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爱军

(武汉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0)



从《人群中的人》的城市书写解读爱伦·坡的荒诞意识

王爱军

(武汉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北 武汉430070)

摘要：爱伦·坡“为艺术而艺术”的创作思想虽然无法获得加缪等存在主义哲学家的认同，但其艺术创作的多维性使其影响远远超出了他所处的时代。《人群中的人》是爱伦·坡最具现代意识的作品，凸显了爱伦·坡对转型期人类社会精神危机的关注，开启了近现代荒诞叙事之先河。小说以隐喻式的城市书写揭示了现代社会生活的虚无荒诞，人与自然(社会)、他人、自我关系的异化，即异化的城市生活场景、虚无的个体身份认同与荒诞的个体生存意识。爱伦·坡对城市人群孤独、虚无的内心世界的描绘，对叙述者与追逐对象追踪动机的探寻，是对社会转型期城市化给游荡者(包括坡本人)带来的空虚与孤寂的真实写照。

关键词：《人群中的人》；城市书写；异化；虚无；荒诞

0引言

19世纪美国文学作品中，爱伦·坡小说对人物神秘动机与梦魇式场景的书写与当时的自然主义倾向和浪漫主义风格显得格格不入。爱伦·坡在创作上继承了欧洲哥特式小说风格，又融合了美国浪漫主义文学的特点。爱伦·坡的作品兼具浪漫性与现实性，以荒诞的想象来渲染阴森恐怖的氛围，揭露社会、政治、宗教和道德上的邪恶，对人性的阴暗面进行道德探索。因此，在19世纪上半期的美国，坡难以获得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一直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其作品试图表现的晦涩冲动的心理、乖戾反常的行为也使之在评论界获得不合时宜者的称号。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评论界开始挖掘坡创作意图的多维性，重新审视其在美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对欧美近现代文学与艺术的影响。较之同时代的作家，坡在一定程度上引领了美国文学的黑色浪漫主义传统。

《人群中的人》(1840)是坡最具现代意识的小说，被认为是那个时代最出色的艺术品(Baudelaire,1995：7)。但已有的研究却鲜有从存在主义哲学的视角来剖析坡超前的现代意识。虽然存在主义代表作家及作品在20世纪之后才出现，与坡同时代的丹麦哲学家、神学家克尔凯郭尔(1813-1855)的哲学著作《恐惧的概念》却奠定了基督教存在主义思想体系。该书把探讨人的存在问题放到了首位。一直以来，尽管坡并没有被贴上存在主义的标签，但《人群中的人》对异化的城市生活场景、虚无的个体身份认同感及生存意识的荒诞性书写却彰显了坡的存在主义意识。小说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异化的个人与社会、他人及自我的关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小说中的荒诞意识与城市书写使之成为继霍桑的《瓦克菲尔德》(1835)之后开启近现代荒诞叙事之先河的杰作。

1异化的城市生活场景

《人群中的人》对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城市进行了荒诞性的书写，生动地刻画了孤独异化的都市生活场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小说中的城市生活场景与现实生活中坡的生存环境及波德莱尔笔下的巴黎构成了互文指涉。波德莱尔的很多作品都糅合了坡的创作手法(郭宏安，2002)。其系列作品《巴黎风貌》和《巴黎的忧郁》等即受此启发。城市不仅是人们生存活动演绎的空间，也为作家的创作活动提供灵感与素材。坡深刻揭露了异化的自然与社会对人本质的改变和扭曲。

小说中的叙述者游离于世俗生活之外，以边缘人和局外人的身份观察异化的城市生活场景。车水马龙的伦敦街头、熙熙攘攘的都市人群与建筑构成了小说场景的重要元素。城市的中心是宽敞明亮的咖啡厅、光彩夺目的煤气灯、灯火辉煌的广场和繁华的商业区。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城市边缘肮脏污秽的贫民窟、摇摇欲坠的木制房屋、淤积拥堵的臭水沟、颓败凄凉的气息、魔鬼神庙和廉价酒馆等等。坡揭示了19世纪上半期接踵而至的工业革命与城市化进程导致的人们的生活变迁。

作品以万花筒似的镜头勾勒出了城市生活荒诞的众生百态，淋漓尽致地展示了转型期城市化进程所导致的人际关系的冷漠、社会责任的丧失、下层人士生存困境等城市社会问题、冲突与矛盾。小说前半部分着墨的重点无疑是形形色色的都市人群：悠闲自在、忙忙碌碌的上流社会人士脸上“显出一种心满意足的神态，似乎他们所思所想的就是穿过那蜂拥的人群走掉……仿佛他们在摩肩接踵的人流中感到更加寂寞”；附庸风雅的低级职员阶层“西服紧身、油头粉面、自命不凡，……附庸风雅，拾上流社会之牙慧”；矫揉造作的高级职员故作精明强干、老成持重，举止迂腐，热衷摆谱；衣着光鲜、貌似翩翩君子的所谓绅士在大城市里比比皆是，实际上却是坑蒙拐骗之徒；职业赌徒肌肤黝黑浮肿，眼神朦胧浑浊，嘴唇苍白干瘪；卑微下贱的犹太小贩如猎鹰般敏锐的双眼迅速地捕捉着潜在的消费者；身强力壮的职业乞丐为争抢地盘而对走投无路的托钵僧怒目相向；作奸犯科、卖弄风情者充斥着大城市的大街小巷，贪婪地渴望着享受不劳而获；而诚实劳动者却精疲力竭，满目凄凉。夜色渐深，人群的属性起了实质性的变化，“粗野的身影”更加突出，“黑夜从阴暗处带来各种丑恶”。黑暗、夜幕、熙熙攘攘的人群，既是个人踪迹隐没的所在，又是罪犯的庇护所。夜幕遮掩下的伦敦黑暗而又辉煌，“犹如德尔图良风格的黑檀木”，黑色的底蕴下发出精彩的微光。作者借用“德尔图良风格”这个暧昧的隐喻象征城市文明光鲜的外表下包裹的污泥乱垢，肮脏污秽。坡讽刺批判了异化的都市生活现实：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城市居民，无论高贵低贱，都满怀心事，在喧嚣的城市奔走。社会物质生产的畸形发展，使人本身异化为物的奴隶。物质上的追求上升为主宰一切的力量，人与物的隶属关系彻底颠倒。人失去了自己的本质，异化为“非人”。

变换的都市生活场景与自然生存空间传递着都市生活群体的生存状态与精神实质。伦敦街头的景象“跟百老汇靠近中央公园一带正午时常见的情景差不多”。与城市化进程较高的伦敦相比，美国最繁华的城市纽约人口也相对稀少。在此，坡寓言式地指出，今日的伦敦即是明天的纽约。“城市的边缘……是全伦敦最令人厌恶的一个角落，这里的一切都打上了悲惨、贫困、绝望和犯罪的烙印。”“路旁堵塞的臭水沟里淤积着污秽。空气里也充满了颓败凄凉。”最自暴自弃的人三五成群地出现在城郊结合处，附近的廉价酒馆则是酗酒者的神庙，魔鬼的宫殿，在炫目的灯光下闪耀。萎靡不振的迷茫者因此也精神为之一振，如同濒临死亡者的回光返照，在人群中浮沉与隐没。荒诞的伦敦社会生活场景描绘的也是正在走向现代城市生活的纽约明日的蓝图。坡搭建了伦敦空间精神的塑造与纽约的现实生活场景的互动平台。

城市化进程的另一个必然后果是人们精神上的普遍失落。作品对城市欲望的书写把关注的重点转向长期以来被忽视、遮蔽的阴暗的内心世界——城市化进程冲击下人性的堕落，对财富价值的纯粹贪欲，以及社会责任和道德意识的普遍丧失。城市包含双重特性：其一是紧张的、碎片式的城市生活；其二则是喧嚣忙碌使人产生的孤独感(克朗,2005)。沉溺于对世俗功利追求的人们精神普遍失落而陷入虚无、孤独与绝望的境地。虽然行走在摩肩接踵的人流之中，人们却无时无刻不感到孤独寂寞，渴望关爱，寻求慰藉。老人追逐人群，却又始终保持疏离，唯恐内心的隐秘被揭穿而遭到厌恶。“人的良心常承受起一个太过沉重而可怕的负担，以至于只有躺进坟墓才能卸下。”每个人都心藏隐秘的罪恶，就像《神秘花园》这本德文书一样，充斥着待揭秘的代码， “不允许被人阅读”，只因不堪忍受隐秘泄露而成为孤独的心灵绝望者。然而，在商品经济时代，对利益的追逐冲突却导致彼此更加疏离。

被边缘化的坡在创作中物化了其审美情趣，以具象化的手法隐喻式地书写了异化的自然与社会对人本质的改变和扭曲。价值多元驱动下的价值错位引发各种社会矛盾，伦理意识的迷惘导致的生存境遇困境。凡此种种，对于“在商业经济的洪流中颠簸沉浮，在出版行业的竞争中奋力打拼，在理想与现实中挣扎取舍”(朱振武、杨婷, 2006：51)的坡来说，感同身受。异化的城市生活场景使得为生存而经营的小农经济理念被抛之脑后，世俗的功利主义成为人们强烈的价值诉求，对财富积累与利益最大化的渴望成为社会崇尚的普世观念。

2虚无的城市个体身份认同

坡作品的荒诞意识不仅停留在城市生活场景的书写，其创作深入到了对社会转型期人类社会精神危机的探究之中。《人群中的人》创造了一个新的荒诞的文学形象——“游荡者”。该形象经由波德莱尔的译介进入法国，启发其创作了一系列巴黎城市闲逛者形象，如《现代生活画家》里的贡斯·居易。“坡作为在一个物质至上的社会中被异化的艺术家的形象成为波德莱尔想象中的重要成分。”(陈永国,2010：142)在翻译坡作品的过程中，波德莱尔与原作者坡及其作品中的叙述者在情感和身份上达到了高度认同，感受到其顾影自怜的高傲与超越时代的孤独。以“人群中的人”为原型的都市游荡者这一形象成了文学、社会学和城市文化研究中经常出现的主题(Tester,1994)。尽管坡并没有直接提到游荡者这个词，本雅明却把“人群中的人”译成“Flaneur”，指出坡、波德莱尔及其作品中的人物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现代都市的游荡者，在现代都市的人群里捕捉“光晕”(陈永国,2010：149)。此后的文学作品中，游荡者这一形象的内涵被放大，突破了画家的界限，泛指文人。他们漫无目的地行走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从他者的视角审视着每个角落，敏锐地捕捉辉煌的城市背景里涌动的暗流、污秽与罪恶等。近现代很多着力于城市书写的文学、艺术作品中都有游荡者或闲逛者这一形象。

小说《人群中的人》所指人物身份虚无诡谲，无论是叙述者还是老人，在自我角色定位及与他人的关系时都很难找到归属感。“我”作为叙事者，既是都市人群的观察者，也是追踪者；老人既是都市人群的追踪者，也是被叙述者追逐的对象。换个角度思考，“我”又何尝不是人群中的一分子？老人又何尝不是人群的观察者？“人群中的人”所指既可能是叙述者追逐的对象，也可能是叙述者本人；既是被观察的对象，也是观察者自身。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叙述者是坡的影子，坡本人就是人群中的孤独者(波德莱尔，1987)。现实生活中的坡在巴尔的摩、纽约、费城、波士顿、巴尔的摩、里士满之间辗转，为生计奔波。坡就是穿梭于伦敦街头的“人群中的人”，也是波德莱尔笔下在巴黎拱廊里游手好闲的都市漫步者。

作为社会意义上的人，城市个体对自我存在缺乏认同，这种虚无的存在感强化了小说的荒诞意识。首先，叙述者对自我身份缺乏归属感。小说开始，秋日的下午，叙述者在伦敦D饭店咖啡厅倦怠地享受着宁静的时刻，自得其乐地观察着咖啡厅内外杂乱的人群。叙述者的观察貌似漫不经心，倦怠超然。其懒散的步履、冷漠的表情、责任丧失的旁观者姿态，俨然如同现代都市的局外人(陈永国,2010：146)。然而，窗外涌动的人群、叙述者本能的对周围事物冷静却又好奇的兴致，共同构成了一个虚无的荒谬世界。热闹是他们的，自己什么也没有。都市生活使作为社会主体的人却成为社会的他者，身处世界中心而不为世界所认识。这种悲凉与怅惘之情集中体现了现代都市人自身存在的强烈虚无感。

异化的都市环境里，人与自我的关系呈现出荒诞状态。叙述者通宵达旦地对老人进行的追踪实际上是一幕阴森诡谲的情景，坡试图展示的似乎还是双重人格问题。文章结尾，叙述者阻止老人，直面对方时的场景与威廉·威尔逊的结局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老人身上，他看到了自己阴暗乖戾的影子。这种孤独、虚无与恐惧“是一种介乎于希望与绝望之间的漫无尽头的可怕的彷徨”，只有在酒精的麻醉下才能使其“承受那种煎熬”(坡，2011：477-478)。似乎只有从自身生命的死亡中，人们才能感觉到一种新的存在，悲惨的存在。

人际关系疏离导致城市个体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缺乏归属感和认同感。叙述者观察人群，夜以继日地追逐老人，其观察追逐的对象却无视其存在。缺乏他者关注，或感受不到他者的存在，自我意象则无法投射。然而，“从痛苦的源头寻找乐趣”的强烈本能渴望拨开了蒙住双眼的迷雾，滋生了对一切刨根究底的兴趣。窗前闪烁的灯光急促得只允许“我”对每张脸匆匆瞥上一眼，却仍能让我在那刹那“读出它们多年的历史”。一个对自身存在缺乏认知的虚无主义者，在精神状态欠佳的情况下穿梭于伦敦街头，却以侦探般犀利敏锐的眼光捕捉其中隐秘的历史，追踪“人群中的人”，这构成了一个悖论式的存在。“我”驻足老人跟前，目不转睛地注视对方的脸庞。然而，对方却视若无物，完全忽略“我”的存在，只关注于开启下一段旅程。他者的显现是构成主体“自我意识”不可或缺的前提，主体只有体验到他者的注视才能体验到自我的存在，从而进一步感受到自我作为他者的存在(萨特,2007)。叙述者在缺乏他人对自我的意识的情形下，也无法获得自我存在的意识。

在虚无的世界里，自我对他人的存在的认识也是虚无的。叙述者为躲避孤独的煎熬、寻求归属感的同时却扮演了侦探的角色，试图破译追踪对象这本“不让人读的书”，结果却发现老人是“罪孽深重的象征和本质”。老人是人类孤独的象征，“他拒绝孤独。他是人群中的人”。老人带着一颗负罪的心漂流在污秽肮脏之所，在不断的追寻中，奢望远离寂寞。对老人来说，周遭世界与人群都是虚无的。无论是他追逐的喧哗与骚动，还是追随其后的他者的存在。其追逐的人群似乎永远在前方，只能靠近，却无法融入。追逐他的叙述者也丝毫没有引起他的注意。“魔鬼似的脸部表情”、“衣衫褴褛却质地精良的亚麻衬衫”，“二手外套里隐约可见的钻石与刀柄”，这些矛盾地出现在老人身上，以象征手法隐喻某种深层次的孤独。老人并非高雅的隐士，有意选择独处，与梭罗、华兹华斯绝然不同。梭罗选择避开喧嚣的尘世，离群索居，成为瓦尔登湖畔孤独的沉思者；然而，却时有其他超验主义者的陪伴与支持。华兹华斯愿化作孤独的云，清静地享受水仙花的娇艳欲滴。在他身后，自有家人打理他的生活。老人却似乎缺少家人、社会的关爱。尽管渴望被理解、被认知，为了逃避良心与理智的拷问，他只有选择在喧嚣与骚动的人群之中寻找孤独的隐逸。却又唯恐内心隐秘被窥探而恐惧，因而无法获得归属感。这种迷茫与困惑、焦虑与惶恐才是更深层次的孤独。“也许他不允许自己被阅读是上帝的慈悲”。异化的城市生活场景导致的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感使得个体被放逐、被排斥在群体之外。尽管在极力摆脱比死亡更黑暗的虚无，然而这种努力却往往徒劳无益。人们的生活陷入无望的怪圈之中，努力抗拒孤独，却永远无法打破孤独。

坡借叙述者之口指出：老人是人类孤独虚无存在的象征。现代城市生活中，这种虚无感无处不在。作者把老人从人群中抽取出来进行追踪，然而，情节的发展却导向一个骇人听闻的事实：现代都市人的孤独感如影随形。“如天空之于鸟，水之于鱼，人群是他的领域。……(他)生活在芸芸众生之中，生活在反复无常、变动不居、短暂和永恒之中，……身居世界的中心，却又为世界所不知。”(波德莱尔,1987：181-182)“我对他不会了解更多，也不会知道他的罪孽。”叙述者冷漠和理性的态度更反衬出老人内心世界的压抑、绝望和愤懑。似乎坡更关注黑暗城市背景下人对孤独的恐惧，对归属感的渴望，及被疏离的痛苦。作者对城市人群孤独、虚无的内心世界的描绘，对叙述者的追踪动机的探寻，实际上是对城市个体归属感的探寻。

3荒诞的城市个体生存意识

《人群中的人》的现代性还在于其所揭示的城市个体生存意识的荒诞无稽。小说题记拉布吕耶尔的名言——“不幸起因于不能承受孤独”对此做了最佳注解。城市为作家提供书写空间，同时也给作家带来独特的生存体验。作者深邃的目光超越了对表层意蕴的讽刺和揭露，升华到了哲学高度去俯视社会，观察在虚无中找寻意义的芸芸众生。“荒诞不在人，也不在世界，而在于两者的共存。”(邹铁军，1987： 89)荒诞不经的不仅仅是异化的都市生活环境，疏离的人际关系，追逐者与追逐对象的虚无存在，更重要的是追逐目标的荒诞无稽。

小说前半部分，叙述者以局外人的身份观察城市中人群的容貌、举止、服饰等，揣摩人们在城市奔走的神秘动机，探索生命存在的意义。之后，叙述者带着狂躁的好奇心去追逐“人群中的人”，结果却发现其追逐毫无意义。老人在人群中奔走的动机秘而不宣，就像一本德国书《幽灵花园》那样不能向公众广而告之。一路追踪的叙述者似乎也并不热衷于探究老人所犯何罪。追逐者与追逐对象的存在完全是虚无荒诞的，其追逐的目的可能只是选择在喧嚣与骚动中躲避孤独，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找到生命的真谛。这是现代社会人类的悲哀。被追逐者对热闹人群的追逐，其荒谬不仅在于其无效与无望，还因为他隐藏的罪恶，希冀获得渺茫的救赎。其追赶的人群则永远像布洛瓦的“卡尔卡索纳”和卡夫卡的“城堡”，虚无缥缈，无法真正接近，也无法得其门而入。

老人怀着无可名状的恐惧在喧嚣的城市中游走，犹如古希腊神话中被众神放逐的西西弗斯，但两者相似却又不同。加缪的西西弗斯的苦难始于对自身命运的不屈抗争，头顶烈日、日复一日地推动巨石上山，以脱离地狱之黑暗与苦难，享受光明与自由。西西弗斯意识清醒，下山过程中始终怀着急切的对幸福的憧憬。因此，在荒谬的生存环境下，西西弗斯仍然坚持毫不退缩，乐观地感受着推石上山过程中的节奏感及其后收获的短暂幸福与满足。其追求与憧憬是苦乐参半的，饱含与荒谬命运进行不屈抗争的大无畏精神与熊熊燃烧的渴望生命的激情。加缪视西西弗斯为荒诞的英雄，因为他在孤独、荒诞、绝望的生命消耗过程中，感受巨石滚动时发出的节奏与碰撞，真切地感悟到了生命的庄严存在。当推石上山的过程从苦难之旅演变成感受生命之特殊方式时，机械而无效的重复则从本质上消解了苦役，众神对他的惩罚也就失去了意义。西西弗斯对生命意义的执着追寻使他摆脱了外在的精神桎梏，也改写了自己的命运，获得了真正的解放。沉醉于追寻过程的西西弗斯在不断的征服过程中也找到了人生的乐趣与生命的真谛。

与此不同的是，《人群中的人》中的老人是在犯下罪孽之后，在无法通过忏悔而获救的窘况下进行的自我放逐。老人犹如霍桑笔下的韦克菲尔德，同样隐匿在繁华的城市伦敦，离群索居，离家咫尺之遥，却20年不见家人，任凭人流从身边经过却对他视而不见，以局外人的身份旁观世事变迁。这种自我放逐源于对社会责任与现实的逃避与厌倦，以及对自身生存困境的幻灭感与绝望感。韦克菲尔德在迷失的岁月中并不曾完全出世，时不时还关注着家人的变化，因此世事变幻在他眼中恍若惊梦。醒来之后，坦然回归家园，安度余生。然而，老人却始终沉迷于其中，无视周遭的一切，始终不曾走出骚动与喧嚣的大街，在空间与时间的循环往复中，追逐着杳然的梦幻般的喧闹，找寻着人群中的孤独。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坡对人生荒诞无意义的刻画更加深刻。

尽管坡并不排斥文学作品所应赋予的伦理道德教化寓意，却很少采取说教的方式。事实上，坡重视作品的伦理道德意义，但却主张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其说教的方式，提倡以凝练、精确、言简意赅的严谨语言而非华丽的辞藻使之生效(Poe, 2004)。《人群中的人》的叙述者不同于《韦克菲尔德》的叙述者，不曾以评判者的口吻审视当事人的言行。坡笔下的老人夜以继日、徒劳无益地重复着无休止的追逐之后，却仍然因前途未卜、吉凶难料而茫然与苦恼，其目标似乎永远无法达到，以至绝望地陷入无底的黑洞。叙述者在察觉到老人追逐的虚无荒诞之后放弃了追踪，陷入沉思，意识到每个人心底都潜藏着一种群居意识，都渴望着获得某种归属感，潜意识里惧怕被疏离与被排斥，惧怕孤苦无依，所以老人才一次次地飞蛾扑火般义无反顾地追逐着孤独冷漠的人群；然而，在洞察自己所犯之罪无可倾诉、无法排解、难获救赎的情况下，老人选择一再游离于人群之外，拒绝与任何人交流。与霍桑的《韦克菲尔德》相比，《人群中的人》的荒谬感正因为这种无目的、无意义的追寻而更得到了强化。

在迷失中追寻无意义的人生，这成了都市人无法打破的怪圈。身处荒谬的世界，人们对于生存的意识是荒诞无稽的。在惶恐和茫然中，老人陷入梦魇中才会出现的循环往复的场景，似乎永远也无法摆脱对喧哗与骚动的追逐。“他与昨晚一样，只是在街上走过来又走过去，整整一天也没走出那条大街的骚动与喧嚷。……他没有注意我，但又一次开始了他庄严的历程。”小说在叙事上以空间的回环构造出一种无法逃离的封闭感，人的灵魂也似乎被一圈一圈紧紧缠绕，压迫感在无形中不断递增。这种弗洛伊德称为由本能而产生的“强迫性重复”永无休止，随着叙述者的脚步逐步攀升。西西弗斯式的神话在《人群中的人》里得以重现。老人在荒诞不经的追逐中，逐渐迷失了自我。他无所谓环境的肮脏邪恶，甚至欣喜于发现堕落场所，不分昼夜循环往复地重复着同样的路径，奔向人群密集处。

老人荒诞的行为时刻提醒着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荒谬无处不在，人们总是在追寻中迷失了自我。在无意义的追寻中，人们貌似在竭力摆脱荒谬的重压与无趣的人生，实际上却是一种消极逃避现实的人生态度，不仅缺乏西西弗斯的斗志昂扬，更使得对生命本质意义的回归沦陷坍塌。

4结论

坡对异化的城市生活空间的隐喻式书写，凸显了对资本主义上升期由社会转型而导致的种种异化都市生活问题。作品对城市下层生活窘境的描写，对城市平民的同情与怜悯，实际上是对城市化给都市人(包括坡本人)带来的空虚与孤寂的真实写照。坡把生活中敏锐的观察和对社会时弊的批判结合起来，创造了一个对自身存在缺乏认知的荒诞的虚无主义者形象——穿梭于伦敦街头的“人群中的人”。作者高度抽象地概括都市人形象，淋漓尽致地描绘了都市众生相，深入骨髓地对人性恶进行了批判。人性的压抑、扭曲、冷漠和无情是都市人所不得不面临的虚无世界。身处其中，不能承受孤独是都市人生活的最大不幸。小说道出了现代社会都市人的生存困境——疏离感无所不在，如影随形。

坡对人生荒诞无意义的了悟透彻，并竭力抗拒荒诞，试图在虚无中找寻人生的价值与意义。当同时代的作家们仍然坚持文学作品为大多数人提供道德启迪与伦理教化作用时，坡却在结合欧洲哲学家思想的前提下，超前地提出了“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尽管这一主张并不为加缪所认同，认为“为艺术而艺术，无论就作品描写的主题还是表现风格，都无法为大众所理解”(加缪，2001：115)。也正因为如此，坡才不为同时代的人所接受。然而，Kevin Hayes(Hayes，2002)却指出，自19世纪中期以来，坡的影响实际上远远超出文学界，影响了很多艺术家，如马拉美、夏尔·梅伦、罗伯特·马瑟韦尔等欧美象征派及抽象派作家与画家。后者甚至提出，在19世纪上半期的美国，爱伦·坡彰显的是一个人的现代主义，远远超出了其所处的时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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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校：陈宁

Interpreting Edgar Allan Poe’s Absurdity in the Urban Writing of “The Man in the Crowd”

WANGAijun

Abstract:Edgar Allan Poe’s “Art for art’s sake” was not accepted by some of the existentialist, particularly Camus. However, his multi-dimensional compositions have won him worldwide reputation as even more a part of the contemporary American literary scene than many of his more “nationalistic” peers. This paper aims at probing into Poe’s awareness of absurdity in his urban writing with the case study of The Man in the Crowd, analyzing his concern on people’s spiritual crisis and exposure of the nihility and absurdity of modern society, and the alienation and dissimilation of social relationships in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via metaphoric depiction of solitary and dissimilated urban landscape, awkward predicament for individual belongingness and human existence. Poe’s delineation of the solitary, alienated and nihilistic inner world of urban citizens, and his exploration of the motivation for the pursuit of the narrator as well as the pursuant, has revealed the nihility and alienation of urban Flaneurs (including himself). Hence, the paper safely draws the conclusion that Edgar Allan Poe initiated absurd narrative which is unclaimed in 19thcentury American romantic literature.

Key words:The Man in the Crowd； urban writing； alienation；nihility； absurdity

作者简介：王爱军，女，武汉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19世纪美国文学、诗歌翻译及认知语言学研究。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基础学科重点研究项目“19世纪美国哥特小说民族叙事研究”(2014-Ib-081)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2015-11-10

中图分类号：I712.0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16)01-003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