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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环境对学前儿童情绪行为问题的影响:乐观和心理韧性的链式中介模型*

2016-05-07邢艳艳王馨蕊张和云于肖楠赵欢欢

心理学探新 2016年2期
关键词:韧性个体量表

邢艳艳,许 燕,王馨蕊,张和云,于肖楠,赵欢欢

家庭环境对学前儿童情绪行为问题的影响:乐观和心理韧性的链式中介模型*

邢艳艳1,许 燕1,王馨蕊1,张和云1,于肖楠2,赵欢欢1

(1.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应用实验心理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875;

2.香港城市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香港)

采用家庭环境量表、自编乐观量表、心理韧性量表及优势和困难问卷对1109名学前儿童进行调查,探讨学前儿童的家庭环境特征对其情绪行为问题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学前儿童的家庭环境对其情绪行为问题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2)学前儿童的乐观和心理韧性在其家庭环境与情绪行为问题关系中存在多重中介效应,总中介效果量为50.00%,其中通过乐观这一中介路径的中介效应量最大。

学前儿童;家庭环境;乐观;心理韧性;情绪行为问题;链式中介模型

1 引言

近年来,情绪行为问题逐步成为公共健康领域的热点问题,目前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儿童青少年群体(Hesketh et al.,2011),但近期研究表明,儿童青少年时期出现的许多心理疾病在学前期就已经初露端倪(WichstrØm et al.,2012),且学前期的心理症状和后期出现的问题具有连续性(Luby et al.,2009),表现为在学前期存在行为问题的儿童在其后的发展中出现适应性问题的风险也较高(Timmermans,Van Lier,& Koot,2008)。另外,学前儿童心理问题的发生率在14%~26%之间(Egger & Angold,2006),如果能及早发现影响儿童早期情绪行为问题的因素并及时进行补救,则只需花费较低的成本就可以获得更好的效果(Escober et al.,2012)。因此,有必要对学前儿童情绪行为问题的影响因素进行深入研究,为进行科学有效的预防奠定基础。

Bronfenbrenner(2005)的生态系统理论认为家庭是对个体成长影响最大的微系统,对早期社会化极具影响力。发展心理学的大量研究则表明:儿童社会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大多是由人际互动,尤其是来自家庭的人际互动困扰造成的。有研究发现,家庭气氛越紧张,儿童越容易出现品行问题,家庭气氛越轻松,越有利于儿童正常行为的形成(关明杰,高磊,翟淑娜,2010)。由此可见,学前儿童所处的家庭环境会影响其情绪行为问题的产生。

以往关于家庭环境对学前儿童情绪行为问题的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家庭环境中稳定的非过程性变量上,如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结构、父母受教育程度等(Matos et al.,2015),关于可塑的过程性变量(如家庭成员之间的人际互动情况)的研究大多是相关研究(Cohen et al.,2008)。而家庭因素是如何影响儿童的情绪行为问题却一直没有得到研究者的重视。同时,从实证研究看,在儿童情绪行为问题的研究中对个体差异的关注严重不足,从个体资源角度来考察的更是寥寥无几。Connell,Spencer和Aber(1994)提出的人际情境影响模型表明,情境因素会以自我系统为中介影响到个体的行为表现并最终导致不同的发展结果。那么,家庭环境这个情境因素会不会也以儿童自身的资源为中介,进而影响其行为表现呢?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乐观和心理韧性成为研究者越来越关注的个体层面的积极心理品质,因此,为了更好地理解家庭环境和学前儿童情绪行为问题的关系,本研究尝试从积极心理学角度探讨乐观和心理韧性在这两者关系中的作用。

乐观是一种稳定的人格特质,是人们在相似的情境中发展起来的一种类化期望,表现为积极的解释风格(温娟娟,郑雪,张灵,2007)。积极解释风格在儿童的情绪和行为问题中起缓冲作用(Gardner,2008),表现在当儿童使用固定的风格来解释事情时,其控制感能够进一步影响对应的情绪和行为反应。而家庭环境又是影响个体乐观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因素,家庭亲密度越高,儿童越容易形成乐观的解释风格(王静静,2010)。且塞利格曼(2011)的假说认为解释风格是与生俱来的,在学龄前就已形成。因此,乐观可能在家庭环境与学前儿童的情绪行为问题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乐观有助于降低情绪行为问题发生的概率,也有可能是因为乐观的个体能够用充沛的精力和持续不断的努力去应对外界事物,并使个体的心理社会资源得到积累和提升(李金珍,王文忠,施建农,2003),更好地保护个体免于陷入情绪行为问题的风险中。作为一种重要的心理社会资源,心理韧性是个体面对丧失、困难或者逆境时的积极应对和适应(于肖楠,张建新,2005),孙仕秀等人(2013)的研究证实心理韧性可以对个体的情绪和行为起到保护作用。同时,乐观对心理韧性的正向预测作用也已经得到了大量研究的支持(牛更枫等,2015;Liu et al.,2013)。因此,本研究引入心理韧性这个和风险共存的积极心理品质,以期更充分地理解学前儿童情绪行为问题的发生机制。

根据心理韧性的影响因素模型(Olsson et al.,2003),家庭环境和乐观的态度是儿童心理韧性的重要保护因子。且已有研究表明:与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及乐观能够预测心理韧性(Lamond et al.,2008)。不和谐的家庭环境对儿童情绪行为问题造成的影响可能是由于其不利于儿童心理韧性的培养与发展,使得儿童既缺乏来自和谐家庭环境的支持,自身的应对资源也比较欠缺,导致其面临情绪行为问题的风险较大。

根据上述理论分析和以往研究结果,乐观和心理韧性极有可能在家庭环境与学前儿童情绪行为问题中发挥链式中介作用。为深入探究学前儿童的家庭环境特征对其情绪行为问题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1)家庭环境通过学前儿童的乐观影响其情绪行为问题;(2)家庭环境通过学前儿童的心理韧性影响其情绪行为问题;(3)家庭环境通过学前儿童的乐观-心理韧性中介链影响其情绪行为问题。

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选取北京市四所幼儿园1109名儿童的家长进行问卷调查,收回有效问卷1046份,有效率为94.32%。学前儿童平均年龄为4.83岁(SD=0.92),其中,男孩542人,女孩502人,未报告性别者2人。小班儿童324人,中班儿童352人,大班儿童370人。

2.2 研究工具

2.2.1 家庭环境量表(Family Environment Scale-Chinese Version,FES-CV)

采用由费立鹏等人修订的中文版家庭环境量表来测量家庭环境特征(汪向东,王希林,马弘,1999),该量表能够较好地反映家庭互动情况(Billings & Moos,1982)。为了更好地考察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家庭环境特点,本研究选取在中国文化下判别效度和内部一致性较高的四个维度:亲密度、知识性、组织性和矛盾性。共36道题目,采用0、1计分。家庭环境总分由三个积极维度(亲密度、知识性和组织性)标准化后的分数减去消极维度(矛盾性)标准化后的分数,得分越高,表明学前儿童所在的家庭环境越积极。量表的各项拟合指标为:χ2/df=1.81,GFI=0.95,CFI=0.91,RMSEA=0.03,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76。

2.2.2 乐观量表

根据塞利格曼(1998)的解释风格理论编制而成,由家长根据孩子的表现进行评定。共8道题目,采取7点计分,从1“完全不符合”到7“完全符合”,得分越高代表儿童越乐观。量表的各项拟合指标为:χ2/df=4.01,GFI=0.99,CFI=0.96,RMSEA=0.05,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64。

2.2.3 心理韧性量表(The 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CD-RISC)

根据中文版CD-RISC心理韧性量表(Yu & Zhang,2007)进行修订,修订后共21道题目。采取5点计分,从1“从不”到5“总是”,包含能力、忍受消极情感、接受变化、控制感4个维度,总分越高代表心理韧性水平越高。以往研究表明,那些对于目标对象非常熟悉的观察者可以对目标对象的人格特质做出非常准确且令人信服的评价(Funder,2012)。因此,由家长根据孩子的实际表现进行评定。量表的各项拟合指标为:χ2/df=3.42,GFI=0.95,CFI=0.93,RMSEA=0.05,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92。

2.2.4 优势和困难问卷(The Strengths and Difficulties Questionnaire,SDQ)

采用Goodman等人(1998)编制的优势和困难问卷(父母版)测查儿童的情绪行为问题。共25道题目,评估情绪症状、品行问题、多动注意不能、同伴交往问题和亲社会行为5个因子及困难总分,困难总分是由情绪症状、品行问题、多动注意不能、同伴交往问题构成。采取3点计分,从0“不符合”到2“完全符合”,由于困难总分比各个因子能够更好地识别儿童的心理行为问题,且父母报告能够提供有益的视角(Croft et al.,2015),因此,选取困难总分测查学前儿童的情绪行为问题,并由父母评定。得分越高,表明儿童的情绪行为问题越严重。该问卷在3~16岁儿童青少年中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指标(Croft et al.,2015)。困难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70。

2.3 统计方法

采用SPSS19.0进行数据分析,采用联合性显著检验和偏差矫正非参数百分比Bootstrap法检验中介效应的显著性(Taylor et al.,2008)。

由于本研究中所有变量的测量均由学前儿童的家长完成,可能会存在共同方法偏差,因此使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Podsakoff,MacKenzie,& Podsakoff,2012)。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并未出现“只析出一个因子或某个因子解释率特别大”的情况。据此判断,本研究受到的共同偏差影响不大。

3 研究结果

3.1 不同水平情绪行为问题的儿童在各变量上的比较分析

根据寇建华、杜亚松和夏黎明(2005)制定的筛查情绪行为问题的标准(正常:0~13分;边缘:14~16分;异常:17~40分)对研究被试进行筛查,结果发现有40名儿童处于异常状态,有81名处于边缘水平,分别占有效被试的3.82%和7.74%。方差分析结果(见表1)显示:处于不同情绪行为问题状态的儿童在家庭环境各维度、乐观和心理韧性上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而言,处于异常情绪行为问题状态的儿童在亲密度、知识性、组织性、家庭环境、乐观及心理韧性上的得分均显著低于处于正常状态的儿童(ps<0.01),在矛盾性上的得分显著高于处于正常状态的儿童(p<0.01);处于边缘情绪行为问题状态的儿童在亲密度、知识性、家庭环境、乐观、心理韧性上的得分均显著低于处于正常状态的儿童(ps<0.01),在矛盾性上的得分则显著高于处于正常状态的儿童(p<0.01),在家庭组织性上的得分与处于正常状态的儿童无显著差异。此外,处于边缘情绪行为问题状态的儿童除了在乐观上的得分显著高于处于异常状态的儿童(p<0.05)外,在其它量表上的得分均与处于异常状态的儿童无显著差异。

表1 处于不同情绪行为问题状态的儿童在各量表上的得分差异检验(M±SD)

注:*p<0.05,**p<0.01,***p<0.001,下同。

3.2 变量间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结果表明,所有变量间的相关均显著,相关模式支持做中介效应分析。

表2 家庭环境、乐观、心理韧性、情绪行为问题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3.3 变量间的链式中介模型分析

家庭环境、乐观、心理韧性及儿童情绪行为问题的关系模型如图1所示。

结果表明:学前儿童所在的家庭环境状况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其乐观(β=0.27,t=9.15,p<0.001)、心理韧性(β=0.15,t=5.91,p<0.001),负向预测其情绪行为问题(β=-0.14,t=-4.87,p<0.001);学前儿童的乐观显著正向预测其心理韧性(β=0.56,t=21.99,p<0.001),负向预测其情绪行为问题(β=-0.28,t=-8.27,p<0.001),心理韧性能够显著负向预测其情绪行为问题(β=-0.22,t=-6.41,p<0.001)。可以看出,中介效应的每个路径系数都显著,根据联合显著性检验可判断从家庭环境到儿童情绪行为问题的链式中介效应显著。

图1 家庭环境与学前儿童情绪行为问题的链式中介模型

进一步选取可以进行置信区间估计的Bootstrap法进行检验,使用Hayes编制的SPSS宏(Model 6;Hayes,2013),重复抽样1000次,计算95%的置信区间,若得到的置信区间不包含0,则说明对应的中介效应显著。结果表明,乐观和心理韧性在家庭环境和儿童情绪行为问题的关系中起多重中介作用。总中介效应由三条途径产生的间接效应组成,家庭环境经儿童乐观、儿童心理韧性、乐观-心理韧性中介链对儿童情绪行为问题产生的间接效应均显著,置信区间分别为[-0.10,-0.05]、[-0.05,-0.02]、[-0.05,-0.02],均不包含0,再次表明各中介路径均成立。各路径的效应值及效果量如表3所示。

表3 家庭环境影响儿童情绪行为问题的路径及效应分解

4 讨论

研究发现,处于异常情绪行为问题状态的儿童在家庭环境的积极特征(亲密度、知识性和组织性)、整体家庭环境状况及乐观、心理韧性上的表现都显著低于无情绪行为问题的儿童。这说明确实有必要探讨学前儿童情绪行为问题的影响因素。因此,本研究进一步探讨了家庭环境对学前儿童情绪行为问题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家庭是学前儿童接触到的第一个环境,也是情绪行为问题的近端风险因素(Trentacosta et al.,2008)。研究发现,家庭环境和学前儿童情绪行为问题显著负相关,即儿童所在的家庭环境越积极,其出现的情绪行为问题越少,这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Carter et al.,2004),说明家庭环境是导致儿童出现情绪行为问题的重要因素,积极的家庭环境(亲密度高、知识性高、组织性好、矛盾少)可以减少情绪行为问题的出现。

关于家庭环境如何影响学前儿童的情绪行为问题,研究结果则发现乐观和心理韧性在家庭环境与学前儿童的情绪行为问题关系中起多重中介作用,且存在三条中介路径。其中,乐观在家庭环境和学前儿童情绪行为问题关系中的中介效应量最大,这说明积极的家庭环境主要通过促进儿童形成乐观的品质,进而减少其情绪行为问题的出现。这是因为乐观对个体的心理健康和心理社会适应水平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Hanssen et al.,2014),持乐观态度的个体在面临困境时,倾向于将不好的处境和事件解释为外部的、暂时的、特定的原因(Seligmen,2011),这样的解释方式会使个体更全面地看待问题,进而降低陷入情绪行为问题的风险。

此外,心理韧性在家庭环境和学前儿童情绪行为问题之间的中介效应也显著,这和前人研究结果一致。学前儿童中常见的情绪行为问题,如焦虑、抑郁、注意障碍都和公认的风险因子有关(WichstrØm et al.,2012),家庭环境则是学前儿童的近端风险因子,消极的家庭环境无法给孩子提供更多的支持,而来自家庭的社会支持与心理韧性有着密切的关系(Bonanno,2004),是心理韧性的非常重要的保护因子。因此,消极的家庭环境会阻碍个体心理韧性的发展,增加其出现情绪行为问题的风险。相反的,学前儿童在成长过程中具有获得安全感、爱等心理需要,积极的家庭环境可以满足他们的这些需要,促进心理韧性自然形成,保护他们免受危险因素的影响,减少情绪行为问题的出现。

而乐观和心理韧性在家庭环境与儿童情绪行为问题之间存在的链式中介效应则进一步验证了资源保存理论中的增值螺旋效应:拥有一种资源的个体不但更有能力获得其它资源,而且所获得的这些资源会产生更大的资源增量(曹霞,2014),即积极的家庭环境可以提升个体资源,个体的各种资源又相互促进,使个体在情绪行为方面获得更好的表现。这也说明儿童自身的积极心理资源对于解释为何积极的家庭环境能够降低其情绪行为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研究结果为有效预防和控制学前儿童情绪行为问题的发生提供了实证依据:从家庭环境方面来看,要努力营造亲密、充满知识性及组织性良好的家庭氛围;从儿童自身来看,可以通过参与科学的训练来习得乐观,提升心理韧性,进而降低陷入情绪行为问题的风险。

5 研究结论

(1)与处于正常情绪行为问题状态的儿童相比,处于边缘和异常情绪行为问题状态的学前儿童所在的家庭环境更消极,儿童自身的乐观及心理韧性水平更低;(2)学前儿童的乐观、心理韧性水平及其所在的家庭环境能够显著负向预测其情绪行为问题;(3)乐观和心理韧性在家庭环境和情绪行为问题之间起多重中介作用。

曹霞,瞿皎姣.(2014).资源保存理论溯源、主要内容探析及启示.中国人力资源开发,15,75-80.

关明杰,高磊,翟淑娜.(2010).家庭环境及父母教养方式对儿童行为问题的影响.中国学校卫生,(12),1470-1472.

寇建华,杜亚松,夏黎明.(2005).儿童长处和困难问卷(父母版)上海常模的信度和效度.上海精神医学,17(1),25-28.

李金珍,王文忠,施建农.(2003).积极心理学:一种新的研究方向.心理科学进展,11(3),321-327.

牛更枫,范翠英,周宗奎,田媛,连帅磊.(2015).青少年乐观对抑郁的影响:心理韧性的中介作用.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3(4),709-711.

孙仕秀,关影红,覃滟云,张露,范方.(2013).青少年社会支持与情绪行为问题的关系:心理弹性的中介与调节作用.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1(1),114-118.

汪向东,王希林,马弘.(1999).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增订版,pp.134-142).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

温娟娟,郑雪,张灵.(2007).国外乐观研究述评.心理科学进展,15(1),129-133.

王静静.(2010).中学生家庭环境,自尊与乐观心理品质的关系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山东:曲阜师范大学.

于肖楠,张建新.(2005).韧性(resilience)——在压力下复原和成长的心理机制.心理科学进展,13(5),658-665.

Billings,A.G.,& Moos,R.H.(1982).Family environments and adaptation:A clinically applicable typology.AmericanJournalofFamilyTherapy,10,26-38.

Bonanno,G.A.(2004).Loss,trauma,and human resilience:Have we underestimated the human capacity to thrive after extremely aversive events?AmericanPsychologist,59,20-28.

Bronfenbrenner,U.(2005).Makinghumanbeingshuman:Bioecologicalperspectivesonhumandevelopment.Thousand Oaks,CA:Sage.

Connell,J.P.,Spencer,M.B.,& Aber,J.L.(1994).Educational risk and resilience in African-American youth:Context,self,action,and outcomes in school.ChildDevelopment,65,493-506.

Cohen,E.,Biran,G.,Aran,A.,& Gross-Tsur,V.(2008).Locus of control,perceived parenting style,and anxiety in children with cerebral palsy.JournalofDevelopmentalandPhysicalDisabilities,20,415-423.

Croft,S.,Stride,C.,Maughan,B.,& Rowe,R.(2015).Validity of the Strengths and Difficulties Questionnaire in preschool-aged children.Pediatrics,135,1210-1219.

Egger,H.L.,& Angold,A.(2006).Common 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disorders in preschool children:Presentation,nosology,and epidemiology.JournalofChildPsychologyandPsychiatry,47,313-337.

Escober Doran,C.,Jacobs,P.,& Dewa,C.(2012).Returnoninvestmentformentalhealthpromotion:Parentingprogramsandearlychildhooddevelopment.Edmonton:Institute of Health Economics.

Funder,D.C.(2012).Accurate personality judgment.CurrentDirectionsinPsychologicalScience,21,177-182.

Goodman,R.,Meltzer,H.,& Bailey,V.(1998).The Strengths and Difficulties Questionnaire:A pilot study on the validity of the self-report version.EuropeanChild&AdolescentPsychiatry,7,125-130.

Gardner,M.(2008).Children’spositiveexplanatorystyle:Relationstofamilyinfluences,socialstatusandaggression(Unpublished doctorial dissertation).Seattle Pacific University.

Hesketh,T.,Zheng,Y.,Jun,Y.X.,Xing,Z.W.,Dong,Z.X.,& Lu,L.(2011).Behaviour problems in Chinese primary school children.SocialPsychiatryandPsychiatricEpidemiology,46,733-741.

Hayes,A.F.(2013).Introductiontomediation,moderation,andconditionalprocessanalysis:Aregression-basedapproach.New York:Guilford Press.

Hanssen,M.M.,Vancleef,L.M.G.,Vlaeyen,J.W.S.,Hayes,A.F.,Schouten,E.G.W.,& Peters,M.L.(2014).Optimism,motivational coping and well-being:Evidence supporting the importance of flexible goal adjustment.JournalofHappinessStudies,1-13.

Lamond,A.J.,Depp,C.A.,Allison,M.,Langer,R.,Reichstadt,J.,Moore,D.J.,& Jeste,D.V.(2008).Measurement and predictors of resilience among community-dwelling older women.JournalofPsychiatricResearch,43,148-154.

Luby,J.L.,Si,X.,Belden,A.C.,Tandon,M.,& Spitznagel,E.(2009).Preschool depression:Homotypic continuity and course over 24 months.ArchivesofGeneralPsychiatry,66,897-905.

Liu,L.,Hu,S.,Wang,L.,Sui,G.,& Ma,L.(2013).Positive resources for combating depressive symptoms among Chinese male correctional officers: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 and psychological capital.BMCPsychiatry,13,1-9.

Matos,M.B.D.,Cruz,A.C.N.,Dumith,S.D.C.,Dias,N.D.C.,Carret,R.B.P.,& Quevedo,L.D.A.(2015).Stressor events in the family environment that are indicative of mental health problems in children of school age.Ciência&SaúdeColetiva,20,2157-2163.

Olsson,C.A.,Bond,L.,Burns,J.M.,Vella-Brodrick,D.A.,& Sawyer,S.M.(2003).Adolescent resilience:A concept analysis.JournalofAdolescence,26(1),1-11.

Podsakoff,P.M.,MacKenzie,S.B.,& Podsakoff,N.P.(2012).Sources of method bias i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and recommendations on how to control it.AnnualReviewofPsychology,63,539-569.

Seligman,M.E.(1998).Building human strength:Psychology’s forgotten mission.APAMonitor,29(1),2.

Seligman,M.E.(2011).Learnedoptimism:Howtochangeyourmindandyourlife.New York:Vintage.

Taylor,A.B.,MacKinnon,D.P.,& Tein,J.Y.(2007).Tests of the three-path mediated effect.OrganizationalResearchMethods,1-29.

Trentacosta,C.J.,Hyde,L.W.,Shaw,D.S.,Dishion,T.J.,Gardner,F.,& Wilson,M.(2008).The relations among cumulative risk,parenting,and behavior problems during early childhood.JournalofChildPsychologyandPsychiatry,49,1211-1219.

Timmermans,M.,Van Lier,P.A.,& Koot,H.M.(2008).Which forms of child/adolescent externalizing behaviors account for late adolescent risky sexual behavior and substance use?JournalofChildPsychologyandPsychiatry,49,386-394.

WichstrØm,L.,Berg-Nielsen,T.S.,Angold,A.,Egger,H.L.,Solheim,E.,& Sveen,T.H.(2012).Prevalence of psychiatric disorders in preschoolers.JournalofChildPsychologyandPsychiatry,53,695-705.

Yu,X.,& Zhang,J.(2007).Factor analysis and psychometric evaluation of the 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CD-RISC)with Chinese people.SocialBehaviorandPersonality,35,19-30.

The Effect of Family Environment on Preschool Children’s 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Problems:A Chain Mediation Model through Optimism and Resilience

Xing Yanyan1,Xu Yan1,Wang Xinrui1,Zhang Heyun1,Yu Xiaonan2,Zhao Huanhuan1

(1.Beijing Key Laboratory of Applied Experimental Psychology,School of Psychology,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2.Department of Applied Social Studies,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Hong Kong,China)

The Family Environment Scale,the Optimism Scale,the 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and the Strengths and Difficulties Questionnaire were administered to 1109 preschool children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effect and mechanism of family environment on preschool children’s 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problem.Results indicated that:(1)Family environment had significantly negative direct effect on preschool children’s 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problems;(2)Optimism and Resilience played multiple mediation effect between Family environment and preschool children’s 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problems,and the total mediational effect size was 50.00%,the effect size through optimism was the strongest among the three mediation paths.

preschool children;family environment;optimism;resilience;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problems;chain mediation effect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2012BAI36B03)。

许燕,E-mail:xuyan@bnu.edu.cn。

B848

A

1003-5184(2016)02-015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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