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鲁迅对于女性解放问题的思考

2016-03-28唐诗诗

长治学院学报 2016年3期

关键词：子君鲁迅

唐诗诗

（河南大学文学院，河南开封475000）

谈鲁迅对于女性解放问题的思考

唐诗诗

（河南大学文学院，河南开封475000）

鲁迅先生是五四新时期“荷戟独彷徨”的文化斗士，反抗不合理的旧道德和精神上的绝望和空虚，而对新女性独立和旧女德的批驳尤其具有深的社会现实性。《我之节烈观》《娜拉走后怎样》《关于女人》《女人未必多说谎》等杂文和《伤逝》《幸福的家庭》《明天》《祝福》等小说集中了很多鲁迅关于妇女解放的思考。

经济权；节烈观；寡妇问题；妇女解放

古老中国绵延数千年的家族制度是五四新文化战士矛头所指的中心。从五帝时持续的三百年统治实际就是轩辕氏的天下，它是家族制的雏形。嫡长子继承制是维持一个宗族权位传递的主要手段，家族制度就不可避免地将女子置于传宗接代的位置，为了宗族兴旺实行一夫多妻制。这是一个男性中心的运转系统，尊者为男性、为长者，女性处于被压抑地位，不仅没有自由权，还被套上各种枷锁，比如贞节观、夫为妻纲、七出等。鲁迅、冯沅君、庐隐、凌叔华、巴金等现代作家对家族和女性问题都做了先驱的思考和言说，而以鲁迅小说、杂文的丰富性和一针见血的犀利性使女性解放的问题往前迈了一大步。

一、上古以来女性自主性的丧失

上古时期，“《周礼·媒氏》说：‘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1](p4)说明周代的人民在仲春里不需要媒妁之言，恋爱比较自由，据《诗经》描述，女子在男女恋爱、婚姻中具有极大的自主性，国风里面有较多反映未婚女子求夫、恋爱（《风·木瓜》）、拒婚（《召南·行露》）、失恋（《郑风·狡童》《郑风·蹇裳》）、弃妇申诉（《邶风·日月》、《邶风·谷风》）的诗。比如《王风·大车》，“大车槛槛，毳衣如菼。岂不尔思？畏子不敢。大车啍啍，毳衣如璊。岂不尔思？畏子不奔。‘谷则异室，死则同穴。谓予不信，有如皦日。’”[2](p113)，说这位女子“很想和情人同居，但不知情人心里如何，所以不敢私奔”[3](p113),热情而大胆。汉之后董仲舒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逐渐占据统治地位，孔孟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级观念以及“三纲”“五常”逐渐成为不可冒犯的伦理观。其中“夫为妻纲”规定了女子对丈夫的遵从，使男女在人格、地位、义务等方面不再平等，女人囿于狭小的圈子里，没有受教育权、经济权、政治权，自主性逐渐丧失，于此同时，又承受着泼来的污水，使“最平庸的男性在面对女性的时候也自以为是半神。”“没有什么比一个要表现男子气概的男人对待女人时更狂妄，更咄咄逼人、更目空一切了。”[4](p18-19)

圣经里夏娃受不了蛇的诱惑，最终失去了伊甸园,背负着永恒的罪名。而古老中国女性的罪恶也可谓是“罄竹难书”。女人的“堕马髻”、“愁眉啼妆”是“亡国之兆”，褒姒、妲己、杨贵妃是亡国祸水。因此，鲁迅说“私有制度的社会，本来把女人也当做私产，当做商品。一切国家，一切宗教都有许多稀奇古怪的规条，把女人看做一种不吉利的动物，威吓她，使她奴隶般的服从。”[5](p112)“女人的替自己和男人伏罪，真是太长远了。”[6](p482)封建牢笼里的女性解放之路漫长而艰难。

二、经济权的问题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描述了女人地位堕落的过程：石器时代，原有的锄头、铲等工具生产效率低，农业受到了限制，男人狩猎、捕鱼，女人在家中专做陶器、纺织、园艺之活。女人的作用如此重要而使男女处于平等地位。随着铁的发明犁的出现，农业领域扩展到了森林和更广阔的农田。劳动力的需求占据了农业活动的方方面面，奴隶和私有制出现了。“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7]从此开始。“妇女的家庭劳动同男子谋取生活资料的劳动比起来失去了意义——男子的劳作就是一切，妇女的劳动就是无足轻重的附属品。”[8](p77)很明显，女性地位下降的过程就是独立生存能力丧失的过程，自此女人归属于男性。

鲁迅先生就经济权的问题做过表态。出走的娜拉“断不如自己握着经济权更为可靠。”既然娜拉出走，“不是堕落，就是回来”，鲁迅建议新女性在家里取得与丈夫平等的经济地位，获得男女平等的分配，或是获取社会上男女相等的势力。对于经济权的争取，除非经济制度的改革，否则就应该“急谋升斗之水一样，就要这切近的经济权。”[9](p167)“世间有一种无赖精神，那要义就是韧性”，“要经济权也一样，有人说这事情太陈腐了，就答道要经济权；说是太卑鄙了，就答要经济权；说是经济制度要改革了，用不着再操心，就答要经济权。”[10](p168)鲁迅先生对经济权充满信心到执着的地步，可见他在思考妇女解放问题上追根溯源的彻底性。而子君恰好反证了“堕落的娜拉”的悲剧。

涓生是子君的人生导师，向她“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11](p278)，最后在“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12](p278)的宣言中，和叔子闹到割裂叔侄关系，面对别人的讥笑和猥亵、轻蔑的眼光，子君用无畏的面孔作回应。然而婚后，子君却又从勇敢的鸟儿变回了笼中之囚。“管了家务便连谈天的功夫也没有，何况读书和散步。”[13](p283)慢慢地，子君“包藏着不快活的颜色”[14](p283)，喂阿随，喂油鸡，操劳得双手变粗糙，以至遭到涓生的嫌弃。涓生在局里的职务丢了之后，自私地想到“子君的功业，仿佛完全建立在这吃饭之中。”[15](p288)“我一个人是容易生活的……能远走高飞，生路还宽广得很……现在忍受着生活压迫的苦痛，大半倒是为她。”[16](p290)生活日渐困窘，感情日渐疏离。涓生不断埋怨子君连书也不看，不知道生活的第一是求生存。“向着求生的道路，是必须携手同行或奋身孤往的了，使只知道捶着一个人的衣角，那便是虽战士也难以战斗，只得一同灭亡。”[17](p293)终于导致分离，子君在被父亲领走之后死去。子君与涓生的自由结合在现实面前的屈服，源于女子操持家务在传统的男权社会中不被认定有价值，如涓生所嫌弃的“功业仿佛就完全建立在这吃饭之中。”[18](p288)源于子君甘于飞回笼中，饲阿随，饲油鸡，养花，与房东官太太明争暗斗，没有争取平等的家庭地位或到社会中谋得一职获取经济独立。涓生后来对子君的忏悔与歉意，求饶恕、宽容，似乎淡化了子君的悲剧，因为刽子手悔悟了。

当然，子君的堕落有具体的社会历史原因。在把女性价值定位于从事家务等琐事的社会环境里，也许并没有可供子君选择的谋生之路，女子得不到经济权，其解放之路就只能终结于“出走”的高度上。涓生的忏悔是“男性忏悔”：《伤逝》“对两性不平等历史中直接的男性责任”进行了“反思和自责”。鲁迅的反省在封建男权制度延绵数千年的中国，至今仍有普便性，“这是鲁迅的可敬，也是中国的悲哀”。[19]

《幸福的家庭》，鲁迅用略带嘲讽的口吻为读者描绘了一幅作家创作图，具有讽刺性的是作家的构想与现实的处境完全相反。他沉浸在塑造女主角里面，“前头的头发始终烫得蓬蓬松松，像一个麻雀窠，牙齿是始终雪白的露着”“高尚优美”，男主角同样是时代新人，“是诗人崇拜者，女性尊重者”[20](p180-184)。而在现实中，妇人正阴凄凄地盯着他，向他要买劈柴的钱。正当作家幻想着男女主人公优雅地互敬地吃着“龙虎斗”时，他回头看到了忙进忙出的主妇已在他身后摆了一座呈A字形的白菜山。作家叹息“幸福的家庭房子要宽绰，”[21](p184)可以一间房堆白菜，一间房做书房。生活的烦琐使主妇打了女儿，作家出门哄孩子的时候，觉得“她那可爱的天真的脸像五年前的母亲……那个时候也是晴朗的冬天，她听得出他决计反抗一切阻碍为她牺牲的时候，也就这样笑眯眯地挂着眼泪对他看”[22](p187)。他忽然地惊醒了，似乎看到了孩子未来如母亲一样的命运。

妇女解放的问题在《伤逝》和《幸福的家庭》中有着相同的困境，即五四时期女子在家庭关系不作变革的情况下踏入自由结合的家庭最终会导致爱情覆灭的悲剧。出走是解放的第一步，第二步即是经济的独立。在鲁迅看来，经济权不仅可以将女性从家务劳累中解放出来，而且可以使其获得受尊重的地位。原有的家庭关系中，婚姻的负担对女人来说远远比男人沉重，价值却不被认可，这在国内外都如此。法国的农妇被农村的劳动逼到“役畜的地位”[23](p193)，繁重的家务以及无暇照顾身体导致的身体变形，究其源，是如子君般捆缚于家庭中，沿袭着《幸福的家庭》中代代相传的主妇之命运。法国的“女商贩、管理企业的老板娘”获得有“特权”，“从中世纪以来，只有她们是法典承认有公民权利的……不管是单身还是寡妇，她们本身就在社会史上构成存在的理由，结婚以后，她们与丈夫有同样的自主权。”[24](p194)鲁迅先生的愿景应是如此，经济独立与平等意味着男女平等的可能。

三、“寡妇”问题

1918年前后，“据当时的报纸报导，妇女因节烈观念自杀的就有许多起：浙江海宁一个‘唐烈妇’，在丈夫死后三个月内，用种种办法自杀了九次，最后悲惨死去。上海有个姓陈的女子，才17岁，因为未婚夫死了，就服毒自杀，留言‘生虽未见夫，殁或相从地下’”[25](p6)，真是“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我之节烈观》是鲁迅对封建女德、节烈观的彻底唾弃，“女子死了丈夫，便守着或死掉，遇到强暴便死掉，将这一类人物称赞一通，世道人心便好，中国便得救了”[26](p126)。这是宋元以来业儒提倡的女德，“美德反而害了她们自己，她们温柔恭顺的天性竟成为他们受奴役和苦难的手段”[27](p441)，马克思对道德合法性提出过质疑。鲁迅也提出自己的道德观“必须普遍，人人应做，人人能行，又于自他两利，才有存在的价值。”[28](p122)节烈观不符合标准，首先其荒谬性在于，道德家分类根据全在死活，丈夫死了，女子自杀便是烈，不烈的女子就要被口诛笔伐。如果丈夫不死，做烈妇的机会便没有，因此不符合“人人应做，人人能行”。其次，男子一面奉行多妻主义，一面对节烈的女子进行表彰，这也是不通的。而最可怜的守节者，日子过得极苦极难。难在于节烈的主要承担者是女子，“男子既不负责任，又不能自己反省，自然放心地诱惑；文人著作，反将传为美谈。”[29](p126)苦在于女子生计不能独立，寡妇往往贫困度日。因此，节烈观不具有合理的道德性，而只是陷害女子生命的统治工具。

《明天》里的单四嫂子是个节妇。前年守寡的单四嫂子每晚纺纱到深更半夜以支撑自己和三岁宝儿的生活。“夫死从子”，她的精神完全寄托在宝儿身上。宝儿患病不幸死去，单四嫂子整个世界像被抽空了一般痛苦、无助、压抑：“屋子不但太静，而且也太大了，东西也太空了，太大的屋子四面包围着他，太空的东西四面压着他，叫他喘气不得。”[30](p43)粗笨的单四嫂子绝望袭满心头，明天对她来说毫无希望，而蓝皮阿五和老拱对单四嫂子的觊觎，是潜在的失节危险。节烈的苦与难、煎熬与无望，使单四嫂子没有明天而只有漫无边际的黑暗。《祝福》里的寡妇祥林嫂悲剧色彩更加浓厚，生不能、死不能的精神绝望让一个妇女承受了非人的折磨。

四、结语

家族制度是封建社会运行的基本单位，一层层的伦理道德使女性困顿其中。鲁迅先生将矛头对准家族制度的要害之要害——妇女问题，这体现了他的睿智和犀利。波伏瓦总结欧美妇女解放的历史认为劳动和摆脱生育奴役使女性的地位有了改变，鲁迅先生论及的妇女解放，包括经济独立、个性独立，智者站立在不同的时空而眼光相交汇。

不管对于旧道德还是新道德，鲁迅都是基于人性立场思考女性怎样存在才更合理。“存在主义的道德认为，一切主体都是通过计划，作为超越性具体地确立自己的。它只有不断的超越，朝向其他自由，才能实现自由。”[31](p23)鲁迅信奉进化论，认为只有利于人类进步发展的道德观才是正确的。寡妇、拟寡妇在社会中因为自身的“非法性”失去了发展的可能，女性禁足于深宅大院更无丝毫的自主能力，病态社会使女性的精神处于萎缩之中。而怎样才能使妇女得到彻底的解放，五四新旧思潮交叠混乱中，鲁迅先生给予了深切关注和沉重思考。

［1］［2］［3］程俊英.诗经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4］［8］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I［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5］鲁迅.南腔北调集·关于女人［G］.//鲁迅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下同）

［6］鲁迅.花边文学·女人未必多说谎［G］.//鲁迅全集（第5卷）.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转引自《第二性》.

［9］［10］鲁迅.娜拉走后怎样［G］.//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下同）

［11］-［18］鲁迅.彷徨·伤逝［G］.//鲁迅全集（第2卷）.

［19］杨联芬.叙述的修辞性与鲁迅的女性观—以《伤逝》为例［J］.鲁迅研究月刊，2005（3）:22-27.

［20］-［24］鲁迅.彷徨·幸福的家庭［G］.//鲁迅全集（第2卷）.

［25］严家炎.论鲁迅的复调小说［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

［26］［28］［29］鲁迅.我之节烈观［G］.//坟.

［27］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