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小江，楚武干

(重庆交通大学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部,重庆 400074)



延安时期张闻天与王明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识的比较研究

戴小江，楚武干

(重庆交通大学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部,重庆 400074)

延安时期张闻天和王明都是中共高级干部，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却有不同：一是看待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态度不同；二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目的不同；三是对马克思主义国际性与民族化关系的认识不同；四是对待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的态度不同。他们二人都犯过教条主义的错误，但张闻天能修正错误，王明却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其原因主要在于两人革命实践、权力来源及主体素养的差异。张闻天和王明在延安时期的不同表现说明，对于像他们这样从苏联留学归来，非常年轻就担任领导职位的党员干部，要获得对中国革命的正确认识，更需要端正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经历革命实践斗争的锻炼和考验，在实践中调查研究，修正错误，加强党性修养。

延安时期；张闻天；王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一、延安时期张闻天与王明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识的区别

延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体成员中，活跃着大量留苏人员，张闻天和王明无疑是他们中的代表人物。他们两人都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接受了系统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都有较高的马列主义理论素养。但张闻天与王明却展示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物形象：一位能够尊重实际，实事求是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一位却只会背诵马克思主义的词句，照抄照搬共产国际指示与苏联经验。两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不同，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看待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态度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随着实践和时代发展而不断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各国共产党人应该持有的正确态度。张闻天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是中国革命的行动指南，反对将马克思主义看作一成不变的僵化教条。他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概括为“马列主义的革命精神与革命方法”，强调要“特别注意以马列主义的革命精神与革命方法，去教育共产党员与革命青年”[1]。他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发言中，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血的教训为例，说明不能拘泥于马列主义在特定条件下提出的观点，“要不怕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中某些不适合中国情况的个别结论，例如城市统制乡村一般是对的，但在中国革命中则是走乡村包围城市的道路”[2]。张闻天在发言中还指出，要使马列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就要坚持独立自主地分析中国情况，研究和把握中国社会发展规律和阶级斗争规律，据此确定党的路线和政策，而不能从空想、感情和书本公式出发。张闻天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为他在延安时期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思想基础。

王明不顾实践和时代的变化，形而上学地看待马列主义，把马列主义的所有理论观点都看成万古不变的教条。延安整风运动前，王明是延安众多学校马列主义理论课的重要教员，他讲课时不是结合中国革命的现实需要来阐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是抱着一大摞马列原著，一边讲一边翻阅原著，引经据典，滔滔不绝。王明擅长理论研究工作，但他对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无兴趣，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研究上。正如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指出的：“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这种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是非常有害的，特别是对于中级以上的干部，害处更大。”[3]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前提，王明对马克思主义的盲从、迷信，是他一生都未真正认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因素。

(二)关于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目的

张闻天认为：“我觉得我们同志中平常所犯的许多错误，不是由于什么一定的政治路线或政治倾向，而简直是由于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知。他们在实际斗争中表示了英勇的斗争模范，表示了满腔的革命热情，但是他们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因此犯了许多错误。对于这些同志，必须更多地耐心去教育他们。”[4]277他大声疾呼，学习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当前刻不容缓的任务。六届六中全会后，张闻天主管党的宣传和干部教育工作，负责出版《解放》周刊，创办马列学院，编辑出版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对提高党的理论水平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张闻天通过自己的革命实践，认识到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目的在于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而要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就要进行实际调查。1942年初至1943年3月，张闻天到陕北和晋西北进行了一次广泛的社会调查。1943年3月，张闻天根据自己的调查情况写了《出发归来记》的总结报告，对调查研究的必要性、方法等作了总结。张闻天指出，要做一个真正的唯物论者，首先必须从实际出发，只有正确认识了这个客观实际，我们才能提出改造这个实际的意见。

王明也重视学习马列理论。由于长期在苏联学习和工作，王明熟读马列经典著作和共产国际决议，在当时全党马列水平不高的情况下，王明是其中的佼佼者，成了党内理论的“巨人”。王明很会讲话，发言颇具鼓动性，常能博得听众的掌声。但王明学习马克思主义，是单纯为了理论而学习理论，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教条，只会头头是道地讲演、写文章，不会搞实际工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他虽然承认马列主义理论中国化的提法，但又强调“不能庸俗化和牵强附会”，“不能在民族化的误解之下，来忽视国际经验的研究和运用”[5]。王明强调的这几点表明其真实的观点：实现马列主义中国化是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行为，是附加在马列主义下的牵强附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国际经验。这说明王明还是把苏联经验和国际路线奉为圭臬，他只能成为马列主义的“传声筒”，而不能成为将马列主义运用和发展于中国的“理论家”。

(三)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性与民族化关系的认识

借鉴近年来史学领域有关于中国历史分期的研究成果，笔者以世界古代历史和中国古代历史分期为依据，同时，兼顾我国图书馆发展历史的特殊性，确定中国古代图书馆历史分期，上溯到发现三千五百多年前安阳小屯村遗址的殷商时期，下止于标志着公共图书馆诞生的维新运动时期。据相关资料显示，我国尚存的历代书籍达8万余种，且图书收藏与管理机构历史悠久，分类法等管理理论日臻成熟。知古鉴今，这对传承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作用非凡。

1935-1938年，张闻天在革命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性与民族化的关系已经有所思考。他在六届六中全会所作的组织报告中，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内容与民族形式的关系问题，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方法是国际性的，但是我们是在中国做组织工作，一定要严格估计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民族习惯、道德的特点……我们要的是国际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4]453在张闻天看来，首先需要掌握和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但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时，必须注意民族化的要求，即运用马克思主义时一定要考虑中国的特点，仔细分析与研究各地具体的环境，并能够迅速地随着具体环境的变化而改变自己的策略。要敢于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来制定党的路线和方针，敢于抛弃马克思主义中某些不适合中国国情的个别结论。

王明回到延安后，以国际路线代表自居，一再强调“国际路线是绝对正确的，对它只是执行问题”[6]85。虽然他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承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是完全对的，但这并不是他的真实表达。1974年，他在回忆录《中共50年》一书中，直截了当地表明了自己的真实态度，他说：“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口号是错误的。这样提出问题，本身就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的马克思主义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马克思主义现在只能是，将来也永远只能是国际主义的学说。”[7]这种说法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性与民族化截然对立起来。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世界无产阶级进行革命和建设的理论武器，但马克思主义必须同该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将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性与民族化统一于各国共产党实践的全过程，才能体现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生命力。王明虽然坚信马列主义，但他没有搞清楚马列主义既是世界的，又是民族的，离开民族特性而言世界性，只能是教条主义的错误。

(四)关于对待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的态度

张闻天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实际的过程中曾出现过错误，其根源就在于迷信共产国际的指示，但遵义会议后，他开始强调以灵活态度对待共产国际的指示。1936年，张闻天在政治局会议上就如何贯彻共产国际的指示时强调：“我们应该使之民族化，使之适合于我们的具体环境。”[4]80他不仅在理论上如此认识，在实际工作中也带头把共产国际指示中国化，这表现在：一是改变对富农的策略。1935年12月6日，张闻天在政治局会议上通过分析阶级关系的变动，说明反对富农是不合时宜的，是有害的，纠正了共产国际关于加紧反对富农甚至取消富农的“左”倾政策，在《关于改变对付富农策略的决定》中提出了联合富农和使富农中立的新政策。二是指导白区工作。白区工作中出现的挫折，同样是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形势过高估计，是“左”倾路线在白区中执行的结果。为了推动白区工作转变，张闻天于1936年秋在宝安办了一个白区工作训练班，亲自讲授《关于白区工作中的一些问题》，清算了“左”倾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为白区的政策转变起了很大作用。三是把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指示具体化。张闻天联系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新形势，补充和发展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把“反蒋抗日”和建立“人民共和国”转化为“逼蒋抗日”和建立“民主共和国”，并促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四是与打着共产国际旗号的王明“右”倾错误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为中共贯彻正确的抗战路线提供了有力的保证。在如何对待苏联经验问题上，张闻天的认识也是很明确。1936年10月，他在《关于白区工作中的一些问题》中说：“任何一国革命的经验，都不能机械地搬运到别一国来。某一种经验，在某些具体条件下是正确的，但在别外一种条件下就会变成不正确。那种机械的模仿与抄袭，不但对于当前的具体工作无益，而且是极端有害的。”[4]188不照搬苏联经验，从中国国情出发，研究和把握中国社会的特点，走中国自己的革命道路。

与张闻天在延安时期已经转变对共产国际指示盲目迷信的态度不同，王明一直绝对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百分之百地忠实于共产国际的路线。在1937年“十二月会议”上，王明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无视统一战线内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原则区别，提出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依靠统一战线的主张。“对共产国际采取盲从、教条主义式的、生吞活剥的态度，盲目接受共产国际的一切指示，他是到斯大林那里领钦令、接圣旨，硬套到中国问题上。”[8]这就是王明路线的核心。对待苏联经验，王明也采取照抄照搬的态度。1940年5月，王明在延安又一次再版《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仍然坚持自己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照搬苏联经验而提出的“左”的主张。王明不懂得共产党在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道路上，是具有多样性的，每个国家、民族都有自己的特点，千篇一律是不可能的。“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9]熟读马列著作的王明没有注意到列宁的这一观点，他认为既然俄国通过十月革命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俄中两个国家都是落后的国家，那么中国当然可以复制苏联革命成功的经验，在进行民主革命的同时，也要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使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王明的错误就是严重忽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具体特点，盲目学习苏联经验，致使自己陷入“左”倾错误的革命超越论。

二、张闻天与王明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不同认识的原因

张闻天和王明都是延安时期党的高级领导干部，都有很高的马列理论水平，都是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小宗派的成员，他们都犯过教条主义的错误，但是张闻天却能觉悟过来，及时转变思想、改正错误、服从真理，王明却顽固不化、我行我素，终其一生不承认错误。

(一)革命实践差异

王明长期在莫斯科的学习和工作经历，成就了他在传达共产国际指示方面的历史贡献，但也造成了他在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统一战线等重要问题上，不能从中国实际出发，做出正确的回应。王明从1925年赴苏联学习，到1936年11月回到延安的11年间，只有2年7个月的时间在国内，而在这个短暂的阶段，王明既不愿意到农村进行艰苦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工作，又不愿意到城市基层参加危险的工人运动。这使他缺少实际斗争的历练，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了解甚少。1937年，王明从苏联回到延安后，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又以生病为由，抵制整风运动。就是王明本人也不讳言自己的问题，他在给六届七中全会的信中承认：“我之所以犯教条主义的左倾路线的错误，也不是偶然的，这是由于……完全不懂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全不研究中国的政治、军事、文化的历史事实和历史经验。”[6]257虽然王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烂熟于心，但他的致命弱点是缺乏中国革命实践的经验和未能正确把握中国社会的特点，不能做到把理论与实际统一起来。这是他屡次犯错误，认识不到错误，不能修正错误的主要原因。

张闻天和王明一样马列素养很高，但他的革命实践经验要比王明丰富，这是他较早地觉悟，较早地认识到“左”倾错误的表现及其危害的重要原因。张闻天在加入中国共产党前后的一段时间，从事过文化启蒙工作，这使他认识到从中国实际出发进行文化工作的必要性。在1932年《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与《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里，他就尖锐批评了“左”倾错误在文艺战线上的表现。到瑞金后，经过残酷斗争的历练，他开始认识到照抄照搬共产国际指示的危害性，成为从“左”倾领导集团中起来反对“左”倾错误的第一人。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他公开批评“分兵把口”“堡垒主义”的错误做法；在福建事变问题上，他反对博古等人对十九路军不主动配合的错误政策，开始站在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一边。1935年遵义会议，他大力支持毛泽东领导红军，对第一次历史转折的实现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到延安后，他经过全面负责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到后来主管党的宣传教育工作，积累了较为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特别是通过陕北和晋西北的实地调查，张闻天掌握了大量中国农村的第一手材料，实现了对中国社会认识的思想飞跃。张闻天较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特别是深入农村的实地调查，是他能深刻认识自己的错误，并诚恳修正错误，提出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理论的主要原因。

(二)权力来源差异

王明始终不承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依样画葫芦地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王明在中共的政治地位与共产国际有密切关系，也就是说他的权力来源于共产国际，没有共产国际的支持，也就没有他的权力。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从2月开始，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一跃成为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由于王明是在共产国际，特别是米夫的支持下上台的，所以，他唯共产国际的指示是从，事事从苏联的利益考虑问题。后来，在斯大林发起的肃反运动中扶植王明上台的米夫被怀疑为反革命而倒台，不仅使王明失去了一把强有力的保护伞，而且也促使莫斯科的领导人对米夫一手扶植起来的干部表示出严重的不信任态度，此后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支持毛泽东的谈话使王明失去依靠，这也是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的国际背景。长期的莫斯科生活使王明漂浮在中国革命斗争的真实生活之上，总是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自居，就中国革命长篇大论、夸夸其谈。

与王明的国际背景不同，张闻天能在遵义会议后被大家推举代替博古在党内总负责，是由他为召开遵义会议做出的突出贡献决定的。长征出发后，张闻天与毛泽东一路上的交谈与讨论，使二人在感情上更加亲近，在观点上更加趋于一致，他接受毛泽东的意见，认识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错误指挥。张闻天首先提议应该召开一次会议，把博古、李德赶下台。1935年遵义会议召开，张闻天脱离“左”倾阵营，转而支持毛泽东，反对“左”倾错误路线。张闻天的转变产生了两方面的效果：一方面，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张闻天态度的变化是对毛泽东的极大支持；另一方面，就张闻天本人而言，为他脱离“左”倾阵营从而加入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阵营准备了有利条件。杨尚昆曾如此回忆：“在遵义会议上，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是由张闻天代替博古担任总书记。但张闻天非常谦虚，再三推辞。毛泽东说自己参加军事指挥较好，于是这个问题就搁置起来，拖了二十来天，不能再拖了，中央常委做出决定，张闻天才挑起这副担子。所以张闻天能在党内负总责，是得到大多数人支持的。”[10]由于张闻天党的总负责人地位是实践斗争给予的，这也使得他在延安时期主要立足于中国革命的现实需要来思考问题。

(三)主体素养差异

王明在莫斯科的学习和工作，是他成长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时期。系统的马列教育使王明的理论素养很高，但唯书唯上的崇拜思想、学究式的学习态度、背诵式的学习方式，也使王明获得了一种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的本领。他的教条宗派也就是从这里孕育的，他的成长“关键期”也是在这里渡过的，他能得到共产国际的信任，靠的也是他引经据典的本领。他回国后，鼓吹“武装拥护苏联”，与李立三争锋，向中央发难，抛出《两条路线》意见书，六届四中全会上在米夫扶植下上台掌权，推行“左”倾教条主义。1937年，王明回到延安，12月政治局会议后，出任中共长江局书记，擅自以中央名义发号施令，破坏党的纪律，与中央闹独立，凌驾于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之上。在整风运动期间，他不但不作自我批评，还把自己的责任完全推到博古身上，固执地不承认自己的错误。此外，王明还热衷于搞两面派，他一面在《学习毛泽东》的讲话里，奉毛泽东为模范，一面又在暗地里恶毒咒骂毛泽东，晚年著作里诋毁毛泽东之处比比皆是。王明总是高高在上，对不同意见的同志无情打击，他贪恋权力，做人有失厚道，不顾大局，处事有失公道，最终客死他乡，值得我们引以为戒。

张闻天就不同了，他是中国共产党人学习的楷模。留苏期间，张闻天致力于马列著作的学习、研究和编译。此时的他同王明一样，都相信共产国际，认为共产国际的指示都是对的。回国后，经过革命斗争的实践，特别是毛泽东的帮助教育，他认识到自己的教条主义错误，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非常诚恳地多次检讨自己的错误，体现了服从真理、修正错误的崇高品德。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成为党中央总负责人，但他不贪权，始终维护毛泽东的实际领袖地位，有意把全局性的重要工作让毛泽东负责决定，自己主要负责党的宣传教育工作。他作风正派，顾全大局，以党的利益为重，不突出个人，不计较个人得失，体现了高度的党性原则。他谦虚谨慎，艰苦朴素，平易近人，处事民主，善于团结干部，这使他在党内获得了大家的尊敬和爱戴。在延安期间，他孜孜不倦，刻苦学习马列主义。当他通过陕北和晋西北调查，在思想方法上实现彻底转变后，开始充分展现其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与解决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的本领。这是他与王明在延安时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识不同的主要原因。

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共产党人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延安时期的张闻天和王明都有较高的马列主义理论素养，但两人革命实践、权力来源及主体素养的差异，导致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识上的分歧，也造成了两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的作用殊异。张闻天以实际行动支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并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王明顽强对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受到党中央的批评。张闻天和王明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上的认识分歧和作用殊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逐步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在全党确立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念的艰辛过程。张闻天和王明作为留苏群体的代表人物，他们在延安时期的不同表现说明，对于像他们这样从苏联留学归来，缺少长期革命实践锻炼，非常年轻就担任中国共产党领导职位的党员干部，要获得对中国革命的正确认识，更需要端正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经历革命实践斗争的锻炼和考验，在实践中调查研究、修正错误、加强党性修养。总之，延安时期张闻天与王明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不同认识与实践告诉我们，领导干部只有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注重自身品德修养，才能从实际出发，在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过程中，不断推进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

[1]中共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622.

[2]程中原.张闻天传[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266.

[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97.

[4]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 张闻天文集:第2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

[5]王明.王明言论选辑[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637- 638.

[6]郭德宏.王明传[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

[7]王明. 中共50年[M]. 徐小英,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17.

[8]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M]. 修订本.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264.

[9]列宁.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7.

[10] 程中原.1997年3月22日杨尚昆与刘英的一次谈话[J].百年潮,1998(6)：25.

(编辑:蔡秀娟)

Zhang Wentian’s Understanding on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in the Period of Yanan Compared with that of Wang Ming

DAI Xiaojiang, CHU Wugan

(DepartmentofIdeologicalandPoliticalTheoryTeaching,ChongqingJiaotongUniversity,Chongqing400074,China)

Zhang Wentian and Wang Ming are both senior cadre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the period of Yanan. However, they have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one is their attitudes toward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Marxism; the second is their purposes of mastering Marxist theory; the third is their understanding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of Marxist internationalism and nationalism; the fourth is their attitudes toward the instruc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sm and the experience of the Soviet Union. Two of them have made dogmatic mistakes, but Zhang Wentian could correct his error while Wang Ming went farther and farther in the wrong way, which is mainly because their revolutionary practice, power source and personal quality are different. Different performances of Wang Ming and Zhang Wentian in the period of Yanan show some persons like them, who studied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n returned to China to serve as a young leader of the party, need to correct their attitudes towards Marxism, undergo the practice and the test of revolutionary struggle, investigate and study in the practice, rectify their errors and strengthen their cultivation of party spirit to obtain a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period of Yan’an; Zhang Wentian; Wang Ming;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10.3969/j.issn.1673- 8268.2016.05.002

2015-10-17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留苏群体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13XKS007)

戴小江(1965-)，女，重庆人，教授，硕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D231

A

1673- 8268(2016)05- 0008- 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