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永康（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太原030006）



抗战时期卫聚贤与郭沫若的学术交往

杨永康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太原030006）

摘要卫聚贤是民国时期著名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学术生涯常与国民党元老为伍；郭沫若则是中国共产党文化战线上的领袖，这两位政治立场不同的学者在抗战时期有过一段学术交往，成就了民国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相同的考古兴趣、共同的学生金祖同，让卫聚贤与郭沫若相识相交，不同的政治立场最终让二人分道扬镳。

关键词卫聚贤郭沫若金祖同《说文月刊》

卫聚贤（1899- 1989），字怀彬，号“卫大法师”，山西万泉（今万荣）人，是民国时期著名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1］关于卫聚贤生平之研究.参见傅振伦.怀念卫大法师.沧桑，1993，（1）；卫月望.卫聚贤传略.收入《晋阳学刊》编辑部编.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散木.话说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卫聚贤.文史杂志，2004，（3）.。这个民国学术界的风云人物，曾经与新文化的重要旗手郭沫若有过一段学术交往，这段人生的交集是他们各自学术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掘和清理这段史实，对于我们进一步研究民国学术史具有一定价值。

一

卫聚贤少贫苦读，山西省立商业专门学校毕业之后，考入清华国学院，接受王国维的指导。卫聚贤受李济考古工作影响，热心考古活动。毕业之后曾在山西万泉、夏县一带进行考古发掘，获得一批新石器时代仰韶期彩陶。当时考古界普遍认为江南地区没有经历过新石器时代，卫聚贤在江浙地区从事考古发掘工作，发现了大批新石器时代的陶器石器，直接促成了良渚文化的发现，推翻了传统说法，赢得了巨大的学术声誉。卫聚贤、吴稚晖等人还在上海发起成立吴越史地研究会，卫聚贤任总干事，极大地推动了吴越文化的研究。

抗战时期，卫聚贤在学术界的影响力达到了顶峰。1939年10月，卫聚贤由上海转移至重庆，寓居重庆时，曾经在朝天门码头依山临江建屋，可以俯瞰长江，初名“望江楼”，后来在友人的建议下改名为“聚贤楼”，国民党元老吴稚晖题写牌匾，郭沫若送一对联曰：“大东家，大方家，法天法地，师古师今，难得一楼新宝贝；卫夫子，卫娘子，聚民聚财，贤劳贤德，真成双料活神仙。”当时寓居重庆的知名学者，如罗根泽、商承祚、潘伯鹰、常任侠、黄文弼、丁山、马衡、孔德成等人均有诗联相赠［2］卫聚贤.聚贤楼.说文月刊（第四卷合刊本）.重庆说文月刊社，1944.（P438）。卫聚贤后来所创立的“说文社”即设于此。聚贤楼成为当时寓居陪都重庆的学者专家的聚会场所。夏鼐曾说：“他（卫聚贤）时常在这里当主人免费招待一班生活拮据的文化界人士，请他们来这里喝茶和摆龙门阵。郭老便是‘聚贤楼’的群贤之一，是楼主人特别拉拢的贵宾之一。逢年过节，卫大法师还向这班穷朋友预支稿费，使他们不好意思抵赖文债，所以《说文月刊》，不愁缺稿。”［1］夏鼐.郭沫若同志和田野考古学.考古，1982，（5）.傅振伦曾受聘为《说文月刊》特约编审，与卫聚贤长期合作共事，他也说过：“大师慷慨好客，座上客皆知名学者专家。号其社址，曰‘聚贤楼’，依山建石屋，实无楼也。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乘飞机复员平津时，他即大宴北返教授于此。”［2］傅振伦.怀念卫大法师.沧桑，1993，（1）.提起“聚贤楼”和《说文月刊》，陪都重庆的学术圈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卫大法师为抗战时期学术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卫聚贤创办《说文月刊》正值中国学术最艰难的时期，因为日本侵略的影响，政府支持的学术刊物大部分停办，卫聚贤以个人之力在“孤岛”上海创办《说文月刊》，极大地振奋了当时学术界抗日建国的士气。该刊内容以文字、历史、考古、经济为主，兼及文学、民俗等领域。由此也不难看出卫聚贤想让《说文月刊》与《史语所集刊》分庭抗礼的雄心。《说文月刊》于民国二十八年一月开始在上海出版，民国三十年十二月出版至三卷六期时，因日军占领上海租界而停刊，后于三十一年七月在重庆复刊，是为三卷七期。在重庆期间《说文月刊》影响越来越大，卫聚贤借助孔祥熙、吴稚晖、于右任、张继等国民党政要之力，先后编辑了《巴蜀文化》《水利》《西北文化》《史蠡》等专号，大后方的学者专家纷纷投稿，《说文月刊》成为陪都重庆最重要的学术刊物之一。1944年5月，《说文月刊》第四卷合刊本《吴稚晖先生八十大庆纪念专号》出版，顾颉刚、郭沫若、董作宾、萧一山、钱穆、朱希祖、蒙文通等八十位学者为之撰稿。一时之间群贤毕集，成为当时学术界之盛事，《说文月刊》的声誉达到顶峰。抗战胜利之后，由于学者复员和经费紧张的原因，《说文月刊》办到第五卷五、六期合刊时，最终停刊，时间是1947年1月。《说文月刊》最终只刊出五卷，却是抗战时期中国学术史浓墨重彩的一章，值得大书特书。郭沫若是《说文月刊》重要的撰稿人之一，总计发表文章六篇：《释丙子》［3］说文月刊（第一卷合订本）.重庆说文月刊社，1940.《甲骨文辨证序》［4］说文月刊（第二卷合订本）.重庆说文月刊社，1942.《关于发现汉墓的经过》［5］说文月刊（第三卷第四期）.重庆说文月刊社，1941.《钓鱼台访古》［6］说文月刊（第三卷第七期）.重庆说文月刊社，1942.《陕西新出土器铭考释》［7］说文月刊（第三卷第十期）.重庆说文月刊社，1943.《韩非子初见秦篇发微》［8］说文月刊（第四卷合刊本）.重庆说文月刊社，1944.。涉及甲骨文、金文、考古调查、考古发掘、文献考证等诸多领域。

1940年3月，卫聚贤与友人筹备成立巴蜀史地研究会，以郭沫若、卫聚贤、沈尹默、马衡、金静庵、胡光炜、程憬、缪凤林、常任侠、杨家骆、邓少琴、商锡永、姜亮夫、杜纲百、蒙文通、卢作孚、陈青石等为发起人，郭沫若名列首位［9］巴蜀史地研究会草章.说文月刊（第三卷第四期）.重庆说文月刊社，1941.（P110）。

1943年3月，中国史学会在重庆正式成立，大会选出常务理事7人：顾颉刚、傅斯年、黎东方、朱希祖、缪凤林、陈训慈、卫聚贤、金毓黻、沈刚伯；常务监事3人：吴敬恒、方觉慧、蒋复璁；并推定黎东方兼任中国史学会秘书［10］王煦华.抗日战争期间的中国史学会.历史文献（第4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1.又参见桑兵.二十世纪前半期的中国史学会.历史研究，2004，（5）.（P219-221）。由于中国史学会成立的原因，分散在大后方云、贵、川各地的史学家们一时之间均云集重庆。在此期间，卫聚贤做出惊人之举，在《说文月刊》杂志社的基础上，进一步发起组织“说文社”。1943年4月18日，卫聚贤、吴稚晖、张继、梁平、金国宝、金毓黻、程仰之、吴其昌、王钟、许大纯、丁山、罗香林、王敬礼、马衡、沈伊默、缪凤林、胡小石、傅斯年、傅振伦、黄芝冈、侯堮、商承祚、吴兆璜、曾克耑、潘伯鹰、庞曾濂、冯国瑞等人召开说文社发起人座谈会，推举卫聚贤、商承祚、罗香林、傅振伦、黄芝冈五人为筹备委员会委员，并互推卫聚贤为筹备委员会主席。5月16日，说文社成立大会在国立中央图书馆举行，吴敬恒、顾实、卫聚贤、程仰之、丁山、潘公展等四十余人参加，大会选举常务理事5人：卫聚贤、金毓黻、罗香林、商承祚、康心如；常务监事三人：吴敬恒、于右任、孔祥熙；理事长：卫聚贤。说文社的宗旨是研究学术宣传本国文化。其任务有四：关于文字史学之研究事项；关于古物之调查及保存事项；关于学术刊物出版事项；关于讲演会及开展览会之事项。根据《说文社发起人略历表》统计，说文社发起人共有163人，几乎囊括了当时学界的重要人物［1］以上关于说文社成立之经过.参见《本社史料》.说文月刊（第三卷第十二期）.重庆说文月刊社，1943.。郭沫若虽然没有在说文社任职，也没有出席说文社的筹备大会和成立大会，但是郭沫若确实参加了说文社，也是说文社发起人之一。

二

1940年4月，重庆江北汉墓发掘让卫聚贤与郭沫若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郭沫若对这次考古发掘记忆深刻，曾经专门写下《关于发现汉墓的经过》一文予以记载。该文首先发表于1940年4月28日、29日的重庆《大公报》，后被《说文月刊》第三卷第四期收录。常任侠、卫聚贤也都有相关的文章进行说明［2］常任侠.整理重庆江北汉墓遗物纪略.卫聚贤.卫聚贤报告汉墓试掘经过.二文均收入《说文月刊（第三卷第四期）.重庆说文月刊社，1941.。根据三人的描述，卫聚贤与郭沫若合作发掘江北汉墓的情形大致是这样的：

4月7日，卫聚贤约郭沫若一同前往生生花园寻找汉砖，去了之后却一无所获，失望之余两人过嘉陵江到江北游玩，在培善桥附近发现汉砖，继而发现一座毁坏的汉墓。当晚，卫聚贤将这一消息告诉了中央通讯社的朋友，第二天各大报纸就有了江北发现汉墓的报道。卫聚贤与郭沫若、马衡、金毓黻、常任侠等人约好10日再去调查。4月10日，卫聚贤、郭沫若、马衡、常任侠四人再次过江实地调查，当地的联保主任告诉他们邻近院落里也有一座墓，当即决定14日同时进行试掘。4月14日，郭沫若发掘首先发现的那座墓，卫聚贤试掘院落内的一座。结果不理想，郭沫若发掘的墓里发现了鹿含灵芝草、牡丹花的浮雕，这些图案绝不会是汉代，石椁外的泥土里甚至出土了嘉庆通宝，郭沫若开始怀疑此墓是否是汉墓。卫聚贤坚信此墓是在毁了的汉墓之上又建的一座清代墓，常任侠赞同此说。卫聚贤的试掘也遇到了麻烦，墓脊上新建了一座房屋，要正式发掘必须毁掉新屋。也有所发现，出土了带有“富贵”字样的墓砖，另外在此墓附近又发现了第三座墓，是一座小型墓，可惜的是里面没有陪葬品。这些发现并没有消除郭沫若的怀疑。4月15日，卫聚贤在培善桥西又发现了第四座墓，积土坚硬，不易发掘。卫聚贤挖了两天，没有收获，有些失望，决心再挖一天就不再挖了。4月18日下午，卫聚贤给郭沫若打电话，说有重要的发现，要郭沫若带一位摄影朋友同去，郭沫若有事没去。4月20日，郭沫若得空去看那些重要的发现，很惊异。有五铢钱无数，长三尺的铁剑一口，士俑大小七个，陶猪陶鸡各一，陶罐陶盂若干，可以确定是汉墓。附近的桐油公司送来四件铜器，说是挖地基时所得，请卫聚贤鉴定，计鼎一、壶一、盂一、罐一，均无铭文，但确定是汉代器形，可以作为可靠的旁证。郭沫若的信心得以恢复。4月21日是个星期天，卫聚贤将试掘发现的器物连同桐油公司的铜器，在公司客厅举办了一个小型的展览会，参观的人超过了两千人。郭沫若手拓汉砖四幅也悬挂展览室中，拓本上有郭沫若亲笔题诗，受到了记者的关注，两首诗被报道出来［1］襄谟.汉墓古物观赏记.民国二十九年四月二十二日重庆.益世报.说文月刊（第三卷第四期），重庆说文月刊社，1941.。其一，《题昌利砖》：“农家汉甓砌泥沟，拾取归来汗满头。剑剔苔痕辨昌利，一轮红日照渝州。”［2］这首诗描写了郭沫若与卫聚贤一同寻找汉砖的情形，未被《郭沫若全集》《考古编》收录，颇有价值。其二，《题富贵砖》：“富贵如可求，尼叟愿执鞭。今吾从所好，乃得汉时砖。上有富贵字，古意何娟娟。文采朴以素，委婉似流泉。相见仅斯须，逖矣二千年。贞寿逾金石，清风拂徽絃。皓月来想窥，拓书人未眠。嘉陵江上路，蔼蔼竖苍烟。”［3］这首诗描写了郭沫若获得汉砖后的喜悦心情，后被收入《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10卷《叠鞭字韵题汉墓墓砖》。这天傍晚，又有重要发现。有农人在试掘另一座汉墓时，出土了带文字的汉砖，砖上刻有“延光四年七月造作牢坚谨”的字样。这样一来，汉砖汉墓的问题完全解决了，延光是东汉安帝的年号，延光四年是公元125年。本以为北江汉墓发掘会完美结束，不料事情另起风波。21日晚上，马衡来见郭沫若，说郭沫若、卫聚贤的这次考古发掘手续上有些问题，应该先呈准古物保管委员会，挖掘者应该是国立的学术机关。4月27日，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负责人称，无执照而采掘古物者，以窃盗论。函请江北县政府查明保护，又函请郭沫若、卫聚贤暂停发掘，并查询经过详情。4月28日，郭沫若、卫聚贤二人为自己辩解，称自己的发掘为试掘，并非正式发掘，所写文章分别发表在当日的《大公报》和《国民日报》上。5月11日，卫聚贤再次复函古物保管委员会为自己申辩。至此，卫、郭二人合作的北江汉墓发掘工作才算告一段落。

重庆北江汉墓发掘是郭沫若归国之后首次参与的考古发掘活动，他的心情非常兴奋，这点可以从他写的《关于发现汉墓的经过》一文中反映出来。开始时满怀希望，遭遇挫折后怀疑失望，确证后由衷欣喜，考古发掘活动的丝毫变化深深地影响着郭沫若的情绪，足见郭沫若对这次考古发掘活动的重视。郭沫若对卫聚贤在这次发掘活动中的表现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我私心深深庆贺着聚贤的收获，并深深钦佩着他那坚韧不挠的精神，假使没有他，没有他的那种毅力，谁也无法断定江北是有一大群汉墓存在的。”［4］郭沫若.关于发现汉墓的经过.说文月刊（第三卷第四期），重庆说文月刊社，1941.卫聚贤给郭沫若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卫聚贤同样十分敬重郭沫若，发掘工作有任何进展，他总是第一时间通知郭沫若。发掘结束后，两人共同承担着没有执照私自发掘的外界压力，难免更会生出惺惺相惜之意。

重庆北江汉墓发掘给郭沫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曾写下了大量的古体诗以纪其事，这在其考古生涯中是十分罕见的。在发掘汉墓的过程中，郭沫若收集了一批汉砖，亲自手拓或由夫人于立群手拓，题诗纪事，分赠卫聚贤、常任侠等人收存［5］郭沫若赠题诗拓本给常任侠之事，参见常任侠.永念考古学家郭沫若先生.考古，1982，（6）.。这些诗作多以“题汉某某砖”为题。《郭沫若全集》收录了16首，内容均涉及汉墓或汉砖［6］根据《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10卷中《叠鞭字韵题汉墓墓砖》《题延光砖五首》二文统计。。加上前文提到的桐油公司展览会出现过的那首名为《题昌利砖》的佚诗，总计有17首。郭沫若曾将一组延光砖拓片赠与卫聚贤，五张拓片上分别题有七言绝句一首，共计五首［7］拓片原貌参见曾凡模.郭沫若题《延光砖》组诗墨迹.四川文物，1989，（2）.。这组拓片如今被保存在重庆市博物馆，应该是卫聚贤的旧物，解放以后捐献给重庆市博物馆［8］卫聚贤捐献文物始末，参见卫月望.卫聚贤传略.收入《晋阳学刊》编辑部编.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这五首绝句后被收入《郭沫若全集》《考古编》，题名《题延光砖五首》。今据重庆博物馆收藏的拓本，录其诗于兹，以备典故：

其一：春色招人事远游，汉砖历历见墙头。农人只解围风雨，谁肯临池学沐猴。

其二：剔苔刮垢识延光，入土于今千载强。造作牢坚良不易，难禁骨白化尘黄。

其三：汉时此冢属官家，知是英雄抑馆娃。宝剑已残琴已断，空留坚甓向谁夸。

其四：甓上空余汉代钱，牢坚何补一牛眠。荷锄惆怅人归去，蔼蔼江头起暮烟。

其五：安帝南巡已道亡，汉家年号仍延光。倘来富贵终何有，化作民田艺稻梁［1］重庆博物馆拓本题诗与《郭沫若全集》所收《题延光砖五首》个别字句略有不同。《题延光砖五首》注云：“作者手稿中有一页‘清稿’，‘五首’原作‘五绝’，‘难禁’原作‘伴将’，‘参军’原作‘英雄’，‘向谁夸！’原作‘向谁夸？’录于此以见推敲之迹。”则重庆博物馆拓本题诗与“清稿”各别字句也略有不同，备录于此，更可见郭沫若反复推敲诗作之痕迹。。

通读《题延光砖五首》，可以发现其所反映的事实与《关于发现汉墓的经过》一文基本一致，可以相互印证。这组诗描写了郭沫若与卫聚贤共同发掘重庆江北汉墓的经历，不但有重要的文学价值，而且还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总之，重庆博物馆所藏郭沫若题诗汉砖拓本是郭沫若与卫聚贤曾经有过的学术友谊的重要见证。

三

郭沫若从日本回国之后，不但是学术圈的名流，更是文化界的明星；卫聚贤勤于著述，热衷于考古，因为与吴稚晖、于右任、孔祥熙关系密切，也是学术圈的活跃人物。应该说，他们相识的机会有很多，但两人能有真正相交的缘分，则离不开一个人——金祖同——卫聚贤和郭沫若共同的学生。

金祖同（1914—1955），字寿孙，笔名殷尘、且同，回族人［2］关于金祖同生平之研究，参见郭成美.回族学者金祖同.回族研究，2008，（2）.。原籍浙江嘉兴，其父金颂清，在上海经营“中国书店”，鲁迅、郑振铎、夏衍、施蛰存、阿英、叶灵凤、丁福保等人都是中国书店的常客，借此便利，金祖同与沪上的学者名流过从甚密。金祖同聪明好学，甲骨文、吐鲁番文书、考古、历史、伊斯兰教等领域均有所涉猎，成就不凡。追根溯源，卫聚贤与郭沫若对其学术生涯影响甚巨。

金祖同与卫聚贤相识更早一些，自民国二十四年起就已经追随卫聚贤在吴越地区访古、考古。1935年5 月26日，卫聚贤偕同夫人黄中英，与金祖同到江苏武进奄城访古。1935年9月至1936年3月，卫聚贤与金祖同曾三次到上海金山戚家墩访古。1936年3月21日，卫聚贤与金祖同、金性尧、张乃骥、张珩五人到苏州石湖访古。金性尧对这次访古记忆犹深，曾有过回忆［3］金性尧.故人坟树立秋风.读书，1993，（3）.。1936年5月31日，卫聚贤和金祖同与西湖博物馆合作，在杭州古荡试掘新石器时代遗址［4］卫聚贤.吴越考古汇志.说文月刊（第一卷合订本）.重庆说文月刊社，1940.。金祖同所著《金山访古记》是关于上海的第一部考古著作，揭开了上海考古史新的一页，这部书由钮永建题书名，叶恭绰、卫聚贤作序。卫聚贤发起建立吴越史地研究会之后，金祖同积极协助卫聚贤举办展览会，并撰写吴越文化的相关论文。卫聚贤创立《说文月刊》之后，金祖同是主要的编辑之一，他不但主编过多期《说文月刊》，而且撰写了大量的学术论文，也是重要的撰稿人之一。卫聚贤所从事的各项学术活动，始终伴随着金祖同的身影，他是卫聚贤最得力的助手，也是其最忠实的追随者和信仰者。金祖同丝毫不掩饰其对卫聚贤的崇敬之情，对卫氏的学术成就也不吝赞美之词：“自从卫聚贤先生在江南发现吴越的陶片，这才奠定了吴越史地研究的基础，作更进一步深一层的探讨……虽然我自己也是东南人，而对于卫聚贤先生，为吴越史地做着开山工作，筚路蓝缕，这种苦干精神，不懈不息，是很替我们江浙的缙绅先生，学者通人，惭愧无地的！”［5］殷尘.吴越疑义举例.说文月刊（第一卷合订本）.重庆说文月刊社，1940.在《学术的人格》一文中，金祖同将卫聚贤与法国考古学家布石都北堤氏（boucher de perthes）相提并论，认为卫聚贤发现江南新石器的意义与北堤氏发现欧洲旧石器的意义一样重大，他们都承受着正统派学术偏见的压力［1］殷尘.学术的人格.说文月刊（第一卷合订本）.重庆说文月刊社，1940.又注：石都北堤氏（boucher de perthes），今译作布歇·德·彼尔特，男，法国著名考古学家，生于1788年，卒于1868年。。金祖同的学术植根于卫聚贤的熏陶，与卫聚贤的师生情谊十分深厚。

金祖同与郭沫若的相识要略晚一些，二人结缘于甲骨文。1936年，金祖同东渡日本，跟随郭沫若学习甲骨文。郭沫若对此曾有记载：“金君祖同素嗜甲骨文字之学，搜讨唯勤，时有弋获。前年三四月间曾赍善斋所藏甲骨拓本凡二十册，亲至日本就余，朝夕过从，反复研商，甚足乐也。余曩所著《殷契粹编》，即系择辑善斋所藏之菁粹者而成，其得以成书固多赖祖同之协助。”［2］郭沫若.序《殷契遗珠》.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10卷）.郭沫若《殷契粹编》的成书离不开金祖同提供的甲骨文拓片，金祖同也利用结识郭沫若的机会，学习考释甲骨文。正是因为师从郭沫若，金祖同也成长为一名研究甲骨文的重要学者。金氏的三部甲骨文著作《甲骨文辨正》《殷契遗珠》《龟卜》，郭沫若均分别为之作序［3］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10卷）.，足见郭沫若对他的赏识与厚爱。也是因为郭金二人特殊的师生关系，金祖同在郭沫若从日本归国过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1937年郭沫若从日本归国在是当时较为轰动的大事，金氏亲自参与其事，并写下《鼎堂归国实录》一书予以披露，该书是研究郭沫若归国、上海抗日救亡运动以及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珍贵史料［4］《鼎堂归国实录》后改名为《郭沫若归国秘记》，署名殷尘，由上海言行出版社于1945年刊行。之后此书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之一，由中国书店于1988年重印出版。。郭沫若归国之后，金祖同还曾带着他的两个妹妹德娟、淑娟和侄女金颐拜见过郭氏。郭沫若归国三个月后，即离开上海转道香港去广州，之后又转移到重庆，但是金祖同与郭沫若的联系并没有因此而中断。金祖同编辑的《说文月刊》不时还能见到郭沫若的文章。

卫聚贤、郭沫若抵达重庆之后，金祖同一直密切关注着两位老师的动向，卫、郭二人发掘重庆北江汉墓的相关文章和报道的集结就是由金祖同完成的，刊发在《说文月刊》第三卷第四期《巴蜀文化》专号上，金祖同在这一期的编后语中说：“去年四月间卫聚贤郭沫若二师在陪都北涪地方发现汉墓丛，经发掘后所获明器甚多，于西南古代文化的研究上，获得了实物的证明，因有巴蜀史地研究会之组织；中间因发掘的权限问题不免与正统派的考古者有了龃龉，根据吾们在吴越研究的经验，可以知道这不过是一种‘文人相轻’的积习，和嫉视而已。在真正的学术研究上是毫无道理可言的。”金祖同身在上海，对远在重庆的两位老师的动向了如指掌，可见三人之间的联系依旧密切。

卫聚贤与郭沫若相识于何时何地？基于金祖同与郭沫若、卫聚贤的特殊关系，笔者认为郭沫若与卫聚贤的首次见面应该是在上海。1937年7月，郭沫若归国之后曾在上海羁留三个多月，在此期间金祖同有足够的时间将他的两位老师相互引见。1938年12月郭沫若抵达重庆，1939年10月卫聚贤亦转移到重庆，来年3月卫聚贤即与郭沫若发起建立巴蜀史地研究会，显然卫聚贤到重庆没多久就与郭沫若取得了联系。卫聚贤与郭沫若相识于上海，相交于重庆，这个推测应该是成立的。抗战胜利之后，郭沫若于1946年5月离开重庆，卫聚贤一直到1951年1月重庆解放之后才离开重庆寓居香港。总之，相同的考古兴趣、共同的学生金祖同，让卫聚贤与郭沫若相识相交，成就了民国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然而，不同的政治立场最终让卫聚贤与郭沫若分道扬镳。卫聚贤一生常与国民党元老为伍，郭沫若则是中国共产党文化战线上的领袖，他们的友谊离不开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历史背景，抗战胜利之后，随着国共和谈的破裂，他们的友谊也就此终结。郭、卫二人的这段学术交往也折射出那个特定时代的政治气候对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影响。（责编：樊誉）

作者简介：杨永康（1973—），男，山西芮城人，历史学博士，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史学史、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