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运威（吉林大学文学院，长春130012）



博采众家创新体例
——论清代方志学家杨芳灿

杜运威
（吉林大学文学院，长春130012）

摘要杨芳灿是清代乾嘉时期著名方志学家，编有《灵州志迹》、《四川通志》等，现从《芙蓉山馆志序存稿》中发现数条材料，证明嘉庆《南溪县志》亦为其所作。在编撰地方志上，芳灿博采众家，融通古今，注重体例架构的精细与创新。他将杂传分入职官、人物志的方法，解决了杂传人物褒贬问题；将艺文志散入其他门类，解决艺文志长篇累牍及与经籍志重复的问题。

关键词杨芳灿《灵州志迹》《四川通志》《南溪县志》

杨芳灿（1753—1815），字蓉裳，江苏金匮（今无锡）人，清代乾嘉时期诗词人、方志学家。芳灿年轻时治学严谨认真，受江西杨桐舫赏识，入四库馆校勘书籍［1］（清）杨芳灿编.余一鳌续编.杨蓉裳先生年谱［M］.周和平主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P32）。乾隆四十二年（1777）拔贡生，为官甘肃伏羌，因平定回民暴动，“以功擢知灵州”［2］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卷七十二［M］.中华书局，1987.（P5953）。灵州任职间，编撰本地第一部方志《灵州志迹》。后因其弟杨揆为甘肃布政使，例应回避，入京师为户部员外郎。嘉庆六年（1801），举为《会典》馆纂修，对典章礼仪之事颇为熟悉。晚年主讲衢杭及关中书院数年，并入蜀修《四川通志》，主讲锦江书院。修通志期间，又代纂《南溪县志》。另有各地方志序文30余篇。杨芳灿编纂方志“知轻重、识大体”［3］（清）杨芳灿监修.（清）郭楷纂修.灵武县县志办公室整理.嘉庆灵州志迹校注［M］.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P2-3），是清代方志学领域重要人物。

一、修志思想与体例创新

受考据派及常州学术的共同影响，芳灿在编志思想上逐步形成重视考证源流，并“融通致用”的基本观点。既保证所载之事力求凝练准确，又特别重视对当今社会的借鉴参照作用。具体操作中，在广泛吸收前人优点基础上，适当精简条目，局部创新体例。

（一）博采众家，融通古今

乾嘉时期，方志学蔚然称盛。大体有三派：章学诚派将方志与作史并重；考据学派，主张地方志应重考证源流，重古薄今，如戴震、洪亮吉、孙星衍等；其他封建集团，达官贵人，多聘请博学大儒，记载地方特色。杨芳灿受到章学诚方志学影响较大，嘉庆《四川通志·凡例》（下文《四川通志》未特殊说明者皆为嘉庆杨芳灿本。）载称：“志有传，仿史也”，志乃“史家之体”。“尝论作省郡州县志有史家之二体，天文、舆地、食货、官师诸门，此史家之志体也。人物一志，则史家之传体也”［1］（清）杨芳灿.芙蓉山馆志序存稿［M］.文清阁编.稀见清人别集百种.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P618）。认为撰地方志即如作史。当然，他也吸收考据学派辩证源流的优秀因子。通志凡例云：“古迹非仅供游览，实为论世考地之资。如都邑废城，郡县旧治，虽名存实亡，咸一一登载，至先民里居、别墅故址，其有关于观感者，胥搜访而详着之。”在体例方面模仿史书，但具体地理沿革，仍要考证精确，且“其例当准诸史”，无怪芳灿有“盖闻作史莫难于志，而志地里为尤难”［2］（清）杨芳灿监修.（清）郭楷纂修.灵武县县志办公室整理.嘉庆灵州志迹校注［M］.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P4）的感慨。

杨芳灿生长于常州府金匮县，受常州学术“尚融通求致用”思想影响较大。“在庄存与与李兆洛等人身上所洋溢的‘通儒’气派，不仅表现为消除学术畛域，消除门户之见，而且也意味着不墨守陈规旧套，寓创新于会通。”［3］曹虹.论清代江南文化圈中的常州学风［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1996，（1）.（P56）他在编方志过程中不为乾嘉学风左右，融合各派别之长，体例上模仿著史，在地理沿革方面注重考证，其他方面注重地域性特色，不作流俗之论。《复顾如圃明府》信中他明言：方志应“搜罗故实，辩章旧闻，……古辙今风，旁搜博采”［4］（清）杨芳灿.芙蓉山馆尺牍（抄本）［M］.无锡图书馆藏.（卷十五）。“故实”“旧闻”云云，并不是将目光锁在过去，相反，他尤其注重“叙述近事”，《复方有堂方伯》：“此次续修通志，总以采访近事为主，……考古非难，叙述近事为难，高明当洞鉴其本末也。”［4］（清）杨芳灿.芙蓉山馆尺牍（抄本）［M］.无锡图书馆藏.（卷十四）在杨芳灿看来，修志过程中，考证古事是比较容易的，如何恰当记载近闻时事才是修志的重、难点。

（二）条理清晰，内容丰富

杨芳灿编纂方志条理清晰，一目了然，且内容丰富，详细博奥。编纂体例上模仿《大清一统志》，但在一些细微之处因地制宜、颇有亮点。

第一，条理清晰，一目了然。每门志前皆有小序，如《灵州志·地里山川志序》：“禹贡九州皆山川定疆理，盖郡国有时改移，山川千古不易也。……观是编者，一览在目矣。”《四川通志·学校志序》：“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所谓礼意风猷，乐情膏润者，良可记也。志学校。”如此安排的理由是：“详述古今因革损益之宜，阅者可以一览了然。”［1］（清）杨芳灿.芙蓉山馆志序存稿［M］.文清阁编.稀见清人别集百种.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P611）

第二，内容丰富、博奥详细。宁夏地处西北，历来方志较少，据高树榆统计，现存宁夏方志34种，清代19种［5］高树榆.宁夏方志评述［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1993，（3）.。一部《灵州志迹》四卷十八门类，内容涉及历代沿革表、地里山川、人物乡献、艺文等多方面，在宁夏地方志中是十分详细的。同样，《四川省地方志联合目录》中载清代四川地方志有460余种，其中“包罗全省各地区自然、社会千态万状事物的记录，可供所有市、州、县参考借鉴的，莫过于清嘉庆《四川通志》”［6］张秀熟.重印清嘉庆《四川通志》序.（清）常明.杨芳灿等纂修.四川通志［M］.巴蜀书社，1984.（P8）。

第三，编目体例的创新。康熙十一年，皇帝“诏天下直省、府、州、县咸修辑志书，于是直省有司各设馆，饩集高才生以从事”［7］（清）张九征.镇江府志序.（清）高得贵修，张九征等纂.（康熙）镇江府志［M］.康熙十三年（1674）刻本.，《大清一统志》开始纂修。后在雍正、乾隆、嘉庆君王推崇下，全国一度掀起纂志热潮。出于采集服务的目的，纂修体例多仿《一统志》，但在实际操作中杨芳灿改动甚大。据统计，嘉庆《四川通志》在《一统志》6门21类基础上增加到12门68类，门类增加6种，子目增加47种。与康熙本36卷36类，雍正本47卷49不分门类相比，不仅篇幅内容相形见绌，而且体例也不如嘉庆本合理清晰。但在门类内容撰写上，芳灿趋于保守，如“经籍志……其评隲之语，悉遵提要，其书未经采入四库者，照《四库全书存目》之例，祗载其人”［1］（清）杨芳灿.芙蓉山馆志序存稿［M］.文清阁编.稀见清人别集百种.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P606-607），创新意识稍有不足。

二、修志概要与特点分析

（一）《灵州志迹》的开拓与创获

《灵州志迹》乃首部灵州方志，杨芳灿开拓之举功不可没。任灵州知州间，他“案牍余暇，网罗史籍，搜采方志。每苦记载繁多，见闻互异，五阅寒暑，未能卒业”［1］（清）杨芳灿监修.（清）郭楷纂修.灵武县县志办公室整理.嘉庆灵州志迹校注［M］.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P4）。谈其难处云：“从来事之出于因者易，出于创者则难，况乎为一邑之志。……欲勒成一书，信今传后，不亦戛戛乎其难哉……而欲网罗遗佚，使数千年废坠之迹，裒然成帙，此尤其难焉者也。”［2］（清）杨芳灿.彭县志序.（清）王钟钫纂.彭县志［M］.嘉庆十九年（1814）刻本.郭楷在杨芳灿“粗立条理，抄撮成编”的基础上，“删其烦复，益其疏漏……凡再易稿，而书始成”（郭序）。《灵州志迹》有重要史料价值。经济上，如卷二《盐法茶法》：“旧盐井二百眼……捞盐六万一千四百四十石”。给朝廷缴纳大量盐税。后附有《历代盐法》，详细记录各朝产盐、销盐、缴税情况，为研究灵州历史盐业提供可靠数据。文学上，卷四艺文志载杨芳灿、郭楷、石渠、周为汉、侯士骧、杨承宪等人的唱和诗，西北地域文化较弱，而杨芳灿周围聚集了一批朋友、学生，他们组社吟诗，诗酒唱和，在灵州地域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政治军事上，如西夏战事资料的记载等，为研究宋元边境文化提供参考。凡此成就的取得与杨芳灿的辛勤付出是分不开的。

（二）《四川通志》人物志、艺文志的改革

杨芳灿在修订嘉庆《四川通志》前，仔细参考了雍正、乾隆版的《四川通志》，其“先将旧志详加默勘，并据现在所有书籍，先为考证”［3］（清）杨芳灿.芙蓉山馆尺牍（抄本）［M］.无锡图书馆藏.（卷十四）（《致董观桥中丞》），发现旧志诸多不足，如其中人物一条，“以古来大人物史家有传者，宜详加编录，旧志未免失之简略”［3］（清）杨芳灿.芙蓉山馆尺牍（抄本）［M］.无锡图书馆藏.（卷十五）（《复瞿茵亭明府》）。而人物、职官、杂传门类有存在褒贬问题：“人物一志，则史家之传体也。史家于官位隆赫、事迹昭著者，垂为列传，志亦宜然。惟史传美恶并列，以示褒贬，志则有褒而无贬，其例稍别耳”［4］（清）杨芳灿.芙蓉山馆志序存稿［M］.文清阁编.稀见清人别集百种.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P618）。针对人物志褒贬问题，芳灿与谭光祐、陈若霖有商榷，其在《分致谭、陈》信中云：

“拟将杂传编入杂类志，今细思之，于体例究未协，此系列传之体，仍应分缀职官、人物之末，为是其板心两字标目之处上写职官，下写杂传，人物亦然，不必泥定人物为褒词。昔人云臧否人物，兼臧与否，而言之则知人物二字为笼统之词也，再此传应列于职官人物之末，以终其局，至国朝职官人物均别为一编，亦不相妨碍，愚见如此，尚祈高明裁定酌之。”［3］（清）杨芳灿.芙蓉山馆尺牍（抄本）［M］.无锡图书馆藏.（卷十六）

将杂传类分别派入职官、人物之末，就很好的解决了杂传人物褒贬的问题。此为《四川通志》独特之处。

针对灵州、南溪这类州、县地区方志，杨芳灿认为“惟是一州一县著作之家，寥寥无几，即仅纪其篇目，则荒僻之邑，概付阙如”［5］（清）胡之富.南溪县志·卷九［M］.嘉庆十八年（1813）刻本.。因此，《灵州志迹》《南溪县志》中艺文志几乎全文录用名篇名作。而《四川通志》二百余卷巨著，若单独设艺文志一门，则全省名家辈出，若全文录其名作，则卷帙浩繁，殊为不便。若“按班史艺文志，即后代史书之经籍志也，其例不过条其篇目，撮其指意而已……若以经籍、艺文分为二门，经籍志载诸书篇目及撰人名氏，艺文志载诗古文辞，则意义复沓，更非古例矣”［1］（清）杨芳灿.芙蓉山馆志序存稿［M］.文清阁编.稀见清人别集百种.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P605-606）。芳灿于《四川通志》中特设立经籍志一门，记载著述情况。诗古文辞，则散见于各门。“如赋都邑者，即附于都邑；咏山川者，即附于山川；怀古迹者，即附于古迹”［1］（清）杨芳灿.芙蓉山馆志序存稿［M］.文清阁编.稀见清人别集百种.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P606）。这样的变通既解决了州、县志与省志之间的矛盾问题，也解决了经籍志与艺文志冲突的问题，可谓一箭双雕。

（三）《南溪县志》作者考辨

嘉庆本《南溪县志》署名胡之富，实则杨芳灿撰。证据如下：首先，署名胡之富的《南溪县志序》实为杨芳灿所作，见收于《稀见清人别集百种》杨芳灿《芙蓉山馆志序存稿》［1］（清）杨芳灿.芙蓉山馆志序存稿［M］.文清阁编.稀见清人别集百种.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中。不仅如此，《南溪县志》中的发凡、附列四条等多篇文章，皆为杨芳灿执笔［1］（清）杨芳灿.芙蓉山馆志序存稿［M］.文清阁编.稀见清人别集百种.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P610-624）。作为收入杨氏家谱中的文章，其可靠性值得肯定。胡之富，字桂浦，江苏武进人，嘉庆十年任南溪知县。其生平资料不详，亦未见诗文及相关修志事迹，作者云云或是挂知县之名而非实际操刀者。其次，仔细对比《南溪县志》每门志前小序，如《食货志序》《疆域志序》《建置志序》等，与《芙蓉山馆志序存稿》中所收各门类小序十余篇完全相同，一字不差。足以证明芳灿参与纂修。第三，杨芳灿自嘉庆十三年九月起程赴关中（《九月廿四日与梦湘书》），十四、十五年主讲关中书院，十六年开始纂修《四川通志》，二十年通志竣工［2］杜运威.杨芳灿及其诗词研究［D］.宁夏大学，2014.（P95-97）。而《南溪县志》刻于嘉庆十七年，期间芳灿常驻四川，有足够的时间完成县志。且内侄余一鳌跋云：“公（芳灿）……聘修通志，于时各州县并有修志之举，以公为宗匠，皆就正焉。”就所存史料仅见通志和《南溪县志》多篇未刊稿。芳灿纂修县志应确信无疑。第四，对比《南溪县志》的体例、内容，乃至具体格式，几与《灵州志迹》相似。此处不再罗列原文。总之，不管《南溪县志》的具体正文是胡之富，还是包字所纂，作者之列理当有杨芳灿一席。

综上所述，杨芳灿“博采众家，融通古今”的修志思想，使得《四川通志》的修撰取得圆满成功。其志书体例方面的大胆创新，使方志结构上更加条理清晰。将杂传派入职官、人物志的方法，很好的解决了古来杂传人物褒贬的问题。按诗词歌赋描写的内容，将艺文志分别编入其他门类，解决了艺文志长篇累牍及与经籍志重复的问题。在州、县志领域，《灵州志迹》《南溪县志》不落窠臼，内容丰富博奥，在地方文献上具有重要史料价值。因此，杨芳灿不失为清代乾嘉时期著名方志学家。（责编：张佳琪）

作者简介：杜运威（1989—），男，江苏连云港人，吉林大学文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