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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子理惑论》史料价值初探

2016-03-28邵张彬

长治学院学报 2016年3期
关键词:儒道教义佛教文化

邵张彬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上海200241)

《牟子理惑论》史料价值初探

邵张彬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上海200241)

《牟子理惑论》作为著名佛教文献,表明在佛教传入中国早期,传统士大夫在儒道思想的影响下,用“格义”的方法来学习佛教,会通儒、释、道三家关系的努力。该书在佛教初传华土时的儒释道三教关系、时代背景与思想状况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但同时也存在着部分缺陷与不足,如书中部分情况与史实不符、对儒释道三教关系存在片面解释、佛教教义与认知水平的差异等问题。

牟子理惑论;格义;史料价值;三教关系;佛教中国化

佛教自传入中土,落地生根,筚路蓝缕,历经数千载之演进,终在中华得以发展流传。佛教从初入中原,再到鼎盛于隋唐,中间之复杂变迁,经历坎坷,不绝于史。关于汉唐佛教文化的典籍与史料,浩如烟海,笔者参考学界相关研究成果,对《牟子理惑论》的史料价值试做探析。

一、专著基本情况

《牟子理惑论》载于《弘明集》卷一,共一卷三十七章。作为一篇早期佛教文化的文献,《牟子理惑论》的结构安排与一般佛经的“序分”、“正宗分”、“流通分”这样的结构处理非常相似。[1]全书采取了“问答体”的文本书写模式,模拟牟子和一位来自北方的儒士在进行问答对话,以融合儒、释、道三教思想为宗旨,针对当时社会中存在的对佛、道、仁孝、捐财、夷夏之辨等诸多问题所产生的各种疑问,一一作了答辩,通过“理惑”达到“弘道明教”的目的。

牟子创造性地采取了“问答式”的写作方式,在主、宾二人多次的一问一答中,将内容依次铺展开来。提问者提出各种问题,牟子采取了多种思辨技巧,引用《论语》、《老子》、周公、黄老之说等儒家系统、道家系统的圣贤人物、历史典故、思想理念等来阐述佛教教义与思想。牟子采取了铺陈排比、譬喻、转述等多种思辨技巧,以调和儒、释、道,会通三教为宗旨,采用“格义”的原则,用中国固有哲学的概念、词汇和观念来比附和解释印度佛教经典及其思想。[2]33

二、史料价值

《牟子理惑论》一书,在佛教教义与文化、佛教发展史、儒释道三教关系史、社会状况等诸多方面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一)儒释道三教关系

在《牟子理惑论》中,牟子以调和儒释道三教关系为原则,努力用儒家系统、道家系统的知识来解释佛教文化。《牟子》认为佛教与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思想并无根本对立,其总的思想倾向具有鲜明的佛教、道家、儒家一致,特别是佛教、道家一致的观点。[3]204在儒家的伦理价值与佛教产生冲突时,牟子引用儒家系统的圣贤、典故、理念来论证佛教与儒家并不冲突。牟子深谙儒、佛之异同,深知如何化腐朽(儒)为神奇(佛),以达到佛教的自立及其中国化。[4]而在道家系统与佛教产生冲突时,牟子也是从道家系统中为佛教学说提供论据支撑。分析牟子对待三教的会通态度,可以知道当时的三教关系。两汉时期,佛教初传中原,势力弱小,还没有实力和强大的儒家抗衡,所以不得不依附道家系统。佛教由于“无为”等思想而在早期被称为“黄老之术”,佛教学说与黄老之学并重、佛与黄老并称。[5]牟子大量引用道家系统的知识来阐述佛教,正表明当时佛教通过依附道家,借助道家的势力,采用道家系统的思想、观念、礼仪来发展自己。儒家与佛教在刚开始便存在矛盾,由于儒家在思想领域强大的主导地位,佛教在面对儒家的责难时,往往借助道家,同时引用儒家系统的知识,尽力迎合儒家。因此,在总体上的三教关系中,佛教势力最为弱小,佛教在传入中国初期是处于一种依附迎合儒道两家的态度。[6]面对儒家、道家的责难和竞争,佛教不能正面与儒道二家冲突,吸收儒家、道家系统的学说与思想,证明与儒道二教并不矛盾,减轻佛教在传播过程中的阻力,更好地发展。

(二)时代背景与思想状况

在《牟子理惑论》的序言部分,牟子的学术知识结构与生平经历,以及问者所提问的各种问题表明,牟子所处之交州地区,环境相对安定,水陆交通较为发达,学术氛围宽松,大量中原士人南下,有儒、有道、有神仙方术之士、也有当时还被看做道门分支的佛教徒,[7]儒释道各种学说在此汇集。当时交州地区的人们对待儒、释、道三家学说是一种宽容的态度,让三教和平发展、融合。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才有《牟子理惑论》这样调和儒、释、道三教关系的文献出现。因此,通过研读《牟子理惑论》这部著作,从而分析著作背后的时代背景与思想状况。

在问者的疑难和牟子的回答中,为我们展示了一些佛教的基本教义与理念,如天竺佛教产生早期释迦牟尼修道成佛的事迹,佛经之浩瀚,佛教的剃头、出家、弃妻捐财等行为,生死轮回、因果报应,饮食礼节,言与行的关系,等等。

在文化发展史角度,作为中华本土学说,儒家和道家在发展过程中,当面临外来佛教文化的挑战时,二者的应变和调整,促进了儒家、道家思想的发展和完善。如第23章“言与行之关系”[8]48-50、第17章“勤俭与奢侈的不同”[8]40、第15章“仁与孝”[8]36,等等,在三教思想的论战、交流与融合中,儒释道三教既相互斗争,又相互吸收,佛教的思想、教义被儒家选择性吸收,同时佛教的组织形式、教义也在不同程度上为道家所利用。因此,在儒家道家的发展历程中,佛教的传入作为重要的因素,促进了儒家、道家思想的发展、调整与完善。

三、缺陷与不足

(一)部分情况与史实不符

在牟子理惑的一些问答中,牟子对史实的解释,有些不符合真实情况的。第七章,问者说“尧舜周孔为何不学佛道”,牟子用连续的譬喻回答,佛道之渊博神通,尧舜周孔学佛道,只是五经没有记载他们学佛道的事迹而已。这样的解释有些差强附会之说。尧、舜是部落联盟时代的首领,周公是西周初年的圣贤,而释迦牟尼与佛教的产生则远在尧、舜之后,并且佛教传入中国最早在西汉末年。第二章,问者说“何以正言佛,佛为何谓乎”[8]15,牟子把佛解释成与三皇五帝类似的“谥号”并用道家神通广大的“真人”形象来定义佛。三皇五帝作为传统的道德楷模、圣贤模范,是中华民族早期时代的祖先崇拜,是传说时代中国上古历史的开端,这与佛是不一样的。佛陀即释迦牟尼是一位王子,是佛教的创始人,二者拿来类比是不恰当的。学界对于《牟子理惑论》的真伪存在争议,对牟子历史上是否确有其人存在不同认识。牟子对史实的误差性理解,恰巧表明了《牟子理惑论》一书的成书过程。一本典籍从产生再到流传、加工、编排、定型,是一个长期动态的过程,从佛教传入中土的两汉,一直到《弘明集》出现的南北朝,这中间漫长的历史过程,《牟子理惑论》不可避免地要经历或多或少、各种各样的改造[10],以承载不同的时代特征和社会背景下所赋予的文化内涵。就在不同时代不同人的加工、编排、流传中最终定型。因此书中所涉及的史实,也表明不同时代人们对于史实的认识和看法。经过岁月的流传,书中所述之史实便会与真实情况稍有差异。

(二)对儒、释、道三教关系存在片面解释

牟子“理惑”的逻辑,是选择性的解释与利用,对同一件事情采取不同的有利于自己的标准。牟子在回答时,事先设定好了前提:佛教与儒、道两教并不冲突,佛教远比儒、道两教广大,把提问和自己的回答限定在对佛教有利的范围内去辩论。尽管牟子引经据典,但他的某些观点是不科学的。他为了提高佛教的地位,处处贬低儒家的地位。[11]第九章,问者提问“人死而复生”,牟子回答时说“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8]31,即牟子引用老子的话语来说明人的肉体是苦难和忧患存在的原因,进而证明佛教“人生是苦”说法的正确性。老子这句话的本意是强调虚无淡泊、精神自由,[9]而此处牟子通过曲解、歪曲、片面解释老子的话语来作为自己的论据。第八章,问者提问“云佛之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何其异于人之甚也?”[8]22时,牟子并没有正面回答和解释,而是用尧、舜、禹、孔子、老子的相貌奇特来回避、转移话题。牟子这样回答是混淆了矛盾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尧、舜、禹、老、庄,这样的圣贤毕竟是少数,他们的相貌奇特,但是这并不能解释最广大的人民。牟子选择性的用矛盾的特殊性取代了普遍性,以点带面。第13章,关于“鬼神”,牟子把《孝经》中的“为之宗庙,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时思之”[8]32作为儒家也信鬼神的论据。但此处牟子时片面曲解了儒家原话的含义。儒家主张祭祀,是敬天法祖保民,出于祖先崇拜和血缘观念,这与佛教所言的鬼神是完全不一样的,而牟子是在认为两者一样的前提下进行阐释。

牟子在辩论中,总是在战术层面来防守对方的提问,即把对佛教的指责归于佛教和儒、道二教的趋同,是否忽视了宗教文化的差异性?在会通三教时,是否需要强调佛教、儒家、道家各自的独立性?佛教在传入中国早期,为了发展自己而不得不依附于道家,但是三教融合也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经过唐宋时期的三教融合,到了明清时期最终形成三教合一,以儒家为主导,佛、道为辅,三教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基本格局。因此,佛教刚传入中国就和儒、道两教合一、趋同是不现实的。牟子在对方的所有责难中,自己总是以防守的策略,来解释佛教与儒道两家并不矛盾,并没有说出佛教的先进性和优越性。牟子用大量华丽的譬喻、排比、典故来证明的,但并没有解释真正的教义。佛教本身的一些教义、规则、组织,相对于儒道两家是具有优越性的,牟子并没有运用佛教文化的优越之处来提问。佛教只是在努力化解与儒道两家的冲突,并没有发扬壮大自己。在基本教义、组织、经典等方面,佛教是和儒道两家存在根本性的差异的,一味的将三教解释成一致的,忽略了三教的本质性差别。

(三)佛教教义与认知水平的差异

牟子在回应儒、道两家责难时,采取避重就轻的战术,一方面否定儒道两家的指责,另一方面却又从儒道两家系统中寻找论据,且几乎很少用佛教教义来回应责难,在逻辑上是否自相矛盾?全篇中,牟子大量引用《老子》、《论语》、《孝经》、子曰、老子曰等儒道两家系的提问后,牟子的辩论思路都是先否定对方从儒道两家立场提出的问题,然后牟子再言必周孔的用儒道两家系统的的知识来回答,几乎所有的论据都是来自于儒道两家。牟子避重就轻,几乎避而不谈真正的佛教教义。提问者对儒道两家的理解是错误的,牟子对儒道两家的理解是正确。但为何牟子在认同儒道两家的基础上,又学习了佛教?牟子既然信奉佛教,又为何说不出真正的佛教教义?牟子所处的时代,是佛教传入中国的早期,佛经的翻译不太完善,佛教文化在中国的发展刚起步,牟子对于佛教教义的理解,处在一个刚开始的水平。佛教的中国化很大程度上就是佛教的道化和儒化。[12]《牟子理惑论》表明,在佛教传入中国初期,一些习读儒道经典的士大夫在接受佛教文化时,尚无法摆脱中华的文化渊源和思想传统,他们对于佛教文化的信仰处于表面的层次,努力地用“格义”的方法,用中华传统文化来解释佛教。

四、结语

《牟子理惑论》作为佛教文献,表明在佛教传入中国的早期,传统士大夫在儒道思想的影响下,用“格义”的方法来学习佛教,会通儒、释、道三家关系的努力。全书将佛教基本教义、儒佛冲突、儒道关系等方面展现出来,达到宣扬佛教、调和三教关系的效果,对于人们了解佛教发展史、儒释道三教关系、佛教文化等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同时反映出牟子所处时代的社会状况与思想观念。但该书同时也存在着部分缺陷与不足,如书中所见部分情况与历史不符、对儒、释、道三教关系存在片面解释、佛教教义与认知水平的差异等方面。总体而言,该书作为佛教文化的重要典籍,其宝贵的史料价值将值得人们进一步探索。

[1]李铁华.《牟子理惑论》新探[J].殷都学刊,2009, (3):135.

[2]方立天.中国佛教哲学要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3]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1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4]杨海文.中国佛教史上第一篇孟子学文献—<牟子理惑论>新探[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5):17.

[5]韩雷.剖析<牟子理惑论>中佛与儒、道的异同[D].重庆:西南大学,2007.8.

[6]毛廷贵、唐峰陵.牟子儒佛道三教圆融思想研究[J].广西社会科学,2013,(12):92.

[7]向婷婷.汉末交州人文环境考察[J].法制与社会, 2006,(12):197.

[8][东汉]牟子.牟子理惑论/僧祐撰;刘立夫、胡勇(译者).弘明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1.

[9]王春艳.《牟子理惑论》研究—佛教会通儒、道两家的最初尝试[D].苏州:苏州大学,2012.14.

[10]张凯.<牟子理惑论>读后[J].法音,2014,(7):38.

[11]邓刚.从<理惑论>看东汉末年儒佛之争及其影响[J].江西教育学院学报,1995,(2):62.

[12]洪修平.儒佛道三教关系与中国佛教的发展[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2002,(3):81.

(责任编辑卫崇文)

K207

A

1673-2014(2016)03-0038-03

2016—04—07

邵张彬(1991—)男,河北邯郸人,在读研究生,主要从事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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