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树东



极地之女的诗意还乡
——“迟子建与黑龙江记忆”谈片

○汪树东

毕淑敏在散文《迎灯》中曾经动情地写道：“我总是固执地认为，伟大的作家必要有宏大的背景，那是一种广博的宇宙力量的积聚。它们源源不断地将一种代言人的期待和责任，灌注到这个作家的体内，由他或她发表出来……在迟子建的背后，有一片原始大森林，有皎皎的白雪和冰清玉洁的空气，有温暖的爱和辽远醇厚的人情……有了这些蓬勃的羽毛，子建就有了不断飞跃的天翼。”①的确，对于迟子建而言，黑龙江大兴安岭那片高寒地带是她生命的福地，她的心灵家园和灵魂归宿；从小说处女作《北极村童话》到新近的长篇小说《群山之巅》，大兴安岭那片广袤的沃土一直是她小说最主要的描写对象。不过，仅仅强调大兴安岭还不够，迟子建小说还有另一个源泉，那就是哈尔滨的都市生活，例如《晚安玫瑰》《起舞》《黄鸡白酒》《白雪乌鸦》等小说；由于迟子建小说的巨大影响力，对于国内许多文艺青年、“小资”而言，去哈尔滨，就是去看迟子建笔下的哈尔滨。因此，关于大兴安岭的乡土记忆和关于哈尔滨的都市记忆，构成了迟子建小说的黑龙江记忆的核心两翼；而关于大兴安岭地区的鄂伦春人、鄂温克人的生活记忆我们可以单独列为迟子建小说的少数民族记忆。详细审视迟子建小说的乡土记忆、都市记忆、少数民族记忆的三维图景，我们不得不承认，迟子建已经以其巨大的创造力重构了文学史中的黑龙江记忆，把一种全新的黑龙江形象牢牢地嵌入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地理版图中了。

首先看看迟子建小说关于黑龙江的乡土记忆。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就说过从基层上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种乡土社会是一个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讲人情、重伦理、安土重迁的熟人社会。对于鲁迅以及五四时期的乡土小说家而言，乡土社会往往展示出启蒙精神烛照下的封闭、腐朽、沉沦一面；而对于废名、沈从文等乡土小说家而言，乡土社会往往是诗意栖居、人性舒张、温情脉脉之地。应该说，迟子建关于黑龙江的乡土记忆，更多延续的是废名、沈从文、汪曾祺的审美传统，她不重在批判乡土社会的阴暗面，而是着意发掘乡土社会的光明面。

短篇小说《亲亲土豆》是迟子建乡土记忆的典范之作。小说中，农民夫妇秦山与李爱杰原本生活和谐幸福，但秦山不幸患病，不得不筹钱到哈尔滨去求医。秦山隐约知道自己得了不治之症，不想在医院里把家中的钱花光让李爱杰的生活无法继续，便瞒着她偷偷离开医院回到家中，而且不忘给李爱杰买一件宝石蓝色软缎的漂亮旗袍。不久后，秦山便病逝家中。这个故事如果在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的作家写来，也许会洋溢着对当今社会体制的批判激情；如果在像托尔斯泰那样的作家写来，也许会重在发掘秦山在致死疾病的恐惧和亲情的缠绵中的两难心魂；不过，迟子建着力展示的却是秦山与李爱杰这对平凡夫妻在面对死亡时依然醇浓的脉脉温情。小说中有两个细节描写特别精彩，一是秦山在医院中给李爱杰留粥，“秦山帮助妻子订了一份小米粥，怕粥凉了，用饭盒扣得严严实实的，搁在自己的肚子上，半仰着身子用手捂着。李爱杰一来，他就笑着从被窝里拿出饭盒，说：‘还温着呢，快吃吧。’”②而另一个细节是秦山下葬时，李爱杰知道他不喜欢煤渣而代之以土豆盖坟，最后李爱杰离开秦山的坟墓时，“原来坟顶上的一只又圆又胖的土豆从上面坠了下来，一直滚到李爱杰脚边，停在她的鞋前，仿佛一个受惯了宠的小孩子在乞求母亲那至爱的亲昵。李爱杰怜爱地看着那个土豆，轻轻地嗔怪道：‘还跟我的脚呀？’”③这两个画龙点睛的细节把那种乡土社会人与人之间发自深心的关爱与体贴渲染得感人至深，从而塑造出极具女性色彩的黑龙江乡土记忆。

像《亲亲土豆》这样温暖的乡土记忆，在迟子建许多知名的乡土小说，如《雾月牛栏》《清水洗尘》《逝川》等小说中一直延续着。例如《雾月牛栏》主人公宝坠原本是个虎头虎脑很爱笑的乡村小孩，后来因意外事故伤及脑袋丧失记忆，智力受损成为弱智，便不能上学，在家放牛。让人惊奇的是，迟子建不但没把宝坠的遭遇处理成悲剧，反而尽情渲染他的因祸得福。宝坠成为弱智后，功利世界的规约与训导对他不起作用了，他以自然性情化解繁文缛礼的桎梏，任由天机萌生，在与大自然的亲密交往中保存着素朴的意念。他不需像正常人那样为明天忧虑，心地单纯至极。更让人惊奇的，在迟子建看来，那个世界里像宝坠这样的弱智才是生命的当然状态，才是生命的理想状态。继父的后悔行动、母亲赶走势利的李二拐、雪儿对宝坠的亲近，都展示了乡土世界中的淳朴人性对功利世界的巨大矫正作用。至于《逝川》中，老吉喜为了给胡刀的媳妇接生没有赶上捕泪鱼，但村民主动在她的鱼盆中放下几尾美丽的泪鱼，也体现了乡土社会的温馨乡情。这种乡土温情使那冰天冻地的北国边陲涵育出善意忍仁的人性，使得人们能在庸常人生中守住那一份纯真。迟子建对乡土社会的人间温情还寄予极大的厚望，指望它化解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像《白银那》中的马占军夫妇最后被乡亲们感动主动送盐给村民，《逆行精灵》中的黑脸人也因为被同行人的乡土温情感动放弃了杀人的执念。

除了富有温情之外，迟子建关于黑龙江的乡土记忆另一方面显著特色就是大自然的灵性出场。迟子建曾说：“在我的作品中，出现最多的除了故乡的亲人，就是那些从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的动物，这些事物在我的故事中是经久不衰的。比如《逝川》中会流泪的鱼；《雾月牛栏》中因为初次见到阳光、怕自己的蹄子把阳光踩碎了而缩着身子走路的牛；《北极村童话》里的那条名叫‘傻子’的狗；《鸭如花》中那些如花似玉的鸭子等等。此外，我还对童年时所领略到的那种种奇异的风景情有独钟，譬如铺天盖地的大雪、轰轰烈烈的晚霞、波光荡漾的河水、开满了花朵的土豆地、被麻雀包围的旧窑厂、秋日雨后出现的像繁星一样多的蘑菇、在雪地上飞驰的雪橇、千年不遇的日全食等等，我对它们是怀有热爱之情的，它们进入我的小说，会使我在写作时洋溢着一股充沛的激情。我甚至觉得，这些风景比人物更有感情和光彩，它们出现在我的笔端，仿佛不是一个个汉字在次第呈现，而是一群在大森林中歌唱的夜莺。它们本身就是艺术。”④的确，迟子建对自然风景和自然生命的热爱使得她的乡土小说洋溢着浓郁的自然灵性，她笔下那些富有人性的乡土人物往往也是能够与大自然声息相通的人物。

短篇小说《青草如歌的正午》中，陈生在那个极其世故实利化的世界中就葆有一种自然化的情感。当他在外地辛苦打工偶尔看到成双成对自由飞翔的蝴蝶时，他就想如此索然无味地挣钱是无意义的，于是回家去与老婆团聚了。但是现实世界是残酷的，他的老婆因为无钱治病不幸去世，他也因为去状告政府只知关心有钱人的玩耍而不关心穷人的生死而弄得精神失常。但恰恰是这个精神失常者才具有与物同情的稀有情怀：在有月光的晚上，他会拣着栅栏旁的阴影走，生怕把均匀散布在路中央的月光给踩出疤痕，使路变得不好看。

正是因为迟子建的心灵和大自然息息相通，她的乡土记忆中对大自然的描绘具有惊心动魄的诗意。如在小说《原始风景》中，她写道：“我不知道世界上有哪种月光比我故乡的月光更令人销魂。那是怎样的月光呀，美得令人伤心，宁静得使人忧郁。它们喜欢选择夏日的森林或者冬天的冰面来分娩它们的美丽，在上帝赐予人间的四季场景中，月光疯狂，庞大的黑夜被这绝色佳人给诱惑得失去了黑暗的本色，黑暗在它明亮热烈的胴体前被烧炙得漏洞百出，月光就这样透过漏洞丝丝缕缕地垂落人间……我背着一个白色的桦皮篓去冰面上拾月光，冰面上月光浓厚，我用一只小铲子去铲，月光就像奶油那样堆卷在一起，然后我把它们拾起来装在桦皮篓中，背回去用它来当柴烧。月光燃烧得无声无息，火焰温存，它散发的春意持之永恒。”⑤能够把故乡月光描绘得如此神异的作家，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是绝无仅有的。

不过，迟子建也深知她所钟情的乡土世界终究无法在现代化浪潮中岿然独存，因此在长篇新作《群山之巅》中她就满怀着哀伤书写大兴安岭边地小镇龙盏镇面临着的可怕结局。小说开篇就写那个长不大的精灵般的安雪儿遭到丑陋、野蛮的辛欣来的强奸，几乎就是前现代的优美雅致的乡土社会被现代文明强行改变故道的象征。虽然安雪儿因此开始生长，并生下儿子毛边，但她通灵的神秘才能却丧失了。这也隐喻着前现代的乡土社会在现代化浪潮中的生存困境。此外，土葬改为火葬，枪决犯人改为注射死刑，都是前现代乡土社会的现代化表现，乡土温情世界因此丧失了古老的礼仪支撑。至于乡土世界中的自然美景，也随时可能遭遇工业开发的侵袭，就像龙盏镇镇长唐汉成所担忧的那样。当迟子建在小说结尾写安雪儿要被傻子单夏再次强奸高声呼救时，她写道“一世界的鹅毛大雪，谁又能听见谁的呼喊！”几乎就是迟子建的乡土记忆中的绝望呐喊。

其次，再看看迟子建的都市记忆。迟子建小说关于黑龙江的都市记忆主要围绕着哈尔滨展开。她在散文《伤怀之美》曾说：“年龄的增长会是加深人自身庸碌行为的一个可怕过程。从那以后，我更多地体味到的是城市混沌的烟云，狭窄而流俗的街道、人与人之间的争吵、背信弃义乃至互相唾弃，那种人、情、景相融为一体的伤怀之美似乎逃之夭夭了。或者说伤怀之美正在某个角落因为蒙难而掩面哭泣。”⑥迟子建所谓的伤怀之美都是发生在人与大自然水乳交融的乡土世界，而对于城市，她基本是持严厉的批判态度的。因此，在长篇小说《晨钟响彻黄昏》中，迟子建关于哈尔滨的都市记忆还是较为负面的。在她看来，城市是个是非之地，欲望甚嚣尘上，人性普遍被扭曲，每个人都是伤害者也是受伤者。像宋加文与菠萝、王喜林与刘天园等人都在城市中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目光混浊，心灵茫然。在小说《关于家园发展历史的一次浪漫追踪》中，迟子建还让小说人物说：“城市是地球上最大的罪孽。”⑦这种对城市的严厉态度一直沉淀在迟子建的心中。

但到了新世纪，迟子建慢慢改变了对哈尔滨的都市记忆，这得益于她的乡土生活经验。她开始放弃对城市格格不入的拒斥心理，而从乡土经验角度来理解城市，接近城市，发现城市生活的富有乡土温情的一面。例如短篇小说《门镜外的楼道》中，当年轻女作家首先打破了城市中人与人之间的职业与阶层的差异，对老迈的楼道清扫员老梁表示同情与怜悯时，让人感动的是老梁不但能接受她的同情与怜悯，而且还能力所能及地给予回应，对年轻作家表示关心与祝福。乡土温情再次突破了都市陌生人之间的冷漠距离，上演了一出温暖的人情戏。

正因为迟子建从乡土文明的角度来记忆都市生活，所以她最喜欢书写的哈尔滨都市生活，还是那些邻里相熟、嘘寒问暖、流溢着暖暖乡情的都市生活，如《黄鸡白酒》中的哈尔滨玉门街街坊邻里围绕着春婆婆的那种知根知底的底层生活，《起舞》中即将被改造的棚户区“老八杂”里鱼龙混杂又生机勃勃的民间生活。而且，在书写哈尔滨的都市生活时，迟子建还有意识地去深度挖掘哈尔滨丰富复杂的历史，如《白雪乌鸦》对20世纪初期哈尔滨生活的书写，《晚安玫瑰》对留在哈尔滨的犹太人的塑造，《起舞》对“伪满洲国”时期据守哈尔滨的日本人和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哈尔滨工作的苏联专家的丰富想象。通过这些极具艺术魅力的文学书写，迟子建捕捉到了哈尔滨这座百年都市的隐秘灵魂。

在《晚安玫瑰》，迟子建曾这样描绘哈尔滨：“如果说中央大街是哈尔滨的真身，那么马迭尔就是这真身的魂灵。这座有百年历史的旅馆，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这条街最时髦的建筑，可见真正的时髦是不惧时光的。这座建筑的立面，就是一幅气势非凡的山水画：窗和出挑的阳台是一叠叠的山，平台下方的涡状托石是山间飘浮的云朵，女儿墙是一条波光潋滟的河，而穹顶则是一枚油绿的月亮。每次路过马迭尔，我都要多看它一眼，好像它是我隔世的情人，有种说不出的心动。”⑧这是关于哈尔滨多么美丽的文学书写啊！

此外，再看看迟子建小说关于黑龙江鄂伦春人、鄂温克人的少数民族记忆。在中国当代文学中，较早让世人一睹鄂温克人真容的，还是寻根文学思潮中的乌热尔图，他的《琥珀色的篝火》《七岔犄角的公鹿》等短篇小说曾经产生过全国性的影响。不过，由于乌热尔图较早退出文坛，他的文学影响力很快就消退了。当迟子建再次重拾幼时对鄂温克人、鄂伦春人的浪漫记忆，再加上适逢全球化时代对现代文明的反思性视角，对原生态的游牧文明的重新审视，她就为中国当代文学提供了更为丰富多彩、更具有文明反思意义的关于鄂伦春人、鄂温克人的少数民族记忆。

谈及迟子建小说的少数民族记忆，不得不提到她的一个别致短篇——《微风入林》。该小说写方雪贞这个汉族女人被高度机械化的现代生活（包括按部就班、高度理性化的工作和索然无味、缺乏激情的家庭生活）所束缚，在卫生院上夜班时被满脸血污的鄂伦春人孟和哲吓得闭了经，这本身就表明了方雪贞的自然生命力的萎缩；自然生命力的萎缩也导致了精神生命力的萎靡与平庸。而孟和哲是作为自然之子形象出现的。虽然他与族人到了定居点生活，但他总是喜欢山林生活，喜欢闻树木的清香，喜欢听野兽的嚎叫，“他觉得房屋与坟墓一样令人窒息，它们永远呆在原处，就像被驯服了的野兽一样，呆滞，缺乏灵性和光彩，令人厌倦和乏味，于是他就游荡在山林与家之中”⑨。尚存的野性使孟和哲葆有丰盈的生命力，自由自在的野性生命蔑视世俗的伦理道德，张扬出自然之美。他在微风吹拂、草香馥郁的山坡与方雪贞做爱多次终于治好了方雪贞的病，使她重新青春荡漾。可以说，《微风入林》真正写出迟子建的文明立场，那就是像鄂伦春人、鄂温克人这样看似落后的少数民族倒保存着更为纯真的生命气息，而按部就班的现代文明、过于实用理性化的汉族文化倒是缺乏生命力。这无疑和沈从文的文明立场遥相呼应。

至于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更是鄂温克人生活的史诗性记忆。从表层上看，像鄂温克人这样的少数民族无法逃脱现代化大潮的冲击，面临着悲剧性的命运。但悲剧性的命运并不意味着他们那种在森林里的游牧生活就有多落后。在迟子建的诗意笔触中，我们可以透彻地了解到鄂温克人的游牧生活的美妙之处。例如他们人性的淳朴，他们非常富有生态意识的生活，他们多情重义，与天地精神保持着契合无间的灵性往来，等等，都是彰显了这种游牧文明在人类文明谱系中的宝贵价值，与全球化时代无所不在的标准化、同质化的现代文明构成一种极重要的参差对照。小说结尾处曾写到1998年大兴安岭大火，妮浩萨满跳神祈雨的场面：“妮浩跳神的时候，空中浓烟滚滚，驯鹿群在额尔古纳河畔垂立着。鼓声激昂，可妮浩的双脚却不像过去那么灵活了，她跳着跳着，就会咳嗽一阵。本来她的腰就是弯的，一咳嗽，就更弯了。神裙拖到了林地上，沾满了灰尘。我们不忍心看她祈雨时艰难的样子，于是陆陆续续来到驯鹿群中央。除了依莲娜和鲁尼，谁也没有勇气把祈雨的仪式看完。妮浩跳了一个小时后，空中开始出现阴云；又跳了一个小时后，浓云密布；再一个小时过去后，闪电出现了。妮浩停止了舞蹈，她摇晃着走到额尔古纳河畔，提起那两只湿漉漉的啄木鸟，把它们挂到一棵茁壮的松树上。她刚做完这一切，雷声和闪电交替出现，大雨倾盆而下。妮浩在雨中唱起了她生命中的最后一支神歌。她没有唱完那支歌，就倒在了雨水中。”⑩这一幕简直是对鄂温克人萨满文明的悲剧般的崇高礼赞！当那些代表着现代文明的林业工人因疏忽造成森林火灾，束手无策时，正是妮浩萨满祈雨成功，才让森林免遭浩劫。

而《群山之巅》中，迟子建再次通过塑造绣娘形象，表达了对鄂伦春人、鄂温克人的那种原生态文明的礼赞。绣娘本名孟青枝，是鄂伦春人，嫁给伤残革命军人、英雄模范安玉顺，是个自由自在、性情淳朴的人。她年轻时曾经在文工团跳舞，后来却为此后悔，“她说好舞蹈应该跳给月亮看，跳给河流看，跳给野花看，跳给心爱的马和心爱的男人看”(11)。后来她专心刺绣，成为绣娘，“她拈着绣花针，在柔软光滑的丝绸上描龙绣凤。荷花鸳鸯、牡丹蝴蝶、喜鹊红梅、碧草蜻蜓、明月彩云、溪流红鱼，都是她热衷勾勒、也是深得新人喜欢的图景。她绣东西不重样，就说她绣的蝴蝶吧，没一只是一样的。而她绣同一种花，在姿态和颜色的处理上，也一定不同。她凭赏收费，家境殷实的人家，多给她钱，她也收着；贫寒的新人，不给她一分钱，她也乐意效劳。当然有人以物抵资，她也高兴”(12)。这的确是《群山之巅》中最明媚的一页，鄂伦春人的纯真生命照亮了乡村一角。也正是这个绣娘经常骑着白马奔跑，死后被风葬在森林中，“他们在午夜时分找到了白马的骨架，它刚好在四棵两两相对的白桦树间，这正是绣娘喜欢的树，像蜡烛一样明亮的树。他们在天明前，在树间搭就一张床，铺上松枝，把绣娘抬上去。白马的骨架像一堆干柴，在绣娘身下，由月光点燃，寂静地燃烧着；绣娘在白马上，好像仍在驾驭着它，在森林河谷中穿行”(13)。这是迟子建书写过的最美的死亡仪式，也是对即将消失的像鄂伦春人、鄂温克人原生态文明的哀婉目送。

关于大兴安岭的乡土记忆、关于哈尔滨的都市记忆、关于鄂伦春人和鄂温克人的少数民族记忆构成迟子建小说黑龙江记忆的主体，打造出了一个全新的极富有艺术魅力的黑龙江形象，铺就了这位极地之女的诗意还乡之旅。整体上看，迟子建的黑龙江记忆具有典型的诗意化、民间化、人文化的特点。诗意化，主要是从她的黑龙江记忆的艺术特色角度着眼。迟子建小说极其善于捕捉富有诗意的意象，以之为核心，组织情节，经营人物，从而使得小说魅力四射，例如《逝川》中会流泪的鱼，《雾月牛栏》中的雾，《微风入林》中的桦皮灯，《群山之巅》中的白马月光等。这些意象不但具有丰沛的诗意，而且带有极为鲜明的黑龙江地域色彩，从而使得黑龙江记忆活灵活现。其次，迟子建小说也极其擅长构造富有诗意的意境，例如《亲亲土豆》开篇礼镇那土豆花绽放、映现星空的优美意境，《清水洗尘》结尾处天灶躺在澡盆里被天籁之音环绕着的绝美意境，《微风入林》中孟和哲与方雪贞激情相爱的场面。当然，迟子建关于黑龙江记忆的那些小说的诗意化的另一个来源就是她那饱含生活汁液、诗歌般的妙喻处处皆是、拟人手法俯拾即是的语言艺术。迟子建的小说语言几乎彻底摆脱了欧化句法，精粹，简短，富有弹性，就像清泉一样潺潺流淌。

而民间化和人文化主要是指迟子建小说关于黑龙江记忆的价值立场方面。对于迟子建而言，民间立场，就是抗拒主流意识形态的粗疏狂躁，疏离精英知识分子的自以为是、自私自恋，在底层民间中发现生活的终极形态和生命的终极意义。沉入广袤民间几乎成了迟子建小说的叙事信仰。她小说中最具有人性光彩的人物都是那些远离权力、远离金钱、也远离知识的民间人物，这些人物往往在乡土世界中整日奔忙于衣食住行、饮食男女、婚丧嫁娶、生老病死，承担着历史的风云变幻，见证着人性的波诡云谲。像《黄鸡白酒》中的玉门街上，《起舞》中的老八杂里那些活色生香的民间人物，就是迟子建的最爱。在《白雪乌鸦》后记中，迟子建曾说道：“有一天，从游人寥落的道台府出来，我散步到松花江畔。江上正在建桥，停着好几条驳船，装载着各色建筑材料。水面的工地，与陆地唯一的不同，就是灰尘小，其他的并无二致。一样的喧闹，一样的零乱。可是很奇怪的，江畔的垂钓者，并没有被水上工地的噪声所袭扰，他们如入无人之境，依然守着钓竿，有的轻哼小曲，有的喝着用大水杯沏的粗茶，有的慢条斯理地打着扇子，还有的用手摩挲着蜷伏在脚畔的爱犬。他们那样子，好像并不在意钓起鱼，而是在意能不能钓起浮在水面的那一层俗世的光影：风吹起的涟漪、藏在波痕里的阳光、鸟儿意外脱落的羽毛、岸边柳树的影子以及云影。我被他们身上那无与伦比的安闲之气深深打动了！我仿佛嗅到了老哈尔滨的气息——动荡中的平和之气，那正是我这部写灾难的小说，所需要的气息。”(14)所谓老哈尔滨的气息，就是民间生活的气息，就是迟子建的心灵落定之处。

人文化，主要是指迟子建小说的黑龙江记忆主要立足于中国传统的人文主义精神。庞朴曾说：“有人习惯于从关系中体认一切，把人看成群体的分子，而不是个体，而是角色，得出人是具有群体生存需要、有伦理道德自觉的互动个体的结论，并把仁爱、正义、宽容、和谐、义务、贡献之类纳入这种认识中，认为每个人都是他所属关系的派生物，他的命运同群体息息相关。这就是中国人文主义的人论。”(15)的确，迟子建小说对人的书写，也是如此，她总是倾心于发掘乡土社会中的人间温情，都市民间社会的生存韧性和邻里之情，在浓郁的世俗生活氛围中寻求人生的归宿。

迟子建小说的黑龙江记忆具有非常深远的文学史意义。就文学影响力而言，关于黑龙江的文学记忆，萧红和迟子建双峰并峙，但萧红在20世纪30年代书写的老中国儿女们，像《生死场》《呼兰河传》中那种前现代乡土社会的明媚、诗意终究无法遮掩其愚昧、混沌的面目；而到了迟子建，她直面的是现代化浪潮、全球化浪潮中的黑土地儿女，她更具有文明反思意识，摆脱了启蒙主义的居高临下的俯视眼光，执著地去发掘黑龙江乡土、都市里乃至少数民族身上的文明再造力量，因此她提供的黑龙江记忆更为明媚，更为温情，富有更为丰饶的诗意。就中国现当代文学而言，鲁迅构造的关于浙江绍兴那片乡土中国的记忆，是启蒙主义视野下的暗陬之地，满是暗昧国民性的伤残碎片；沈从文构造的湘西，是充满生命野性、诗意的化外之地；莫言构造的高密东北乡，则是被历史黑暗折腾得死去活来又生机勃勃的荒莽之地；而迟子建构造的大兴安岭、哈尔滨，则是女作家温情目光浸润下的诗意乡土、温暖都市。黑龙江这一片大地因为迟子建小说获得另一种文学上的影响力、生命力。回到本文开篇所引的毕淑敏的话，笔者认为，就文学世界而言，不是大兴安岭赋予了迟子建蓬勃的羽毛和飞跃的天翼，而是迟子建引领着大兴安岭乃至黑龙江这片高寒沃土在读者辽远的心灵天空中做着诗意挥洒的艺术飞翔。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

①毕淑敏《迎灯》［A］，迟子建《疯人院的小磨盘》［C］，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第394页。

②③迟子建《格里格海的细雨黄昏》［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11页，第118页。

④迟子建《雾月牛栏》［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⑤迟子建《逝川》［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22页。

⑥迟子建《我的世界下雪了》［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年版，第134页。

⑦迟子建《迟子建文集》第3卷［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173页。

⑧迟子建《晚安玫瑰》［J］，《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13年第4期，第23页。

⑨迟子建《微风入林》［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95页。

⑩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J］，《收获》，2005年第6期，第204页。

(11)(12)(13)迟子建《群山之巅》［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68页，第69页，第307页。

(14)迟子建《珍珠》（后记）［M］，《白雪乌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59页。

(15)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