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楠 孙晓鲲

[摘要]地方应用型大学的建立是我国高等教育结构优化的重要体现，是提振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和加速器。改革开放后地方应用型大学可以追溯到“文化大革命”后在天津、北京、上海等地创办的大学分校。研究北京地区大学分校的历史，分析北京地区大学分校办学经验与办学特色，可以在办学定位、育人机制、信息化手段促进人才培养三方面对地方应用型大学办学有积极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大学分校； 地方应用型大学； 办学启示

[中图分类号]G649.28[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2-4917（2016）03-0106-06

北京地区大学分校是对1978年北京市委、市政府依托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25所大学创办的36所大学分校的统称。①1985年北京地区大学分校调整合并为北京市唯一的一所综合性大学。在1978-1985年的办学实践中，北京地区大学分校始终坚持把为北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培养急需人才作为服务面向，将政、产、学融合育人工作机制作为办学特色，以走读走教和电化教学作为缓解办学资源不足的重要教学组织形式，为改革开放初期北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大批适用人才，走出了一条适应北京地区经济发展的办学之路。北京地区大学分校的创办和发展，以及依靠特色和质量生存的经验，为我国当前应用型大学的内涵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一、北京地区大学分校（1978-1985年）历史概述

1978年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向了经济建设。由于“文化大革命”中的严重破坏，北京地区高等院校所培养的人才远远不能满足北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急迫需求。“文化大革命”期间，北京地区有19所高等院校被撤销停办，15所院校被迁往外地，6所院校被合并。最严重时，北京仅剩18所高等院校，为1965年高等院校总数的33%。到1976年，北京高校只有26所。由于停止高考招生，仅少数院校试点招收工农兵推荐生，1976年高校在校生总数4.6万人，不足1965年的一半。[1]因此，改革开放初期，伴随着北京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客观上要求北京地区高等院校克服困难，为北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培养更多的专门人才。

与此同时，满足大批知识青年上大学的需求，是北京市委、市政府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在中共北京市委原第一书记林乎加的访谈材料中谈到：这次北京地区报名的有 9.4 万人，而在北京市仅录取约 1.75 万人。 在完成录取后，大批考试成绩好的考生进不了大学， 其中总分达到300 分以上的就有 1.6 万人。而当年全国半数以上的省、市、自治区的录取分数线还不到 300分。[2]而且，当时社会上工作岗位也少，加上“知青”开始返城，就业形势一时极为严峻。群众反映很大，况且在首都，这个问题显得更加敏感。因此，解决1.6万名考生上大学的问题，成为北京市委、市政府必须破解的重大问题。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北京高校没有能力一次性扩招1.6万名学生；由于财政紧张和时间紧迫，北京市政府又无法用传统方式新建大学实现扩招。人才供需矛盾、高等教育供需矛盾交织的形势，迫切要求北京市委、市政府寻求新的方式缓解矛盾、解决问题。在这一背景下，1978年，北京市委、市政府经过多地调研和反复研究，借鉴天津市举办大学分校的模式，[3]依托北京地区大学本校和地方财政支持，创办了36所大学分校。[4]115-116

自创办之日起，北京地区大学分校即围绕满足社会人才需求和保证人才培养质量两个方面，不断调整办学目标、专业设置、办学规模等。1979年3月，北京市委、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向党中央、国务院呈报《关于举办大学分校招生情况的报告》中提出：这批分校是短时间突击筹备、因陋就简办起来的，目前还缺乏经验，在学校、分布、专业设置、学校规模和办学条件等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5]82当前，在分校建设上需要采取全面规划、适当调整、大力充实、逐步提高，在巩固现有成果的基础上稳步前进的方针。[5]83从提升高等院校人才培养质量出发，对大学分校的办学提出了改进的方向。

1981年，根据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和中央书记处关于首都建设方针的“四项指示”

1980年4月2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专门开会，讨论首都新时期建设规划问题，并下达了重要指示，简称“四项指示”：第一，要把北京建设成为全中国、全世界社会秩序、社会治安、社会风气和道德风尚最好的城市。第二，要把北京变成全国环境最清洁、最卫生、最优美的第一流的城市。第三，要把北京建成全国科学、文化、技术最发达，教育程度最高的第一流的城市。第四，要使北京经济上不断繁荣，人民生活方便、安定。要着重发展旅游事业、服务行业、食品工业、高精尖的轻型工业和电子工业。要求，北京市相关单位和部门拟从调查研究入手，从北京建设发展的需要出发，全面规划，适当调整，把大学分校的设置、布局、专业和规模确定下来。为适应北京地区经济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1982年底至1984年初，36所大学分校调整为18所，调整后的大学分校同原来9所北京市属院校在学校设置、专业设置、学生规模等方面，统一规划，力求在专业上配套、功能定位上进一步明确。[5]60在调整的过程中，专业设置更加突出应用型。1982年，北京市计划委员会、北京市高等教育局在《关于北京市专门人才培养“六五”计划和“七五”设想》中指出：大学分校专业调整以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为前提，为了更好地适应未来工作的需要，专业设置要根据首都经济结构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来调整。专业设置要宽泛，对多余专业采取合并、联合办学等方式。[4]304-306对供需不平衡的专业、不符合北京经济发展趋势和分校定位的专业进行了增设或调整。

1985年，为顺应即将到来的国家教育体制改革大潮，便于统一规划各分校的专业设置和培养层次，便于发展学科之间的结合渗透，协作培养师资和调剂使用教学力量，便于开展对外交流，北京地区大学分校合并为多学科的综合性大学，北京地区大学分校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二、北京地区大学分校的办学经验和办学特色

（一）办学方向紧密围绕北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创办大学分校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又快又好地培养北京经济恢复和发展急需的大批专门人才。因此，在大学分校的创办、调整和发展中，特别是在招生录取、办学目标、专业设置、办学层次等方面，无不反映出大学分校为北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服务的办学定位。在《北京市一九七八年高等学校扩大招生录取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提出人才培养要偏重服务农村和生产第一线的基层；主要培养农业科技、厂矿企业、中小学教育、医疗卫生、外语等领域的专门人才。优先录取实践能力强的学生，注重学生之前所从事职业和招生专业的“对口”。

按照国民经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和首都新时期功能定位的“四项指示”，以及党的十二大精神，为适应北京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而展开的大学分校的调整，其核心是专业调整，目标是增强人才的社会适应性。如北京工业大学第一分校考虑到首都轻工业的发展趋势，就着手培养设计、制造民用机械的专门人才，设置了机械工程专业，代替了过去的机械制造专业；设置了自动化专业，代替电气自动化专业。1983年，北京大学分校设置区域规划与管理专业，将地理科学、生态科学同经济学结合起来，着重发展新型的城市科学，培养以经济地理为主的规划与管理人才，充分体现了“大学分校的专业设置，要尽可能适合北京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专业面向要宽一些。各分校在专业设置上要适当分工，力求各有自己的特色。分校和市属大学之间，也要通盘考虑，各有侧重。”[5]42的专业设置基本原则。

专业设置的调整，实际上也影响着大学分校的调整。调整后的分校功能定位进一步明确，为首都服务能力进一步增强。如北京师范大学分校经过调研，了解到北京市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师资严重不足的现状，当时北京市高等师范学院中没有一所是专门培养职业技术教育师资的学校。在原有的师范学院的体制下培养出来的学生，缺乏技术专业知识，动手能力弱，适应性不强，无法胜任职业教育的教学工作。为此，北京师范大学分校提出将办学方向定位为：为北京市职业高中、中专和成人中等技术教育提供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师资。这种师资在业务上具备较雄厚的基础知识，一定的实践能力，并且受过教育科学方面的训练，不同于普通师范院校和工科院校培养的人才。

（二）建立政府、行业（局）、高校协同育人的工作机制，突出学生实践能力培养

北京地区大学分校的创办是北京高等教育史上的一个创举，也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必然选择。大学分校的创办模式遵循了“依靠本校、面向北京、走读走教、群策群力”的办学分针，体现了政府、行业（局）、高校协同育人的理念和工作机制，为大学分校学生实践能力的提升提供了可能和保障。政府在其中负责协调多方利益主体，提供经费保障；大学本校发挥教育教学优势，确保人才培养过程质量；行业（局）和科研院所提供实习实践场所，反馈用人质量信息。

为方便对首届大学分校毕业生实习工作的统一领导，协调各方面关系，保证实习效果，北京市政府文教办公室牵头，市计委、财贸办、政法办、高教局、教育局、卫生局等单位参加，组成全市大学分校学生实习工作领导小组，统一规划，监督指导；日常工作主要由高教局负责。各有关委、办和主管局则有一位领导同志主管实习工作，并指定专人负责这方面的具体工作，政产学协同配合。

大学分校、行业（局）密切合作，实行毕业实习实践与毕业工作分配挂钩制度，调动了各局和实习单位的积极性。大学分校会同接受实习单位，根据实习计划、实习大纲及接受实习单位的实际情况，共同制定实施计划，保证实习任务的完成。大学分校对78级学生实行了预分配制度。预分配学生占毕业生总数的80%。接受预分配的有26个局（公司），①这些单位都非常重视学生的毕业实践环节，从工作岗位需求来安排实习实践，并且在经费和条件上给予大力支持。

此外，根据《北京市大学分校学生实习暂行办法》，参照聘请兼职教师的酬金标准，大学分校对为学生组织实习讲课或专题讲座的讲课人，支付一定数量的酬金；对指导学生毕业论文、毕业设计与专题科研的专业人员，参照兼课酬金标准，由大学分校与接受实习单位商定，按月付给适当的酬金，充分调动了实习单位人员指导毕业设计和毕业实习的积极性。

为充分培养锻炼大学分校学生的实践能力，大学分校在课题选题中坚持满足工厂生产急需、符合教学需要，用厂校协商的方式确定实习课题。从学生毕业设计、毕业论文课程内容看，有一部分是结合生产、技术改造或科研项目，即“真刀真枪”的题目；一些是国家有关部门的任务，如接受国家农委、计委的调查任务，体现了理论联系实际，注重解决实际问题的特点。清华大学二分校机械系的26名同学，在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几位导师的指导下，承担了一项国家科研项目，设计一台自动对准投影光刻机，经国家科委邀请几十位专家、学者审定，认为设计结构合理，是国内先进产品。中国人民大学二分校接受国家农委、计委等部门的任务进行关于“农村责任制”“经济联合体”“宗教问题”等问题的调研，初步整理出了很有参考价值的材料。②通过社会调查，不仅大大提高了文科学生搜集资料、写调查报告的能力，而且是对党的十二大文件精神的一次具体而深刻的学习。

（三）走读走教与电化教学，创新教学组织形式

大学分校的创办得到了北京市委、市政府、大学本校以及行业（局）等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面对异常艰苦的办学条件，大学分校采取走读走教的方式办学。36所大学分校中有28所分校分布在东城、西城、海淀、朝阳4个区，另有8所分布在宣武区、崇文区、丰台区和石景山区，以便于学生走读、教师走教。

尽管大学本校每年派出1500人次的兼课教师到分校授课，[4]58但对于36所大学分校来说，师资力量仍显不足。为解决师资短缺问题，北京市政府专门从地方外汇中挤出200万美元，[5]59用于购置先进的电化教学设备。在大学分校创办之初开展电化教学的教学组织形式，有效弥补了大学分校教学条件与师资力量匮乏的先天不足，切实保障了大学分校的教育教学效果和人才培养质量。

大学分校创办之初，北京市就为各分校配备了比较先进的电教器材，包括有25套闭路电视，1300多台电视机，6套语言实验室设备，670多台录音机，100多台投影仪和幻灯机，并成立了主要为大学、分校和市属大学服务的电教录像中心，确保各大学分校比较广泛地使用了电化教学手段。大学分校创办初期，通过电教设备授课的课程有132门，约占开设课程总数的37%。北京师范大学一分校3个系一学期开设17门课程，有12门课程通过电视直播或录像进行教学，效果很好。[5]28针对大学分校的多所分校、多个班级同上一门课的特点，选择一个高水平的主讲教师讲课，采用电化教学的教学组织形式，使优质的教学资源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共享，尽可能地保证教学质量，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一种教学组织形式上的创新。

三、大学分校的创办经验对我国地方应用型大学办学的启示

（一）地方应用型大学的办学定位必须紧密结合区域发展功能定位需要

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与文化传承是高等学校的4大功能。满足区域发展对一线应用型人才的需求，是地方应用型大学的根本功能。我国高等教育领域泰斗潘懋元先生认为，应用型大学具有4个特点：第一，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第二，以培养本科生为主；第三，应用型本科应该以教学为主；同时也要开展研究，不过它开展的研究是应用型的、开发性的研究；第四，应用型大学应该以面向地方为主，某些专业也可面向地区，甚至面向全国，但它主要是面向地方，为地方服务。[6]在这4个特点中，办学定位或服务面向是源头和起点，它决定了人才培养的类型与规格、学科专业设置、科学研究的方向。

由于长期以来我国高等院校办学类型单一化，对普通高等学校的评价仍局限于传统学术型大学的评价模式。例如，在科研或学科业绩的评价指标上，更多地是以博士点数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数量等显性指标作为上级行政部门拨款和大学排名的依据。这对地方应用型大学的内涵发展提出了现实挑战。时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教育部关于深入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 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的若干意见》中提出要适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根据教育发展的自身规律和教育现代化的基本要求，以构建政府、学校、社会新型关系为核心，以推进管办评分离为基本要求，以转变政府职能为突破口，建立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形成政府宏观管理、学校自主办学、社会广泛参与的格局。[7]这也为应用型大学坚持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的办学定位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地方应用型大学应抓住国家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良好契机，切实加强内涵建设，借鉴并发扬北京地区大学分校在创建过程中，坚持紧密围绕北京地区经济发展需要，与北京地区大学本校实施错位竞争的发展战略。在落实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的办学定位中，积极构建并不断完善产业——学科——专业一体化学科专业布局，在专业设置上强化应用特征，为地方区域产业结构提供人才支撑。在地方应用型大学的科研建设中，要主动面向政府、区域产业的战略需求，强化应用导向，促进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提升地方应用型大学的社会贡献度。

（二）政产学研用协同育人模式是地方应用型大学办学的必由之路

“政产学研用”分别代表了政府机构、企业集团、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和目标用户五种力量。其中政府机构属于宏观层面；目标用户代表了市场需求，属于中观层面；企业集团、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受宏观层面的政府机构领导，需要满足中观层面目标用户的需求，从事具体的活动，属于微观层面。“政产学研用”就像人手的五根手指，只有把五根手指攥成拳头，使分散的力量形成合力，才最具力量，这也是五位一体的“政产学研用”合作模式创建的初衷。[8]97北京地区大学分校的服务面向恰恰与“用”的具体内涵具有一致性，并以服务面向为起点和落着点。宏观层面，北京市委、市政府在政策导向、经费支持、协调各方利益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微观层面，大学分校与行业（局）、科研院所合作，行业（局）所辖企业、部分科研院所作为校外实践基地，提供学生实习、毕业设计（论文）的实践课程场所，作为用人单位向学校提供人才培养质量情况的反馈意见。从本质上说，北京地区大学分校的办学特色或亮点恰恰是政产学研用的具体体现。

对于地方应用型大学来说，“政产学研用”协同育人模式更具有指导意义。从办学类型讲，应用型大学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与学术型大学具有显著差别。学术型大学的人才培养更突出的是学科体系，强调知识系统的完整性；应用型大学人才培养更加突出应用型，重点关注区域、行业方面的重大需求和突出问题。在院系设置方面，学术型大学一般以学科为单位命名系部或学院；应用型大学以社会需求或某一领域为单位命名系部或学院。如北京工业大学城市交通学院、北京联合大学机器人学院等。在专业设置方面，应用型大学专业更多地体现应用导向和社会需求，科学研究更多地关注为政府提供政策咨询、为行业企业解决技术难题，课题类型多以横向课题为主，更加侧重科研课题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等等。

“政产学研用”协同育人模式，突出以“用”为龙头，联合政府、相关行业企业、科研院所乃至国际组织等机构，协调各种资源，共同解决面对的实际问题。因此，应用型大学办学应以解决政府、行业发展所急需解决的战略性课题为导向，建立应用导向型的特色学院，搭建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政产学研”用五位一体，创新应用型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真正实现“人才、学科、科研”一体，打破原有学科界限，建立以科研环境为基础，以育人为本的协同创新教育体系。[9]主动寻找地方政府、产业行业当前面临的重大课题，以区域、产业需求为导向，实现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四位一体的高校功能目标，将是当前地方应用型大学可持续发展新的增长点。

（三）充分利用互联网资源是信息化背景下应用型大学办学的必然选择

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北京地区大学分校采用电化教学方式，客观上是大学分校在办学条件困难的情况下，不得已在教学组织形式上的一次创新，为大学分校在特殊历史时期的人才培养发挥了功不可没的作用。北京地区大学分校作为同时代高校中率先采用电化教学手段的先行者与实践者，同样具有划时代意义。

在互联网普遍应用的背景下，应用型大学办学更加离不开信息化手段的支持。西方国家将新能源、新材料、新技术与互联网的高度交互融合、创新与运用，称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其主要标志为能源网络化、制造数字化、组织模块化、工厂家庭化、消费个性化、发展生态化、人际和谐化等。在教育领域，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了个性化、数字化、远程化、定制化、差异化、分散合作、扁平式组织结构等新的教育理念，对目前的教育模式产生革命性的影响。[10]因此，信息化时代下的地方应用型大学更应把握时代机遇，转变教育观念，利用MOOCs、VR等教学方式和教学手段，将国内优质教学资源最大化地实现共享，将国际上的优质教学资源引入应用型大学的人才培养中，实现国内外高校优质教学资源的共享，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的深入融合，提升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国际视野与综合实践能力。

[参考文献]

[1]陈忠：《乘胜迈进 努力发展北京高等教育事业》，《北京高等教育》1998年第6期。

[2]宋传信：《36所大学分校：北京教育战线的一次“突围”——访中共北京市委原第一书记林乎加》，《北京党史》2010年第6期。

[3]张楠、梁燕：《论改革开放背景下北京地区大学分校的创办与贡献》，《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4]陈大白主编：《北京高等教育文件资料选编（1977-1992）》，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5]北京联合大学编：《谭元堃文集》，北京出版社2013年版。

[6]潘懋元：《什么是应用型本科》，《高教探索》2010年第1期。

[7]袁贵仁：《加快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http：//www.gov.cn/gzdt/2014-02/16/content_2605760.htm。

[8]赵娜：《五位一体“政产学研用”合作策略研究》，《福建论坛（社科教育版）》2010年第12期。

[9]王超、李庆丰、王大勇、张爱林：《协同创新：政产学研用融合模式的转型》，《现代教育管理》2015年第9期。

[10]周洪宇、鲍成中：《第三次工业革命与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教育研究》2013年第10期。

（责任编辑 孙俊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