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星（诸暨市史志办公室，浙江诸暨311800）



值得重视的旧志坊宅志
——以清光绪《诸暨县志》中的坊宅志为例

金星
（诸暨市史志办公室，浙江诸暨311800）

摘要本文以清光绪《诸暨县志》中的两卷坊宅志为例，着重说明旧志中的坊宅志不仅是记录一个地方重要历史遗迹的一份清单，也是后人寻访这些历史遗迹所在的一册很好的指南。倘若一个地方意欲对当地名人故居进行复原或重建，旧志坊宅志无疑可提供极大的帮助。坊宅志中隐藏着一些在其他文献中无法找到的颇有价值的历史线索；同时，坊宅志中所收录的一些名人诗文，对于一个地方来说，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旧志的这一做法，对我们现在的修志工作，也不无借鉴作用。

关键词光绪《诸暨县志》坊宅志历史遗迹历史线索名人诗文

地处浙江省中部偏北的诸暨是越国故地，西施故里，自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2）设县至今，虽经更名升州复县等变化，但一直未废，1989年撤县设市。诸暨纂修县志，最早见于史籍记载的是在北宋庆历年间，至清光绪《诸暨县志》刊行，历史上一共修纂过12次县志，但目前所能见到的旧志，仅康熙、乾隆、光绪三种。

清光绪《诸暨县志》又称《国朝三修诸暨县志》，始修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刊行于宣统三年（1911），由陈遹声、蒋洪藻编纂，共60卷。这部县志的卷四十一和卷四十二分别为《坊宅志一》和《坊宅志第二》。纂修者在《坊宅志一》开宗明义地表明设该志之由：“昔宋敏求作长安志，举凡坊市之曲折，第宅之兴废，总萃隐括，一一皆指其实。今仿其例，为坊宅志二卷。坊以举人为例，而贞烈之卓绝者亦载一二；宅以进士为例，文官三品以上、武官二品以上，有功业文章著述高行入列传者，虽布衣亦书焉。”［1］国朝三修诸暨县志（卷四十一）·坊宅志一.因系仿照宋敏求《长安志》之体例而纂，故这两卷坊宅志对当时诸暨县域范围内重要的历史陈迹，包括名人故里和故宅旧址所在方位、县城街巷位置及其名称来历、与历史名人有关的地名、村名、桥名的来历，乃至各地的市集所在等等，都一一搜罗了进去。近来，笔者因要查考本地一村名变更时间和原因，翻阅了这两卷坊宅志，结果有了不少意想不到的发现，因此深深感觉到，对旧志中的坊宅志应予足够的重视，其原因归纳起来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坊宅志不失为历史遗迹的寻访指南

由于坊宅志中对一个地域范围内的重要历史陈迹乃至名人宅第遗址的具体方位包括其周边或近旁参照物等均有所记述，因此它不仅是当地历史遗迹的一份清单，也是寻访这些历史遗迹所在地的一册很好的指南。倘若一个地方意欲对名人故居进行复原或重建，坊宅志无疑也可提供极大的帮助。光绪《诸暨县志》的两卷坊宅志（下文简称《坊宅志》）中就记述有古越城遗址和王冕故居及其隐居故宅。

1.古越城。据史籍记载，古越国先后在诸暨境内的埤中、大部、句乘三地建立过都城。光绪《诸暨县志》对“埤中”古越国都城遗址并无提及；对“句乘”，只是说“句践栖迹在二十六都句嵊山麓，相传为句践栖妻子处，今无所考”［1］国朝三修诸暨县志（卷四十一）·坊宅志一.；但是对“大部”则有这样的记述：“古越城在大部乡。洪亮吉东晋疆域志诸暨县注：法苑珠林于会稽塔寺下，称诸暨东北一百七里，大部乡有古越城。案今大部乡在县东，非东北。自县城至大部，无一百七里，遗址亦无可考。”［2］国朝三修诸暨县志（卷四十二）·坊宅志第二.

引文所说的“古越城在大部乡”，在清代经学家、文学家洪亮吉所撰的地理考据学著作《东晋疆域志》及唐代法师道世所编的佛教百科全书《法苑珠林》中皆有记述。大部乡在今枫桥镇靠县城方向一带。现在的枫桥镇依然保留有“大部弄”地名，只是原来的“大部弄”已更名为“青年街”。

《坊宅志》记载：“大部弄在五十一都五显桥东，去桥二十余丈为枫桥南市。大部乡界止于此弄。”［2］国朝三修诸暨县志（卷四十二）·坊宅志第二.如今，枫桥镇五显桥旧址仍存。古越城遗址虽已无可考，但根据古人逐水而居的习惯，考虑到昔日枫桥的繁盛一直胜于县城，而大部弄又紧靠枫桥闹市，再参照坊宅志中“自五显桥东至大部弄，隶大部乡”的记述，可以推想古越城遗址应在现在枫桥镇五显桥东原大部乡所属一片区域内。遗憾的是，迄今尚无考古发现可以佐证这一点。

《法苑珠林》关于“大部”的记载是这样的：“诸暨县，越旧都之地也……诸暨东北一百七里大部乡有古越城，周回三里。《地记》云，越之中叶，在此为都。骊宫别馆，遗基尚在。悉生豫樟，多在门阶之侧，行位相当，森疏可爱。风雨晦朔，犹闻钟磬之声。百姓至今多怀肃敬，其迹繁矣。”［3］钦定四库全书·法苑珠林（第51卷）.（P12）

由上可见，在诸暨的大部乡建有古越城，应是毋容置疑的。《地记》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任昉所编修。“骊宫别馆，遗基尚在”之句说明，任昉编修《地记》时，还可见到古越城遗迹；而“大部乡有古越城，周回三里”之句则说明，在道世在世的唐代，古越城遗址尚存。

2.王冕故居及其隐居故宅。元代著名画家、诗人、书法家王冕是诸暨枫桥人，字元章，一字元肃，号煮石山农。别号很多，有竹斋生、会稽山农、会稽外史、梅花屋主、九里先生、江南古客、江南野人、山阴野人、浮萍轩子、竹冠草人、梅叟、饭牛翁、煮石道者、闲散大夫、老龙、老村等等。对于王冕故居和隐居故宅，《坊宅志》记得十分明白：“郝山村在栎桥江东岸，自潼川太守王文炳舍小溪山宅，子孙散处，山农先生曾祖迁居郝山下。山农生长于斯，晚年始隐居九里山。今山下居民亦姓王，然非先生本支矣。”［2］国朝三修诸暨县志（卷四十二）·坊宅志第二.

郝山村现已并入枫桥镇栎桥村，但王冕旧居遗址尚在。2010年11月，诸暨市曾计划在此动工重建王冕故居。重建的王冕故居拟采用仿元代建筑，只是因种种原因，此事一直搁浅至今，现在只是在绍大线边上的栎桥村村口，多了一块“王冕故里”的刻石。

对于王冕晚年隐居地九里山的故宅，《坊宅志》亦有具体记载：“王元章故宅在九里山麓。元高士王冕自五十都郝山村隐居于此。案张辰王冕传：明师至九里，冕方卧病，重其名，與至山阴天章寺。今东安乡营盘去九里一里许，为明胡大海驻师处。由营盘至九里，由九里之天章寺，为明师攻郡城顺道。若冕居郡城，南至九里则非顺道矣。前说多误。”［1］国朝三修诸暨县志（卷四十二）·坊宅志第二.

九里山除了王冕隐居故宅，尚有王冕著书之庐梅花屋、读书之斋竹斋等，《坊宅志》中均记有其名并录有王冕自作之诗或其友人所撰之记。虽然这些建筑早已消失在历史的烟尘里，但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旧志坊宅志的记述，想象出一个大概。

现在的九里山属诸暨市枫桥镇先进村九里自然村，王冕隐居之处已建起几间黛瓦白墙的房屋，尚待进一步开发建设。

除此之外，许多诸暨名人的故居故宅遗址所在，《坊宅志》中均有记述，如范蠡故宅、西施故里和郑旦故里、陈老莲（即陈洪绶）故居和读书处、杨铁崖（即杨维桢）故宅及其读书的万卷楼等等。旧志对其位置所在及周边参照物皆有记述，使我们得以藉此基本确定其具体方位。在社会发展变化日新月异的今天，这些记述无疑更显得弥足珍贵。

二、坊宅志中隐藏着特有的历史线索

《坊宅志》中隐藏着一些在其他文献中无法找到的颇有价值的历史线索。

1.句践觅得西施的地点巫里。在人们的印象中，西施就是在诸暨城南苎萝山下的浣纱溪边被发现的。《與地志》说：“诸暨苎萝山，西施、郑旦所居，其方石乃晒纱处。”《十道志》载：“句践索美女以献吴王，得之诸暨苎萝山卖薪女曰西施。山下有浣纱石。”《吴越春秋·句践阴谋外传第九》载：“乃使相者国中，得苎萝山鬻薪之女曰西施郑旦，饰以罗榖，教以容步，习于土城，临于都巷，三年学服而献于吴”。但这些记载均未说明西施被觅得的具体位置。

《坊宅志》却清楚地指出，句践是在一个叫“巫里”的地方觅得美人西施的：“巫里在南门外。《越绝书》：巫里者，句践徙群巫出于一里。乐史《寰宇》记：诸暨县巫里，句践得西施之所。”［2］国朝三修诸暨县志（卷四十一）·坊宅志一.《越绝书》是记载我国早期吴越历史的重要典籍，乐史的《太平寰宇记》是考察北宋初期政区建置变迁的主要资料，两部书中皆记有“巫里”，《坊宅志》据此而记，应属可信。

以上有限的文字使我们了解到：句践觅得西施处非苎萝山下浣纱溪边，实为一名“巫里”的地方，且此地为巫者聚居地。只是“巫里”到底在诸暨古城南门外的哪个地点，现已无从查考。笔者曾就此问题查阅了相关典籍并请教了有关方家，得到的结论是，除了《坊宅志》及其提到的《越绝书》和《太平寰宇记》外，尚未见到别处有关于句践觅得西施是在“巫里”的记述。

2.梁武帝读书室。《坊宅志》记载：“梁武帝读书室在附三十四都光山下。《浙江通志》云：‘梁武帝读书堂在诸暨县永福寺，有砚水井。’《万历府志》则谓：‘梁武帝蓝陵人，生于秣陵，其读书于暨尚未有考云。’案：宋华镇诗‘六龙未入雍州日，曾负诗书卧白云’，盖咏此也。今寺尚存，堂与井并无可考。”［2］国朝三修诸暨县志（卷四十一）·坊宅志一.

查明万历《绍兴府志》，对梁武帝读书室的记述有二处，前后存在差异。在《古迹志一》中云：“诸暨梁武帝读书堂，在永福寺。有砚水井。宋华镇诗：‘六龙未入雍州日，曾负诗书卧白云。’按：武帝，兰陵人，而生于秣陵。其读书于暨，尚未及考云。”［3］（万历）绍兴府志点校本.宁波出版社，2012.（P214）而在《祠祀志三》中则云：“永福寺，在光山中。初名应国禅院，唐会昌间废，晋天福七年重建。内有梁武帝读书台、砚水井。”［1］（万历）绍兴府志点校本.宁波出版社，2012.（P452-453）前说抱存疑态度，后说又显得十分肯定。《坊宅志》所引华镇之诗则将梁武帝读书室锁定在了永福寺。华镇，会稽人，好学博古、工诗文，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进士，官至朝奉大夫。著作颇丰，有文集一百卷、会稽录一卷等，可惜均已散佚。永福寺在光绪《诸暨县志》刊行时尚存，当建在今诸暨市街亭镇境域内，现遗址无考。

3.岳飞与诸暨店口陈姓始祖之关系。《坊宅志》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有关南宋抗金名将岳飞与诸暨店口陈姓始祖之关系的记述。志中记载：“岳驻里在六十一都北界山阴天乐乡。相传店口陈氏始祖讳协者隐居白鹤山即长竟山，与岳忠武缔婚媾。忠武访之，驻军于此，故里由是得名焉。”［2］国朝三修诸暨县志（卷四十二）·坊宅志第二.由此可知，诸暨店口陈氏始祖陈协与岳飞是姻亲。很久以来，当地人包括店口陈协的后裔都视此为传说，直到2008年找到上海图书馆所藏的《义门陈氏宗谱》后，才知此事非虚。陈协的女儿是嫁给岳飞的三儿子岳霖为妻的。

陈协，字世勇，河南祥符（今开封）人，绍兴初年（1131）举进士，官至左朝议大夫，曾为岳飞参军，与岳飞同为抗金主战派。因其反对投降，故而遭到秦桧的排挤，被贬谪为金华令。陈协后来弃官隐居于今诸暨店口境内的白鹤山，岳飞就是在这位儿女亲家隐居店口的时候，特地来看他的。当陈协闻知岳飞遇害后，特题堂联一副，遥寄哀思。《坊宅志》记曰：“及忠武遇害，协题堂联曰：‘泥马澜回，小隐坐看河九曲。黄龙酒热，趋班犹梦月三更。’”［2］国朝三修诸暨县志（卷四十二）·坊宅志第二.

对陈协的隐居店口，《坊宅志》中亦有记载：“朝议第在六十一都白鹤山前（一名长竟山），宋左朝议大夫陈协隐居之所。协与岳忠武主匡复，忤桧旨，弃官家此，高宗赐理学名臣额。”［2］国朝三修诸暨县志（卷四十二）·坊宅志第二.陈协的朝议第如今早已遗迹全无，不过“岳驻”这一地名还保留着，在与店口交界的萧山地界。

三、坊宅志中收录的名人诗文是一地宝贵的人文财富

《坊宅志》所记不少古迹遗址和名人宅第后，均收录有名人之作，有不少是其他文献中鲜见的。这些诗文对一个地方来说，也是很宝贵的人文财富。

《坊宅志》中收录了皇帝的诗作。在志中“黄必先丙舍”后，收录有宋孝宗赵昚的《赐黄开归第》诗：“不德作民主，贤良在朕旁。普天夫子铎，仙籍桂花香。昔日燕山窦，今朝浣水黄。雁行常不乱，衣锦好还乡。”［3］国朝三修诸暨县志（卷四十二）·坊宅志一.（P214）

“黄必先丙舍”为黄开归田后所筑居宅。黄开八兄弟中有六人中进士，比之五代时燕山窦家五子登科更胜一筹，故尔宋孝宗有“昔日燕山窦，今朝浣水黄”之句。

志中更收录了不少文人的诗作。许多历史名人如王维、朱熹、赵忭、黄溍、吴莱、宋濂、徐渭、王思任、方孝孺、俞樾等等，均为诸暨留下过他们的诗文题额。其中，朱熹的《琴坞记》尤显珍贵。

《坊宅志》记曰：“琴坞里在六十都，宋侍御史屠道卜宅于此，榜其所居曰琴坞，后遂以名其地。”［2］国朝三修诸暨县志（卷四十二）·坊宅志第二.。南宋朱熹应退隐于此的侍御史屠道之请专门写过一篇《琴坞记》：

友人屠君天叙讳道者，以进士拜侍御史，辞疾归隐。素善琴，乃作轩于暨阳山麓，萧爽绝尘，入夜燕息，援琴鼓之。明月当户，光彩映发，神闲意寂。其资之者深矣，遂扁其居曰琴坞，请余记之。余闻声音之道与政通，故君子穷则寓其志以善其身，达则推其和以淑诸人。盖心和则声和，声和则政和，政和则物无不和矣。暨阳之邑多山，其居民淳厚，天叙能以古音道之，必有能听之者。是为记。淳熙五年四月甲申［1］国朝三修诸暨县志（卷四十二）·坊宅志第二。

朱熹曾数度到过诸暨枫桥，还曾因与枫桥全堂人杨文修畅谈理学而夜宿枫桥。其《琴坞记》中之谓“暨阳之邑多山，其居民淳厚，天叙能以古音道之，必有能听之者”，使人不由得联想到高山流水的故事，感受到他对诸暨人的良好印象。

不过，琴坞村已于2006年9月与另外四个村合并为“上畈”村。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后“琴坞”之名或许会渐渐被人遗忘。若当时能借朱熹《琴坞记》保留“琴坞”之名，应有助于当地历史文化气息的留存与延续。如此珍贵的人文财富，我们实应加以重视和利用。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朱熹的《琴坞记》除了《坊宅志》有收录外，其他地方很难找到。现在被认为是搜集保留了目前最为完整的朱熹所有著作的，是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的《朱子全书》（共2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2002年版第26册《朱子遗集》卷五辑录有《琴坞记》（见《朱子全书》第26册第793页）。文末的括注写得明明白白：光绪《诸暨县志》卷四十二（即光绪《诸暨县志·坊宅志第二》）。此即说明，《琴坞记》系辑录自《坊宅志》。编者还在文后专门加了一段按语如下：

《诸暨县志》卷四十二云：紫岩乡琴坞里在六十都，宋侍御史屠道卜宅于此，榜其所居曰琴坞，后遂以名其地。阮元宋御史屠公神道碑云：“……按谱：公讳道，字天叙，乾道五年进士。淳熙时历官御史，光宗朝与权贵论事不合，至绍熙三年以疾归，隐于暨阳之山。……枢密使刘正（按：当作留正）尝欲复起之，不可。抱琴携酒，徜徉山水间，号‘乐琴居士’，而名其地曰‘琴坞’，朱子为之记。”疑此记淳熙五年为绍熙五年之误［2］朱子全书（第26册）.2002.（P794）。

《坊宅志》中，还有黄溍为诸暨“先照楼”作的《先照楼》诗，宋濂为“新雨山房”撰写的《新雨山房记》及为“义门坊”作的《义门坊铭》，方孝孺为“味菜轩”撰写的《味菜轩记》，徐渭为“萃华轩”而作的《题萃华轩卷》诗，至于陈洪绶、王冕的诗文，更是多有收录。他们所记所咏之对象如今俱已湮灭不见，但通过这些诗文，我们可以遐思当年景象，生发出新的境像，甚至可以借此复原当初的人文景观，所以，它们无疑是十分宝贵的财富。

总之，对旧志坊宅志，我们不可等闲视之。在新修地方志的过程中，对于有相当历史积淀和人文底蕴的地方而言，参照旧志的做法增修坊宅志，是一件值得认真考虑的事。（责编：樊誉）

作者简介：金星（1963—），浙江诸暨人，浙江省诸暨市史志办公室编辑，研究方向为新方志编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