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润安（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100871）



关陇与平城之间北魏墓葬文化的互动

倪润安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100871）

摘要关陇地区是北魏平城墓葬文化的三大主要源头之一，与平城的文化互动在北魏时期持续存在，并产生深远影响。北魏早期，影响平城墓葬文化的主要来源是东北、河西地区，但关陇人士在平城表现出积极的文化接受态度。北魏中期，关陇因素在平城的影响突出起来，尤其是墓葬俑群被引入平城，标志着平城文化向“晋制”的转变。同时，平城文化在实力聚集之后，也向其他地区辐射，关陇地区的墓葬形制、随葬品、绘画等都受到平城的广泛影响。北魏晚期，新都城洛阳地区崛起新的墓葬文化，但未能全面扩展，关陇文化的发展更认同衰落中的旧都平城文化。这成为北魏东西分裂和西魏北周立足关陇的心理基础。

关键词关陇平城北魏墓葬文化互动

北魏平城地区墓葬文化有多种来源，以东北、河西、关陇为三大主要源头。各源头地区文化因素在平城发挥作用的时机、内容、程度是不同的，持续时间也不一样。平城地区的新文化形成后，也与各源头地区发生反馈。从考古资料对此互动关系进行分析，尚无专论。本文即以关陇与平城地区之间的关系为例来观察这种互动过程。北魏早期，关陇文化对平城的影响不如东北、河西那么主流，但关陇人士对平城新文化的吸收和适应相当积极；北魏中期，在平城文化影响关陇的同时，关陇的陶俑群跃升成为平城墓葬文化转型的关键因素；北魏晚期，关陇仍与平城文化保持较多共性，对北朝后期文化与政治格局产生影响。

一、平城地区的关陇人士墓葬

北魏早期，影响平城地区墓葬文化的主要源头是东北、河西两大地区。平城地区墓葬形制可分为四种，即竖穴土坑墓、竖井墓道土洞墓、长斜坡墓道土洞墓、长斜坡墓道砖室墓［1］倪润安.北魏平城时代平城地区墓葬文化的来源.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6）.。竖井墓道土洞墓、长斜坡墓道土洞墓是此时平城地区的主流形制，除墓道不同外，在墓室平面形状上有很高的契合度，都多见纵长梯形、纵长方形、刀形，具有比较稳定的组合，与河西地区存在渊源关系。长斜坡墓道砖室墓汉晋时期就已在大同附近地区出现，既有方形单室墓，也有前室呈方形、后室呈长方形的双主室墓［2］平朔考古队.山西朔县秦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87，（6）；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广灵北关汉墓发掘简报.文物，2001，（7）.，但在十六国时期陷于中断。砖室墓在平城地区获得重新发展也是受河西文化的影响［1］倪润安.北魏平城时代平城墓葬的文化转型.考古学报，2014，（1）.。墓葬壁画仅见于单室砖墓，主要重组东北、河西的壁画题材和构图形式而形成以墓主人为中心的第一次图像组合模式。其核心是墓室后壁正中的墓主夫妇并坐或男墓主正坐宴饮图，一侧壁绘庄园生活图，另一侧壁绘车马出行图或山林狩猎图，前壁绘门吏或门神；甬道题材不定型，绘有伏羲、女娲、青龙、白虎、侍女等；墓道没有壁画［2］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沙岭北魏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2006，（10）；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博物馆.大同南郊北魏墓群.科学出版社，2006.131- 133；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阳高北魏尉迟定州墓发掘简报.文物，2011，（12）.。随葬品以陶器为主体，除了在颈、肩部施戳点纹的具有早期拓跋文化特点的广口罐外，还有一批新特征的器类，如平沿罐、盘口罐、平沿壶、盘口壶［3］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沙岭北魏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2006，（10）；赵瑞民，刘俊喜.大同沙岭北魏壁画墓出土漆皮文字考.文物，2006，（10）.等。

从上述平城地区北魏早期墓葬的诸项特征看，关陇文化因素几乎没有得到体现。但有意思的是，在所知北魏早期纪年墓中，来自关陇地区的墓主人显得格外突出，如太延元年（435）沙岭北魏壁画墓［4］张庆捷.大同南郊北魏墓考古新发现.2009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10.（P106-111）、和平二年（461）梁拔胡墓［5］姚薇元.北朝胡姓考（修订本）.中华书局，2007.（P217-218）。沙岭壁画墓彩绘漆棺残片上题有墨书三列，内容有：“□□□□□元年，岁次豕韦，月建中吕廿一日丁未，侍中、主客尚书、领太子少保、平西大将军破多罗太夫人□□□□□，殡于第宅”，表明墓主人是破多罗太夫人及其丈夫。而破多罗氏出自安定高平（今宁夏固原）［6］殷宪.贺多罗即破多罗考.学习与探索，2009，（5）.，可能是后秦高平公破多罗没弈于的后人。北魏道武帝天赐三年（406），赫连勃勃袭杀破多罗没弈于而并其众，这一年或其后几年或是破多罗子孙及族人归魏的时间［5］姚薇元.北朝胡姓考（修订本）.中华书局，2007.（P64-65）。梁拔胡墓甬道东壁靠近墓门处有墨书和朱书两种题记，朱书为“大代和平二年岁在辛丑，三月丁巳，朔十五日辛未，□□（散）骑常侍、选部尚书、安乐子梁拔胡之墓”。梁氏亦出自安定高平［7］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迎宾大道北魏墓群.文物，2006，（10）.，与破多罗氏同乡，有可能追随破多罗家族归魏，也可能是在北魏征伐后秦或灭亡赫连夏的过程中被掠入魏。总之，破多罗太夫人、梁拔胡等是来自关陇的移民。此二人的墓葬都是壁画墓，墓葬形制、壁画、随葬品均体现平城文化特征。这一时期的平城显示出开放、包容的心态，不仅北魏统治者博采各方，各地迁入的移民也在顺应时代潮流，至少关陇移民对新文化表现出相当积极的接受态度。

2002年，在大同迎宾大道发掘天安元年（466）叱干渴侯墓［1］倪润安.北魏平城时代平城墓葬的文化转型.考古学报，2014，（1）.。此墓为长斜坡墓道单室土洞墓，墓室平面呈横长方形，坐北朝南。平城地区墓葬形制的演变趋势是由长方形单室墓向方形单室墓演变，墓向由东西向转变为南北向，其分界线是在北魏早、中期之际［8］殷宪.叱干渴侯墓砖考略.中国书法，2006，（9）.。叱干渴侯墓的年代及形制特点正符合时代特征。在墓室和入口外各发现一件铭文砖。一件为灰色素面条砖，阴刻3行，为“天安元年岁在丙午十一月甲申朔廿六日己酉，苌安人京兆郡苌安县民叱干渴侯冢铭”；另1件为灰色细绳纹条砖，阴刻“苌安人渴侯”。叱干氏是西部鲜卑的一支，或为久居代北的杂胡（或西部高车）部姓，世居三城（今山西省西北部之偏关、神池一带）。叱干渴侯自称长安人，当为先归后秦，并经赫连夏破秦入居长安，终在北魏灭赫连夏后被移入平城［9］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七里村北魏墓群发掘简报.文物，2006，（10）.。

2001年，在大同市城南七里村发掘太和八年（484）杨众庆墓［10］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咸阳关中十六国墓.文物出版社，2006.（P52-57）。墓内出土陶俑是北魏中期平城墓葬的特点。墓道中出土墓铭砖4件，最完整的一件阴刻铭文4行，铭文为：“大代太和八年岁在甲子十一月庚午朔，仇池投化客杨众庆，代建威将军、灵开子、建兴太守，春秋六十七卒，追赠冠军将军、秦州刺史、清水靖使，葬于平城南十里。略阳清水杨君之铭”。略阳郡清水县即今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位于陇山西麓。清水杨氏属于氐族，西晋十六国时期先后建立了前、后仇池国。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三年（442），后仇池国被刘宋所灭，走投无路的国主杨难当投降了北魏。杨众庆自称“仇池投化客”，应是仇池国宗室成员，随杨难当入魏。

北魏中期，墓铭已不再记录于葬具或墓室壁面上，而是集中到砖质或石质的专用墓志铭上。叱干渴侯、杨众庆墓志使用的墓志砖即是其中的主要形式。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等其他特征也都与平城墓葬的整个发展趋势一致。这表明无论是被动投降还是主动投化的关陇移民都已经融入到平城文化之中。

二、陶俑群：关陇对平城墓葬文化的贡献

北魏中期，冯太后、孝文帝主导的汉化改革日益明确改革的目标是转向“晋制”，墓葬也呈现出“晋制”化的特征。西晋时期，在都城洛阳及周边逐渐形成新的墓葬礼制，即所谓“晋制”。其墓葬形制的演变趋势是以南北向的弧方形的单室或前、后双室墓为主流，平城地区在北魏早、中期之际已完成这种转变，可以461年的梁拔胡墓为标志。西晋时期高官下葬，流行赐秘器，秘器就是葬具，但洛阳地区的墓葬不见壁画。西晋墓葬的随葬品形成四大器物组合，即日用生活陶器组合，镇墓兽和镇墓武士俑的镇墓组合，牛车、鞍马和男、女侍俑的出行组合，禽畜俑组合。而北魏早期的平城地区流行壁画，却不见陶俑。这导致北魏中期平城墓葬中最大的变化是壁画的急剧衰落和陶俑群的忽然恢复。而平城地区的陶俑群能较快地以完整的组合形式重现，得益于关陇地区的贡献。十六国时期，除了前燕有少量陶俑出现过，流行俑群是关陇地区墓葬的突出特色。现以几座墓例来说明十六国中后期至北魏早期关陇墓葬俑群的发展过程。

陕西咸阳文林小区前秦M44［1］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咸阳平陵十六国墓清理简报.文物，2004，（8）；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咸阳关中十六国墓.文物出版社，2006.87- 102.，长斜坡墓道单室土洞墓，墓室平面近方形，带一西侧室。出土陶俑群可分为二组：第一组为侍从仪仗组合，包括男侍俑、女侍俑、鞍马、牛车；第二组为禽畜组合，包括猪、狗、鸡。与西晋墓葬中陶俑组合相比，前秦的墓葬中缺少镇墓武士、镇墓兽这样的镇墓组合。

陕西咸阳平陵M1［2］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北郊北朝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2005，（1）.，长斜坡墓道单室土洞墓，墓室平面近方形，无侧室。出土陶俑群也分为二组：第一组为侍从仪仗组合，包括女侍俑、骑马鼓吹男乐俑、坐姿奏乐女乐俑、铠马、牛车、马车；第二组为禽畜组合，包括猪、狗、鸡。此墓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新出现坐姿奏乐女乐俑，与后面讲述及的西安北郊顶益制面厂北魏早期217的女乐俑［3］宁夏固原博物馆.彭阳新集北魏墓.文物，1988，（9）.几乎一样，可见两座墓的时代相距不远，但骑马乐俑尚未穿鲜卑装，应在北魏进入关中之前，即后秦或赫连夏时期。而此墓汉化色彩较浓，比较符合后秦的特点，宜将此墓归属后秦时期。它大体延续了前秦的特征，仍然没有镇墓组合。

宁夏彭阳新集M1［4］吴洪琳.铁弗匈奴与夏国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P135-146），长斜坡墓道土洞墓，现存墓室狭长形，两头宽中间窄，原应为前后双室。出土陶俑群仍可分为二组：第一组为侍从仪仗组合，包括男侍俑、女侍俑、风帽俑、文吏俑、步行鼓吹男乐俑、步兵俑、甲骑具装俑、牛车；第二组为禽畜组合，包括狗、鸡。此墓无侧室，陶俑无镇墓组合，属于十六国后期墓葬的特点。简报原定此墓年代为北魏早期，但陶俑服装皆不是鲜卑装，应是北魏占领固原之前的墓葬，可在后秦、赫连夏之中考虑。又此墓军事色彩较浓，步兵俑65件、甲骑具装俑16件占据陶器大宗；胡人色彩明显，新出现大圆顶风帽俑26件；新出现的文吏俑也很有特色，冠顶为双峰状。后秦汉化较深，坐姿奏乐女乐俑是其显著特点。赫连夏则军事性质更为突出，军队实行部落兵制，军士亦兵亦民，胡人风俗保存浓厚，而且以骑兵为主［1］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北郊北朝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2005，（1）.。这都与彭阳新集M1的俑群特点较为符合。

西安北郊顶益制面厂M217［2］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大同市北魏宋绍祖墓发掘简报.文物，2001，（7）；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刘俊喜主编.大同雁北师院北魏墓群.文物出版社，2008.（P155-157），长斜坡墓道单室土洞墓，墓室平面近方形，东侧开一纵长方形龛。出土陶俑群可分为二组：第一组为镇墓组合，包括镇墓武士、镇墓兽；第二组为侍从仪仗组合，包括男侍俑、女侍俑、骑马鼓吹男乐俑、坐姿奏乐女乐俑、鞍马。这座墓恢复了十六国中后期以来缺失的镇墓组合，禽畜组合没有发现。此墓的侍从仪仗组合与咸阳平陵后秦M1最相似，主要区别是男侍俑、骑马鼓吹男乐俑的服装改为鲜卑装，戴鲜卑帽。这两座墓时代相近，北魏占领关中是其间的分界线。417年，东晋占领关中，后秦亡；418年，赫连夏驱走东晋，占领关中；426年，北魏首占长安，428年被赫连夏夺回；430年，北魏再取长安，占领关中。因此，顶益制面厂M217的年代当在430年后不久，属北魏早期。可见，北魏早期的关中地区已经基本恢复了西晋墓葬陶器的各类组合，而且经过十六国的发展，陶俑的种类大为丰富。

北魏中期，平城地区配合回归“晋制”的政策而意欲恢复陶俑，关中的俑群随即传入平城，这样太和元年（477）宋绍祖墓［3］马志军，孙铁山.咸阳机场陵照导航台基建工地秦汉墓葬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92，（2）.才能出现种类齐全的陶俑及相关陶器组合。该墓出土陶俑群可分为三组：第一组为镇墓组合，包括镇墓武士、镇墓兽；第二组为侍从仪仗组合，包括男侍俑、女侍俑、步兵俑、甲骑具装俑、鸡冠帽骑马鼓吹男乐俑、胡人站立伎乐俑、鞍马、牛车；第三组为禽畜组合，包括猪、狗、羊、驼、驴。平城陶俑里新增了反映平城地域特色的种类，主要是羊、驼、驴。陶羊的出现与鲜卑人的放牧经济和饮食习惯有关。驼、驴是外来商队最常使用的运输畜力，在日益国际化的大都市平城成为一种居民常见的景象，也被吸收进俑群。

三、平城墓葬文化对关陇地区的辐射

北魏早期是平城文化的集聚期。这个时期，文化的流向主要是由各地汇入平城，虽然平城文化也在向外反馈，但影响偏弱。到北魏中期，随着平城文化确立“晋制”导向，平城成为新文化的中心，担负起引领者的作用。于是，平城文化向外辐射的能力明显增强，对原来的文化输出地区产生更为深入的影响。北魏晚期，文化中心转移到洛阳，但洛阳文化尚未能全面扩展，部分地区仍然显示出对平城文化的继承。关陇地区对这一文化互动过程的反映比较典型，可细分为关中、宁夏、陇山西麓三个小区。

1.关中地区。

1989—1990年，在咸阳机场陵照导航台基建工地发掘墓葬11座［4］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博物馆.大同南郊北魏墓群.科学出版社，2006.（P222-223）。其中M11为斜坡墓道纵长方形土洞墓，墓室东壁南端有一小龛，小龛内出土平沿细颈陶壶1件、双耳陶罐1件，陶壶器表饰竖线暗纹、网格暗纹、弦纹、水波纹。该墓与大同南郊北魏早期M106的墓葬形制和出土平沿陶壶［1］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邮电学校北朝、唐墓清理简报.文博，2001，（3）.近似，双耳陶罐则应是关陇本地特色。1997年，在咸阳市陕西省邮电学校发掘一批北魏墓［2］固原县文物工作站.宁夏固原北魏墓清理简报.文物，1984，（6）；宁夏固原博物馆.固原北魏墓漆棺画.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P1-15）。其中M1、M3较为明显地受到平城文化的影响。这两座墓各出1件陶盘口罐，体形较矮胖、腹部饰水波纹，与宋绍祖墓所出陶盘口罐相似。大致看来，北魏早、中期平城墓葬文化对关中的影响基本上体现在墓葬形制和陶器上，墓葬壁画并未传过来。

2.宁夏地区。

1981年，在宁夏固原雷祖庙清理一座北魏漆棺画墓［3］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下深井北魏墓发掘简报.文物，2004，（6）.。方形单室砖墓，坐东朝西，报告整理者推断其年代为太和十年（486）左右。从形制和墓向看，此墓应处于北魏早、中期之际，以北魏中期偏早阶段，即献文帝至孝文帝初期（466—476）为宜。

该墓为夫妻合葬墓，无壁画，男墓主人葬具为一漆棺，女墓主人棺木无髹漆。漆棺后档无存，棺盖、前挡和两侧板上尚存部分图像，显示了北魏平城墓葬壁画从早期向中期过渡的特点。前挡上部正中绘男墓主人坐于屋宇下，侧脸举杯，屋外两侧各有两鲜卑装侍者，下部两侧各绘一头顶有背光的力士。这种以人物为主的构图形式和题材是平城地区北魏早期墓葬壁画的特点。棺盖和两侧板上的图像虽有较多人物，但构成画面主体结构的是装饰花纹。棺盖上的主体纹饰是多组连续的网状忍冬纹及纵贯中央的漩涡纹带，男、女人物画在棺板最上部，分别正坐于屋宇下，男方一侧尚存“东王父”榜题。这应是以“东王父”“西王母”来喻示男、女墓主人，但画面所占空间和位置布局显得偏狭。两侧板正中的主体图像是多组连续的联珠圈和龟背纹构成的网状图像，联珠圈内绘头光天人或奇禽怪兽，主图之间有一窗口绘男、女墓主人形象，孝子故事和狩猎图只是作为上、下两侧的边饰出现。整个漆棺图像中，虽然墓主人形象的重要性显而易见，但构图形式的变化和主体图像的简约化、装饰化却与北魏中期平城墓葬图像的发展趋势一致。

此墓内还出土5件“一人二龙”造型的铜饰件。3件鎏金透雕铜饰，均由双龙组成一椭圆形，中间有一人物分腿跨立在二龙尾上。另外2件鎏金透雕铜铺首，整体近方形，在铺首上雕有一个双目圆睁的兽面，头顶上为一人二龙纹饰，人物分腿跨立。这类题材在同时期平城墓葬中比较多见。大同下深井北魏M1出土1件鎏金镂空人龙纹铜饰件，双龙相对环绕，头尾相接，组成圆环，中间一人物分腿跨立在二龙首上，双手高举擒住双龙的后爪［4］山西省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大同湖东北魏一号墓.文物，2004，（12）.。大同湖东北魏一号墓的鎏金铜饰，也由双龙首尾相连形成圆环，一化生童子端坐于双龙首之上，赤足交脚［5］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恒安街北魏墓（11DHAM13）发掘简报.文物，2015，（1）.。大同恒安街北魏韩法容墓出土一对精美的金质镶嵌宝石耳饰，金耳饰去链环身主体呈圆形，整体錾刻“一人擒二龙”的图案［6］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七里村北魏墓群发掘简报.文物，2006，（10）.。杨众庆墓所出鎏金铺首，在兽面上方有一人跨立在双龙身上［7］大同市博物馆.山西大同南郊出土北魏鎏金铜器.考古，1983，（11）.。除墓葬之外，在平城地区的窖藏或石窟中也有此类图案出现。大同南郊色织厂北墙外土龛中发现一批鎏金铜器，分类堆放，似属窖藏文物，其中10件完整的铜铺首的兽面上方为一人擒二龙的纹饰［8］员小中.云冈石窟中的龙形图像.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大同云冈石窟第6窟后室北壁盝形龛内雕刻二龙首尾相对组成的椭圆形环，环内有一飞天［1］员小中.云冈石窟中的龙形图像.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P1-33）。这种“一人二龙”的造型源于西方“一人双兽”的母题，北魏时期从中亚的大夏地区流入平城［2］郭物.一人双兽母题考.欧亚学刊（第四辑）.中华书局，2004.，在平城地区比较流行。固原漆棺画墓出现此类铜饰件，与平城的影响有关。该墓诸多因素与平城关系紧密，其墓主人可能是曾在平城长期生活，后派驻固原的鲜卑官员。

3.陇山西麓。

1972年，在甘肃张家川县发现北魏晚期的王真保墓［3］秦明智，任步云.甘肃张家川发现“大赵神平二年”墓.文物，1975，（6）.。该墓墓门券顶上方出土志文相连的石墓志两块。墓志末尾有“大赵神平二年岁次己酉十一月戊寅朔十三日庚寅记”的题款。除了墓志位置在墓外而不在墓内的情况，志文中还有“望坟追赠”“使持节即柩宣策”的内容，这表明“大赵神平二年”是王真保死后获得追赠和埋葬墓志的年代，而非其真实下葬年代。据研究，王真保属于略阳休屠王氏，死葬时间当在宣武帝时期（500—515）［4］马明达.北魏王真保墓志考略.（甘肃）社会科学，1979，（3）.，也就是北魏晚期的早段。“大赵神平二年”是秦州义军王庆云所建政权的年号［5］陈仲安.王真保墓志考释.魏晋隋唐史论集（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138- 148；马明达.北魏《王真保墓志》补释.西北民族研究，创刊号，1986.，对应北魏孝庄帝永安二年（529），已至北魏末期。

王真保墓为横长方形单室砖墓，尚保留着平城地区北魏前期砖室墓的特点。随葬品中，陶细颈壶2件，平底，一件为盘口，颈部饰带纹一周，另一件为喇叭口，腹上部饰弦纹三道；铜细颈壶1件，喇叭口，圈足，肩腹部饰划纹五组；这三件壶的造型还明显保持着北魏早、中期平城地区的风格。出土5件龙头铜帐钩，平城地区有类似发现，如沙岭壁画墓出土铜帐钩1件、杨众庆墓出土铅帐钩6件。王真保墓帐钩的形制与杨众庆墓的相当接近。墓中还有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器物。陶罐2件，一件小口，短颈，双腹耳，平底，肩腹部饰三道弦纹；另一件侈口折唇，双耳，腹上部有带纹一周。铁灶铜釜甑1套、长柄铜鐎斗2件与固原漆棺画墓所出对应铜器相似。双耳陶罐和两种铜器同时期在其他地区几乎不见，也就成为陇山一带的特色。两块石墓志皆为正方形，体现了洛阳地区的新因素，表明北魏末期洛阳墓葬文化的影响已扩及陇右。总体来看，王真保墓中平城文化因素的影响仍占主导。

四、结语

关陇，特别是关中地区，本是汉晋时期的文化中心地带。魏晋时期，随着薄葬观念的盛行，在都城洛阳地区逐渐形成新的墓葬文化，即“晋制”。在晋制定型并外扩的过程中，西晋的灭亡中断了晋制的扩张，造成不同地区之间的文化发展进程很不一致。关陇地区的长安曾在西晋末期做过都城，受到晋制的影响较多，于是十六国时期以关陇为根据地的国家基本上延续了晋制的路线，墓葬中没有壁画，而重视陶俑群及其相关组合。对于较偏远的河西、东北地区来说，由于受晋制的影响较弱，墓葬大多延续着汉魏时期的特征，比较崇尚厚葬，重视壁画，却不怎么发展陶俑群。

两相比较，借助壁画的渲染，厚葬的墓葬自然比薄葬的墓葬更容易吸引人。北魏早期的平城文化正是主要吸纳了东北、河西的文化因素，形成了内容繁复的壁画模式。北魏中期，为了更切实际地与南朝争夺正统，北魏文化政策转向“晋制”，从而使关陇的陶俑群因素获得翻盘的机会。由此，关陇地区与平城地区的文化关系趋向紧密。北魏晚期，晋制发展的中心由平城转到洛阳，实施更为彻底的汉化改革。但由于未能处理好平城文化与洛阳新兴文化的过渡关系，造成平城文化的脱节、滞后。本来二者是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却走向了相互对立的境地。更不幸的是，洛阳新“晋制”在达到成熟的同时，也很快遭遇到西晋旧“晋制”同样的危机，即政权的分裂和解体，没有充分的时间去其他地区全面深入地建立自己的影响。关陇地区就是这样的状况，一方面缓慢接受着洛阳新文化因素，另一方面地方特色日益突出。这表明在不能继续发展平城文化的形势下，关陇地区通过增强地方特色来保持与洛阳地区的文化距离，暗含着对平城文化的偏向。这客观上推动了北魏的东西分裂。随后统治关陇地区的西魏北周拥有两大政治基石，一是来自平城附近的北镇人士，二是扎根本地的关陇豪强。这二者能够成功地结合，最终齐心协力灭掉北齐，与北魏中晚期以来关陇更认同平城的文化心态有莫大关系。

（责编：高生记）

作者简介：倪润安（1974—），男，湖北随州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汉唐考古与民族考古。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拓跋起源的考古发现与研究”（项目编号：13BZS068）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