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建常　柳青青



“荒诞”与“反抗”
——试论加缪对中国大陆新时期以来文学批评的若干影响

○赵建常柳青青

作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重要作家之一，加缪的名字在20世纪40年代即被介绍到我国①，在随后的几十年中虽偶有提及，但并未得到广泛的介绍和深入的研究。直到新时期以来，西方各种文学思潮、作家作品被大量译介至我国大陆，并对我国的社会思潮、文学创作以及文学理论与批评产生了重大影响，加缪也不例外。1978年，《世界文学》刊登了加缪的短篇小说《不贞的女人》，随后其他作品被相继编入“外国文艺丛书”、“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作品选”等多种选集，单行本也陆续发行。与此同时，文学研究界也开始关注加缪，1979年《译林》发表的冯汉津《卡缪和“荒诞”》是新时期首篇正式的研究论文，随着研究范围的扩大，他的“荒诞哲学”、小说《局外人》与《鼠疫》、他与萨特的关系等都成为研究者的兴趣点。伴随着这样的译介与研究，加缪在我国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他的荒诞哲学在刚刚经历了“文革”灾难的知识分子心中引起巨大共鸣；他的反抗思想为处于社会转型期面对困惑的中国人提供了一种解决问题的手段；他的文学创作也为中国作家提供了艺术上的启示，无论是新时期的小说创作还是戏剧创作，都能看到加缪影响的痕迹。同时，加缪独特的哲学、美学思想也为文学评论界提供了新的理论和话语资源，不少研究者开始以其哲学和美学思想为理论依据来分析我国现当代的作家作品，或以他的作品为参照系，将其与我国作家的作品进行比较研究。但是，与加缪的重要性相比，我国文学批评界对他的关注远远不够，目前的研究大多将其视为存在主义作家的代表之一，在存在主义研究的范围内探讨其思想和作品，单独研究加缪不同于其他存在主义者的独特性的相对较少。另外，研究者往往着眼于对加缪本人哲学思想与作品的分析，而他对我国文学界的各方面影响尚未见到专门的论述。本文将以加缪的哲学、美学思想对我国新时期以来文学批评的影响作为研究内容，分析加缪为我国文学评论界提供了哪些新的理论批评资源，并结合评论界运用这些资源进行的具体批评进行论述，以期梳理新时期以来我国文学批评中的加缪影响。

一、“荒诞”——新的理论批评资源

“荒诞”②是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重要概念。在西方，荒诞意识由来已久，古希腊神话、《巨人传》、莎士比亚戏剧中都有荒诞意识的流露。但直到20世纪，荒诞感才“从一般的历史社会范畴上升到人类存在的范畴，从一种批判意识发展为一种彻悟意识”③，真正的荒诞文学才出现。20世纪第一位在作品中表现荒诞的作家是卡夫卡，他所有的作品都弥漫着荒诞感，在他构筑的世界中，现实的真相和本质就是荒诞。上世纪40年代，加缪与萨特将荒诞文学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他们将此前文学中的荒诞感上升到哲理高度并凝聚为理论，同时在自己的作品中将其加以形象化表现。随后，贝克特、尤奈斯库等戏剧家的创作使“荒诞派”正式成为一个文学流派，荒诞思想也从欧洲扩展到美洲，进而渗入“黑色幽默”、魔幻现实主义等后现代主义文学中，成为一种艺术手法上的美学取向。

加缪被视为荒诞问题的集大成者，在西方荒诞思潮及荒诞文学的发展中具有不可取代的地位。加缪首次完整地阐述了荒诞的产生及其特点，并为荒诞下了定义，他以“论荒诞”为副标题的哲学随笔《西西弗神话》已成为人们认识荒诞、理解荒诞的必读书。加缪在书中将荒诞定义为人与他的生活之间的分离，“人的呼唤和世界的不合理的沉默之间的对抗”④。受加缪及其《西西弗神话》的影响，“荒诞”几乎成为当时的法国青年用以标榜自身的时髦用语，他关于荒诞的论述也深深影响了其后西方的文学思潮与创作，20世纪五、六十年代风靡一时的荒诞派戏剧及美国黑色幽默小说作家无不在加缪的基础上发展自己的荒诞理论，并将荒诞作为一种美学风格运用于自己的作品中。虽然上世纪70年代以后，荒诞派作为一种文学流派已逐渐式微，但“荒诞”作为一种现代人类的普遍情绪及哲理感悟，继续弥漫于西方社会，并扩散到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影响了许多作家的创作，也在文学评论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许多文学评论者以“荒诞”为题对当时的小说创作进行分析。当时的评论者对“荒诞”的理解并不是很深刻，他们一般将其理解为不合情理、不合逻辑、秩序颠倒。但他们已清晰地认识到我国不少作家的创作中的荒诞色彩，这种荒诞是为了更加准确、更加深刻地反映特定的社会环境。他们将“荒诞”这一表现手法视为写实的补充和调剂，更多地是为了给当时的“荒诞小说”寻求合法性。另外，评论者们也正确认识到了中国出现的荒诞小说与西方荒诞文学的区别：中国的荒诞小说以现实为依归，其主题依然是现实主义的⑤；并且中国荒诞小说在“冷峻中有暖色，压抑中有力量”，不同于西方荒诞文学彻底的绝望⑥。如王绯的《当今荒诞品格小说探微》（《文学自由谈》，1985年第1期），邢小利的《谈谈荒诞色彩的小说》（《小说评论》，1986年第5期）等，他们认为宗璞的《蜗居》、王蒙的《冬天的话题》、谌容的《减去十岁》等小说以打破常态、制造梦境等手法来表现社会中不合理的人和事，是一种富有荒诞色彩的小说。在此基础上评论界还出现了“荒诞”与“假荒诞”之辨，如北明的《假荒诞：中年作家的虚空》（《批评家》，1987年第1期）和李书磊的《荒诞与苦恋——关于文学与人的随笔之一》（《天津文学》，1987年第2期）等认为，王蒙等人的小说只是采用了夸张、变形等手法的讽刺之作，中国当前并无产生荒诞的条件，这些作品与西方的现代主义荒诞作品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虽然这些评论者对于这些作品是否可称为“荒诞小说”持不同的观点，但他们对于荒诞的基本认识是相同的。另外，这一时期引起较大反响的还有何新连续发表的《当代文学中的荒谬感与多余者——读〈无主题变奏〉随想录》（《读书》，1985年第11期）、《当代中国文学中的存在主义影响——再论当代文学中的荒谬感与多余者》（《文学自由谈》，1986年第2期）、《还要深入讨论——关于〈当代文学中的荒谬感与多余者〉的说明》（《读书》1986年第2期），他认为徐星的《无主题变奏》和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等文中表现的年轻人的荒谬感是一种价值失落，而这种荒谬感的出现是接受西方现代主义哲学和美学观念的表现，这些小说反映了当下年轻人的价值危机、心理危机。何新的文章在当时引起了文坛关于西方现代文学的大讨论⑦，以及对当时青年的荒谬感应持何种态度的探讨，一些评论者认为这些小说恰恰反映了年轻人反对封建传统观念、追求个性、追求自由的精神。此时的评论者大多是从自身的价值取向出发进行评论，将“荒诞”这一概念纳入自己原有的知识结构进行理解，或站在反对封建追求启蒙的立场上对其肯定，或立足民族传统文化和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否定之。无论他们所持的态度如何，可以看出的是，“荒诞”已成为我国文学批评界新的理论资源之一，这正是从加缪等西方现代主义作家的作品与理论中提炼出来的。

1987年，杜小真翻译的《西西弗神话》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不仅受到作家、评论家的广泛关注，也引起普通读者的阅读热情，其影响甚至超出思想范畴而“成为中国先锋派小说家竞相模仿的话语范本”⑧，它与《局外人》和《鼠疫》一起，成为加缪在中国传播哲学与美学思想的代表作。在这部副标题为“论荒谬”的哲学随笔中，加缪系统地描述了何为荒谬感，谁是荒谬的人，并以荒谬为起点探讨应如何面对生活。加缪的探讨使中国的作家和评论者对“荒诞”有了更为系统和清晰的概念，评论界对荒诞的理解更加准确和深刻，相关讨论也更加深入。此时的大多数评论者已对我国出现的具有荒诞色彩的小说有了清晰的认识与分类，认为王蒙、韩少功等人的小说只在艺术手法上借用荒诞，而并非哲学层面的理解与运用；刘索拉、徐星等人的小说开始具有真正的现代意识，其中表现的是作为主体的人的荒谬；更能体现西方荒诞文学特色的则是余华、残雪等先锋作家的作品，他们用非理性的手法去认识和把握世界。⑨另外，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我国陆续出版了《荒诞派小说》（时代文艺出版社，1988年）、《褐色鸟群——荒诞小说选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2月）、《美女岛——荒诞小说选》（北京出版社，1992年12月）三部以“荒诞”命名的中国当代小说作品选集，编选者对于以加缪为代表的西方荒诞思潮以及中国新时期出现的“荒诞小说”都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如《褐色鸟群——荒诞小说选萃》的选编者吕芳认为，我国荒诞小说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是作为社会意识的荒诞，如宗璞的《我是谁》、谌容的《减去十岁》等，它们在艺术上虽然采取了荒诞变形手法，但本质上表现的是“中国作家现实主义精神的新发现”；其次是对人本体的荒诞的探索，如残雪的《苍老的浮云》、陈村的《他们》等；最后转入对文体本身的探索，如格非的《褐色鸟群》、孙甘露的《我是少年酒坛子》等，当这种对形式的探索远远超过对内容的探索时，也就宣告着这种形式的终结。这些“荒诞小说”都是在西方荒诞思潮的影响下产生的，同时与西方荒诞文学又有着明显的区别。⑩

上世纪90年代以后，关于“荒诞感”的讨论告一段落，但“荒诞”这一概念已深深留在了中国作家与文学评论者的思想中。一些评论者继续探讨西方荒诞文学对中国新时期荒诞小说的影响，如尹鸿的《外来影响与中国新时期荒诞小说》（《当代文坛》，1992年第1期）、何成洲的《“荒诞派”在中西命运的一点比较》（《南京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更多的研究者以“荒诞”为切入点进行文学批评，批评的对象扩展到了包括中国现代文学在内的更多作家作品，如有学者认为钱钟书的《围城》与加缪的《局外人》如出一辙，都表现了人所处环境的荒诞。(11)先锋小说家如余华、残雪、洪峰、格非、孙甘露等仍是此类研究的重点，他们作品中的荒诞以及表现荒诞的方法都得到了多方面的研究。新世纪以来，相关研究的范围更加广泛，其他当代文学作家如史铁生、刘震云、蒋子丹等作品中的荒诞因素也被提取出来进行解读，如孙雅琦的《论刘震云小说中的荒诞性》（西南大学2013硕士学位论文）、孙平的《论蒋子丹对荒诞小说的接受》（湘潭大学2009硕士学位论文）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以“荒诞”为切入点的研究并非以加缪的荒诞哲学为唯一的理论来源，而是结合了卡夫卡、萨特、贝克特等许多西方荒诞思潮代表作家的思想与相关论述，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中表现的荒诞进行了多方面的分析与评论。

二、“反抗”——新的话语与生存姿态

荒诞思想使加缪成名，但这只是他思考的起点，是他的“荒诞哲学”的起点。他最成熟、最有价值的思想是反抗思想，“反抗”是加缪提出的人面对荒诞应采取的姿态与行动，是由荒诞延伸出的结果，也是其“荒诞哲学”的一部分。加缪在《西西弗神话》中已对反抗思想有过初步论述：“我就这样从荒谬中推导出三个结果：我的反抗、我的自由和我的激情。”(12)反抗是自杀的反面，是“人在自己事先就被战胜的论战中向自己的尊严致敬”(13)。他还塑造了用蔑视来反抗命运的西西弗形象，这位“藐视神明，仇恨死亡”的荒诞英雄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悲惨处境，在对痛苦的思考中他“以沉重而均匀的脚步走向那无尽的苦难”，创造了生命的价值，这是他对荒诞的反抗。此时，加缪的反抗尚停留在个人反抗的阶段，但他已明确提出，面对荒诞唯一合理的行动就是反抗。此后，他在关于反抗的系列作品《鼠疫》《正义者》《反抗者》中从理论和形象两方面完善了反抗思想。《鼠疫》中，面对瘟疫肆虐的荒诞世界，人们经历了惶恐、逃避之后，最终明白只有团结起来共同反抗才有可能取得胜利。理论作品《反抗者》中，加缪系统地讨论了形而上的反抗、历史上的反抗、反抗与艺术，甚至提出了“我反抗故我在”的口号。加缪在他所有的作品中其实只讨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在严峻的时代、在荒谬的世界中如何做人，而反抗，是他给出的唯一答案。反抗的人，即在意识到存在的荒诞之后依然选择享受生活、维护自己做人的尊严的人，他通过反抗获得了自由，触及了生命的激情。可见，加缪的反抗思想事实上是一种新人道主义，他肯定人的至高无上的尊严和价值，认为意识形态、历史或者革命都不能超越其上。然而，加缪反抗思想集大成的理论作品《反抗者》却招致萨特阵营的抨击，使加缪陷入孤立，甚至因此在遥远的中国也一度被误解。加缪与萨特的分歧表面来看集中在如何对待苏联问题上，深层则是在哲学意义上关于革命与暴力、爱与正义的伦理问题的分歧。萨特维护苏共，赞同暴力革命，加缪则强调暴力应有限度，革命不能凌驾于人的价值之上。历史已经证明了加缪的正确，正如美国学者罗纳德·阿隆索所说，“五十年以后，它（《反抗者》）仍然是理解‘现代伟大的自由冲动何以产生极权社会’的最具独创性和洞察力的尝试”(14)。

然而，加缪的反抗思想并没有得到我国学界的足够重视，对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创作及文学批评的影响也远不如其荒诞思想那样广泛，这与集中体现其反抗思想的《反抗者》一书在我国的译介时间不长、读者接受不踊跃有关。《反抗者》的首个中文译本在1989年才出版，整个上世纪90年代仅在《中外妙论鉴赏文库》中有节译。新世纪以来出版的《加缪全集》《加缪文集》中虽有收录，但此时早已不再有上世纪80年代全社会对于严肃文学及哲学作品的阅读热潮，因而《反抗者》并未像《西西弗神话》那样在我国产生强烈反响。另外，与加缪小说及《西西弗神话》相比，《反抗者》理论性、哲学性更强，并且加缪的讨论建立在西方历史与社会现实的基础之上，与中国的社会现状、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差异较大，这也是我国读者对其接受不积极的原因之一。同属“反抗系列”的《鼠疫》虽然在我国始终畅销，但大多数读者从中看到的是与“文革”相似的瘟疫造成的困境，而并未将其中的“反抗”上升到哲学理论的高度去理解。中国读者、作家对加缪反抗思想的接受基本还是源自《西西弗神话》，文学评论者在具体的批评中运用的也基本是其中塑造的勇于反抗个人命运的西西弗形象。这说明，上世纪80年代我国出现的“荒诞文学”作家对加缪思想的接受更多地是出于特殊的历史时期产生的荒诞感的共鸣，这种共鸣很快变异为带有民族特色的表达——老一辈作家的荒诞小说致力于批判现实，先锋小说则停留于呈现大量荒诞甚至残忍的意象，却没有告诉人们应如何面对这样的现实，作品弥漫着阴郁和绝望的气氛。此外，这种绝望甚至逸出作品，成为作家本人难以摆脱的阴影，海子、顾城等几位诗人的自杀引起社会轰动，这也表明加缪的“荒诞哲学”，以及他所代表的存在主义思想并未真正进入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灵魂。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与加缪的反抗思想遥相呼应的只有鲁迅、史铁生等寥寥几位作家，因此相关的文学批评也主要集中在他们身上。

199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汪晖的《反抗绝望——鲁迅的精神结构与〈呐喊〉〈彷徨〉研究》。本书开篇题辞即为：“西西弗与过客永远行进，在绝望的反抗中创造了生命的意义。”(15)加缪的影响清晰可见。作者以“历史中间物”概念为核心，探讨了鲁迅思想中个人与民族、进化与轮回的悖论，其“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与由此呈现的文学世界，以及鲁迅小说的叙事方法。汪晖认为，《野草》浓缩了鲁迅完整的人生哲学体系，“过客”则是其中的核心形象。《野草》各篇中的主人公均无家可归、孤独无助，个体与世界的关系面临着严峻的断裂甚至完全的脱落，这正是加缪论荒谬时所说的“人与世界的分离”，可见鲁迅与加缪的人生哲学有着相似的起点——存在意义上的荒诞。过客以“走”的方式与这荒诞抗争，他拒绝了小女孩的好意，不能歇一歇脚，尽管他明知终点只能是坟；西西弗则一遍遍推石上山，尽管他明知石头还将滚落，二者有着极为相似的象征意义。鲁迅看透人生的绝望与虚无，进而强调孤独个体的“绝望的抗战”，以产生更为悲壮的尊严，创造出生命的意义，这与加缪《西西弗神话》时期倡导的个人反抗几乎如出一辙。当然，鲁迅本人不可能受到加缪的影响，二人思想的契合来自于对人生的相似思考产生的共鸣，以及尼采、克尔凯郭尔等人的共同影响。汪晖在此书中将过客与西西弗相提并论，以西西弗的形象来阐释、比较过客形象，就是加缪的哲学、美学思想进入他的学术视野并产生影响的结果了。汪晖的著作在当时引起了较大反响，开拓了存在主义视野下的鲁迅研究。此后，有不少研究者受他启发，对鲁迅与加缪二人的思想及作品进行比较研究，或以加缪的反抗思想来解读鲁迅的文学世界，如任文惠的《绝望与荒诞的亲证与反抗：鲁迅与加缪生命哲学的契合》（《创作评谭》，2005年第2期）、余杰的《肺病患者的生命意识——鲁迅与加缪之比较研究》（《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11期）等。鲁迅与加缪虽然生活在不同的时空，但他们同样意识到了人生的本质荒诞，并且做出了同样的反抗的选择，这些研究不仅具有比较文学方面的价值，同时也为鲁迅研究开辟了新的思路，有着重要的意义。

另一位有着明确反抗意识的中国作家是史铁生。由于身体的残疾，他深切地感受到了命运的荒谬性及局限性，在承担命运的同时他也选择了反抗以创造生命的意义。另外，史铁生在散文及访谈中多次提到西西弗神话，以此来解释自己作品中想要表达的哲理，他本人的思想与创作即受到加缪的影响。加缪的反抗思想与史铁生的思想有相通之处，他们的生命哲学可以相互阐释。文学评论者注意到了这一点。吴俊的《当代西绪福斯神话——史铁生小说的心理透视》（《文学评论》，1989年第1期）明确指出史铁生小说具有经加缪重塑的西绪福斯神话色彩，这是史铁生研究中较为重要的一篇文章，也得到了史铁生本人的肯定。另外，李松的《熔铸绝境的壮美——论史铁生的生存美学》（《当代文坛》，2002年第2期）、唐丽的《存在的荒谬与反抗——〈命若琴弦〉中的存在主义色彩分析》（《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S2期）等都是以加缪的反抗思想来阐释史铁生作品，或将二人的生命哲学进行比较的评论文章。

除鲁迅与史铁生之外，文学评论界还注意到了余华上世纪90年代的作品表现出的反抗意识，他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作品，超越了前期《现实一种》《鲜血梅花》等小说对荒诞残酷的现实纯粹的堆积与呈现，面对荒诞的命运具有了一定的反抗意味。刘莹的《活着的荒诞与高尚——以加缪〈西西弗神话〉解读余华〈活着〉》（《大众文艺（理论）》，2009年第17期）是以加缪笔下西西弗的反抗来解读余华小说，杨晓艳的《论余华小说创作的主题意蕴——生命与命运抗争的探寻之路》（中央民族大学2007硕士学位论文）则从《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中提炼出了四种不同的反抗形式。此外，还有一些研究者以加缪的反抗理论为视角，对不同中国作家的作品进行比较，如陆云刚的《鲁迅与史铁生的比较研究——以对人本困境的探讨为中心》（《安徽文学下半月）》，（2007年第10期）、罗清的《不一样的“活着”一样的生命意义——从存在主义看〈活着〉和〈命若琴弦〉》（《安徽文学（下半月）》，2014年第7期）等，但这些研究依然集中于以上几个作家，数量不多，研究者也多是年轻的硕士研究生，然而这毕竟表明“反抗”这一理论与话语资源已进入了更多研究者的视野。如前所述，不论是有较大影响的关于鲁迅、史铁生的研究，还是近年来关于其他作家的研究，其中运用的加缪的反抗理论大部分来自于《西西弗神话》，其关注重点几乎都是个人对命运的抗争，加缪在《鼠疫》中表现的集体反抗较少出现，《反抗者》中的理论则一般只出现在关于加缪本人的研究文章中。这一方面体现了加缪后期理论在我国影响较小，另一方面也是我国文学创作中缺乏此类反抗精神的侧面反映。

三、余论

以上即加缪为我国新时期文学评论提供的两种理论批评资源——荒诞及反抗。在我国文学评论界运用这些理论进行文学批评的过程中，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首先，加缪及其思想往往被当作存在主义理论的一部分进行运用，如解志熙的《生的执着——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张清华的《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修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1月）、宋晓丽的《存在主义影响下的个性化写作——以新时期作家史铁生、张承志、北村、残雪为个案》（西南大学2008硕士学位论文）等，这些著作在论及西方现代主义、存在主义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作用时都提及了加缪及其影响，但他们并未将加缪的荒诞与反抗作为完整的思想体系加以单独讨论，而是将他列于卡夫卡、萨特等作家之后分析他们的共同影响，或选取一些加缪关于荒诞问题的具体论述，来论证中国作家对荒诞这一概念的接受。事实上，在当今的国外研究界尤其是法国研究界，加缪一般是与存在主义分开看待的(16)，他与存在主义（尤其是萨特的存在主义）在许多方面都有着不小的分歧。例如加缪与萨特对“荒诞”这一核心概念的理解就不同：萨特所说的荒诞是对人以及世界的一种总体性把握，而加缪理解的荒诞则是人与世界的一种关系，是这种关系的断裂。至于反抗则更是加缪面对荒诞提出的独特的生存姿态，是他比其他现代主义作家更进一步之处。但在我国的文学评论界，加缪思想的这些独特之处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这应与我国新时期初的特殊国情有关，当时大量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与哲学一起涌入，作家、评论家们接受了多位作家、多种思想的合成影响，并且这种接受也充满着各种误读，因此较难清晰地提取出某一作家的单独影响。

第二，我国评论界在运用加缪思想时，无论荒诞理论还是反抗理论大多来自于《西西弗神话》《局外人》这两部早期作品，他后期更为成熟的理论著作《反抗者》以及一些戏剧、散文作品中的相关论述很少被使用。加缪本人的思想尤其是反抗思想经过了几个阶段的发展，《局外人》中尚且是消极的反抗意识，《西西弗神话》发展为个人主动与荒诞命运的抗争，至《鼠疫》开始强调集体反抗的作用，《反抗者》则从形而上、历史、艺术等方面系统地阐释了其反抗理论。同时，他的散文作品也蕴涵了极其丰富的哲学、美学思想。但在我国，作家和批评家接受与运用更多的始终是其早期作品中的思想，如谈及“反抗者”形象时，多数人依然会选择加缪重塑的西西弗形象，而不是其散文集《夏》中重塑的更为典型的普罗米修斯形象（尽管我们对这一形象本身并不陌生）。

第三，除了“荒诞”及“反抗”，加缪还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其他的思想资源，如关于正义与爱的伦理关系的讨论，这正是他与萨特的本质区别以及二人决裂的根本原因，这一点在他的戏剧《正义者》、他关于阿尔及利亚问题的态度及《反抗者》等作品中均有表现。再如，关于孤独与团结的讨论也是贯穿加缪作品中的一个重要主题，从《局外人》到《鼠疫》已体现了从个人反抗向集体反抗的过渡，短篇小说集《流放与王国》更反复描绘着渴望寻找家园、体会真情的孤独者形象，同时这也是长期困扰加缪本人的精神困境。另外，加缪还在《反抗者》的最后提出了“南方思想”，散文中也有过不少相关论述，他仰慕古希腊的均衡思想，受其启发提出要节制和适度，这样便在界限之内维护所有人的尊严，从而确立人的价值。这些思想在加缪研究界已日渐受到重视，但尚未在我国文学批评界加以广泛运用。由此可见，无论在文学创作方面还是文学批评方面，加缪及他丰富而独特的思想都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和重视。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

①本文中的“我国”特指中国大陆地区，港澳台地区相关情况不属于本文讨论范围。

②absurd，在翻译中有时译为“荒诞”，有时译为“荒谬”，相关研究中也并无统一界定，本文中视作同义。

③柳鸣九《二十世纪文学中的荒诞》［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④(12)(13)［法］加缪《西西弗神话》［M］，杜小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5页，第72页，第117页。

⑤王绯《当今荒诞品格小说探微》［J］，《文学自由谈》，1985年第1期，第80—91页。

⑥魏丁《新时期小说中的荒诞色彩》［J］，《探索》，1986年第2期。

⑦黄世殊《何新著译编年提要》［OL］，http：//blog.fo.ifeng. com/article/28493966.html。此文在何新的网易、凤凰、新浪博客均有转载。

⑧朱大可《加缪：中国文化的局外人——荒谬美学在汉语世界的历史踪迹》［J］，《中国图书评论》，2006年第6期，第24—27页。

⑨李彬《荒诞：对人生的一种解读》［J］，《当代文坛》，1989年第3期，第20—23页。

⑩吕芳《褐色鸟群——荒诞小说选萃·选编者序》［A］，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5页。

(11)可参考解志熙《生的执着——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M］，宋学智、许钧《法国存在主义在我国新时期之前的存在轨迹》［J］（《外语教学》，2004年第5期）等文章中的相关论述。

(14)转引自仵从巨《百年之后说加缪》［N］，《社会科学报》，2014年第7期，第3页。

(15)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增订版）》［M］，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版。

(16)赵靓，左天梦《加缪：在文学与政治之间——法国著名学者盖郎教授访谈录》［J］，《长江学术》，2014年第2期，第5—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