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荣

（长治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管理系，山西长治046011）

近代士绅视角下的基督教、教民和义和拳
——以刘大鹏《退想斋日记》为中心的考察

李荣

（长治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管理系，山西长治046011）

1900年前后是近代山西民教冲突最突出的时期，刘大鹏作为近代山西士绅的代表在《退想斋日记》中进行了诸多时事态度表达：对基督教被中华文化同化的自信、对教民是“莠民”的判定、对义和拳“罪证”的加诸，这些情感的背后是对社会失序的失望和焦虑。“天意使然”是刘大鹏面对变局的无为选择。

士绅；教民；义和拳；基督教

1900年因义和拳的兴起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不平常的年份，在这一年前后，引发了义和拳、传教士、教民的时代乱奏曲。由于文化背景、社会阶层等方面的差异，各个不同群体对这一时代的看法是不同的。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乡村精英层，士绅阶层对待教民、基督教态度如何，学界研究成果较单薄，本文拟就此角度进行粗浅探讨。

刘大鹏，字友凤，号卧虎山人、梦醒子，是山西省太原县（现为太原市南郊区）赤桥村人。生于1857年6月9日，卒于1942年8月30日。终年86岁。刘大鹏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乡绅。早前参加科举考试，1884年中举人，后担任私塾塾师20年之久。民国成立后，当过县立小学校长，经常参与地方社会事务，在地方上享有相当的声望。刘氏一生著述颇丰，经后人整理后的代表作有《退想斋日记》、《潜园琐记》、《晋祠志》等等。

一、“夷狄不能变中夏，仍是夷狄变为中夏也”

“夷狄不能变中夏，仍是夷狄变为中夏也”这是刘大鹏对待基督教的态度自信，展现了十足的文化自信。在1900年这一民教冲突最冲突的年份之前，在山西太原晋中一带就有基督教的传入，并且已经初具规模，基督教已经深入进中国乡村社会，这一事实在《退想斋日记》中就有记载。1896年12月2日记载：“街市上亦有讲耶稣教蛊惑愚民者，如晋省城中一样，或者自此以后，各村庄皆有讲耶稣者乎。”[1]64面对外来宗教的深入，传统乡绅刘大鹏并没有表现出一味、坚决的反对，而是展现了强大的文化自信和包容，认为外来宗教终归被中国传统文化所融合。“时人皆忧中夏变于夷狄，盖因夷狄杂处中华，乱传其教，迷惑群黎。习其技巧，遵其礼拜耳。以余言之，夷狄不能变中夏，仍是夷狄变为中夏也。”[1]58不仅如此，刘氏还大胆预言，借助这一互动，中国文化必将反向输出国外、教化全球。他认为，基督教士在中国传教的过程也是他们不断学习中国文化信仰的过程，随着学习的深入，他们必将被中国文化所吸引并最终归化，这是中国文化走出国门的好契机。“自开海禁以来，泰西各国之教士纷纷入华传其天主教、耶苏教，俾华人习其教，欲胜吾圣贤之教，似为吾道之敌也。不知吾道甚大，无所不包。泰西之教非但不足以敌吾道，久之，而必化其教以入吾教耳。乃知海禁之开，是吾道将来出洋之由，非西教混行中华之渐也。”[1]75

传统观点认为：在1620年之后，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对待传教士及其教义全部都是仇视的态度。但是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似乎并不能用仇视和排拒这些词简单概括刘大鹏对基督教的态度。至少在1900年之前，刘大鹏对基督教并没有抗拒，只是作为一种可以接受并能掌控的文化现象。之后，刘氏对基督教本身并没有过多记载和态度表达，如果有的话，那也是源于和基督教衍生群体——教民结合而产生的情感表述。

二、“凡入教者皆莠民”

这是刘大鹏对教民态度的高度概括。从1898年到1903年，这是近代山西历史上民教冲突最冲突的年份，刘大鹏对教民的记载大多集中在这五年的日记中。在五年的记述中，刘大鹏给我们展示了对教民这一群体的诸多情感表达，对教民入教非宗教原因的不屑，对教民扰动社会秩序的反感，对官府庇护教民的无奈。

（一）教民入教是利益使然

如前所述，刘大鹏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这场近代教案最高潮的历史事件中属于旁观者，没有亲自参与历史事件的任一过程。因此在刘大鹏的记述中，对教民及其生活态度、行为习惯的看法完全归因于“听闻”。可能最接近教民的一次就是1902 年5月27日，刘大鹏去清源，途径固驿村，在此遥遥看见了这一地区教民群体的聚居村落——洞儿沟。如此直观感受谣传中的洞儿沟后，他发出了这样的感概：“经固译村，遥见村西里余许为洞儿沟村，村民皆从洋教，村座山麓，教堂建在半山，周围绕以垣，垣内房屋甚多，地势宏厂，修盖皆洋式，洋夷盘踞如巢穴，诱民入教，凡入教者皆莠民，为得洋夷之金以赡养身价，非真喜其教而乐从之也。教夷固愚，教民更愚”。[1]110由此可以看出，刘氏认为教民之所以参加基督教，并不是受到了基督教的教义感召，也没有所谓的心灵诉求，完全是受到教会经济利益的驱使，为了物质利益的满足或者改善。在面对义与利这一命题时，刘大鹏完全体现了士绅的价值取向，义大于利绝对是这一群体的共同价值认知。反之，则被刘氏全部概括为“莠民”。

（二）教民是社会恐慌的制造者

无论在日记中还是在其他记载中，刘氏在这几年中大量记述了他所耳闻的教民制造的恐慌事迹，尤其是在1901年后。《辛丑条约》后，各地开始严惩义和拳民。但是，刘大鹏认为，在实际操作层面，教民严惩拳民在某些地区成为了攻击敌视对象的借口，造成了极大的社会恐慌。“凡去岁练习义和拳者，无不锁拿治罪，其为教民素日所恶之人，即未练拳，亦乘此气焰甚帜之时，指为去岁抢其财务，而控告之，官虽深知其然，而亦不敢违教民之意，必将被告黎民锁拿治罪……邻里乡党悉受蔓延之害。”[1]97教民不仅恫吓乡民，在社会上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恐怖氛围，而且还进行经济勒索。1901年7月14日日记记载：“前日在礼房遇三贤村当局财东李逢春，被教民控告管押五十日，现在罚钱一千缗结案，钱归洞儿沟。此外，尚有数百缗者甚多，民皆不堪其苦。”[1]99仅隔三天后，1901年7月17日日记又记载：“南城角村有拳民之首，号曰三教师，业于去冬馿于县署前，今者洞儿沟洋夷怒不能解，罚该村钱八百千，该村民困特甚，罚项无处起兌。”[1]100

（三）官府被教民所左右

刘氏认为，官方的庇护是民教冲突持续升温的重要原因。在日记中，这样的记载非常多。1901年4 月16日日记记载如下：“当此之时，教民横行，武断乡曲，欺虐良民……惟是一意抚循，以求无事，而教民由是益肆无忌惮矣。而百姓由是恨教民愈深矣。”[1]941901年5月24日记载：“太谷县……凡教民进署见官，不待传禀，竟然擅入，谓某抢其财务，谓寄某家财物，至今不认，官即听其一面之词，出签拿人押班治罪，今之教民横暴甚矣。”[1]98官方保护不仅体现于政治的护佑，还表现在对教民的经济援助。1901年山西发生大旱，各地民生凋敝，灾民众多，当年4月19日中记载：“从前不知饥民多寡，如二月十九日，两厂男女老少，共二万五、六千人；二十三日一次三万人；二十八日一次领米者，两厂垂四万人。道途上不免有饿死者…”[1]94在如此困顿的情况下，教民是官方重点救济之对象,4月16日记载：“各州县之教民，官皆赈济大口银三两，小口半之，而不入教之穷民饥饿而死者，枕籍于野，人事如此，安望天之博降甘霖乎？”[1]94

总之，刘大鹏对教民怀有极强的敌意，是坚定的反对派，认为教民对中国社会百害而无一益，如果任其为之，今后的中国社会将发生很大的变化，表现出对变化中的社会灰心无望。“晋祠民庶办官差，结彩张纬鼓乐谐。中国建成洋世界，能无触目致伤怀。洋夷过镜县官迎，虽属深仇礼必诚。今日中华司牧者，都将大义付沟坑。”[1]107这首词完全反映了刘大鹏对时局的态度，对未来的担忧。

三、“皆由义和拳造乱所由致也”

史学界对义和拳兴起原因有众多解读，但义和拳攻击对象系传教士及教民乃是不争的事实。既然刘氏心目中的教民皆“莠民”，是社会不稳定因素，造成了极大程度的恐慌，从情理上判断，刘氏似乎应该对教民的对立面——义和拳持有同情乃至支持之态度。但事实完全相反，刘大鹏对义和拳与对待教民的态度极其相似。

首先，刘氏对义和拳特征之一——附体风习表达了不屑之意。刘大鹏是典型的传统意义上的乡土乡绅，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在日记中不仅记载了大量的民间宗教活动，而且记录了自身参与民间信仰仪式的诸多活动。例如家中子孙及第，必敬告宗族与庙宇，这是典型的民间信仰仪式，1903年2 月8日记载：“里中人都来送‘父子登科’匾，在家饮食者百十余人，共坐二十一席，出钱制匾者九十三名，余率介儿敬诣祖茔祭告，瑄、珦、琎皆随之，礼毕，拜告本里诸庙，礼毕，旋家宴里人”[1]119。可以看出，刘大鹏相信且认同民间信仰中的神灵存在及发挥的作用，但是刘大鹏却对义和拳的“附体风习”特征表达了一种不信、不屑之态度，“拳为武艺之源，此必有人传授而后乃可承其法以练习之，未有不资师传即能挺身练习者也。若义和拳则不然，无论孩童后生，凡练习者并无拳师指示……神神鬼鬼，怪怪奇奇，幻焉冥焉，人不得而窥测焉。”[2]27-28

其次，刘大鹏还把对时局的各种不如意原因全部加诸在义和团身上。1901年2月24日日记记载：“晋祠生意家去岁亏空者多，获余利之家不过十之一而已。皆由义和拳造乱所由致也。”[1]891901年6月21日记载：“里中病者不少，自三、四月以来，因病而亡者多，瘟疫盛行故也。闻他处亦瘟疫人死甚多。饥馑之岁，人们困殆，一染瘟疫，遂不能支，此死亡者所以多也。瘟疫之起，由于去岁义和拳纷杀教民血肉淋漓之所致耳。”[1]981901年10月3日日记记载：“今岁乡试十三省八月举行，陕西一省移置十月举行，停科者直隶、山东、山西、河南四省，盖由义和拳之起，歼戮洋夷、教民，而洋夷挟制，莫能举行乡试，且停小考也…”[1]101经济的萧条、瘟疫的兴起、科举的暂停，对刘大鹏而言，几乎所有的负面时局背后的主因就是义和拳，义和拳成为了刘大鹏眼中时局艰辛并趋于恶化的罪魁祸首。

四、结语

综上，刘大鹏无论对教民还是对义和拳的价值判定不是从他们各自的思想文化层面而是从他们造成的社会失序这一角度出发的。他不反对基督教，不焦虑基督教的传入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反对和焦虑的是藉由基督教兴起的教民群体造成的社会恐慌和对原有秩序的破坏。他虽不屑“神神鬼鬼”的义和拳，但对义和拳反感的最大因素是它导致了社会的动荡，继而因社会动荡导致的科举停止、经济萧条，灾害丛生等社会失序行为。因此，对教民和义和拳这一矛盾对立体态度一致化的背后是刘大鹏面对失序的社会环境的担忧和焦虑。

在担忧和焦虑中，刘氏似乎并没有提出具体可行解决之道，只是用“天意使然”作出无奈的接受。“华裔通商，是天下一大变局，论者归咎于执事，而不必也。夫天下之变，原属天意使然，岂人力所能维持。”[1]71“斯时大患莫甚于奉教之匪，名曰入教为善，其实祸中国也。中国若无入教之民为洋夷之羽翼，安有今日之患乎，然此亦天意使然非人力所能也。”[1]92这种无望又无为的态度或许就是以刘大鹏为代表的传统士绅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之选择。

［1］（清）刘大鹏.《退想斋日记》［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2］乔志强.《义和团在山西地区史料》［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责任编辑卫崇文）

K25

A

1673-2014（2016）03-0035-03

长治学院课题“晋东南民教冲突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

2016—01—09

李荣（1981—），女,山西高平人，硕士，讲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抗日根据地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