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上党宗族与民间信仰

2016-03-28陈华秦利国

长治学院学报 2016年3期

关键词：上党庙宇族人

陈华，秦利国

（长治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管理系，山西长治046011）

明清时期上党宗族与民间信仰

陈华，秦利国

（长治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管理系，山西长治046011）

宗族与民间信仰是目前社会史研究的两个重要问题，宗族作为传统中国社会的重要基层社会自治组织必然与地方民众信仰产生一定联系。在明清时期的上党地区，宗族往往利用民众信仰来凝聚族人、教化族人，同时宗族也在民间信仰的传播、多样性上对民间信仰产生着重要影响。从民间信仰的角度，可以大略看出南北宗族的差异性。

上党；宗族；民间信仰

宗族是传统社会构成的重要单元，是民众活动的基本单位，是社会史研究的基础内容，诸多学者都予以极大关注，开始探讨宗族在社会生活中起到的作用1然而北方宗族与南方宗族在构成要素、表现形态、社会参与、影响传承等方面仍有较大差异，对北方宗族的探究仍是值得关注的话题。2随着民间信仰研究的展开，人们逐渐发现北方宗族与民间信仰具有密切的联系，民间信仰的各种要素均已渗透进宗族的活动之中，因此，从新的角度解读宗族与民间信仰之间的关系、探究区域社会的内涵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将在以上党为研究区域，在此方面做尝试性努力。

一、宗族对民间信仰的运用

祭祀在上党地方社会民众日常生活中是非常重要的，《沁源县志》载：“祭祀分公祭、自祭二项，公属社或属于族，社祭系各村在神庙演戏时或各节献羊时行之。族祭系士民立有家祠者行之。普通以时致祭，阴历元旦、端午、中秋、冬至在家自祭。祀先则有柱，祀神则贴神像或立牌位，各荐时食，凡祀先时则必祀家供，祀神时亦必祀”[1]。可见，祭祀在上党地方社会中的重要性。祭祀是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团结民众的重要手段。而宗族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组织，虽然它有着严格的族规、家训，但在它领导之下的民众的意识形态并不可能是完全统一。因此，宗族有时候必须借助于民众的日常信仰来凝聚族人，教化族人。

沁水柳氏位于沁水县西文兴村，是一个古老的宗族，在明清时期已经形成了一个有着祠堂、家训、家规、家谱的单姓大宗族。虽然柳氏宗族在这一时期完成了宗族组织化建设，但族人的意识形态并没有完全统一。在这种情况下，柳氏先祖们就借助民众信仰来统一族人的思想。风水信仰在中国由来已久，是中国百姓的重要信仰之一。因此，柳氏族人就

1此类成果主要有：冯尔康：《18世纪以来中国家族的现代转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林耀华：《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三联书店，2000年；钱杭、谢维扬：《传统与转型：江西太和农村宗族形态——一项社会人类学的研究》，上海社科出版社，1995年；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

2常建华：《20世纪的中国宗族研究》，《历史研究》1999年第5期。先从风水信仰入手来整合族人的思想意识。“□□□□□□环五乡皆山也，出自太行，北有鹿台蟠回，高出诸峰。南应历山，驰奔云矗，倚空向出者，千峰苍翏。东曲陇鳞鳞，下临大涧。西山隆沃，壮似行而复顾，或曰伏虎山，或曰凤凰岭。吾柳氏族人世居之，最蕃且盛，岂非钟斯然哉！”[2]37柳大夏在这儿描绘出了一个风水学上绝好的人居地势“山环水抱必有气”，通过这样的描述，给了柳氏族人最为稳定的意识形态。

柳氏族人还借助关帝、文昌等信仰来教化族人。他们因地制宜在柳氏宗族居第之外、祠堂左右，又修建了关王庙、真武阁、文昌阁、文庙、魁星阁。柳遇春在《新建关王庙木坊碑记》中直呼：“忠义乃人心所固有，事君而贰其节，见利而忘其义，非无是心，欲炽而□□丧之焉耳矣！闻王之风者，独不惕然省，奋然发者乎？”[3]70他将忠义作为关帝信仰的解释，这样既凝聚了族人的意识，同时也将忠臣节义作为族人的道德要求，对稳定社会秩序起了重要作用。现存于柳氏民居内的《文昌帝圣训碑》[4]中写道：一戒淫、二戒意恶、三戒口过、四戒旷功、五戒废字、六敦人伦父子、七净心地玩古训、八立人品、九慎交、十广教化，从碑文中可以看出它突出了文昌信仰的教化思想，以碑刻告知族人，“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柳氏宗族的精英们就是这样利用文昌信仰来教化族人，从而加强柳氏宗族的凝聚力，推动柳氏宗族的发展。在柳氏民居中还可以看到《玄天上帝劝世格言》这样的碑文，可以看出柳氏宗族往往借助于神灵来凝聚族人，教化族人，它似乎比宗族祠堂对加强宗族凝聚力更有力。

宗族重视民间信仰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对族人的控制，是社会控制的一种。民间信仰对于普通民众的心理影响是非常重要，他们往往认为某一神灵可以主宰人世间的一切。“甚矣！三官之神也，可以感发人之善心，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其用归于使人得其善恶报应而已，是知斯神诚万世斯民之福。”[5]176正是由于普通民众对鬼神的如此崇拜，有的宗族就认为只有把鬼神信仰和法律结合起来，才能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夫域中有二权，明曰王法，幽曰鬼神。王者用其赏罚之权，以命德讨罪，而天下以惩以劝；鬼神用其祸福之权，以褔善祸淫，而天下以吉以凶。……然则吾乡之增修神祠也，诚当哉！诚当哉！虽然神不可渎，祭不可蹈，必积德於冥冥，斯獲报於昭昭。外是而作咎，妄读恐无益，徒尔速戾也。”[6]59-60这是《重修府君神祠记》碑文中的一段，由此可以看出重修府君神祠是由沁水韩氏宗族倡导，从上面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韩氏宗族认为只有王法加鬼神才真正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从而可见鬼神在当地民众心中的重要地位。韩氏宗族倡导修建府君神祠是为了借助鬼神来维护社会秩序，达到对社会的控制。

事实上，鬼神在民众心目中有时比王法更加重要，“我国神道设教，久成习惯，彼一般愚氓，畏人畏法，恒不如畏神之心深且切。”[7]150由于鬼神在民众心目中的这种重要作用，致使有人认为神治比礼治和法治更加重要。“然礼仪足以治君子而不足以治小人；刑律只惩之于后而不能禁之于前。惟神道设教常潜随人心之幻想所趋以空应，与未来范园之而驱遣之，使自然安于正轨而不敢横肆无忌，其裨益于世道人心为何如乎？”[8]124正是由于神灵在普通民众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国家往往借助民间信仰来维护社会秩序稳定。

二、宗族对民间信仰的影响

陈春声指出：“许多乡村庙宇祭祀组织的背后，都有宗族在起支配作用。”[9]宗族组织借助民众信仰来统一族人思想，凝聚族人。同时，宗族也在一定程度上对民间信仰发挥了重要作用。

寺庙是民众信仰的物质载体，是神灵依托之所在，“庙宇者，神圣之所凭依也。必殿宇辉煌，禅房建立，乃可以妥神灵，而绵禋祀。”[10]286“神之有庙也，犹人之有家也。人无家何以庇身，神无庙何以凭依？”[11]263可见庙宇是供俸神灵之所在，庙宇的倾圯直接影响着民众对神灵的信仰程度，“庙貌愈尊，而人民益敬畏焉。”[12]190同时庙宇也是村民公共活动的场所，“黎邑岩井乡旧有常春寺、龙王庙两处……久经风雨侵蚀，垣宇倾颓，瓦崩栋折，神像凋敝。村中父老过斯地者，咸目击心伤，虑祈祷无地，议事无所。”[13]152因此对于寺庙的修建、维修既可以提高某一神灵在地方民众心目中的认可度，同时也可以提高宗族在地方上的声望。因此虽然上党地区的宗族组织远没有南方那样强大，但是一些宗族也积极参与庙宇的修建、维修、祭祀等活动。襄垣王氏，“岁朽者易之，旧者新之，塌毁者改建之，记糜钱一千缗有奇，而不同月间，美哉轮，美哉奂！”[14]554陵川王氏宗族中的王发文为了修建庙宇而去更化族人，“居民王发文乃一乡之善士，有志修理而无财力，遂统族人于东岭后，披霜斩棘，得荒地名崔家川、郝家岭，共地六亩，累年耕种，积粟有余，更化族人同输金力，鸠工庀财，涌跃率作。重修正殿三楹，创建禅房二座，山门一并告成。”[15]109高平市下台县村的殷氏宗族，“兹者吾族目睹庙貌之倾圮，心伤殿宇之崔嵬，不有以修葺之，则神圣将奚以妥，人心何以得安？爰集同族，量力捐资，仍其旧制，重为修葺。其功告竣，真堪耀人耳目，扩人意想矣。”[16]271诸如上述宗族在积极参与、倡导修建庙宇的事情，地方志、碑刻中还有很多。正是由于宗族积极参也提高了宗族自身在地方上的威望和影响力，这也从一个侧面看出北方民间信仰的发达。

宗族对民间信仰的影响并不仅仅表现在修庙中，同时它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民间信仰的扩散与传播。对于当地规模较大的宗族，由于自身在地方上声望显著，他们的一举一动影响着当地民众，尤其是他们对某一神灵的崇拜往往能带动周边民众对这一神灵的崇拜，从而影响着民间信仰的扩散。“公孤宏化……其始孑然一身，久则子孙繁衍，成为巨族。若是者神实庇之也。……远至百数十里处，皆羡其得神之佑，亦相率谒庙，申其祷祀而香火日以盛。”[17]209-210有的宗族中的族人一些庙宇的负责人，这对民间信仰的扩散起着重要作用。黎城县洪福庵中的住持就是长治县的巨族，“禅师乃本府长治县韩氏之巨族也。”[18]50虽然看不到关于韩氏宗族族人到黎城县做住持的原因，但这足以可以说明韩氏宗族对当地佛教传播有一定的作用。

有时宗族凭借在地方上的强大的力量，创造出地方上原本没有的信仰，从而增加民间信仰的丰富性。位于高平市石堂会村的姬氏宗族，凭借自身宗族的力量先后创建了三义洞、高禖洞、三教洞等庙宇。“石村东里五甲信氏姬后泉，名孝，世宅郭庄村西南隅，富甲闾里，乐善好施。自吾党聚义建庙以来，同子仰泉，工力屡屡有助。自三义洞成，其弟凿三教洞于右；伊亦凿子孙洞于左。”[19]211这些洞其实就是庙宇，而庙宇是神灵的依托，该地方原本是没有这些神灵的，因此，极大地丰富了当地地方民众的信仰。宗族凭借着自身的力量丰富当地民众的信仰的事例，在碑刻中可以发现很多，由此可见在上党地方社会中宗族对民间信仰的影响是巨大的。

三、从宗族与民间信仰看南北宗族的差异

南北方宗族的差异一直是宗族史研究者所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北方宗族由于祠堂、族谱、族田等构成宗族要素的缺乏，很多学者认为北方没有宗族或称为残缺性宗族。[20]但也有一些学者从祖坟、墓祭等方面来论证南北方宗族的不同特点。[21]本文试图从南北方对祠堂和庙宇的兴盛程度来说明南北宗族的差异。

在北方地区，宗族的重要表现形式——祠堂是非常缺乏的。在上世纪40年代，有学者对华北村落进行调研的数据中指出：“河北省143个村镇，有宗祠51座，集中在23个村镇，其中120个村镇全无宗祠，有宗祠的村镇仅占所调查村镇的16%。据同期对河南省82个乡镇的调查，有宗祠44座，集中在22个乡镇，其中60个乡镇全无宗祠。[22]169这可以说是北方宗族的一个特点。

在上党地区，地方民众大多也没祠堂祭祀的做法。而是在家临时祭祀祖先、神灵。据道光《壶关县志》记载：“士大夫家，建立家祠，四时分至致祭。元旦、端午、中秋、重九各荐时食。逢忌辰、诞辰皆特祭。清明则墓祭，皆遵文公家礼。庶民每值令节，或祀于寝，或祀于墓，岁时不废。”[23]可以看出在壶关县只有士大夫家庭才用祠堂来祭祀祖先，而对于一般的平民来说，大多都是祀于寝。同治《阳城县志》：“祭礼，赛社迎神断无不洁之粢，盛祷雨祈年尤深严肃，每岁仲春各里人民向析城、崦山换取神水，仪从縻费不能枚举，亟当酌而裁之。祀先世，家设木主于祠堂，余设于大庭、内寝不同，朔望展拜时序生，忌辰祭多上塚，吉祭亦如之。”[24]证明了阳城地区祭祀祖先都是在家祭祀，并没有专门的祠堂来祭祀。由此可见祠堂在上党地区也并不是很普遍。笔者在对上党地区宗族进行的田野调查也印证了这一现象，在很多地方，庙宇与祠堂合而为一。事实上，根据学者们实地调查，发现华北乡村庙宇是非常普遍的，如清末直隶武清县486村，有庙宇958座，平均每村两座1.97座；民国河北定县453村，有庙宇857座，平均每村两座；1937年前山西太谷百村，有庙宇1346座，平均每村13.46座。还有学者推测，华北千人以上的大村，平均每村有7.25座；100-199人的小村，平均每村有2.73座庙宇；100人以下的更小村，平均每村有2.13座庙宇。[25]1可见在北方地区庙宇的盛行。

宗族积极倡导和参与庙宇的修建，其主要原因是庙宇与宗祠功能的结合。他们祭祀祖先很多都不是专门用祠堂来进行的，而是进行家祭，尤其是势力比较弱小的宗族。平顺县：“元旦，早起设香烛茶果祀神，祭先拜始祖，序昭穆，联宗谊，乡党亲旧，互相拜贺。”[26]沁水县：“民间耻淫盗，少争讼，房地累世，不轻弃，敬神信巫，故乡多庙祀，醮赛纷举。金元时屋深而簷俯，明季屋高而墙整，室内多供神佛，沈公有云：室宇太广，则阴气盛而人气不充，且多不利，至奉神佛于私居，欲媚神，实渎神也。”[27]因此，神灵和祖先对于上党地方民众来说，并没有严格的划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北方民间信仰的模糊性特征，似乎祭祀祖先在上党民众中并不是很重要，他们祭祀其它神灵同样能使得自己得到神灵的庇佑。陵川县巡家村宁氏，“邑有神庙，邑中之主也。吾先人世居此地，并未建立庙宇，春祈秋报甚不便焉，邑人病之。十载前，少长咸集，意欲建庙而难其地，深幸天诱其衷，人皆乐善，邑东山碣，宁氏地也，合族公议，遂施地基壹院焉。”[28]162为什么宁氏宗族不去祭拜祠堂祖先来保佑自身，而是要修庙？这足可见庙宇对于上党宗族的重要性。在上党地区还发现一些宗族将祠堂和庙宇合并一块，如陵川县的和氏宗族，“村之东北有吾家佛堂庙一区，崇祀三教圣像。……自此以后，佑合族平安，蕃其族昌，其种永占优胜，继而修葺。”[29]343由此，更显示出宗族祭祀与民间信仰的结合，同时也可看出民间信仰的模糊性。

因此，上党区域宗族大多是借助民间信仰来凝聚族人、推动宗族组织的发展，这也是他们积极参与修庙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可以说在上党区域，庙宇代替了宗族祠堂的部分功能，也致使在上党区域并不能看到很多的祠堂而更多的是庙宇。从这个视角也可以看出南北方宗族的差异。

［1］民国.沁源县志［M］.卷二.风土略.民国二十二年(1933)铅印本.

［2］［明］柳大夏.始修一山房碑记［A］.三晋石刻大全·晋城市沁水县卷［C］.太原：三晋出版社，2010.

［3］［明］柳遇春.新建关王庙木枋记［A］.三晋石刻大全·晋城市沁水县卷［C］.太原：三晋出版社，2010.

［4］现存于柳氏民居内.

［5］［明］柴楹.金妆三官神记［A］.赵江明，赵满芳.黎城碑文化赏识（内部资料）［C］.

［6］［明］韩可久.重修府君神祠记［A］.三晋石刻大全·晋城市沁水县卷［C］.太原：三晋出版社，2010.

［7］［清］杨汝楫.上台壁重修龙王庙碑记［A］.赵江明，赵满芳.黎城碑文化赏识（内部资料）［C］.

［8］［民国］张席珍.重修关帝庙创建观音阁碑.赵江明，赵满芳.黎城碑文化赏识（内部资料）［C］.

［9］陈春声.“正统”神明地方化与地域社会的建构［J］.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03，（2）：30.

［10］［清］田世英.玉虚观重修碑记［A］.王树新.高平金石志［C］.北京：中华书局，2004.

［11］［清］王槐树.重修万寿宫西庑碑记［A］.王树新.高平金石志［C］.北京：中华书局，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