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鹏（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杭州310000）



关于《浙江省概况调查》的资料特色与文本价值

徐鹏
（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杭州310000）

摘要本文从《浙江省概况调查》的版式、编纂背景入手，在基于内容与体例的分析上，着重于该书资料特色与文本价值的提炼、探讨，认为其虽为一部在特殊时期利用二手资料（约占3/4）汇编而成的省情文献，但就书中资料搜集、实地调查的审慎度和丰富度而言，仍有可资借鉴、参考、探寻的史料价值。

关键词蒙尘资料汇编《浙江省概况调查》

目前，浙江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浙江通志》的编修工作，很多承编单位苦于民国资料的短缺而出现志稿中相关内容或语焉不详或避而不谈，造成些许遗憾。事实上，省级层面可资参考的民国史料除了现有的史籍志书、年鉴报刊外，仍有一部蒙尘的文献未被拭亮，即是《浙江省概况调查》。该书原件藏于浙江省档案馆［1］浙江省概况调查.1949年4月.档案号J013- 1- 5，浙江档案馆藏.，版式为平装、铅印、竖排，白色封面套红色彩印，单独成册，由浙江省筹（准）备委员会编，1949年4月成书，注明“参政材料，不得外传”，可见为内部出版物，并具有一定的涉密性质。那么，书中都记录了哪些内容，其特点与价值何在？笔者将结合渡江战役前的时代背景对文本进行深入研读，以期进一步探明《浙江省概况调查》的史料价值。

一、编纂背景

1949年春，全国解放战争胜利在望，中共中央一方面准备进行和平谈判，以早日结束战争，另一方面积极部署渡江作战任务，为解放全国作准备。是年2月，在第二次“贾汪会议”后，中共浙江省筹（准）备委员会在安徽蚌埠成立，谭启龙任副书记并“负责筹备接管浙江的组织实施，主要任务是进行浙江省情调研，并把华东局从山东调赴浙江的大批南下干部带到浙江，做好分配前干部的思想、组织工作……顺利地进行接管工作。”［2］中国共产党浙江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P560）“确定朱人俊［3］朱人俊，该书总纂，曾就读于上海大同大学与日本东京明治大学。渡江战役后，随同部队接管地方，曾任中共浙江省委准备委员会秘书处长等职。1979年调任浙江省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兼党委副书记。、陈成刚二同志为首组织调查研究室，调查并搜集有关浙江的各项材料。”［4］浙江省新四军研究会金萧分会.杨思一日记（金萧地区革命史料之一）.1997.（P452）同时，“省筹（准）备委员向华中工委、镇江地委、扬州市委、江南工委等多方收集有关浙江和杭州的敌情、社情资料，其中包括华东局社会部编写的《杭州概况调查》，还向浙东临工委发了电报，索求浙江全省大小城市的地图及全省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材料。”［1］中国共产党浙江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P562）在此基础上，众手成志。揆度以上记述，可以明晰三点：其一，《浙江省概况调查》是一部中央指导下成立机构由专人负责秘密展开的省情资料集结；其二，虽然迫于形势，仅用两个多月的时间仓促成稿，但资料仍较审慎可靠；其三，编纂目的主要是供南下干部熟悉浙江以便接管之用。

二、资料特色

《浙江省概况调查》共155页，计约23万字，分“行政区、人口、县一级组织机构”“经济”“全省交通金融文化”“各地区风俗习惯”4个部分以及附录、正误表与编后附语。其中“行政区、人口、县一级组织机构”设行政区的划分、人口统计、伪国名党县级党政机构3章；“经济”设矿产、浙江各县市主要特产品表、九大特产、工业4章；“全省交通金融文化”设交通、金融、文化教育3章；“各地区风俗习惯”设宁属、金严、台属、绍属、浙西5章。各章之下再分节，如“金融”包括银行、钱庄及银号、保险信托公司与仓库、合作事业，附浙江省银行概况，等等。

不难发现，该书编纂体例颇类志书，不仅各项内容“以类相从，按类编修”，而且严守省境、重视人物、文表配合，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一部省级简志。然就“横不缺项，纵不断线”这一要求而言，亦有不合志体之处，如杭、嘉、湖、温、丽、衢等地的风俗习惯无迹可寻，所载资料的时间断限上下不一；再则书前无凡例、地图，书名也不以“志”相称，等等。因此，笔者认为将其视为一部省级资料汇编更为妥当。

诚然，由于该书编纂时的特殊背景，其所蒐集的资料也着上了明显的时代印迹，呈现出非同以往的文本特色。

1.注明信息来源，辑录性的二手资料构成主要内容。

如前所述，《浙江省概况调查》是由浙江省准（筹）备委员会在1949年4月底浙江解放前利用各种现有和情报资料汇编而成的，因此来源较为广泛，包括年鉴、报纸、国民党党政机构与部分研究机构的材料，以及在浙地下党员、进步青年搜集提供的信息。概而言之，全书第二部分“经济”、第三部分“全省交通金融文化”的内容主要辑取自民国二十五年（1936）《中国经济年鉴》、民国三十七年（1948）《浙江经济年鉴》和民国二十二年（1933）《申报年鉴》，如矿产、金融、邮政、公路、电气，等等；部分源于报纸、杂志与政府材料，如“浙江省银行概况”摘自上海《金融日报》，“中学及职校”根据某杂志复员声中的浙江教育动态编纂而成，“纸类”采自浙江省政计会编印的《浙江之纸业》，“全省主要河流暨通航里程”依据浙江省水利局的资料，“浙江省桐油常年产量”来自浙江省银行经济研究室民国三十七年（1948）三月发表的数据；当然，“文化教育”部分中政治色彩较浓的“教育派别的剖析”系“干部队王普同志反映的材料”。可见，有关经济、交通、文化、教育方面的内容，该书还是以辑录国民党执政时期出版的书报或其部门资料为主，并详细注明出处，以求信息的准确性与真实性。

2.行文通俗易懂，俚语化的口述资料形成独特风格。

口述资料的运用是《浙江省概况调查》的一大显著特点，主要体现在第四部分“各地区风俗习惯”。事实上，这部分是全书自纂比例最高的内容，“大多是编者汇编先遣干部队同志的材料”撰写而成，在“编后附语”中也明确指出来源“有的是口述的”，因此多数应是秘密查访获取的信息。如描述宁波学界人物吴瑞庚“只知他对我党有些信任，因张忠华同志时常到他家去的，我只知他在忠义区势力很大，一般的学校商人以及土匪等有什么事，他能一句话，人民对他较有威信，（本人是地主）。”这段文字可以显见是口述采访记录的文字，甚至都没来得及整理成书面语言。同时，为了进一步贴近民情风俗，服务接管工作，全书整体行文通俗易懂，尤其是在书写各地民性特点、风俗习惯和避忌事项时，引用了大量方言俚语。如形容宁波商人虚荣势利的“只见衣衫不见人”“家里烧缸灶，外面充富豪”，唯利是图的“一个铜钱打开头”；讲到台州山区的禁忌，强调“在公共场所中不能正面看人家的妇女，不然就要遭殴打，一般有女人住的房子不准外人进入的”；写绍兴人送客坐船时“不能说‘你慢慢走’，应该叫‘顺风’”，还指出当地人“对有学问的人很尊敬……对字纸很重视，不能随便乱丢，老百姓会有‘敬惜字纸’的竹篓专门收集废纸，切忌用有字的纸作大便纸。”等等，其用语的俗俚色彩之浓重，常使人忍俊不禁。然而如此，也恰恰解决了部分文化水平不是特别高的南下干部尽快熟悉地方民情的燃眉之急。

3.注重人物调查，实用性的统计图表成为重要体裁。

重视人物的记述，是《浙江省概况调查》把“用”字放在第一位的又一表现。南下干部在接管浙江后，首先面对的是当地的各色人等，因此，哪些需要肃清、哪些需要统战、哪些需要团结，前期必须要有一个相对较为准确的材料。该书第四部分在分述风俗习惯后，附录有各地《主要人物简表》，包括姓名、别号、年龄、出身、籍贯、派系、简史、社会势力等要项，虽称“简表”却极尽详致，观其内容，应是先遣队或进步青年搜集所得，原浙江省社科院副院长、省方志办主任魏桥先生就曾参与过金属地区主要人物条目的撰写［1］在此特别感谢魏桥先生为笔者提供线索，并详细讲述编纂该书时的细节详情。当时魏桥先生正在金华中学就读，任高三毕业班学生兼《金中半月刊》总编、应变会主席等职。，所以确信无疑。这些被调查的对象主要为“党政军在朝与在野及特务头子、恶霸土劣、开明绅士”，表格记录多的达近百人，少的也有二十余人，其中尤详于“简史”与“社会势力”，措辞方面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如写吴兴双林“国民党工作队队长，双林区长，县政府财政科长”石敬民“善于投机，有手腕，为人阴险，在双林区范围内有相当势力”，但在特殊历史情境下亦不难理解。此外，为了便于读者利用，该书其他内容图表的占比也非常大，超50%以上，第一部分“行政区、人口、县一级组织机构”就是全部以图表的形式清晰展现了全省的行政区划分情况、人口数据与国民党县级党政机构，其内容也是在调查比较的基础上使用了最新的资料，如行政区是按1948年7月国民党划分的九区一市二直辖县，人口则是1947年的统计数据，等等。

4.直言成书仓促，全书资料只可做工作参考。

《浙江省概况调查》从资料搜集到编纂出版仅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因而其错讹与缺漏自然不可避免，在附语中编者亦以认真负责的态度说明：“单本材料是很不完善的：时间有早在十多年前的，也有最近的（陈旧的估最大多数）；来源有的是书报上的，有的是口述的；同时编写的是很多人合作，所以政治水平和语调也不一致。由于很多材料采自国民党的书报，虽改了一些，因时间的仓卒，尚有许多不妥的语气在内，所以只能作为参考，不能作为一切工作的依据。”因此，即便在当时如此强调阶级斗争的情况下，为了尽快服务接管工作，质量也只能让步于速度了。总体而言，书中较明显的错漏恰如编者指出的那样，由于资料来源众多且供稿者水平不一，仅靠后期几位编辑短时间的协调连缀，并未形成统贯全书的整体风格，如语体方面有报刊体、条目体、口述体、政府报告体；叙述人称多样，涵盖了第一、第二、第三人称；目录与内文标题不符；资料出处注明前后有出入；行文政治倾向明显但前后不一致，等等。毫无疑问，由于当时的种种限制，该书显然还没有来得及好好统校稿件，形成“政治上”统一可靠的资料以供行事依据。

三、文本价值

白驹过隙，作为在特殊时期编纂并具有一定涉密性质的省情文献，《浙江省概况调查》在当时的接管工作中起到多大作用现已不得而知，但不可否认的是，纵观书中内容，其汇聚史料之丰富，无疑给如今的我们留下一笔宝贵财富。相较而言，采集地方一手资料编纂而成的第四部分“各地区风俗习惯”价值更高些。

1.人物资料。

恰如前文所提到那样，注重对各色人物的载录是该书一大特点。经笔者粗略统计，近千人中身份涉及政界、军界、学界、商界、宗教界以及医生、律师、地主、流氓等等。事实上，上述人物在解放后的历史书写中几近消逝，因此书中所载为后世学术研究、编纂志书都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线索与资料。如在抗战时期做过六年嵊县县长的诸暨人方志超［1］孙殿伟.当过六年嵊县抗日县长的方志超小传.2015- 10- 10.http：//society.people.com.cn/n/2015/1010/c136657- 2768315 4.html，2015- 10- 15.，在文革中曾被划为“极右”分子含冤而死，后虽被平反，但在现下的一些文字中仍以讹传讹或以“极左”笔调将其描述成反革命分子，殊不知在《浙江省概况调查》的绍属《主要人物简表》中就有此人，且在社会势力中并未标注“叛徒”“反革命分子”“汉奸”等字样，仅说明其派系与任职简史。由于当时对地方人物的调查秘密而审慎，因此该书的记录为恰当地评判一个历史人物提供了较为可信的佐证。此外，即便是“黑暗系”的流氓、帮派人物，研究帮会史的学者也可以从中找到有价值的信息，如在记述余姚的三大帮会系统时，不仅有文字说明各派的兴衰简史，还用图表详列其势力范围、人数及主要人物的姓名与存亡情况，是难得的史料。

2.佛教资料。

由于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这些参与调查的先遣队员或进步青年对地方民众封建迷信观念之浓厚，无不大加批判，特别是有关求神拜佛的习俗，认为是极其愚昧的行为，佛院寺庙是藏污纳垢、需要重点改造的地方。为了印证上述观点，书中与佛教相关的内容记载尤详，如宁属的供稿者就概括了该地区“四多特点”——和尚尼姑多、庵堂寺院多、金箔锡箔多、吃素念佛多，可见此地佛教之兴盛，同时还备载宁属各大著名寺院之地理方位、形制规模、风景名胜与僧侣人数，解放前宁波地区的佛寺及僧众状况一览无余。有意思的是，也正因为寺院、僧侣和信徒众多，带动了地方佛事用品产业的繁荣，“浙江依靠迷信职业生活者不下数十万（如僧、道、巫、卜及纸箔、香烛等手工业）”，“绍兴有‘箔半城’之称，直接间接依持它为生的有数万人”，“纸箔类销路很好，蜡烛、香是家家必备品”等等，借此反倒可以梳理出一个民国时期浙江佛教产业链的清晰轮廓，资料有趣而珍贵。

3.风俗民情资料。

《浙江省概况调查》记述各地风俗民情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是以批判性的“陋俗”为主。如记金严地区的人好赌“每县靠赌吃饭度日有四五千之多”；台属地区“重男轻女之风尚存，特别是山区，生下女孩即被溺死的事情常有，婚姻制度基本上还是买卖式的”，天台、仙居两县宗族观念很强“两族械斗每常发生”；浙西地区“一般农人家中多领童养媳……常常虐待，视如婢女”，“还有典妻制度”；宁属地区之人普遍“重商轻农”、“见利忘义”；绍属地区则山民“强悍好斗”，师爷“唯利是图”，还详细载录了当地特殊人群“惰民”的起源、分布、习性、职业、历史地位等等。上述风俗民情，如今已基本不复再现，但很多内容却成为目前社会史、经济史、妇女史甚至人类学研究的重要素材。与此同时，在对民性的分析上，书中所述则相对客观。如宁波商人，既言其“投机取巧”“阳奉阴违”的行事风格，亦肯定其“肯埋头苦干，忍耐吃亏，迁就勤劳”，“模仿性强，有接收新事物的精神”，“对外团结，各处大城市里都有宁波同乡会之组织”，“交际手段很好”等，而这些内容恰也是后世总结“宁波帮”精神的核心要点。

4.其他社会资料。

由于《浙江省概况调查》的主要受众是接管浙江的南下干部，因而这本带有工作指南性质的汇编资料，必然会涉及地方的避忌、称呼及方言等基础性社会资料，以便进一步开展工作。尤其是忌讳的事项，各地均有详细记载，特别是有别于北方的生活习惯。如“大便一定要找厕所，不能和北方一样，顺着脚在野外拉”，“妇女洗脚不要跟男人一个脚盆，晒女裤不能跟男裤在一起，亦不能晒的太高”，“灶上除饭食器具外不放别的东西”等等。金严地区还着重提到“怕兵是群众的普遍心理，尤其是北方兵，言语不懂，原因由于过去1927年军阀孙传芳失败时在该处强奸掳掠、无所不至，同时迭次军阀战争中群众均遭了殃、吃了亏，仇恨很深，一味的打北佬成为全省的一致行动。”以上提醒对于刚到浙江的南下干部而言，不啻为工作箴言。当然，这些看似俗俚化的书写确也包涵了许多真实且动人的历史信息，反映出我党在接管浙江前为了让当地老百姓切实感受不同以往的新时代而做出的努力。有所不同的是，书中对各地方言却从语音和语法角度做了较为专业的描述，如台属地区“语言基本上是吴语系中渗入了一些闽语系（成分不大，没有温州那么多）。发音中摩擦音卷舌音很少，多唇音与鼻音，还有俚语很多是不合文字组织的。”这种相对学理化的资料对研究方言的演变发展自然有更高的价值。同时，为了保持与各个阶层人士的良好沟通，除在各地风俗中提及称呼外，还在书中附录《浙江一般可以应用的称呼》，分阶层、分性别、分年龄，一一注明，是民俗史的好资料。

除却上述所及，《浙江省概况调查》还汇聚了很多不同来源的资料，虽然这些民国文献仍可见到，但集在一起亦有方便之处，至少可为现下的修志提供查寻的线索。因此，即便大部分非一手资料，该书的编纂者依然为我们呈现了不失全面的浙江概况，聚焦抗战结束到解放前的这段纷扰岁月，浙江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满目疮痍、历历可数，或许这就是一部肩负特殊使命的书籍尚未消融的历史意义！

（责编：高生记）

作者简介：徐鹏（1979—），女，浙江永嘉人，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地方史志、性别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