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 军

(天津商业大学 宝德学院，天津 300384)

内藤湖南“满蒙观”的变化及其特点

田 军

(天津商业大学 宝德学院，天津 300384)

内藤湖南历经明治、大正、昭和初年等三个时期，几乎与近代以来日本帝国的发展壮大历程相一致。他对“满蒙”地区的考察，逐步形成“保全满蒙、对俄强硬”“分离满蒙”“满洲国建设方案”等三个成体系的认识，虽几经变化，但他始终用自己的博学鼓吹军国主义思想，是日本近代国权扩张在文化学术领域的折射。

内藤湖南；满蒙观；日本帝国主义

“满蒙观”是指近代以来日本社会(包括日本军、政界以及日本知识人和社会大众)对中国东北地区(包括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东部地区)所持的基本态度、认识。以德川幕府时期的思想家、经世家佐藤信渊的《宇内混同秘策》为开端，日本社会的政治家、思想家、学者、军人等都意识到中国东北地区对日本的特殊价值，各种各样针对“满蒙”的观点、方案迭次出现。后来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九·一八事变”、伪满洲国建立等一系列历史事件的发生，将日本各阶层的“满蒙”方案变成赤裸裸的侵略行动。

内藤湖南(1866-1934年)，名虎次郎，字炳卿，号湖南。曾担任《明教新志》《日本人》《朝日新闻》《台湾日报》《万朝日报》记者。内藤湖南历经明治、大正、昭和初年等三个时期，见证近代以来日本帝国的形成和发展。因此，开展对内藤湖南“满蒙观”研究，可以让我们了解其“满蒙”思想的变化和特点。

一、内藤湖南的“满蒙观”变化

(一)“保全满蒙、对俄强硬”

“19世纪末20世纪初，华夷体制彻底崩溃，东亚地区再次出现空前的动荡，列强一方面向东亚地区尤其是东亚大陆大肆扩张殖民权益，另一方面相互间又围绕扩张殖民权益展开激烈的争夺，于是东亚地区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紊乱局面。”[1](P4)

中国的混乱给了列强可乘之机，其中以俄国的扩张最为迅速。义和团运动爆发后，俄国驻北京使臣格尔斯以“中国无人做主，且非使臣口舌所能了结”为借口，扬言希望“本国大兵速到，以全性命”[2](P111)。俄国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更是直接指出“我们非常高兴，这件事将是我们占领满洲的口实”[2](P111)。1900年7月，俄国以保护铁路侨民为借口，出动十五万多军队入侵东三省，并于9月底几乎占领中国东北全境。

当年7月，内藤湖南进入《大阪朝日新闻》社，担任社论方面的主笔。根据《内藤湖南全集》第三、第四卷中“大阪朝日新闻所载论说”，从1900到1906年，内藤湖南共撰写了二百多篇评论，内容从复杂的国际关系到日本国内舆论热点多有作者独特的论述，其中涉及“满洲”问题的文章更占到一半左右。

对日俄战争时期的“满洲”问题，内藤湖南基本上承认“满洲”是中国的领土，并要求列强协同保护“满洲”整个领土[3](P23)。在“满洲”的经济开发上实行“门户开放”与“利益均沾”。同时，他高度评价“满洲”在日本未来经济和战略上的价值，认为如果修建一条从朝鲜半岛到“满洲”的铁路，就能在经济贸易中获得相当利益。

内藤湖南根据俄国一系列动作，指出其意欲驱除其他列强、妄图独占中国东北之野心。从日本本国利益出发，内藤湖南说明“满洲”正一步步变为俄国殖民地的情况，认为必须对俄宣战。

1902年10月到1903年1月，内藤湖南第二次来中国进行考察，也是其首次踏上“满洲”这片土地。内藤湖南此次旅行虽然只有短短三个月，但其观察记录极为丰富。从俄国的金融业务、通行检查、筑港情行、军事操练等到其占领下“满洲”地区民政官、巡逻官、士兵情况到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再到外国人杂居区日本民众的生活状况，以及“满洲”的森林矿产、作物、铁路列车时刻表等都有所涉及。

正是这次受《大阪朝日新闻》社派遣考察“满洲”时局和形势的旅行，使内藤湖南更加确信应该对俄宣战。

“这次考察使我们对‘满洲’问题充满了信心，以后无论我们遇到什么情况，决不能向俄国的南下政策退让。我希望当局更应该：即便是赌上整个国家的命运，也要与之相争到底。”[4](P246-247)

内藤湖南的这些社论与日本日益膨胀的国民意识及狭隘民族主义有着密切关系。对“满洲”进行领土保护，是为了打破俄国独占中国东北的野心、牵制俄国，并不是为保全中国着想。

(二)“分离满蒙”

辛亥革命在给中国政局带来巨变的同时，也给日本朝野以深刻冲击，日本舆论界更是称之为“近代东洋破天荒的骇心事”[5](P201)。时任京都大学东洋史教授的内藤湖南，凭借多年记者经历培养出的政治嗅觉，在第一时间对辛亥革命进行了关注。 内藤湖南对中国时局进行分析，通过三点缘由阐述其“满蒙分离论”。

1.关于多民族统一的民族感情归属问题

内藤湖南提出：“在中国这个广大的地域内就一直包含着有使其分崩离析的因素，如西藏、蒙古等。这个国家能否继续统治极为广大地域，取决于西藏、蒙古依附关系，这些民族对于汉族人的种族立场，并不是说是从革命爆发后才有的，这是我们所应该注意的。”[6](P330)

内藤湖南同时认为中国一直存在民族对立，这一现象在辛亥革命后表现得更为突出。他指出：

“如今所说的五族共和，已经与最初设想的那样发生了极大的改变。这是汉人对自己文明极度的自夸，对自身能力过分自信和依赖，这样纵使其能够统辖五大民族，但是否能尊重其他民族各自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并使之与汉族本身处于同等地位也是个疑问。因此，(五族共和)说到底还是以汉人为中心、其他民族处于附属和被统辖的地位。这样的结果，自然会使得其他种族升起反抗之心。”[6](P338-339)

“辛亥革命的爆发，其革命党多为汉族人，在推翻了满族的政权后，虽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但并不妨碍汉族人执掌张政权这一事实。在革命之初，就是以恢复汉地、驱除满洲人为口号的，甚至还主张虐杀满洲人。”[6](P338-339)

2.中国领土范围过大

内藤湖南认为导致中国有如此遭遇的原因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的领土范围过大。

“在中国古代，领土疆域过大问题一直是制约中国发展的重大问题。从2000多年前的秦汉开始就一直存在，今日种种事情的发生只不过是换了场合而已。汉武帝时，面对匈奴这样的强敌，也只是以击退为目的，但是需要绝大的努力。同时，还不断向南方扩张领土，这样不断的向外扩张，实在是需要莫大的费用来支撑。幸亏汉武帝的英明神武，再加上有卫青、霍去病等一些有力人物，未必能够成功。在汉武帝晚年出现了财政危机，费用支出尤为庞大，虽然有新税增加、专卖政策等，仍然解决不了财政危机，国力愈加疲敝。”[6](P341-342)

“唐朝也追求域外领土的扩张，以唐初期最为强烈。但中期之后兵力主要用于解决藩镇问题，对外用兵也在唐中叶以后就基本上停止了。唐朝初期经济甚有富裕，如同汉朝文景两帝之后的状况，唐高宗倾尽全国之力实行域外征伐，这也是为谋求领土扩张而导致国力疲敝的证据。”[6](P342)

“元朝疆域可以说是中国历代中疆域最辽阔的，元世祖忽必烈很少谋求海外发展，即使曾经远征日本和爪哇，国力亦感到非常疲惫。元朝宰相阿合马曾实行对人民负担极大的专卖政策来充实国库，但是在后期依然入不敷出……即便是与元朝关系最好的伊尔汗国，也是靠着联姻关系来维持，关系交恶时甚至诉诸武力。”[6](P342)

“明朝时，中国人只是在本土发展，对于异种族采取被动的防御，尽管这样，明朝的国力依然被边防费用所拖累，加上在与日本的战争以及对于满洲的防备，费用支出巨大，而内地叛乱四起，明朝最终在内忧外患中灭亡。”[6](P343)

内藤湖南在文章最后指出：

“无论满、蒙、藏最后成为谁的领土，这对于汉人的发展都没有任何妨碍之处……从经济来说是对新政府的巨大负担。而从政治实力来考虑中国之领土问题，今天看来实在是该缩小，哪怕是可以放弃‘五族共和’之空想式的理论，以暂时失去一些领土以求内部的统一。”[6](P340)

3.中国无需国防建设论

在军事状况方面，内藤湖南提出“中国无需国防建设”论。他认为中国目前处于列强的均势保护之下，即使没有国防也可安然生存。“若是对国内外情势有所认识，就可知在未来二十年内，中国的国防建设无任何意义”[6](P345)。“如今英国侵占西藏，俄国侵占蒙古和部分东北地区，中国没有可与二者相抗衡兵力……倘若俄日有灭亡中国的心思，以中国目前之实力必定无力还手”[6](P346)。

与此同时，内藤湖南在其发表的多篇评论文章中积极倡导“国际共管论”。

“从数十年来的实际效果来看，中国的政治委托给外国人是成功的，财政委托给外国人也成功了，厘金、盐税等交由外国人经手也使得收益日增，如日中国人都承认财政委托给外国人能够给政府和人民带来的利益。中国的民政是以裁判为主，中国人认为，居留地里外国官吏的裁判，他们的某种让步比依赖中国官吏要幸福。警察制度上也是依赖居留地警察。北京曾组织实行过以日本人等为主的警察队伍，那是中国人认为最值得信赖的警察。倘若中国把全国的警察都托付由外国人管理，便可以最小费用获得最大安全保障。军备亦是同样道理。”[7](P530)

“如此决心(国际管理)可以下定，中国的安全、东洋乃至世界的和平就可永久保持，这是中国人把政治上的机关委托给外国人最为适当的理由。倘若中国没有此等决心，任何时候都难以获得真正的和平和人民真正的幸福。”[8](P13)

“中国的政治的改革，更确切地说是政治的复活，单靠中国本民族终究不会取得成功，外国人和中国人迟早会明白，依靠外国人是最直接、最便利、最经济的方法。”[9](P32)

纵观此时内藤湖南的言论可知，他已经由“列强协同保护‘满蒙’”转向“分离满蒙”，这是内藤湖南对中国辛亥革命后国内外情况客观分析的结果，也是为日本在将来谋取“满蒙”做了“铺垫”。他用自己的博学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提供依据，全然凸显其“国策型”学者的形象。

(三)“满洲国建设方案”

20世纪30年代世界性经济危机的爆发，对外依赖极强的日本遭受巨大的冲击，因此，日本急于拓展海外殖民地来转移国内矛盾。1931年9月18日，日本阴谋策划了“柳条湖事件”，并以此为导火线占领了东北全境。1932年3月1日，在日本关东军的操纵下，清朝退位废帝溥仪被迎立为执政，建立傀儡政权——“满洲国”。

“满洲国”成立的当天，即1932年3月1日，内藤湖南就在《大阪朝日新闻》上发表《有关满洲国的建设》(3月5日、7日、8日连载同一内容)，随后于1933年7月又在《大亚西亚》上刊登《关于满洲国今后的方针》。1934年1月又再次于《大阪朝日新闻》发表《值满洲帝政实施之际》，这可以说是他对时局的最后发言(内藤湖南于同年6月辞世)。内藤湖南从开始作为社论记者视察“满洲”，时隔二十多年后，又一次将目光移到“满洲国”上。

在《有关满洲国的建设》中，内藤湖南对“满洲国”建设的主张如下：

1.应贯彻“和平乐土”的精神理念

“满洲国建设的时机已经到来，就如同在《建国宣言》中提到的那样，是现在东亚形势上非常重大的事件。满洲国除包括东三省外，还有热河、东蒙古的一部分，照地势看俨然是一个大的国家。在历史上这个地方就有曾诞生了一批动摇整个东亚局势的民族，如契丹、女真、蒙古。尤其是发源于‘民族始源地’黑龙江流域的蒙古族，几乎影响了整个世界。今天新国家的建立，欢迎世界各国人民来到这片肥沃而宽广的土地来共同构筑乐园，但是新的国家决计不会成为世界的威胁，要实现新国家成为和平乐土的这一愿望，还需要新国家的人民做好充足的准备，大到国家的组织建设，小到地方民政、文化的开发，民众都要做好‘牺牲’的准备。”[10](P170)

2.建议采用“共和”政体

内藤湖南在《有关满洲国的建设》一文中则明确指出，希望“满洲国”采用“共和”政体。

“关于满洲国体一直就有帝政说和共和说，如今以共和说确定下来，可以说是与时代相应且稳当的考虑。那些从地方兴起的古代英雄，如契丹的阿保机、蒙古的成吉思汗等建立的古代游牧民族。发源于满洲的女真人很少从事农业，大体上是以射猎生活为主，建立国家的第一目的就是要抵御敌国的侵略，今天的满洲拥戴清朝皇帝宣统帝溥仪成为执政，但是建国的精神已经与当初全然不同。”[10](P170-171)

内藤湖南从“满洲国”执政溥仪与明治天皇从成长经历、个人性格、国家情况等方面做了详细的剖析，指出“满洲国”不存在实行“帝制”的可行性，反而认为“共和制”更加适合。

1934年“满洲国”改建“帝制”，则直接表明日本操控“伪满”政权的意图。但当内藤湖南得知“满洲国”改建帝制一事无可逆转后，对此还是表达不满和批判。

3.以“日满合作”为前提开发建设“满洲”

内藤湖南认为“满蒙”地区无力自己开发建设，在近代以来就是一直依靠外来力量而发展，俄国、日本等国在“满蒙”的开发建设，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这完全忽视中国人在“满蒙”建设中的作用，还试图从历史上寻找依据。

“中国人从一般平民到国家中坚阶层对于政治之热情都不甚热心，他们所热衷之事物无非文学、艺术一些生动有趣之领域而已。”[11](P155)

“中国人的智慧，自古以来就在文学、艺术方面凸现异常，而且领先世界、无人能及。同时，在商业上也会逐渐崭露头角，其他国家未必能及得上。但是对于自身不足的领域，或许该委托给他人，才是极为明智的。”[12](P545)

甚至在对于国家安全有重要影响的军事领域，内藤湖南也提议由外国人保护。

“由于国家混乱，政府缺失信任，人民更愿意相信外国人的力量。为了可以更好地治理国家，政府应该在城市和乡村，任命外国人管理相关事务，其他领域也应酌情考虑如此。”[13](P13)

“在军事建设中，不聘请外国人作为军官而只是单纯的在形式上效仿，这样能难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财政一直以来就是中国的弱项，中国财政收入的增加，是从英国人赫德管理海关时开始的。其后，在盐税、厘金、杂税捐输等都有外国人直接或间接的存在，如果把这些重新交由中国人自己管理，再一次的混乱也不是不可能。”[12](P542-543)

内藤湖南的这些论断，只不过是为“日满合作”寻求合理的解释。他认为：

“在满洲这个新国家开发建设上，日本人和满洲人的协力合作是做好的方式。”[10](P173)

为了使这种说法更有说服力，内藤湖南引用“满洲”人——奉天市长赵欣伯所发表的演讲：

“满洲拥有广大而未开发的土地，而日本则有大量的过剩人口，这些人大多受过高等教育，同时日本有着大笔的资金，这两点对于开发满洲具有重要意义，也能为这个新国家建设打下较好的基础。”[10](P173)

同时，内藤湖南极力否认“满洲国”是日本的殖民地，他认为“日满合作”是一种双赢的模式。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在国家建设方面积累了充足的经验，而且在占领了台湾、朝鲜，也在土地开发上积累了新的经验。尤其是在台湾‘受让’后，日本与台湾当地人共同合作的就非常好。这些可以给‘满洲’开发提供必要的参考。”[10](P175)

4.“重地方自治组织”的管理设置

中国自古以来，地方自治组织就一直存在极强的生命力。这种以宗法制为纽带的封建性的家族、宗族组织在基层民政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

“他们(地方自治组织人员)直接与民众接触，从事赋税征收、纠纷调节等日常事务，他们品级不高，但中国基层官员在处理政事时往往征询他们的意见，因此，他们在地方有很高的威望和权力。”[6](P326)

因此，在内藤湖南看来，这种基层自治组织非常牢固，即使被殖民，这些自治组织还会继续存在下去，发挥作用。

内藤湖南对“满洲国”该如何设立地方自治组织上，指出：

“现在最为重要的就是在这一地区建立自治组织。满洲地区除了原本的政府设立自治组织外，还有民间的自治组织。在这些地方，由于新开垦或是其他的因素，许多新的自然村落涌现出来，在抵御马贼的侵扰方面有许多行之有效的方法，并且还有相应的统治法。”[10](P178)

“应该进行充分的调查，要建立在对原来的自治组织及其习惯采取尊重的立场，不能直接照搬日本的模式。尽量不要触动原有的自治组织，但这还需要日本的新自治指导员加以指导，不要强行设立新的管理机构，这一点是尤其要注意的。”[10](P178-179)

5.实行富有“创造性”的教育方针

“满洲国”成立后，内藤湖南就提出，作为这样一种方针，应该建立一种与日本、中国都不一样的，富有“创造性”的教育方针[5](P195)。

在教育过程中，“不仅要让中国人学习日本文化，还要对世界文化有一定的了解。现在‘满洲’的人口是台湾的数十倍之多，达到3000多万，要想在‘满洲’普及教育，是一个极大的问题，这就需要创新。这样才能在转变他们的思想，在未来才会以欢迎的态度对待来自其他国家的人们”[10](P176-178)。

内藤湖南将这种教育方针伪装成“日本是在帮助满洲的教育事业，为满洲国建设培养人才”的“友善之举”。显而易见，内藤湖南倡导推行的富有创造性教育方针的意图就是为了对“满洲人”实行精神上的奴役，就是为了消除东北人民抵抗情绪，为日本的统治培养顺民。

二、内藤湖南“满蒙观”的特点

(一)成体系性

内藤湖南的“满蒙观”历经一个具体的演变过程，在甲午战争中后日本与俄国在远东地区的扩张相冲突。内藤湖南以自身作为社论记者的敏锐见识和“满洲行”的亲身见闻，提出“领土保全，门户开放、对俄宣战”的政见主张，并不是为保全中国，而意在牵制俄国。

辛亥革命爆发后，内藤湖南根据对中华民国政府内外情况的考察和研究，认为只有把“满蒙”等地分裂出去，才是对新政权国家最为有利的。内藤湖南此时的言论，已经不满足于第一阶段“保全领土、对俄宣战”下的“利益均沾”，而是想获取更大利益，但只有把“满蒙”地区从整个中国分离出来，才是实现这一设想最为有效的方法。

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日本加快对华侵略步伐，在东北地区扶持建立“满洲国”。内藤湖南据此提出所谓的“满洲国”建设方案，打着全然为中国着想的幌子，但其字里行间无不充斥日本的利益。“满洲国”的建立标志日本已经完全把整个东北控制在手中，而所谓的“满洲国建设方案”，就是对第二阶段“满蒙分离论”的“升华”。

(二)以日本国家利益为出发点

纵观内藤湖南三十几年间“满蒙观”的变化过程，他始终是日本侵略中国的代言人和辩护人，“领土保全，门户开放、对俄宣战”并不是仅仅对中国保全、也不是牵制俄国，最深处的目的是使日本在“满洲”利益合法化。辛亥革命后，“满蒙分离论”的主张就是赤裸裸的体现。在“满洲国”建立后提出的“满洲国建设方案”中，建立什么样的国家，由谁来帮助“满洲人民”，在内藤湖南看来，这些应该由日本人主导，从“满洲国”到政体的确立、地方自治管理机构的设置、教育方针等方面，无不由日本人操纵，完全暴露其以日本国家利益为出发点的目的。

综上可知，文化是政治的多棱镜，通过时代的变迁折射出多彩的光芒。内藤湖南的记者生涯、民族主义情感，使得他比同时代的其他学者更加重视对民族、社会的研究，也更加以警醒时人、指导现实为己任。但是回归到其自身的观点来看，“对俄宣战”“满蒙分离论”“满洲国建设方案”已经从单纯的为民族生存发展而献策的民族主义发展到无视乃至伤害、分裂中国的帝国主义时，就成为一种为扩张主义服务的言论。

[1]熊沛彪.近现代日本霸权战略[M].北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2]宋秀元.义和团时期沙俄对我国东三省的侵略[J].历史档案，1982(2).

[3][日]内藤湖南.列國勢力の自覺·內藤湖南全集：第3卷[M].东京：筑摩书房，1969-1976.

[4][日]内藤湖南.续泪珠唾珠·归省记·内藤湖南全集：第2卷[M].东京：筑摩书房，1969-1976.

[5]钱婉约.内藤湖南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4.

[6][日]内藤湖南.支那论·内藤湖南全集：第5卷[M].东京：筑摩书房，1969-1976.

[7][日]内藤湖南.支那国是根本义·内藤湖南全集：第4卷[M].东京：筑摩书房，1969-1976.

[8][日]内藤湖南.支那如何存立·内藤湖南全集：第5卷[M].东京：筑摩书房，1969-1976.

[9][日]内藤湖南.支那将来の復活·内藤湖南全集：第5卷[M].东京：筑摩书房，1969-1976.

[10][日]内藤湖南.满洲国建设に就て·内藤湖南全集：第5卷[M].东京：筑摩书房，1969-1976.

[11][日]内藤湖南.支那の国际管理论·内藤湖南全集：第5卷[M].东京：筑摩书房，1969-1976.

[12][日]内藤湖南.支那将来の统治·内藤湖南全集：第4卷[M].东京：筑摩书房，1969-1976.

[13][日]内藤湖南.如何にして支那の存立を圖ろ可きか·内藤湖南全集：第5卷[M].东京：筑摩书房，1969-1976.

[责任编辑 薄 刚]

2016-06-09

2013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伪满遗产的处理与国共两党的较量”(13YJA770021)

田军，天津商业大学宝德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日比较文化、日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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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5-0292(2016)05-016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