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海轩（晋城市地方志办公室，晋城048000）



关注行政区划撤销后的修志工作

秦海轩
（晋城市地方志办公室，晋城048000）

摘要在当今盛世修志的大潮中，作者主持完成晋城市的两轮修志任务。先后主编10多部市志、县志和地情资料书。在主编的各类志书中，值得关注的是主编《晋城县志》和《晋东南地区志》，因这两部志书是在其行政区划撤销多年后才开始编修的，具有特殊的修志意义。

关键词行政区划撤销修志

一、主持编修《晋城县志》

晋城县始建于秦汉，唐之前称高都县或阳阿县，唐代始称晋城县。清雍正六年设泽州府，治所晋城，晋城县改称凤台县，辛亥革命后复称晋城县。晋城历为三晋巨邑，州府节镇之治所，一直是山西的名县、大县，在历史上留有光辉灿烂的一页。1983年，晋城撤县改市。1985年实行市管县体制改革，晋城又升格为省辖地级市，原晋城县（市）辖区划分为城区和郊区。至此，历史悠久的晋城县就消失了。1996年，晋城市郊区又改建为泽州县。但无论城区、郊区还是泽州县，都是晋城县这块古老的土地的延续和发展。如果不把晋城县的历史完整地记载下来，现在的城区、泽州县岂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基于这样的理念，我才蒙生了编修《晋城县志》的想法。

1996年，在开始编修《晋城市志》时，我就开始了《晋城县志》的准备工作。《晋城市志》是记载晋城市管辖的城区、泽州县、阳城县、高平市、沁水县和陵川县等6个县（市、区）的历史和现状，而《晋城县志》是记述城区和郊区分设之前晋城县的历史，不把晋城县的历史底子搞清楚，怎么能编修好《晋城市志》呢？这两项编修业务是相辅相成的，且资料可以互补共享。

于是，我就协调联系晋城市及城区和泽州县政府领导，使三方领导达成共识，成立了以市领导为主，城区和泽州县有关人员参加的晋城县志编纂委员会，负责协调编修工作，落实业务经费。并成立了以晋城市地方志办公室为主，联合城区和泽州县史志办公室的晋城县志编纂办公室。组织机构形成后，我又物色原晋城县的老领导，熟悉晋城县情且热爱修志工作的文化人参加修志工作。各项准备工作就绪后，就正式展开了《晋城县志》的编修工作。

晋城县已撤销10多年了，机构变革，人事沧桑，资料散失，档案无着，编修工作的困难可想而知。晋城市委党校原校长王守信，原晋城县志办主任侯生哲、晋城文化名人栗守田、马甫平等编修人员硬凭着对历史负责，对社会负责，对后人负责的态度，克服种种困难，不讲待遇条件，不畏严寒酷暑，搞外调、找档案，查史籍，想尽一切办法，征集各方史料。通过多方努力，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就完成了200多万字的初稿。经省内外的专家学者评审后，又经一年多时间的修改定稿。于1999年6月，编修工作告竣，110多万字的《晋城县志》由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因《晋城县志》是在晋城县撤销10多年后编修成的，社会反响较大。地方志专家曹振武先生称：“此举全省第一，全国罕见”，是为晋城办了一件“利今世惠后人”的善事。此项工作因多种原因，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总算是做了一件弥补历史空白的事业，保存和抢救了一批重要的历史资料。是非功过自待后人评说。

二、主编《晋东南地区志》

晋东南古称上党，因“其地极高，与天为党，故曰上党”，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晋东南地区是1949年9月建立的山西省辖的行政区划，初称长治地区，总面积23386平方公里。1985年实行市管县体制改革，撤销晋东南地区，其辖区分属长治、晋城两个省辖市。

晋东南地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做出过巨大贡献，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过辉煌的业绩，留下了丰厚的经济基础，灿烂的文化和宝贵的历史经验。晋东南地区撤销后，作为一个行政区划，已逐渐在人们的思维中消失，留下的仅是个地域概念。晋东南地区大量的历史资料，珍贵的文化遗存，仅散见于有关市县的志书中，没有一个完整、全面、系统的记述和总结，形成了晋东南地区史志记述的空白。如果任由这种现象继续下去，将留下无法弥补的历史遗憾，更愧对曾经为之奋斗、牺牲、创造出灿烂文明的晋东南先人。由此，我便萌生了编修《晋东南地区志》的念头。完成晋城市的第二轮修志任务后，我已到了退休年龄，但史志工作者的责任和使命，让我编修《晋东南地区志》的愿望有增无减，成了一大心愿。晋城市委原常委、宣传部长赵魁元、晋城市委党校原校长王守信和许多曾在晋东南地区工作过的老同志都很支持我的想法。我曾和赵魁元、王守信等老领导多次探讨《晋东南地区志》的编修设想。正愁于难以启动之时，李茂盛出任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茂盛主任是沁水县人，对晋东南地区有割舍不断的情感，又是知名的史志专家，深知修志的重要，我向他汇报《晋东南地区志》的编修设想时，一拍即合。在他的组织协调下，很快成立了以省人大常务副主任申联彬（曾任过晋东南地区的团委书记、长治市市长、晋城市委书记）为主任，李茂盛和长治、晋城两市的领导为副主任的《晋东南地区志》编纂委员会。聘请白清才、王绣锦、李振华、范堆相、扆耀光、李玉瑧、成葆德等10多位曾在晋东南地委任职的老领导为顾问。经研究，成立了我为编辑部主任，长治市志办副主任马书岐为副主任的编辑部，负责具体编纂工作。茂盛主任多次到长治、晋城找主要领导落实协调编修经费，启动编纂工作。

2012年5月21日，在太原召开了《晋东南地区志》编修工作会议，李茂盛主持会议，宣布启动《晋东南地区志》编修工作。省政协副主席张茂才出席会议，强调了编修《晋东南地区志》的紧迫性和重要性。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李玉明出席会议，他从修志存史、资政育人的角度阐述了编修工作的现实意义。省地方志办公室和长治晋城两市的有关领导及主要编纂人员出席会议，会议通过了《晋东南地区志》的编修方案和编写计划。

晋东南地区已撤销30多年，现在修志并无提供资料的主体单位，查找史料真如大海捞针。编纂人员通过查阅档案，征集长治、晋城两市及所属各县的志书和党史资料，参考省里已出版的史志书籍，实地调查采访原在晋东南地区工作的老领导，记录口述资料，把片片段段的史料归纳梳理，编辑成册。晋东南地区的档案，由于存放时间太久，受各种防腐防蛀剂的腐蚀，使查档人员身上起了一片片的红斑，正是数伏天，出汗后疼痒难耐，10多名查档人员硬是克服种种困难，完成了查阅档案的任务。

为确保史料的准确性，有时为核实一件史实，编辑人员不惜千辛万苦，顺藤摸瓜找当事人查实。如：晋东南地委、行署的办公大楼是当时晋东南地区的标志性建筑，可查遍档案也没有找到其详细资料。王守信通过各种关系才找到当时分管基建的副秘书长冯先林，才找到原始记录，弄清了地委大楼的建筑面积、占地面积、建筑规模、建筑材料等方面的详细资料。再如：“文革”时期晋东南发生了多起恶性案件，有些一直是疑案、无头案，通过调查采访，找到当事人才弄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对这些事件才有个确切的记载。

在篇目设计方面，考虑到时隔30年之后修志，详细资料的欠缺，采用大篇章体结构。每章前有个小序，追溯该事物的发端及发展和概况，以现本章全貌。又考虑到晋东南及古上党地区，是一个特殊的地理环境，历史上发生过许多惊天动地的大事件，涌现出了许多杰出的人物，在史志书籍里还没有个完整的记述，故把综述、大事记、人物部分的上限延至有史记载，下限至1985年，以现晋东南历史的概貌。其余各章节的主体内容，均上限1949年长治地区建立，下限1985年晋东南地区撤销。

《晋东南地区志》的编修工作，在李茂盛主任指导下，进展比较顺利。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工作就写出大部分初稿。带着这些初稿，我们先后拜访了原晋东南地区老领导，一方面征求意见，一方面征集相关资料。首先拜访了原晋东南地委书记、百岁老人王绣锦，并请王老为《晋东南地区志》作序，王老欣然应诺。随后还拜访了原晋东南行署专员李振华、扆耀光，老专员都很关心《晋东南地区志》的编修工作，认真审阅相关稿件，提供手头的有关资料。还拜访了原晋东南地委副书记邢德勇，原晋东南地委宣传部长成葆德，原晋东南地区文化局长李才旺，原晋东南地委副秘书长刘振刚、王守信、乔随根等，他们对编修工作都提出了宝贵的意见，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征求各方面意见后，对初稿进行了反复的补充修改，于2014年初完成了送审稿，呈送省地方志办公室专家学者进行评审。并给编委会主任申联彬送去评审稿，征求其对编辑和评审工作的意见。在申联彬主任的关心支持下认真开展了评审定稿工作。2015年6月终于完成了修改定稿任务。

《晋东南地区志》的编修工作历时四年，终将告竣，回顾艰难的工作历程，真是酸甜苦辣，五味杂陈。值得欣慰的是，此举填补了晋东南地区有区无志的空白，了结了许多晋东南人的史志情结，为山西省地方志的完整作出了贡献。

三、行政区划撤销后的修志之难

改革开放以来，各地的行政区划有了重大变化，如：市管县、撤县设市、撤乡并镇、县改区、新设县区等。新方志工作开展以来，一些地方志机构只注重新设区划的修志工作，而原来存在几百年上千年的行政区因区划撤销，修志工作无人问津，形成了史志记载的空白。要对历史负责，对后人负责，就必须关注行政划撤销后的修志工作，才能做到新修地方志工作的全覆盖。

修史修志的主要功能就是资政存史。我从事史志编纂工作20多年，深感史料的珍贵和重要，深深体会到修志这项不被人重视的工作的重要性。特别是遇到一些撤销了行政区划的修志工作无人关照，任由其档案资料散失，心里就更为着急。在第一轮和第二轮的修志工作中，有许多现行区划的修志都困难重重，多方努力也完不成任务。行政区划撤销后，再行修志又何谈容易？在主编《晋城县志》和《晋东南地区志》的过程中，我体会到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困难。

一是组织协调难。行政区划撤销后，如何协调几个县区共修一部志书，由谁来协调组织，都是由讲究的。如果没有几位有影响力的领导出面协调，这类好事是很难办成的。《晋城县志》就是由晋城市领导出面协调城、郊两区的领导才落实修志经费，组织完成编修任务的。《晋东南地区志》则是由省志办李茂盛主任联系省领导牵头，协调晋城、长治两市出资修志。如果没有这样热心修志的领导奔走呼号，组织协调落实各项任务，再好的修志想法怕也很难实现。

二是查找档案难。行政区划撤销后，原来的档案有的无人管理随意处置，有的就地散失下落不明。尤其是“文革”期间档案丢失破坏非常严重。编《晋城县志》时，几乎没有找到多少原始档案。晋东南地区的档案在长治与晋城分家时也无人问津，多亏晋城市成立后，几位有见识的领导把地区档案从长治搬到晋城，现在也只有在晋城市档案馆能查到晋东南地区的档案了。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档案资料大多是复写文字或是手工刻蜡版印出的资料，年代久了字迹模糊，不是当事人或那个年代过来的人，还真认不清是什么内容。档案资料缺失，是修志不可逾越的障碍。

三是征集资料难。修史修志历来是政府行为，史志资料应由政府各组成部门及各党派群团来提供。而行政区划撤销后，没有提供资料的主体，靠行政命令是不解决问题的。就得依靠修志人员调查采访知情人，收集整理已有的各类史志资料，以及一些文化人零星的记录和一些有心人的个人收藏，从中梳理提炼出有用的史料来。

四是物色修志人员难。世人皆知修志是文字工作中最苦的差事。行政区划撤销后，既无硬性的修志任务，又无充足的修志经费，谁来干这又苦又难的“傻”事呢？长期和文化人打交道，还真能发现一些不图名利，铁心修志的“傻人”。我是编修《晋城县志》和《晋东南地区志》的始作俑者，在编修工作中自然应身体力行。同时，还要选用一批有文字功底又热心修志的编纂人员。在20多年的修志实践中，我结交了10多位文化学者，如前文提到的王守信、马书岐、侯生哲等，还有马甫平、李文福、张启才、杨秉聿等。我与他们合作多年，完成了20多部志书的编纂工作，他们既熟悉地情，又学识渊博，都可独当一面的编辑和总纂任务，而从不讲名利、不计报酬。只有和这些人合作攻关，才能完成如此艰巨的修志任务。

五是筹集经费难。政府修志自然应该由政府出资，而原行政区撤销后分解为两个或几个新的行政区，这个修志经费应如何筹集呢？如遇一些有见识的领导，政府出资修志是顺理成章的事，我就遇到几位这样的领导，使两部志书顺利完成。而一些领导急功近利，不看重这些既不是上级下达的硬性任务，又不显政绩的“琐事”，尽量搪塞推诿。使承办者三番五次找上门也不解决问题。

总之，修志是一项又难又苦的差事，而其行政区划撤销后再来修志，就是更苦更难了。承担这样的苦差事，真需有一些司马迁著《史记》的精神，要下定决心一意孤行，排除困难，创造条件，才能完成这样的修志事业。

（责编：高生记）

作者简介：秦海轩（1951—），男，山西壶关县人，编审，晋城市地方志办公室原主任，研究方向为方志理论、区域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