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　敬

(云南省社科院，云南　昆明　650034)

“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再议—从《宗教批判也是马克思批判思想的前提吗？》说起

韩敬

(云南省社科院，云南昆明650034)

“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诸多观点之一，是马克思对于宗教社会作用的正确判断。在历史上，宗教所具有的精神麻醉的作用是不容否定的，宗教是剥削者、统治者维护其根本利益的手段，宗教不能真正解决劳苦大众的苦难，只能使其从精神上得到虚幻的安抚，放松了争取此岸现实幸福的斗争。即使是在当今社会，“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一论断依然并不过时，不能为个别人的某些认识所左右。

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马克思；宗教观

《哲学研究》2014年第10期刊登了赵敦华先生的文章《宗教批判也是马克思批判思想的前提吗？——兼论马克思恩格斯宗教观的特点》。拜读之后，深受启发，也产生了一些想法。赵文内容丰富，涉及问题广泛。本人无力也无意于讨论所有问题，只想就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作出的“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一论断谈一下自己的看法。不当之外，敬请批评指正。

赵文指出：“在马克思之前的几十年间，在德国至少有十位学者、作家用‘鸦片’或‘麻醉’比喻宗教。”“‘鸦片’或‘麻醉’比喻的‘发明权’属于谁，这个问题不重要；确定无疑的事实是，马克思首先说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格言”。既然是“马克思首先说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格言”，那么“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自然是马克思的观点。这样的推论应该是没有问题，可以成立的吧，但赵文对这句话的看法却是矛盾的。

赵文前面说“《导言》逻辑之清晰，气势之磅礴，文字之精辟，堪与《共产党宣言》相媲美，其中很多话已是脍炙人口的格言。”“但理解上的一个困难在于该文没有引文，没有区分其他人的观点与作者本人的观点。如果我们不满足于背诵格言，那就应该遵循文本解释的一个基本要求，分清哪些格言是对当时流行观点的概括，哪些格言表达了马克思自己的观点”。对研究一个思想家的思想来源和思想发展来说，这种区分确实是必要的。但并不能仅仅根据这一点来判断一个思想家同意或不同意某种观点。具体到《导言》的这段话，如果说这里既有马克思自己的观点，又有马克思对当时流行观点的概括，既然马克思“没有区分其他人的观点与作者本人的观点，”我们说这表明马克思同意这些观点，应该不会错吧，何况是“马克思首先说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格言”，这自然应该是马克思的观点。

但赵文在后面却提出另外一种看法，认为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是“马克思吸收了德国宗教批判的‘合理成分’，并用独特的语言表达出自己的宗教观”，“是站不住脚的。”赵文的第二部分就是用来论证这个看法的。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赵文的论证是否能够站得住脚。

赵文认为：《导言》第六、第七两段是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和鲍威尔代表的对宗教的批判的批判，其中主要的是第六段的三个转折。

赵文说：“第一个转折是，宗教批判‘不是要人们依旧戴上没有幻想没有慰藉的锁链，而是要人扔掉它，采摘新鲜的花朵’意指宗教批判虽然撕碎了宗教装饰的虚幻花朵，但没有触动现实中‘没有幻想没有慰藉的锁链’，当务之急是要打碎捆绑人身的现实锁链，并通过政治批判获得真实的理论。”但从马克思的原文看，“而是要人扔掉它”紧随“锁链”之后，显然是说宗教批判是要人们扔掉宗教的锁链。我不懂德文，不知这里的翻译是否准确。但从马克思在前面说的“不是要人们依旧戴上没有幻想没有慰藉的锁链，”和后面说的“对宗教的批判使人不抱幻想，使人能够作为不抱幻想而具有理智的人来思考，来行动，来建立自己的现实”来看，这样的理解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至于只靠宗教批判能不能做到这一点，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其实，不但只靠宗教批判做不到这一点，就是只靠马克思说的法的批判和政治的批判，也做不到这一点。这就涉及到宗教产生和存在的根源以及宗教消亡的条件问题，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内容了。

赵文又说“第二个转折更加深刻，揭示出德国宗教批判的前提，即把神圣世界当作与人的世界相对立的真实世界。”可是马克思明明说了宗教批判使人“能够围绕着自身和自己现实的太阳转动”。这就说明，宗教批判并没有把“神圣世界”当作“真实世界”。这一点，在赵文所说“导言”第二至五段所概括的费尔巴哈和鲍威尔的论述中可以说有充分的表现。如说“宗教是还没有获得自身或已经再度丧失自身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受”，是“一种颠倒的世界意识”，“是人的本质在幻想中的实现”，“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心境”，“是无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精神”，是“人民的虚幻幸福”，是“人民处境的幻觉”，是苦难尘世的“神圣光环”等等。这里哪有丝毫认为“神圣世界”是“真实世界”的意思？

赵文又说：“第三个转折是第六段最后一句：‘当人没有围绕自身转动的时候，它总是围绕着人转动’。这个转折暗含对费尔巴哈的批评。”问题是赵文在这里只引了《导言》原文的后半句，却没有引前半句“宗教只是虚幻的太阳”。但省略了这前半句，后半句的“它”就不知所指。而把这一整句与上一句“对宗教的批判使人不抱幻想，使人能够作为不抱幻想而具有理智的人来思考，来行动，来建立自己的现实；使他能够围绕着自身和自己的现实的太阳转动”联系起来看，无论如何得不出马克思对宗教批判是采取完全否定态度的结论。

在论述了三个转折以后，赵文接着说：“从人类历史是围绕人自身转动的唯一真实的人的世界的前提出发，马克思在第七段得出结论：‘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之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于是，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两个‘变成’是批判前提的根本转变……”其实，马克思在这里是讲了三个“变成”，为赵文所略去的第一个“变成”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如果把这三个“变成”联系起来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正是对前面所说的“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的说明。而使“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的，正是对宗教的批判。所以马克思在《导言》一开始就说：“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前提”是什么？是必需的条件。没有这个前提条件，没有对宗教的批判，没有使“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的“历史任务”就无法进行。有了这个前提条件，才好进行下一步的工作。所以马克思才说：“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具体说来，就是三个“变成”：“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通过对马克思这段话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赵文对两个“变成”的说法并不符合马克思三个“变成”的原意。

其实，对马克思主义改变世界的任务来说，对法的批判和对政治的批判也可以说是“前提”，是必需的条件，但又不能就此止步不前。所以马克思随后说：“随导言之后将要作的探讨，首先不是联系原本，而是联系副本即联系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来进行的。”原本是什么？是现实的德国。改变现实的德国，要靠革命的实践活动。只进行法的批判的政治的批判是不够的。但法的批判和政治的批判又是必需的。因为通过这种批判，使群众认识到现实的德国的法和政治的真相，才能动员起群众进行革命的实践活动。这就是马克思在后文中说的“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德国理论的彻底性从而其实践能力的明证就是：德国理论是从坚决积极废除宗教出发的。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的绝对命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虽然已经超越了当时德国的宗教批判，但并未因此对其完全否定，而是指出其问题，克服其不足，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进，即进行法的批判和政治的批判。

赵文在第二部分最后一段提出了自己的结论，即“通过对《导言》开始部分逐段逐句的解说，笔者希望已经澄清三个误解。”

“第一，马克思没有简单重复德国宗教批判的观点。”这一点可以成立。

“第二，马克思用自己的语言概括费尔巴哈和鲍威所代表的宗教批判观点，不是他所赞同或持有的宗教观。”这一点不能成立。通过前面的分析已经说明，马克思没有反对这些观点，自然是赞同的。当然费尔巴哈和鲍威尔的宗教观并不是只有马克思在这里概括的这些观点。马克思在这里只是概括了费尔巴哈和鲍威尔宗教观中他基本上能同意的观点。对他不赞同的观点，马克思是在《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作了分析批判，在这里没有提及。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才没有引文，没有区分其他人的观点和作者本人的观点。赵文也提到：“《导言》逻辑之清晰、气势之磅礴、文字之精辟，堪与《共产党宣言》相媲美。”如果马克思把他所不赞成的观点也概括其中，而又不加以区分和说明，需要别人花费偌大精力去对勘、去考证、去分析、去鉴别、去推测、去想像，又怎能与这样高度的赞美之词相副？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赵文也认为：“‘鸦片’或‘麻醉’比喻的‘发明权’属于谁，这个问题不重要；确定无疑的事实是，马克思首先说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格言。”这就说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确实是马克思的观点。按照赵文的说法：“马克思很可能把黑格尔的‘人民宗教’概念与鲍威尔的‘鸦片’比喻结合在一起”创造了“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说法。且不说宗教类似鸦片的麻醉作用与所谓“人民宗教”根本是两回事，不能等同；即使我们就把这种“可能”当作事实，如果马克思不是这样认识，他会不厌其烦地把二者合而为一变成自己的话吗？赵文还说：“马克思的格言究竟概括了谁的话，他的概括是否准确，有哪些变动，这些问题也不重要；重要的问题是马克思是否赞同他所概括的那些观点”。但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如果马克思不赞同他所概括的那些观点，他为什么不去直接分析批判这些观点，而是要把它们概括成“脍炙人口的格言”，并且不说明出处，而且和自己的观点混在一起，让后人花费许多功夫去对勘、去考证、去分析、去鉴别、去推测、去想像，结果歧解纷出，不得要领呢？

“第三，德国宗教批判不是马克思批判的前提，马克思要求从宗教批判的结束处开始新的批判”。所谓“从宗教批判的结束处开始新的批判”，正是以宗教批判的结果为前提开始新的批判——法的批判和政治的批判。也就是在“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来“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所以马克思才说“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试想，如果没有宗教批判，“真理的彼岸世界”还普遍地统治着人们的思想，又如何能开展法的批判和政治的批判，“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

赵文在第三部分批驳了一些人以“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推论出的“把宗教批判当作马克思主义诞生的前提，”特别是有的人把马克思主义等同于宗教的观点，这是对的。实际上这种推论是对“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的误解。这句话的意思只是“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才能提出“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的“历史的任务”。否则，在“真理的彼岸世界”的笼罩下，对现实世界法的批判和政治的批判是不可能的。但“前提”只是一个必要条件，不是此后追求“此岸世界的真理”的思想产生的来源，如列宁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那样的来源。“把宗教批判当作马克思主义诞生的前提”，实际上是把“前提”当成了“来源”。至于有的人把马克思主义等同于宗教，如果不是完全不懂马克思主义，就是故意歪曲马克思主义，我们不应为其所惑而扰乱了自己的思想。

根据以上论述，我们可以肯定，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主要概括了他可以同意或赞成的观点。特别是“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一语，根据赵文的论述，我们也完全可以说，这就是马克思的观点。下面我们就联系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关于此问题的研究，对这句话的意义以及我们现在对这句话应有的认识和态度作些讨论。

第一，经过讨论，比较一致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内容博大精深，涉及到宗教产生的根源，宗教的历史发展，宗教的本质特征，宗教的社会功能，宗教的最后消亡等许多内容，不是“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一句话所能概括的。

第二，多数同志也同意，“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说法，主要着眼于宗教的社会功能，而不是关于宗教本质的论断。关于宗教的本质，马克思有很多说法。比如在《导言》中，就有“宗教是还没有获得自身或已经再度丧失自身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是“一种颠倒的世界意识”，是“人的本质在幻想中的实现”，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心境”，是“无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精神”等等。但都比较简要，而且有的是一种比喻性的说法。比较详细而规范的说法，还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的那段话：“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当然，上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都主要是从思想观念的角度来说明宗教，而宗教不仅仅是人们的思想观念，宗教还是一个包括信徒组织、教义教规、制度仪式等在内的一个具有复杂结构的社会体系。但核心是宗教思想观念，有了宗教思想观念，才衍生发展出一系列其他成分和因素。不先从思想观念上明确宗教的本质是什么，其他一切都说不清楚，也说不清宗教的根源、发展、功能和消亡等一系列问题。

第三，分歧最大的，是怎样理解“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种对宗教的社会作用的判断。在这个问题上，有几种不同的看法。

一、赞同宗教如同鸦片，是对人民的一种精神麻醉。但其中有人认为：“宗教作为‘鸦片’，对任何信教者都是‘一视同仁’，没有两样的，不论他是富人还是穷人，是有产者还是无产者，是统治阶级、压迫者还是被统治阶级、被压迫者。宗教作为‘鸦片’是一种精神寄托，慰藉和镇静剂，一种自我安抚和满足，这对富有者、社会上层和统治阶级也概莫能外。马克思没有说，宗教只对穷人和被压迫者是鸦片。根据上述认识，笔者认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句话中的‘人民’一词，不如译作‘人们’更为恰当。这样，所包括的对象范围就更符合实际了。”[1]

这种观点从表面看没有什么不对，但至少忽略了两种情况。1、剥削者统治者并不一定真正信仰宗教。许多时候不过是“神道设教”，用宗教来麻痹人民，维护自己的统治。2、即使剥削者、统治者真正信仰宗教，宗教对其统治和剥削也没有根本的危害。只是当宗教发展到严重影响统治者的财赋收入和对劳动力的役使时，才会对宗教予以有限的打压，而且为时不会长久。而受到麻痹的被剥削被统治群众，却会由于相信和期待彼岸的虚幻的幸福而放松了争取此岸的现实的幸福的斗争。这却是对剥削者、统治者根本利益的维护。所以，如果按照这位作者的意见，把“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中的“人民”改成“人们”，就模糊甚至可以说掩盖了马克思这句话的本意。

二、认为“在马克思发表鸦片论的时候，欧洲人仍然普遍视鸦片为一种药品。其药理功能为止泄、镇痛等。那时人们也已发现了鸦片的副作用——麻醉神经使之产生迷幻感觉。正是基于此种对鸦片的认识，马克思才做了这样的比喻。在当时，马克思还没有鸦片是毒品的概念。药品为救人之物（尽管有副作用）。毒品则是害人之物，马克思岂能以诗韵浓郁的语言去描写毒品，而全世界公认鸦片是毒品，恐怕是进入二十世纪以后的事了。”[1]

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澄清。

首先，不管是什么镇痛、麻醉类药品，作用是镇静、止痛，多用则会产生依赖性，而且需要量越来越大，以致成为毒品。这是所有麻醉类药物的共性。宗教同样如此，轻可镇静神经，慰藉心灵。完全沉溺其中，则可使人走火入魔，产生经极端行为。邪教和宗教极端分子、宗教恐怖分子的行为，就说明了这一点。

其次，认为马克思还没有鸦片是毒品的概念，全世界公认鸦片为毒品是进入二十世纪以后的事，也不符合事实。关于这一点，只要读一读马克思关于鸦片战争的文章，特别是1858年8月—9月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鸦片贸易史》，就会明白。马克思在文中曾不止一次指出鸦片是毒品，而《纽约每日论坛报》也未加删除并作为社论刊登了。

再次，鸦片是不是毒品，还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是，鸦片作为药品，能不能根治疾病，有没有麻醉作用。鸦片作为药物，其实并不能根治疾病，只是起镇静、止痛的作用。而镇静、止痛，就是一种麻醉作用。这与宗教并不能真正解决劳苦大众的苦难，只能使其从精神上得到虚幻的安抚、解脱的作用是类似的。宗教的消极作用也就在这里。

三、认为这是翻译上的误差，是“把宗教是人民拥有和使用的麻醉品理解为宗教是少数人为了欺骗、麻醉人民而编造出来的精神毒品”。[1]这其实是一种误解，我想当代中国的宗教研究者不会对宗教产生和存在的根源一无所知。没有人会认为宗教是少数人为了骗人而编造出来的。即使是剥削者统治者的“神道设教”，也只能在宗教存在的基础上，给以巩固、强化的利用，而不可能无端地编造出宗教来。其实从宗教的产生到其后的发展，整个过程都不乏人民群众的参与。但这都不能成为否定宗教所具有的精神麻醉作用的理由。

第四，为了论证宗教的积极作用或正功能，有学者从经典作家那里寻找理论根据，认为经典作家对此有四个方面的论述[2]46-47。

“其一，宗教的内容以人为本源，反映出‘人类本质的永恒本性’。恩格斯指出：‘只是由于一切宗教的内容是起源于人，他们才在某些地方还可求得人的尊敬；只有意识到，即使是最疯狂的迷信，其实也包含有人类本质的永恒规定性，尽管具有的形式已经是歪曲了的和走了样的；只有意识到这一点，才能使宗教的历史，特别是中世纪宗教的历史，不致被全盘否定，被永远忘记。”

但问题在于，“因为‘神’只是人本身的相当模糊和歪曲了的反映”，所以恩格斯既在上述引文之前说：“为了确信人的事物的伟大和美好，我们没有必要采取这种迂回的办法，没有必要给真正人性的事物打上‘神性的’烙印，相反，任何一种事物，越是‘神性的’即非人性的，我们就越不能称赞它。”又在上述引文之后说：“历史越是‘充满神性’，就越具有非人性和兽性；毫无疑问，‘充满神性的’中世纪造成人性兽化的完善，产生农奴制和初夜权，等等。”[3]310我想，只要把恩格斯的这段话从头到尾读完，并从整体上加以理解，就可以明白，恩格斯这段话只不过是说要认识到宗教的本质，不能把宗教当作骗人的谎言简单的予以否定，而不是肯定宗教的所谓积极作用和正功能。

“其二，宗教能在相关社会中起到‘内部统一’的凝聚作用。恩格斯说：‘中世纪的世界观本质上是神学的世界观，事实上不存在内部统一的欧洲世界，为反对共同的外部敌人——萨拉秦人而通过基督教联合起来了。由一群在经常变化的相互关系中发展起来的民族组成的西欧世界，则是通过天主教联合起来的。’”

但是，“这种神学上的联合不只是观念上的。它不仅实际体现在这种联合的君主制中心即教皇身上，而且首先体现在按封建和等级制原则组织起来的教会中。”“封建的教会组织利用宗教把世俗的封建国家制度神圣化；而且，僧侣又是唯一的受过教育的阶级。因此，教会信条自然成了任何思想的出发点和基础。法学、自然科学、哲学，这一切都由其内容是否符合教会的教义来决定[3]134-135。”这是一种“积极作用和正功能”吗？根据欧洲社会和科学发展的历史，只能给以否定的回答。其实在恩格斯那里，这本来是一段话，只有联系起来看，才能完整地理解恩格斯的意思。但作者却把它分别开来，用前面几句话来证明宗教的积极作用和正功能，用后面的“封建的教会组织利用宗教把世俗的封建国家制度神圣化”来说明宗教的消极作用和负功能[2]48。使人难免有割裂经典文本之感。

“其三，宗教曾作为历史上一些社会变革或反抗运动的旗帜、武器和外衣。在论及早期基督教的历史时，恩格斯指出：‘被奴役、受压迫、沦为赤贫的人们的出路在哪里？他们怎样才能得救？所有这些彼此利益各不相同甚至互相冲突的不同的人群的共同出路在哪里？可是为了使所有这些人都卷入一个统一的伟大革命运动，必须找到这样一条出路。这样的出路找到了，但不是在这个世界上。在当时的情况下，出路只能是在宗教领域内’”。

对于“被奴役、受压迫、沦为赤贫的人们”，这样的出路是真的现实的出路吗？显然不是。中外历史上，确实都有过“被奴役、受压迫、沦为赤贫的人们”利用宗教作为反抗运动的旗帜、武器和外衣的情况，但结果怎样呢?不是失败就是为剥削者统治者所利用，把宗教变成为剥削者统治者服务的工具。所以，对“被奴役、受压迫、沦为赤贫的人们”来说，这样的出路只能是一条幻想的出路。所以恩格斯接着说：“于是另一个世界打开了。肉体死后灵继续存在，就渐渐成为罗马世界各地公认的信条。死后的灵魂将为其生前的行为受到某种报偿或惩罚这一信念，也也来越为大家所接受。”[3]162在宗教领域找到的这种出路，是真的现实的出路吗？这种出路，能认为是宗教的积极作用或正功能吗？请读者自己作出结论。我倒觉得，这正可以说是对“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社会功能的一个很好的说明。

“其四，宗教在资产阶级上升阶段曾作为其反对封建国王和贵族的旗帜，在从中古到近代、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里说的有点不够准确。因为不是一般的‘宗教’起了这种作用。更不是原来的‘宗教’起了这种作用。而是宗教改革起了这种作用。原来的宗教是为封建主的利益服务，适合于封建制度的，现在资产阶级发展起来了，要求宗教为自己的利益服务，适应资本主义制度的要求，于是不能不对原来的宗教进行改革，文中所引恩格斯的话，也正是这样说的：

“按封建制度的尺度剪裁的天主教世界观不能再满足这个新的阶级及其生产和交换的条件了。但是，这个新的阶级仍然受到万能的神学的束缚。13世纪至17世纪发生的一切宗教改革运动，以及在宗教幌子下进行的与此有关的斗争，从他们的理论方面来看，都只是市民阶级、城市平民以及同他们一起参加暴动的农民使旧的神学世界观适应于改变了的经济条件和新阶级的生活方式的反复尝试。”

在反对封建制度、包括宗教改革的斗争中，确实有农民的参与。但最终的结果，并不是农民的胜利，而是资产阶级的胜利，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中外历史上都有农民运动利用宗教作为旗帜和工具的例子。但毫无例外，他们都失败了。其中原因之一，也正是因为他们利用的是宗教。就像马克思在谈判德国农民战争时所指出的：“当时，农民战争，这个德国历史上最彻底的事件，因碰到神学而失败了。”[3]127而且，在无产阶级取得领导权以前，农民战争即使胜利了，也不过是建立一个新的王朝，而不会是农民的解放。这些事实，我看同样可以作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个论断的说明。

当然，最重要最关键的是如何看待宗教在当前我国社会中的作用。

不错，我们已经基本上消灭了剥削阶级，特别是，既有的剥削者也已不能成为国家统治者，难以系统地利用宗教对受其雇佣的劳动者进行说教，为其剥削行为服务。但能不能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论断已经过时，宗教对人民的麻醉作用已经消失了呢？当然不能。只要宗教不改变引导人民祈求彼岸幸福的主旨，宗教的麻醉作用就不会消除，宗教就始终是人民的鸦片。而且，如果这种追求走向极端，就会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国内外的邪教和宗教极端分子、宗教恐怖分子的产生和存在就说明了这一点。虽然在我们国内这只是极少数的情况，但却不可轻视。为了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除严厉打击邪教和宗教极端分子、宗教恐怖分子，全面正确贯彻执行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外，更重要的是要下大力气领导广大信教群众发展经济，努力解决信教群众的困难，提高信教群众的生活水平，同时进行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和教育工作，提高他们的政治思想水平和科学文化水平，引导宗教领袖和广大信教群众把越来越多的精力转移到与党和政府同心协力地创造现实的幸福生活上来。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其工作的着力点，就应该放在这里。努力改变“以往是有问题找组织，现在则是有困难找教会”的情况[2]54-55。只要看看这些年宗教发展之快，一些信教群众投放在宗教上的精力和物力之多，就可以知道这方面的工作是多么重要，多么紧迫。

至于有的同志说：“今日中国宗教，如果说还有鸦片功能的话，那么它主要体现在宽慰人心、缓和情绪、化解矛盾的镇静剂作用上。特别是在社会转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竞争激烈、风险重重，生活起伏动荡，人们的思想、情绪不稳，因躁动不安、贪欲、嫉恨、烦恼、失望、愤恨等引起社会不稳定和浮躁十分强烈。如果此时宗教能在宗教信仰者群众中发挥一些镇痛剂作用。清凉剂作用，应该是有利于社会稳定的[2]46。应该承认，这段话说的是坦率而实事求是的。但它同时也表明，宗教从来是用对信教群众的虚构的安慰来达到助力社会稳定的作用。如果说阶级社会的统治者安于利用甚至强化这种作用以维护其统治是很自然的话，我们的政府，作为代表人民当家作主的政府，我们的干部，作为为人民服务的干部，如果安于甚至推崇宗教对我国社会的这种“积极功能”，而不是积极团结和引导信教群众发展经济，克服困难，摆脱贫困，改善生活，那就不是一个合格的政府，不是一个合格的干部。所以，我们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论断没有过时，并不是要人们以此去和信教群众进行斗争，而是要我们的干部认清宗教只能给信教群众以虚构的幸福，我们不能满足于甚至不应该利用宗教的这种麻醉剂作用来维护社会的稳定，而是要积极引导和团结信教群众创造真实可靠的现世幸福。

更需要注意的是，我们的一些干部，甚至高级干部信仰宗教，热衷于搞宗教活动，甚至用行政力量助长宗教狂热。国外的一些宗教势力也力图向我们国内渗透。有的以学术交流，学术研讨的名义进行宗教宣传。有的甚至以各种合法名义进入我国，实际上却搞地下活动，秘密传教。但我们的一些干部，一些学者却对此浑然不觉，特别是一些年轻人，不知不觉就受了影响。这些年宗教在一些青年和文化人中的较快发展，就说明了这一点。这就提醒我们，不可模糊对“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认识，以及对干部、特别是对高级干部和有关学者进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宗教观教育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与此相联系的一个问题是，过去我们更多地强调了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方面，而忽视了宗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方面。这是一种片面性。为了纠正这种片面性，现在强调要认识到宗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方面，这是对的。但切不可又跳到另一个极端，只强调宗教是一种文化现象的方面，而忘记了宗教还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方面。因为意识形态的斗争或竞争，竞争或斗争中的此长彼消，无论在我们国内还是国际上，都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一方放松必然为另一方所乘。所以在反对或纠正一种倾向时，要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是我们思想上和工作中时刻都不应该忘记的，比如，有同志认为，“科学（不单指自然科学，而且包括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是没有‘西化’或‘中化’可言的，正如没人提过‘数学或物理学是西方的’，‘没人强调法学或经济学是西方的’，宗教哲学研究也是如此。”[4]62实际上是就是忘记了宗教和包括宗教研究在内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的方面，忘记了不同阶级不同立场的人在这些研究中会有不同的观点和不同的态度。西方政治界和学术界在人权、民族、宗教及对待恐怖事件和恐怖分子等问题上的双重标准，就说明了这一点。

还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有人认为，是对“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论断的错误理解导致了对宗教采取“左”的政策。这是误解。多年来我们对“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论断的理解是有片面性。如把这个对宗教社会功能的判断当作对宗教本质的判断。但这并非宗教政策“左”的根源，勿宁说是宗教政策“左”的表现。因为事实上在建国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的宗教政策都是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后来之所以对宗教采取越来越“左”的政策，那是党的整个路线和政策越来越“左”带来的，是当时整个国家形势使然，并非单单对宗教如此，也不是学界一个对“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论断的某种认识所能左右的。正如今天对宗教采取的政策也是国家的整个路线和政策使然，也不是学界一个对“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论断的某种认识所能左右的。

最后谈一下关于无神论的宣传和教育问题。赵文最后一部分论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对无神论的看法。从整个论述的倾向看，赵文对无神论显然是否定的。但并没有全面反映经典作家的观点。这里有两点认识需要明确。

第一、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宗教观确实已经超越了一般的无神论，但这并不说明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科学无神论的宣传教育已不需要。这正如我们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已经超越了社会主义，更超越了建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础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我们仍然需要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传和教育一样。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确实已经科学地说明了宗教的起源、历史、本质和社会功能等问题，但还有许多群众，甚至一些党员和干部并未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还在相信神灵鬼怪，把自己的幸福寄托在神灵鬼怪身上，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经济甚至身心上的代价。这和恩格斯说的当年德国觉悟工人的情况并不相同。就在赵文零星引用的恩格斯的那篇文章中，恩格斯有这样一段话：“至于德国绝大多数的社会民主党工人，则甚至可以说，无神论在他们那里已成了往事；这个纯粹否定性的术语对他们已经不适用了，因为他们已经不只是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根本不相信神了；他们干脆把神打倒，他们在现实世界中生活和思考，因此他们是唯物主义者。”[3]316

但是恩格斯在下面又说：“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最简单的做法莫过于设法在工人中广泛传播上一世纪卓越的法国唯物主义文献。这些文献迄今为止不仅按形式，而且按内容来说都是法兰西精神的最高成就；考虑到当时的科学水平，在今天看来它们的内容也仍然有极高的价值，它们的形式仍然是不可企及的典范[3]316-317。”正是根据恩格斯的这些论述，列宁在《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与《社会主义和宗教》中，提出要把18世纪法国的战斗的无神论文献翻译出来，并在人民中间广泛传播。可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是根据社会的现实情况来决定是否进行以及如何进行科学无神论的宣传和教育工作的。那么，当前我国是否需要和应当进行科学无神论的宣传和教育呢？我想，凡是了解我国社会现实情况的同志，都会得出自己的结论。

第二、马克思恩格斯也不是抽象的全盘否定无神论。比如马克思就说过：“无神论、共产主义决不是人所创造的对象世界的消逝、舍弃和丧失，即决不是人的采取对象形式的本质力量的消逝、舍弃和丧失，决不是返回到非自然的、不发达的简单状态去的贫困。恰恰相反，无神论、共产主义才是人的本质的现实的生成，是人的本质对人来说的真正的实现，或者说，是人的本质作为某种现实的东西的实现”[3]313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的是当时德国的青年黑格尔派、杜林、以至于俾斯麦政府的无神论。恰恰是马克思恩格斯对当时德国的这些无神论的批判和局限性的揭示，为我们今天正确地进行科学无神论的宣传和教育指明了方向。我们既不是要把无神论宣布为强制的法令，也不要求“废除宗教”和“禁止宗教”，而是遵循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在国家法律法令允许的范围内，在合法的媒体和适当的场合，以适当的方式进行科学无神论的宣传和教育，这又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呢？

另外，附带说两点。

一、本文作为参考文献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宗教》，比较详尽地摘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宗教的论述，为学习和研究经典作家关于宗教的思想提供了极大方便，功不可没。但是“论无神论”部分甚至全书都没有摘引列宁在《社会主义和宗教》与《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中关于宣传无神论的论述。作为一本以全面反映经典作家关于宗教的观点和论述为主旨的书，使人不免有遗珠之憾。假如是以个人的观点剪裁取舍经典作家的论述，那就更不好了。对于这种性质的书，比写论文还要更加注意全面反映原作者的意旨，否则更容易误导读者。

二、在论文末尾罗列参考文献，我想既是表示自己言之有据，不掠他人之美，也是为了给读者以引导，使读者在需要进一步查询时，能比较方便地查找到有关文献。因此，不能只满足于形式上的合乎格式，还要考虑到内容上的便于利用。从这一点说，《哲学研究》上有的论文罗列参考文献的内容，就显得不够恰当了。比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从1956年开始出版，一直到1985年才全部出齐。其中有的年份出的少，有的年份出的多。最多的时候一年出版了8卷。这样如果只标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年”，未免使人无从查找。为什么不可以标出卷数呢？至于只标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版”，就更使人摸不着头脑。我相信作者是读过全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版的。但写一篇文章恐怕不需要参考全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版吧？如果标注的具体一点，不是更切合实际，也更便于读者查找吗？我想这也不至于违反什么规范吧？如果这样做真就违反了某种规范，这个规范大概也到了应该修改的时候了。

本人才疏学浅，年老智衰，兼之信息闭塞，孤陋寡闻，思想跟不上社会和学术的发展，故所言难免有片面甚至谬误之处，还望大方之家有以教我，不胜感激之至。

[1]王冬丽.关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研究综述[J].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南京市行政学学报2006(5).

[2]卓新平.中国宗教学30年（1978-2008）[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3]唐晓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宗教[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4]卓新平.当代中国宗教学研究（1949-2009）[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Recounting of“Religion is the Opium to the People”—Starting from“Religion Criticism is also the premise to Marxist Critical Thought?”

HAN Ji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in Yunnan Province,Kunming 650034，China)

“Religion is the Opium to the People”is one of the re4ligious thought in Marxism,the correct judgment of the function of religion to the society.And it undeniable that religion has the spirit toxicities in history,which is the means of the exploiters and the governing class to keep their control,and that it can not slve the misery of the working mass but the illusory comfort in spirit in turn loosen the struggle to pursue the secular happiness.Even today the notion that“Religion is the Opium to the People”still keeps to the fashion and can not be deviated by some people’s knowledge.

Religion is the Opium to the People;Marx;religious notion

B27

A

1008-2395(2016)04-0098-08

2016-01-14

韩敬(1935-)，男，云南省社科院研究员，先后任云南省社科院宗教所和哲学所所长，主要从事哲学和中国哲学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