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梁鸿的《神圣家族》从以往关注的乡土中国转移到了中国正在变化的城镇，写法也从非虚构的纪实写法转变成虚构与非虚构相结合的新写法。本文从梁鸿的旧作《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中所描述的梁庄人群出发，对比了《神圣家族》的城镇人群，通过分析作品中荒诞的人物和故事，窥探了以吴镇为代表的中国县镇的种种变化与变形。

【关键词】《神圣家族》；梁鸿；城镇人生；荒诞；神圣

【作者单位】王燕，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常熟理工学院人文学院。

《神圣家族》是作家梁鸿继非虚构类作品《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后的又一全新力作。读过梁鸿作品的人，对梁鸿有一定了解的人，可以更好地品读《神圣家族》里所聚焦的城镇人生。这一次，梁鸿的笔触不再是单纯地纪实记录，她的笔触所及从梁庄转移到了一个小镇——吴镇。她将虚构与非虚构结合，以12篇篇章组成了《神圣家族》，这些篇章相对独立又有着内在联系。梁鸿并不局限于写“人”，她希望通过描写吴镇人们的生活命运、生存性爱以及情感观念等，展现那些生活在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生命群体的生存景象，刻画出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吴镇古老逻辑和内在肌理所发生的变形。

一、从梁庄到吴镇

了解梁鸿在《神圣家族》之前写作的《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可能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品读吴镇，读懂梁鸿所想要展现的吴镇的人生百态。梁庄，位于河南省西南部的穰县，这里距离省会城市郑州有426公里，我们无法从中国地图和河南地图上看见它，即便是在南阳市、邓州市的地图上，梁庄也仅仅是一个小黑点。梁庄是梁鸿的故乡。2008年，梁鸿回到她的故乡梁庄，在那里住了大约五个月。在这五个月的时间里，她每天都和村庄里的少年、中年人、老年人一起吃饭、聊天，对梁庄的姓氏成分、宗族关系以及家族成员、婚姻生育、个人去向、房屋状态等情况做类似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调查研究，她用自己的目光和脚步丈量村庄的一草一木和土地河流，寻找昔日一起玩耍成长的伙伴，寻找那些记忆中的长辈和已经逝去的亲人。就这样，梁鸿用她的笔触和对故乡的眷恋，记录了梁庄人的故事，以及梁庄在近半个世纪中的历史命运、精神图景和生存景象，《中国在梁庄》一书破茧而出。

但是，仅仅是《中国在梁庄》里记录描述的梁庄是不完整的。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发展，梁庄早已不是原来那个闭锁的空间。作为一个空间，梁庄一直都在梁庄，但梁庄重要的众多生命体却分布在中国的各个城市，他们在城市为了生活而打拼，但他们不属于城市，他们依旧是梁庄最重要的一部分。这些梁庄的进城农民并没有被书写到《中国在梁庄》中，他们虽然大部分时间都不在梁庄，但梁庄却因他们而在，梁庄的房屋、梁庄的生存、梁庄的喜怒哀乐都与他们密不可分。于是那些梁庄的打工者就成了梁鸿关心思考的问题所在。他们去了哪些城市打工？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他们如何看待梁庄，是否想要回到梁庄？他们如何思考所在的城市，以及自己在城市的生活？这些问题促使梁鸿于2011年回到梁庄，收集在外打工的梁庄人的联系方式，了解这些打工者所在的城市、所从事的职业，以及他们大致的家庭成员情况。经过将近一年的时间，梁鸿奔赴北京、广州、东莞、西安、信阳、青岛等地进行采访，终于完成了《出梁庄记》一书。

《神圣家族》里描写的吴镇，是梁鸿最熟悉不过的地方。梁鸿每次回梁庄，都会在吴镇落脚，那是她哥哥家的所在地。闲来无事的时候，梁鸿会搬个凳子坐在门口，看着小镇街市上人来人往；她也会去赶集，慢慢地走过镇上一个个小摊、一家家商铺，和镇上来来往往的人拥挤着。吴镇可以说是中国县镇生活的代表，它和其他县城一样，有相对完整的行政区域，有虽然简陋但还算完善的现代设施，在这里生活的人已经完全脱离了土地，开始依靠技术、信息、知识以及权利等“非农业”方式生活。吴镇不在主流的经济发展潮流中，也不在传统的伦理范畴之内，这一点决定了它的诡异性质：吴镇里没有中国乡土社会所形成的相对完整的宗法亲缘关系和乡里乡亲的社群网络，这里人与人之间即便相识也在欲望、权利、名声的纠葛中各行其道。吴镇不同于发达城市，发达城市的人们高度个体化，这种个体化在现实生活中所形成的距离和冷漠是舒适的。但是吴镇这样的中国县镇，存在更多的是驳杂的闲话、细碎的喧嚣、委顿的人情。从梁鸿的作品里，我们看到了小镇人们的精神形态：他们可能是一个流浪汉或者被遗弃的老人，可能是一个想要自杀的妇女……他们有着一种一直想要诉说但是却没能说出来的东西。吴镇是有故事的，它正处于剧烈变化的城乡大环境下，无论是文化继承、社会结构还是公共管理，都在发生变化。梁鸿将吴镇从乡村和城市当中抽离出来，并以其为标准观察中国县镇的人文景观和生存样态。

二、用荒诞展现生命的神圣

梁鸿的《神圣家族》不仅将背景从梁庄转移到了吴镇，其写作手法更是从非虚构的纪实写法转变为虚构与非虚构结合的写法，是一种全新的文体。北京大学教授何怀宏认为，梁鸿是从学术中走来的，她之前在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尤其注重对乡土文学的研究，后来可以说是在做乡土中国的研究。但在《神圣家族》里，梁鸿开始进行艺术创造，她关心的不再局限于社会和政治，她还关心灵魂和信仰，她不仅是在写实，更是在虚构——以荒诞的笔触。

由于市场经济与小镇的生存逻辑不断发生碰撞，因此形成了一种不发达和未成熟的“冗余”“残剩”的现代化，这使得吴镇充满了慌乱、嘈杂、无序，甚至肮脏。梁鸿并不讳言这里的情色诱惑、钱权交易，不讳言吴镇的一次次深刻变化。在《肉头》中，她叙述了三对夫妇性生活混乱的八卦，“这吴镇啊，早就烂透了。都没一点儿道德”。在《大操场》中，她描述曾经作为刑场的大操场在弃而不用后成了鬼魅冤魂的集散地，诡异事件不断发生，使当地的房地产发展一波三折。一个介于乡村与大城市的吴镇，由于可选择生活层次的单一以及精神的匮乏，人们在情欲道德方面败坏得令人惊讶。《肉头》采用的叙述方式是“木珍式”，充分切合了这猥琐、窳败、细碎的道德内瓤。金钱、房子、欲望，它们裹挟着吴镇人向斑斓、光鲜、诱惑奔去，同时也在他们身上烙下了为激情和欲念所伤的印痕，这些使他们发生了种种变化，甚至变形。

在梁鸿的《神圣家族》中，处处可见荒诞的影子。梁鸿正是希望借助这荒诞的故事和人物来展现现实的生态与风貌。比如在《到第二条河去游泳》里，一方面，梁鸿的写作重点是通过自杀的女主人公再现她活着时的烦闷还有死亡后的伤心，另一方面，梁鸿又借助幽灵这一角度从侧面展示了吴镇在现代与传统之间的生硬博弈。“她眼看着庄稼被铲平，房屋被拆除，一台台大压路机、铲土机、拉沙石的大货车、装各种机器的装载车轰隆隆开来开去，空地一点点变成大路、水泥地、河道、护河堤”。相似且乏味的水泥坡令幽灵陷入迷失，“这水淡而无味，淡得要死”的“现代化”环境变化与幽灵发出的“连死都这样寡淡”的抱怨呼应得如此和谐。梁鸿把写作的背景设置在河边，让幽灵来陈述。那些在河里游泳的亡灵各自发声，河里散发着荒诞诡异却和人间一样充满喧闹的气息。这些与吴镇正在扭曲、变异的种种现实糅合在一起，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虚无缥缈的幻象。在《一朵发光的云在吴镇上空移动》中，阿清为了阻止村支书砍伐一棵老槐树，便爬到树上安了家，也因此看到了平时所看不到的景象。阿清看到了“神的传话人”阿花奶奶的真面目。据说阿花奶奶由于害死了头生子，便将自己囚禁起来，在人前黑衣独居，一心向神赎罪，做“神的传话人”。吴镇的人们怀着虔诚的心到她那里烧香跪拜、请神求卦，阿花奶奶因而深得吴镇人敬畏，甚至被视为吴镇的“定海神针”。也许开始的自我囚禁确实是阿花奶奶在真心忏悔，但当这些给她带来了神秘、威望甚至物质报酬时，她最物质、最凡俗的一面赤裸裸地暴露了。她决定一直延续“神的传话人”这个身份，并不断突出强化这一身份。爬上老槐树的阿清无意中通过望远镜发现了阿花奶奶的秘密：她在人后与一家人过着共享天伦、吃肉喝汤的世俗生活；一旦有人上门，她立即又变身阴森冷冰的“神的传话人”。这一篇章对阿花奶奶的描写并不多，但阿清仅有的眺望却在精神上彻底瓦解了阿花奶奶和以她为象征的吴镇。在树上的阿清还看到了他的父亲接受贿赂的场面——生活的真面目就这样赤裸裸地被揭开，阿清美好的童年结束了。在《圣徒德泉》中，德泉是一个精神错乱的流浪汉。他原本是一个小知识分子，但不彻底的自省让他找不到世俗的出路，于是，他深陷在道德伦理中发了疯。梁鸿在12个篇章中用了9篇来描写吴镇的知识分子群体——明亮、蓝伟、杨凤喜等，他们读了师范专科甚至大学本科，希望能在政治上出头，可他们都失败了。比如因竞争校长失败而患上忧郁症的明亮，出身农民却想借助婚姻向上爬的杨凤喜。

上树、欺骗、偷情、挖洞……这些是在吴镇发生的荒诞现实，梁鸿通过聚焦城镇人生的荒诞，呈现了自己的写作初衷。梁鸿之所以要描写吴镇这些平凡渺小的人，是因为她认为每个人的生活都非常丰富，他们的生命无论多么荒诞，都自有其神圣之处。这是梁鸿的写作初衷之一。但至此我们再看《神圣家族》这一书名，多少含有反讽的意味。梁鸿在叙述吴镇的人们（大部分是知识分子）时，她的感情是复杂的，有同情，也有失望；有无奈，也有愤慨。但值得庆幸的是，这些人物内心的冲突和精神的焦虑，还有梁鸿去深刻领会和体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