下层老百姓也无法或者不愿按照过去的方式接受统治。梁文华是在恐惧的环境中长大的：“庄稼汉是他童年的魔鬼。他们种田收割，少不了他们，没有他们就没有吃的……他在对他们的恐惧中长大，他恨这些人。”[11]212故乡、家园没有留给梁文华丝毫温馨、美好的回忆，只有恐惧和仇恨，地理家园在他心中早已死亡与沦陷。因此，尽管他在平时言谈举止和对学生的教育中注重维护中国形象，尽管他在对子女进行多元文化教育时积极参与并刻意强化中国文化身份建构，但他真的愿意回归中国华北的地理家园吗？他能回归中国华北的地理家园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他始终无法也不愿回归中国华北的地理家园，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他又以传统的华裔身份划分与文化上的坚守，拒绝融入、不能融入寓居的新大陆的美国新家园。乡国远去使其处于悬浮状态，导致其产生无家可归尴尬与“何处是吾乡”困惑，进而产生种种矛盾的生活状态与心理状态。

与梁文华相较起来，詹姆斯无家可归的原因显得复杂而简单。梁文华地理家园的丧失是被迫的，而詹姆斯地理家园的丧失则是自愿的：为了拯救苦难中国的芸芸众生，他自愿离开自幼生活的熟悉的美国生活环境，放弃优越的工作机会和深爱的女友，毅然回到陌生的祖籍所在地中国。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中国当时动荡的时局使詹姆斯无法融入其生活环境。严格意义上说，詹姆斯丧失赖以生存的地理家园，都与当时动荡的时局有关。

第二，梁氏父子尴尬、杂糅的文化身份与处境，使其在文化冲突中进退失据，由此在心理上产生无家可归尴尬与“何处是吾乡”困惑。

梁文华尴尬的文化身份与处境，使其在中西文化冲突中无法找到安身立命之所，毫无精神家园可以皈依。他远离了崇奉、热爱的传统中国文化，又不能真正回归产生传统中国文化的故国；而他崇奉、热爱的传统中国文化，无论在孔夫子的家乡还是在寓居的美国都已经与时代相悖：在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已经使传统儒家文化声誉扫地，等级制度、尊卑秩序已经无法获得社会普遍认同；在美国，对中国文化过度的文化移情，使他不能也不愿完全融入生活的西方现代新文化中，而固守的孔孟之道与美国的自由、平等、人权无疑是不相容的。这一切导致梁文华成了精神上的无家可归者。

詹姆斯杂糅的文化身份与处境，使其不但是美国文化的边缘人，也是中国文化的边缘人，无论身在何处都难以找到心灵的寄托，由此成了心理上的无家可归者。在中国，美好中国文化幻象与中国落后愚昧现实的巨大反差，美国文化基因与中国文化现实的矛盾冲突，使詹姆斯无法从历时性维度立足当下，无法以双重文化身份解读与阐释现时的一切，无法在传统与现实的交汇中重新定位自身，结果是家园意识的混乱与精神家园的求而不得。特别是他的美国文化基因，即使在生活中慢慢同化，在故乡的村落里扎根创业并理智地娶了一位能够帮助自己“在祖先的土地上扎下根来”的中国本地姑娘玉梅后，在与中国同胞的相处中，詹姆斯还是会不时流露出美国式的直率、本真，“他对中国礼节缓慢的开场白感到不耐烦了，便突然决定抛开这一切”[11]39。这导致他的文化身份与所处环境总是格格不入，总是难以找到安身立命之所，总是无所适从。

梁文华、詹姆斯尴尬、杂糅的身份与处境，使他们的精神世界总是在二元对立中煎熬，在拒绝与接纳东西文化的矛盾中挣扎、徘徊，总是陷入困惑、纠结、分裂的心路苦旅与两难处境中。这是造成心理上无家可归尴尬与“何处是吾乡”困惑的深层原因。

第三，旅美知识分子脱离实际的生活，是梁氏父子产生无家可归尴尬与“何处是吾乡”困惑的内因，也是最为主要的原因。梁氏父子作为知识分子与游离于现实生活之外的“他者”，与实际的现世世俗生活多少有些隔膜，这是他们相同的地方；但按常规美学范畴分类，梁文华、詹姆斯在生活中的表现却是不同的，梁文华大致可以归入滑稽一类，詹姆斯大致可以归入崇高、悲壮一类。

在实际生活中，梁文华的表现无疑带有滑稽成分。知识分子社会角色与文化人格之间的分裂与冲突、书斋与实际生活的远离，使梁文华无法用最真实的那个自我去跟世界打交道，很多时候必须“装”，这是屡屡被其妻子梁太太诟病的地方。真实自我的丧失，使梁文华已经没有所谓乡愁。“乡愁这种东西，其实是指人们内心深处，对于那个最真实自我的眷念，对它失去的忧伤，对寻找它的一种焦虑，对企图用它来疗伤，来关怀自己的一种愿望。”[13]梁文华脱离实际的书呆子习性使他不只是回不到地理故乡，更是在精神上无处安放自己的身心，导致其价值观念的困惑、思想上的矛盾、文化上的冲突，成了精神上的流浪者，成了世人眼中带有“滑稽”色彩的中国学者。

与父亲梁文华相较，詹姆斯在实际生活中的寻根表现无疑带有崇高、悲壮成分。詹姆斯生活中的离乡背井与“精神层面疏离主流、边缘化……业余、外围的身份”[14]，以及脱离实际生活的生存状态，使其寻根之旅带有崇高、悲壮色彩，詹姆斯的寻根由此也就有了多重涵义。詹姆斯寻根的第一重涵义是通常意义上的寻根，指寻找自己地理上的根——回到中国、回到华北的祖居地，但地理故乡的千疮百孔、落后闭塞状况无疑使其深深失望。詹姆斯寻根的第二重涵义指寻求自己的文化根源，找到自己的文化归属感，这一直是华裔魂牵梦萦的主题，但华北祖居地代表中国文化的知识分子敷衍苟且的现状，无疑使詹姆斯的文化寻根之旅无果而终。詹姆斯由此开始了新的寻根——第三重涵义的寻根：詹姆斯的根究竟在哪里？詹姆斯的根究竟是什么？“这房檐上到处挂着蜘蛛网的粗糙的泥墙老屋，这些敦厚善良的乡下人，这一切都是真的。”[11]191“大地上的人民当然比我们强……他们是我们民族的力量，不容易改变。”[11]304这形象地说明根在大地、根在人民。詹姆斯从“浮在表面”[11]176，到“取得他曾被割断的继承……找到自己的根”[11]274，希望“从根上长起”[11]369，这是一个漫长痛苦的转化蝶变过程。从寻找地理、文化的根，到寻找人民的根，詹姆斯的寻根过程带有崇高、悲壮色彩，虽然他极力想摆脱脱离实际生活的状态，还是“觉得自己仍然浮在祖国的表面，没有扎下根，他还是异乡人”[11]128。詹姆斯的寻根之旅屡屡受挫决定了他必须以主体的身份进入现世的世俗实际，在性格与情感发展的精神层面追求人与环境的和谐共生。

综上所述，梁氏父子之所以产生无家可归尴尬与“何处是吾乡”困惑，有其超越表层物质因素的深层文化与心理背景。直接诱因是当时动荡的时局使梁氏父子成了地理上的无家可归者；深层原因是尴尬、杂糅的文化身份使他们的精神世界总是在二元对立中煎熬，在拒绝与接纳东西文化的矛盾中挣扎，成了心理上的无家可归者；而最根本的原因是旅居海外的知识分子群体脱离实际的生活状态，这是导致梁氏父子产生无家可归尴尬与“何处是吾乡”困惑的根本性因素。

三、“何处是吾乡”困惑的实质

在人与家园、归与不归问题上，其实质与核心问题是人与环境、角色与关系、主体与客体的适应问题。梁氏父子陷入无家可归尴尬与“何处是吾乡”困惑的生存状态，其实质与核心问题主要是在人与环境、角色与关系、主体与客体的适应上发生了偏差，导致其无法融入现实环境、角色关系混乱、主体性丧失，由此导致其身心无处安放、灵魂无处寄托。如果将其与古代文人苏轼比较，就可以更为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第一，在人与环境的适应问题上，梁氏父子无法融入生活环境的边缘人身份使回家归根成为虚妄。在人与环境的关系中，适者生存其实是最基本的道理。梁文华、詹姆斯自外于所处环境，陷入身份认同断裂的泥淖不能自拔，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都只是生活中的边缘人。这种无法融入所处环境的边缘人，是感受到文化冲突(cross-cultural conflict)程度不一的异乡人[15]，他们在分裂的自我——新我与旧我的冲突中无所适从、苦苦挣扎[16]，使其回家归根成为虚妄，使其无论在何处都无所适从，使其总是产生无家可归尴尬与“何处是吾乡”困惑——既无法回归地理家园，也没有精神家园。如果就其所处环境与贬谪时期的苏轼比较，梁文华、詹姆斯所处的环境，无论从哪个维度度量，都远远优于苏轼的境况。苏轼贬谪黄州、惠州、儋州，政治上陷于绝境，经济上处于困顿状态，原来的士大夫朋友也大都与之断绝往来，但苏轼无论身在何处，都能够融入生活其间的环境，在自然山水中寄寓情怀，在世俗生活中找到乐趣，在与平民的交往中体现价值，总能在其生存的环境中找到自己的合适位置，丝毫没有惶惶如丧家之犬的惶恐与不适。

第二，在角色与关系的适应问题上，梁氏父子难以找到自己正确的角色定位，以调整自己的心态，从而适应变化的环境，导致角色关系混乱，身心无所寄托。梁文华、詹姆斯的角色与其生活的环境总是错位的，在美国自认是中国人，在中国自认是美国人，无论身在何处都认为自己先天具有“入乡不能随俗的命”[11]113。这种角色关系的混乱，使他们难以找到自己的合适位置，难以找到安身立命的地理家园与心理家园。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导论》中对这种状态进行了阐释，将此状态归结为人与存在的相互逼迫[17]。反观苏轼，无论身在何处，都能够从容应对，有能力调整自己的心态以适应变化的环境，在角色与关系的适应问题上游刃有余。在黄州有“便为齐安民，何必归故丘”[18]]1018，在惠州有“日啖荔枝三百颗，不妨长作岭南人”[18]2192，在儋州有“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18]2243。无论环境如何变化，他都能适时调整自己的角色、心态，重新定位自身并随遇而安以适应客体环境，四海无家处处家。

第三，在主体与客体的适应问题上，梁氏父子由于主体性丧失、归属感缺乏，在应对客体环境时张皇失措，主动或被动地成为丧失精神家园的“丧家狗”。李零认为：“任何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人，都是丧家狗。”[19]梁氏父子就是因为主体与客体不能适应，成为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丧家狗”。反观苏轼，在主体与客体的适应问题上，无论身在何处，始终保持“此心安处便是吾乡”[5]579的从容和镇定，拥有宠辱不惊的淡定心态。由于拥有强大的内心世界，有“自信、自在”为核心的主体意识支撑，无论仕途如何浮沉，无论客体环境如何恶劣，苏轼都能够立足当下，苦中作乐，体味人生的质朴乐趣，找到安放自己身心的地理家园与心理家园。

固守自己的边缘身份与他者身份，不能适应变化的环境，使梁氏父子对家园的寻觅变成了无尽的精神苦旅，由此产生无家可归的尴尬、家园意识的异化与“何处是吾乡”的困惑。在社会急速变化的今天，人们迁徙不定，越来越多的人如梁氏父子般被迫或者自愿远离故土、远离熟悉的生活、远离熟悉的文化环境，加入到地理家园、心理家园双重沦陷无家可归的队伍中。正如海德格尔所论：“无家可归”是此在在世的基本方式，此在始终被“无家可归”状态追随、逼迫，无处逃避[20]。在这个意义上，研究梁氏父子无家可归的尴尬与“何处是吾乡”的困惑，研究他们对家园的绝望而悲壮的寻觅，不但具有历史的、文学的借鉴意义，而且具有现实的、生活的启示意义。因此，研究梁氏父子无家可归的尴尬与“何处是吾乡”的困惑也就超出个案的狭隘范围及单一层面，从而具有了普世的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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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春英)

No Regression but Homeland：Comparative Analysis of Homeland Consciousness of Two Generations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Emigrated to America inKinfolk

ZHANG Yuan

(SchoolofForeignLanguages,Jiangsu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Zhenjiang212003,China)

Over 5000 years of farming culture in China cultivated deep-rooted root-seeking and home-coming consciousness for Chinese people. Homeland stands for nothing but physical entity and spiritual gratification that occupy expatriates’ hearts and souls. Both the Father Liang Wenhua and his son James as representatives of two generations of Chinese intellectual expatriates have deep affection and pursuit for geographical and spiritual homeland, but appear ultimately as displaced and homeless wanderers. Their displacement and homelessness can be attributed directly to the turbulent political situation at that time that rendered them homeless geographically. Underlying reasons are their awkwardness and hybridity in cultural identity, which leads to their confusion in the cultural conflict and hence the homeless psychology. The fundamental reason lies in the intellectual's living state divorced from reality. The essence of being homeless is mainly deviation in interaction and adaptation between people and environment, role and relationship, subject and object, which makes the roles of father and son unable to integrate into the real world, role relation confusing and subjectivity lost, resulting in loss of space to shelter their bodies and minds as well as failure to regress to homeland to save and sustain their souls.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where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people are forced or willing to leave their homeland as Liang Wenhua and James, it is both of

ignificance historically and literarily, and of enlightenment importance realistically and sophistically, to research on displacement and homelessness of two generations of intellectuals with Chinese origin living in America represented by Father and son Liang wenhua and James as well as their pilgrimage in metaphysical world for homeland.

Kinfolk; Liang wenhua; James; homeland consciousness; displacement and homelessness; pilgrimage in metaphysical world

10.3969/j.issn.1673- 8268.2016.05.022

2016- 02-16

江苏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赛珍珠中西文化建设事业研究——赛珍珠与《亚洲》关系考论(2015WY061J)

张媛(1973-)，女，重庆人，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赛珍珠研究和英美文学及理论研究。

I106.4

A

1673- 8268(2016)05- 0124- 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