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春元

摘 要： 《所罗门的瓶子》是一篇思想内涵深刻的短篇佳作，虽然沿袭了作者以前创作的忧伤和从容，但也表现出明显的超越，具体来说就是通过人物自身的遭际和行为所表现出来的荒唐、悖谬。固有的观念被否定了，一切都变得不可理喻。行动着的人失去了赖以生存的价值和信念，茫然失措、孤独无助，结果只能陷入更大的荒诞之中。

关键词： 所罗门的瓶子；人物；现实；人生；荒诞

中图分类号： I207.4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8153（2016）05-0078-03

作为一位创作和批评两栖的作家，石杰的小说篇目不是很多，然而这并不影响其思想内涵的深刻，植根的精神土壤是比较深厚的。这一点，可以从其小说的思想走向上看出来。陈建光评价石杰小说时说过这样的话：石杰是一个敢于直面惨淡人生的人，她的直面，没有莫可奈何的嗟伤，没有直言厉色的质问，更没有头破血流的挣脱，流溢期间的是从容、宽宏、温和、豁达和几许苍凉……它们化解了现实的苦难，传达着绵绵无绝的冥思与人生意味，犹如缓缓上升的云梯，引领我们去看那灵魂的优美歌舞，牵领我们超越困境的黑暗，追寻生命存在的意义[1]。当然，这种观点是评价她本世纪以前的小说，近年尤其新世纪以来则有了一种明显的变化。具体说，就是苦难意识深化了，悲剧色彩更加浓重。空灵悠缓的诗性被冷峻的写实笔触所代替，生存陷入了近乎绝对性的困窘之中，荒诞、无望，乃至没有转身的余地。本文仅对其新近发表的短篇小说《所罗门的瓶子》进行论析。

《所罗门的瓶子》不是以情节来吸引人眼球的，这在深度思考的时代已经过去，写作普遍比较轻浮疲软的当下，可以说是难能可贵的。它仍然继承了作者以前的创作风格，保持着精神上的深度思考。尽管有警察破凶杀案这条纵线，也没有明显的紧张惊悚氛围，也就不具有很强的可读性。所以，与其说小说写了怎样的故事，还不如说写了怎样一种人、人性，以及人的生存处境。

《所罗门的瓶子》里有三个主要人物，一个是驼背瓦工，一个是女警察吕晴，还有一个是凶手黄米。三个人物身份不同，地位不同，性格特点也不相同，可是却有着一个共同点，即都属于悲剧性人物，都有着悲惨的人生和遭遇。

吕晴有一个脑残的儿子，婚姻也因此而破裂。她一个人默默地承受着来自心理和现实生活中的双重压力，努力工作，却获得不了成就感；相依为命的儿子也离她而去了，最终落得个孤独寂寞的下场。驼背瓦工本来有着富裕的家境与和睦的家庭，只因在政府动迁征购时打错了算盘，便陷入了收入受损、家庭失和，亲子之间疏于来往，自己和老伴只好栖身于郊区一间储藏室的窘迫景况。就连嫌疑人黄米，身上也有着悲凉的影子，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称之为悲剧人物。

假如我们对小说的解读只局限于悲惨的层面是远远不够的，犯了表象化，不够深刻的毛病。不仅脱离了作者的初衷，也违背了作品本身的含义。那么作品的深层含义是什么呢？是悖谬，是荒诞。

驼背瓦工头脑灵活，肯于吃苦，可恰好是他的精明强干使他在动迁中吃了大亏，家境由富足到窘迫，只能打掉牙往肚子里咽；他想往中的未来生活就是一家人和和睦睦地住在一起，晚年享受天伦之乐，可是却偏落了个两辈人各自分居、感情疏远的结局；他不想接平安小区的装修，却阴差阳错地走进了吕晴的新房子；他明知吕晴对他们师徒二人十分友好，却还是不知不觉地诱导了脑瘫儿坠楼，实现了其报复的心理。吕晴相貌清秀、体魄健壮，丈夫是高校老师，属于知识分子行列，智商自然也没有问题，可是却生了一个脑残的儿子；她因母爱本能地把儿子留了下来，却由此导致了婚姻破裂，丈夫离她而去，自己也饱受身心的折磨；她苦心孤诣地养育着儿子，盼着儿子慢慢健康起来，有一天能出现奇迹，可是儿子却在她的呵护中坠楼身亡；她喜欢刑侦事业，沉勇心细、头脑敏捷、擅长推理，认为嫌疑人作案过程中的每个离奇古怪的细节都有着特殊的含义，也渴望自己的想法与事实相符，可是事实恰好将她的想法彻底粉碎了。就连嫌疑人黄米的身上，也隐含着悖谬。他渴望在自己最艰难的时候有感情上的支撑，老婆却带着儿子跑了；他喜欢原来那个家，出狱后却已经家徒四壁；他有一身超乎常人的本领，却自己将自己的一切都毁灭了。

综观整篇小说，荒诞与悖谬始终在作者的笔下出现。它如冤鬼，如毒蛇，死死地盘绕在每个人的左右。有的是合乎逻辑的，有规律可循，比如瓦工亲子间的情感变化；吕晴丈夫的出走，甚至包括她儿子的死；嫌犯黄米的家庭变故，等等，多有时代和社会因素的参与。而更多的则是不合乎逻辑没有规律可循的。比如勤劳致富本来是古已有之的信条，体现了一种因果关系，可是一直信奉勤劳致富的驼背瓦工为什么一瞬间家境便由波峰跌入了谷底？缜密严谨的理性思维本来是从事刑侦工作的警察不可缺少的素质，吕晴的思考为什么在嫌犯的交代中竟一败涂地，显得那么多余？几个被害的女人和黄米之间本来素不相识，黄米为什么向她们伸出了罪恶的手？等等，等等，都没有我们通常所说的道理可讲。

小说在审讯黄米的过程中有一段精彩的描写：“黄米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警方问他作案动机，他说报复。七年前老婆在他最困难的时候离开了他……他大病一场，险些丧命，从那时起就决心报这个仇。他一看见那些三十多岁瘦高个子盘头的女人就恨得牙痒痒，因为她们的背影太像他的老婆了，太像。‘可她们毕竟是无辜的呀。一个刚毕业的年轻警察说。‘无辜不无辜我不管，反正她们都是女人……问他为什么在女尸的下体塞进破布，他说不为什么，擦过了刀上的血，顺手就塞进去了。问他为什么在死者的身上留个‘一字，他惊讶地说‘一字？根本没留过什么字啊……一位满脸胡茬子的老警察呵斥他不老实，死者的肚皮上明明都有个‘一字么，怎么说没有？他想了好一会才恍然大悟，说那可不是什么字，我试刀呢，我想试试刀还快不快。”[2]89一桩在吕晴眼中神秘莫测离奇古怪波诡云谲的刑事案就这么了结了，嫌犯动机十分简单，整个案情苍白如水！

吕晴记忆中的那件往事更是别有深意：小学时，有一个同桌同学色盲，两人经常因色彩问题发生争吵。她说自己的铅笔是红的，同桌说是绿的，两人的说法都发自内心，都不知道其中的一个有色盲症。作者穿插着这段文字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世界上很多事是不可理喻的，你越解剖，越分析，可能就越南辕北辙，乃至身为刑警的吕晴也对理性思维本身产生了迷惑。她发觉嫌犯本身并没有心理疾患，“那么她对犯罪行为的一系列猜测和联想是怎么回事呢？是她习惯于做推理性思维？还是‘理本身就是荒唐的？”[2]89这就是荒诞，是悖谬，它就存在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无法逃避。

这种荒诞既是现实中的，也是心理上的，或者说由现实延伸到了人的心理。小说的背景显然是当下这个变革的时代。社会迅速变迁，时代不断发展，旧有的行为和观念受到严酷的拷问。人们被所谓的“精神家园”抛弃了（从这一点说，驼背瓦工的失去土地、离开故土也有象征意义），曾经的理想、信念都大打折扣。他们找不到心理上的寄托，也看不清行动的准则，取而代之的则是孤独、迷茫，荒诞也就不期而至。每个人都是荒诞的体验者，同时也表演着荒诞。小说之所以反复出现《所罗门的瓶子》这一寓言的片段，甚至不惜以此为题，正是为了揭示荒诞这一作品的主旨，与情节内容也暗相吻合。“魔鬼说：我在海底的第一个世纪许愿说：如果有谁在这个世纪救了我，我必报答他，使他终身荣华富贵。可是这个世纪没有人救我。第二个世纪我又许愿说：如果有谁在这个世纪救了我，我必报答他，给他地下所有的宝藏。然而还是没有人救我。第三个世纪我还是许愿说：如果有谁在这个世纪救了我，我必报答他，满足他的三种愿望。可是仍然没有人救我。第四个世纪我许愿说：如果谁在这个世纪救了我，我必让他死……”[2]84救命就是救命，没有时间之别，有什么理由在前三个世纪就是大恩而在第四个世纪就恩将仇报呢？魔鬼的思维显然是荒谬的，而且极其荒谬；而小说中的驼背瓦工诱杀吕晴的残疾儿子和黄米的滥杀无辜，也是荒谬，与魔鬼的行为、逻辑如出一辙。脑残儿与驼背瓦工有什么冤仇呢？什么也没有。尽管他也是这套新房子的主人，尽管小区占据了平安村民的土地，吕晴家所在的这幢楼也正好压在了瓦工家那六亩地的北地头上，也是时代变迁所致，和脑残儿没有关系。可是驼背瓦工就是要恨，不由自主地恨，简直无法遏止，而且利用了被害者脑残的生理病症暗中加害于他，致使可怜的孩子坠楼而去。黄米的行为就更荒唐了，仅仅因为三十多岁瘦高个子的女人的背影太像他老婆了，就大开杀戒吗？可是被害者与他们夫妇有什么关系呢？不仅没有关系，而且互不相识，称得上是陌生人。可是他就是要杀她们，杀死她们，不杀就不足以平心头之恨。“无辜不无辜我不管，反正她们都是女人。”[2]89这就是黄米的逻辑，可见多么混乱，多么残忍！

当下社会上有很多荒唐的戕害生命的现象，比如滥杀无辜，随意制造校园枪击案，在公交车上纵火，等等，是不是很普遍？而且本质上用嫉妒和仇恨也解释不了，因为由这两种心理引发的行为也是属于正常范围内的，所以说《所罗门的瓶子》的思想内涵特别宽广、深刻。它不仅涉及心理学，也涉及哲学；不仅展示了个人的生存，也展示了现实社会。作者在貌似平稳的讲述中，最大限度地暴露了人生、人性中荒诞的一面，不可理喻、触目惊心，几乎所有人都陷入其中。而且越努力，越挣扎，就陷得越深。这就是作者思想的深刻之处吧。

小说中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就是残疾儿。以我之见，这个人物与上述几个人完全不同。他不是施动者，而是受动者。没有立足于荒诞的能力，只能被动地承受荒诞。他本来就是被偶然抛到世上的，没有遗传父母的基因。这种叙写，正暗含着一种无来由性，也可以说他本身就是荒诞的象征。作者赋予他种种可憎的体貌：冬瓜似的贴着几根黄头发的脑袋、白多黑少的眼睛、鸡爪般的手脚、肥壮的身子和棒子一般的腿，“简直就是一个怪物，一个人和猪交配生下的怪物”[2]86。他的死引发的其实不仅仅是同情、怜悯，也有一丝欣慰，因为他本身就是难以存活于世的。他的存在只能对吕晴构成折磨，为丑恶提供田地，导致荒诞的疯长，而不可能以受害者的身份换取社会的进步。生存变得越来越复杂，人类在一种混沌不堪中行进。这既是当今的社会现实，也是作者笔下的艺术真实，是荒诞的缩影。

综观全篇，作品中也存在一定的不足，就是缺少人物对荒诞的反抗。荒诞不是每个具有主体性的人都能体味得到的，它产生于人的主体意识觉醒之后，产生于人面对现实的诘问，产生于人对自身价值感的怀疑。黄米和脑残儿不涉及这种觉醒，吕晴和驼背瓦工涉及了。当吕晴确信黄米心理正常，没有说谎，其行为背后的动机与她的想法根本不一样，也就是严谨的推理被现实一点点粉碎时，心理崩溃了，而且对判断和推理这种人所特有的思维形式以及具有规律性的“理”发出了疑问；驼背瓦工虽然没有将疑问表达出来，但也已经意识到了，满腹愁苦和怨恨就因此而来。他们都感到了现实的荒诞，都落进了荒诞的包围之中，可是都没有对荒诞的反抗。吕晴是“心里忽然觉得恐惧，”[2]90眼前的一切“迷迷茫茫的，什么也看不清楚，让人觉得有些眩晕。”90乃至昏倒在儿子的身上；驼背瓦工则是苦闷，是隐忍，把不满发泄在弱者身上。

我们都知道描写荒诞的名作《等待戈多》和《西西弗的神话》。前者中的两个流浪汉根本不知道戈多到底来不来了，甚至不知道戈多是谁，可他们还在等；后者中的西西弗虽然明知自己的苦役生涯是没有希望的，可还是走向巨石，一次又一次地推石头上山。“在西西弗身上，我们只能看到这样一幅图画：一个紧张的身体千百次地重复一个动作，搬动巨石，滚动它并把它推至山顶”。这就是处于荒诞中的人对人生的理解，对自己命运的把握，概言之，也就是以荒诞对抗荒诞。唯有写到这一步，人与荒诞之间的关系才表现到了极点，小说也才有了更深层次的意义。可是《所罗门的瓶子》里的人物却都被荒诞的现实和命运击败了，荒诞虽然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人性的光彩却没有得到完整的显现。这一点，可能是由作者认识上的局限所致吧。尽管如此，作品中的荒诞也足以令我们深思了，相信她随着思考的深入会写出更好的作品来。

[参考文献]

[1]陈建光.醍醐一种：超越困境 摆渡生命[J].社会科学辑刊，2001（6）：157-158.

[2]石 杰.所罗门的瓶子[J].中国作家，2016（7）.

[3]杜小真.西西弗的神话[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113.

Abstract： Story The Bottle of Solomon is a short masterpiece with profound implication. Although the writer keeps his former sorrow and calmness in this novel，there still appears some breakthrough in it，namely the experiences and behaviors of characters reveal certain absurdity. Inherent ideas are rejected and everything becomes unreasonable. Living human beings lose their value and belief they used to depend on，and become bewildered，lonely and helpless，and finally have to face greater absurdity.

Key words： The Bottle of Solomon；character；reality；life；absu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