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敏

(沈阳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4)

汤亭亭作品《女勇士》中的中国文化元素探究

李敏

(沈阳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辽宁沈阳110034)

汤亭亭的作品《女勇士》在国内外受到广泛地赞誉与关注，被称为美国华裔文学的开山之作，在美国华裔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笔者认为，此作品之所以在学术界被广泛研究，与其中国文化元素的巧妙运用是分不开的。汤亭亭对中国文化元素的继承与创新使其作品极具特色。汤亭亭通过对中国文化元素，如花木兰替父从军、岳母刺字等的运用与改写，对表达作品主题与实现政治诉求具有重大意义。因此，《女勇士》中的中国文化元素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话题。

汤亭亭；《女勇士》；中国文化元素

一、汤亭亭与《女勇士》

《女勇士》是美籍华裔女作家汤亭亭的代表作，发表于1976年。汤亭亭从小对文学有浓厚的兴趣，她从母亲讲的故事中听到许多有关中国的神话传说和风俗习惯，还有关于她的祖先们远渡重洋、希望在国外发财致富的传奇故事。她的第一部作品，回忆录式小说《女勇士》涉及很多母亲讲的故事，这也是她的作品中中国文化元素非常多的原因之一。此书出版后，它的热销程度在美国文学史上是空前的，汤亭亭也因此蜚声美国文坛。这部小说可以说在美国文坛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将美国华裔文学推向历史的一个高峰。该书以独特的叙述视角和手法、丰富的文化形象和奇特的故事传说震撼了当代美国文坛，丰富了美国文学的内涵，并获得该年度美国国家图书评论界奖（National Book Critics Circle Award）非小说类奖。汤亭亭也因此作品一鸣惊人并杀入美国文学“主流”[1]7。一些评论家认为：这本书的内容像中国的织锦一般充满了富有变化的神话故事；其文笔常常达到了瓷器般的精巧；语言像抒情诗一样优美①Amy Ling,“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edited by A.C.V.Brown Rueff and Jerry W.Ward.Jr,New York,1990.。

《女勇士》取得如此成就，与其内容和材料的选用有密切的关系。汤亭亭运用了为许多中国读者熟知的中国传统经典神话与传说，经过作者改编，赋予了这些神话故事不一样的韵味与深层含义。《女勇士》分为五个章节，每一章节都是对不同女性的刻画。第一章写“无名姑姑”的故事。与人通奸并生下孩子的姑姑，违反了传统封建社会妇女应该遵从的“三从四德”，让整个家族蒙羞。最终她选择了与孩子跳井身亡。姑姑的事是被家族的有意遗忘、禁止谈论的“家丑”，最终成了“无名的女子”。第二章“白虎山学道”是根据花木兰替父从军故事的改写。在此，作者刻画了英勇的女性形象，是整部小说最明显表述“女勇士”精神的章节。第三章“巫医”是写母亲的故事。母亲勇敢坚强，未被生活的巨大磨难所击倒，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女医生的故事。但后来为了与丈夫团聚，远渡美国，开始新生活。第四章“西宫门外”是中式寻夫的故事，关注的是月兰姨妈的悲惨遭遇。由于丈夫的遗弃和异国语言障碍最终导致了她精神的崩溃，以死亡收场。第五章写的是“我”回忆从幼儿园到成人的成长经历。叙述者的童年生活是在沉默中度过的，她逐渐意识到作为华裔女性发声的重要性。最终，她用自己的声音讲述了蔡文姬的故事，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促进了两国之间的交流。在此也寄托了作者的希望，她希望像蔡文姬一样，经过自己对两国文化的书写，促进两国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自《女勇士》发表以来，一直在学术界有较高地位，这是研究美国华裔文学的学者们必读的小说。研究者们对其进行了多角度的解读，对这部作品的主题研究主要涉及性别歧视与种族歧视问题；从研究角度分析，主要涉及女性身份的建构，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身份认同以及中西方的文化冲突与融合等。本文试图从中国文化元素方面着手，来探究中国文化元素的运用对传播中国文化、作品主题的表达以及作者通过对中国传统故事等的改写想要达到的政治诉求的重大意义。

二、中国文化元素的运用

（一）花木兰替父从军

花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可谓中国传统民间传说中妇孺皆知的故事。汤亭亭把中国传统的花木兰故事改写成《女勇士》中的花木兰的故事，两者有着紧密的联系，让我们看到了美国版的女战士。我国北朝乐府民歌里有一首《木兰诗》，生动地描写了一位女扮男装、替父从军、报效国家、反抗外敌入侵的女英雄花木兰[2]。传统的花木兰推崇的是儒家的“忠孝”思想，为国尽忠，为父尽孝。花木兰为了使父亲免于劳役之苦而替父从军，后人对花木兰的故事有很高的赞誉，如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所记载的“世有臣子心,能如木兰节。忠孝两不渝,千古之名焉可灭”[3]。《木兰诗》塑造了一个为尽孝道而不是个人的利益奋勇杀敌的女性形象，体现的是一种尽忠尽孝的精神，至今仍作为正面教材被广泛传颂。

汤亭亭笔下的花木兰，与中国传说花木兰为尽孝道去参战不同。她塑造的是一位具有女性独立的意识与目标，为实现个人价值努力奋斗的勇士形象。汤亭亭将花木兰刻画成了一个背负为村民报仇的使命，在白虎山学道，最终实现梦想、有独立意识的新女性形象。经改写的花木兰不是替父从军，而是在鸟儿的指引下跟随一堆老夫妇修炼，十五载后，率领部队作战，并在军营产子，最后领导军队赶走了皇太子，砍下皇帝的脑袋，打倒地主恶霸，砸祠堂的供牌，解放被关押的妇女，并推举农民为领袖。敢于与皇帝为敌，农民起义，改朝换代的情景明显受到母亲讲述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等经典名著的影响，汤亭亭作品中的一些细节的刻画总是与中国文化息息相关，可见中国文化对她的影响举足轻重。最后，花木兰回归传统女性形象，操持家务，侍养公婆。中国历史上抵御北方匈奴入侵，为国而战的勇士花木兰在这里被塑造成了争取个人自由、民主独立的斗争和复仇的故事。

此章节还侧重描写了对女性的歧视，如父母和邻居们常说“养女好比养牛拗鹂鸟”[4]42，以及“女娃好比饭里蛆”“养女等于白填，宁养呆鹅不养女仔“等等[4]31。而且大伯从不带女孩子出去逛街，男孩可以有新玩具，买新尿布，不必像女孩一样只能用自家缝制的尿布和面包袋。男孩子出生则大摆满月酒，而故意不给女孩子摆，因为生女孩被视作一种耻辱。我即使付出了很多努力，在功课上得A,也得不到家人的认可。从小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下，叙述者饱受男权社会的歧视，在自己的家里，重男轻女的思想就如此严重，女子在社会中的地位可见一斑。因此，作者从小便有一个梦想，像花木兰一样，做个女勇士，所以才会有叙述者走进山林与两位老人习武的幻想。她希望打破男女不平等地位的樊篱，获得性别上的同等待遇。这是对唐人街中流行的“养女无用论”的有力驳斥，也是对封建男权统治的有力控诉。这种追求性别上的平等，也契合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民权运动高涨追求男女平等的时代精神。

花木兰参军并为家人和族人报仇雪恨，实际上是在为自己的华人同胞鸣不平。华人在美国没有美国白人的特权，他们的生活很艰辛，如母亲在中国是一名优秀的乡村医生，但是在美国她的技能无法施展，只能做一个传统妇女，由于生活条件不好，只能开洗衣房维持生计；父母经营十余年的，赖以生存的洗衣房被推翻改建成停车场，却并没有给他们应有的补偿。对于华人来说，一切都重新开始，再去建立新的客源关系着实艰难。通过刻画美国社会对华人的对待，作者在宣泄着华人在美国所遭遇的不公平待遇。而花木兰复仇目的就是打破这种不平等，打破这种不公平待遇。女勇士的行为，如砍下皇帝的脑袋、打倒地主恶霸、推选农民做新的皇帝，象征着对压迫华工的强权美国的不满，意图推翻美国霸权，维护华人利益，求得平等；砸祠堂，解放被关押的妇女，实际上是为了解放妇女，打破祠堂所代表的传统封建思想，追求女性的独立与自由。

汤亭亭的这种改写使其作品饱受争议，有赵健秀等人的批判，认为汤亭亭对中国文化知之甚少，误解了中国传统文化，甚至指控汤亭亭是“数典忘祖”的叛徒，认为她对中国神话的移植是对亚裔的背叛和对美国白人的迎合。赵健秀认为汤亭亭对中国社会进行了种种歪曲的描述，甚至有东方主义色彩之嫌，不利于美国人了解东方，会加深西方对东方的刻板印象。但不容否认的是，汤亭亭对中国故事的改写，使越来越多的人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兴趣，对弘扬中国文化有重要意义。与此同时，通过对花木兰形象的重塑，对作者的主题阐释也极其重要，女性渴望发出自己的声音，重建自己的身份，打破父权制社会男尊女卑、女性无用的传统。笔者认为，正是由于对中国文化的改写，才更能体现汤亭亭想达到中西方文化融合做出的努力。通过对个人英雄主义和极具反抗精神的女勇士花木兰的形象塑造，汤亭亭希望依托本民族文化中的经典传说、经典故事探求自己的文化身份，为华裔女性发声，实现自己的政治诉求。

（二）岳母刺字

《白虎山学道》这一章对中国文化的运用不只体现在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上，还体现在与“岳母刺字”这一典故的融合。花木兰在出征前不是母亲在她背后刺上精忠报国的文字，而是父亲“我要把仇恨刻到你背上”、“刻上誓言和名字”[4]15。汤亭亭有意将母亲换为父亲，在这里暗喻“中国传统女性以及华裔女性在父权社会受到的肉体上的迫害。”②尚云英.华裔美国女性身份的重构策略—-论《女勇士》的中国文化改写.福建省外国语文学会2011年会论文.汤亭亭将岳飞的“精忠报国”化成自己如今的夙愿——“复仇”，这里有深远的意义。一反尽孝道，精忠报国的木兰形象，取而代之的是以报仇为目的，敢于推翻暴君统治、努力追求实现自我价值的女性形象。汤亭亭把“岳飞刺字的传说嫁接到花木兰的身上，一方面赋予了花木兰男性力量（岳飞），另一方面也揭露了男性（父亲）对她的书写。”[5]汤亭亭曾说:“花木兰和岳飞的故事虽完全不同，但是二者的结合却可以用男子的力量增强女子的力量！”[6]花木兰身上背负的仇恨实际上是对父权统治和种族歧视的不满与批判。汤亭亭相信艺术的救赎力量，因此她打破“不许说”的禁令，自己拥有言说的能力③Shelly Fisher Fishkin,“Interview with Maxine Hong Kingston,”American Literary History 3.4(1991):786.。汤亭亭希望通过自己的书写，打破封建男权社会女人的第二性地位，打破种族社会女性的边缘化地位，像女勇士一样完成从被压迫到报仇雪恨以颠覆男权社会男性至高无上的权威，从而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汤亭亭笔下的花木兰是“双性同体”形象，虽然有男性的英勇顽强，奋不顾身在战场上杀敌的一面，但也有女性生儿育女，孝顺公婆的一面，怀着婴儿驰骋战场是汤亭亭对花木兰“双性同体”形象塑造的顶峰。“双性同体”形象的塑造的意义与中国道家思想——阴阳学说有异曲同工之妙。作者借此表达了自己殷切的期望：打破男女之间的二元对立，实现二者的和谐共生，达到阴阳文化的核心——“天阳地阴”，达到阴阳二气的融合。汤亭亭旨在消解男女二元对立和父权制中心，只有这样女性才能实现女性的地位与价值，才能拥有女性的独立意识与主体身份。双性同体寄托了作者的理想，她希望男女之间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而是像阴阳学说一样，实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交融，相互流动的状态。汤亭亭通过塑造花木兰的“双性同体”特征，冲破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赋予女性以力量来实现自己的诉求。

作者希望用自己手中的笔来代指花木兰手中的剑，虽不能像花木兰一样真刀真枪的实战，但要做一个语言上的勇士，用笔杆子做斗争的工具，建立属于华人女性自己的真正身份和地位，拥有自己的世界。反对压迫，反对歧视，为了实现自我利益、自我价值而战。汤亭亭借花木兰替父从军与岳母刺字典故的融合揭示了美国华裔女性对中国男权社会中的性别歧视以及美国社会中种族歧视的反抗。

（三）蔡琰与《胡笳十八拍》

在“羌笛野曲”中，汤亭亭写了素有“三曹七子一蔡”之名的文学女性蔡文姬的故事。在匈奴入侵中原时，蔡琰被掳，匈奴的左贤王把她留下来做了自己的王妃，并且生了两个孩子。蔡琰在遥远的他乡一直思念自己的故乡。一天夜里，蔡琰听到了匈奴人的乐曲,得到了灵感，创作了自己的曲子。匈奴人听到蔡琰的歌声，虽然不懂汉语，但是能听出歌声里的伤感和愁思。她唱的是中国和中国的亲人。十二载后，中原平定，曹操将她赎回。她将这首曲子带回了中原，用中国人的乐器演奏，最终写出了著名的曲子《胡笳十八拍》。蔡文姬从外族引进《胡笳十八拍》，外族人听得出音调的凄凉与悲哀，汉族人听得懂其中的意义与无奈。“汤亭亭与她笔下的蔡文姬一样是一个流放者，对西方听众唱中国的歌，对中国听众唱西方的歌。”④Outka,Paul.Publish or perish:Food,Hunger,and Self一Construction in Maxine Hong Kingston’s Woman Warrior.Contemporary Literature,XXXVШ,3.

蔡琰的歌中是数不尽的乡愁与愤怒，借此影射出作者本人生活在异质文化中与蔡琰感受的生存的艰辛与孤独感不谋而合。蔡琰在演唱此曲时，蛮人听得懂其中的忧伤，她的孩子们并没有笑，也随她唱了起来，这似乎在说明第二代美国移民最终能够理解了漂泊异地的父母，并和他们最终产生情感上的共鸣。

蔡琰很好的融合了两种文化，可以算得上是典型的文化对话的例子。汤亭亭之所以讲蔡琰的故事，实则为自己在对待中西方文化上提供一个可行路径。在此章节，作者回忆了童年往事，在家长的威慑下必须选择保持沉默。如母亲一方面把姑姑的故事讲给我，而另一方面告诫我不准向任何人提及。在学校，由于特殊的种族身份，我也同样不敢发声。直至最后我遇到了一个像我一样不敢说话的华裔小女孩，才最终醒悟，沉默的原因是因为她们都是华人，作为华裔他们不敢言说。叙述者最终意识到华裔女性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一改华人被消音，被“阉割”的历史。汤亭亭在此找到了自己在对待中西方文化上的出路，作者充当的是一个文化翻译者的角色，她希望借助自己的力量，使中西方不再处于对立与冲突中，而是走向融合与共生。作为一位华裔美国作家，身份问题一直困扰着她，她是接受西式教育的东方人，又是有着东方血统的华裔美国人。作者在叙述母亲故事的同时加入自己的想象，倾诉着异域生活的艰辛。作者童年时代一直惧怕说话，她意识到一味的沉默并不会为华裔赢得与美国白人平等的地位与权力。因此她最终打破沉默,讲述了蔡琰的故事，发出了华裔女性自己的声音。汤亭亭将自己的处境等同于蔡琰，旨在表达华裔美国人希望能够通过平等对话，调和中美两种文化冲突，希望凭借自己的努力构架起两种文化互通友谊的桥梁。

（四）“鬼”文化运用

中国有五千年浑厚悠久的文化历史，积淀了很多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符号，“鬼”的意象是其中之一，因此可以说“鬼”是典型的中国文化元素。关于“鬼”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墨子·明鬼》中的“杜伯报冤”，最著名的堪称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女勇士》一书中，汤亭亭加副标题为“一个生活在鬼中间的女孩的童年回忆”。通过叙述母亲曾经讲给幼年的她的故事，读者读到了许多关于中国的鬼故事,讲述了中国文化中诸多不同的鬼的意象，如压身鬼、胡扯鬼、坐凳鬼、扫帚鬼等等。从小受母亲故事的影响，这些关于鬼的想象萦绕在小女孩的成长记忆中。这些鬼的形象在作者的笔下有深刻的内涵，“鬼”字有深刻的象征意义。

首先，我们要理清“鬼”这一词的意义。根据古汉语字典对鬼一词的解释，它有多种含义，如“迷信者以为人死后精灵不灭，称之为鬼”[7]998，但凡被称为鬼怪之列的，大多给人的印象都是鬼异邪祟，倾向做坏事为多的一类。它还可以指活着的人，如“喻称人心的阴险、狡诈或不光明。如：鬼话连篇，鬼头鬼脑。”也可指“沉溺于不良嗜好的人。如：酒鬼；赌鬼”，还可“表示爱昵的称呼。如：小鬼；鬼头儿”等等[7]998。古今中外学者对鬼的来源主要有五种解释：“1.死人说；2.异族丑人说；3.类人动物说；4.骷髅说；5.头神像说。”[8]

汤亭亭笔下的鬼大致可以分几类。一是以无名姑姑为代表的含冤而死的“溺水鬼”；二是受万物有灵思想的影响，母亲英勇搏斗的“压身鬼”等；三是母亲眼中的白人，他们都被赋予了鬼的意象，如邮递鬼、送牛奶鬼、公交鬼、警察鬼等。母亲的鬼故事中讲述的第一、二类鬼属于第一种，即“人类生命在死后的续存人格，以幽灵的（apparitional）或显灵的（manifestitional）形式出现⑤Raymond Firth,“The Fate of Soul”,Anthropology of Folk Religion,ed.Chaeles Leslie,New York:Vintage Books,1960,P 305.；第三类鬼在此指涉活着的人，在中国这种称谓很常见，如日军侵华时日本人被称为“小日本鬼子”，这里对美国白人的指称与对日本人的称呼如出一辙，都是对压迫者的称谓，即异族丑人说的运用。

汉语中的鬼在字典中有不同的英文释义，如：ghost，spirit，apparition等。鬼在不同文化语境中内涵不同。笔者在此取用最常见的“ghost”一词来做释义。根据维基百科对“ghost”的解释，“...a ghost...is the soul or spirit of a dead person or animal that can appear,in visible form or other manifestation,to the living.”⑥http://en.wikipedia.org/wiki/Ghost在英语中它指的是来拜访生者的死人或动物的灵魂，通常以可见的或其它形态出现。此意与中国文化中的鬼怪形象大致相同，但也有些许差异。西方的“ghost”往往被描述成“没有固定形状,具有白色外形,空洞的黑眼睛,常常发出‘woo-oo’的声音“,孩子们往往在白纸上挖出眼睛双洞,来扮作“ghost”恫吓别人⑦萨默斯(Summers,D.).Longman Dictionary of English Language&Culture(English一Chinese)[M].Beijing:The Commercial Press, 2004.。

基于对中美两种文化对“鬼”的界定，笔者认为，汤亭亭笔下的“鬼”是基于对中国传统元素“鬼”的定义来界定的，是对中国文化元素的运用。汤亭亭对“鬼”的意象的塑造，有典型的象征意义，是一个充满冲突的世界，旨在揭示中国传统女性以及华裔生存环境的艰难。鬼有多方面的含义。如“无名姑姑”一章的“溺水鬼”，姑姑是封建社会的牺牲品，由于丈夫去淘金，独守空房的姑姑几年后怀了别人的孩子，这与《红字》中海斯特的经历及其相似，姑姑至死也没有把那个男人的名字说出来。主人公对姑姑的经历加入了很多自己的幻想，如姑姑是被人强奸的、姑姑不得不服从男人的命令，如果她不服从，或者告诉家里的人，就会被杀掉等等。但封建社会下女子“三从四德”的思想在人们的脑海中已根深蒂固，人们把所有错误都归咎到姑姑身上。最终她抱着新生儿，溺死在水井里。汤亭亭将姑姑设置成“溺水鬼”，因为“中国人总是非常害怕淹死鬼。那是水鬼，眼泪汪汪，拖着水淋淋的长头发，皮肤水肿，在水边静静地等着，伺机把人拉下水做它的替身。”[4]88无名姑姑像梦魇一般萦绕在家人的脑海中，汤亭亭在最开始回忆姑姑的故事，其原因就在于她想将压抑在心中多年的情感发泄出来。母亲给我讲述姑姑的故事是要警告刚进入青春期的我行为要检点，不要像姑姑一样使整个家族蒙羞。通过“溺水鬼”复仇意象的解读，作者想借此表达对姑姑的缅怀与同情，同时鞭挞中国传统封建社会对女性的荼毒，但她更想借此来讽刺传统中国封建社会对人性的压迫，男权社会下的女子没有发言权，没有自己的意识，严格遵守伦理道德，不做任何反抗的社会现实。

母亲勇兰在中国遭遇了巨大的磨难，两个孩子夭折了，丈夫在美国，虽然经常寄钱回来，但是没有说回国也没说接她去美国。作为一个传统女性，勇兰不能另嫁他人，只能苦苦等待丈夫。后来年过三十的勇兰学医也是无奈之举，她只有取得了医科文凭才有可能取得签证去美国，与丈夫团聚，保住自己作为妻子的地位，才不至于落得像妹妹月兰一样的下场。作者描述了母亲勇兰与鬼的搏斗，有些批评家认为这部分关于鬼的描写是作者将中国东方化、他者化的体现，因为鬼体现的是中国的封建迷信思想。笔者不认为对鬼的描写是将中国东方化的体现，而是借助鬼的意象表达女性在封建男权社会生存的艰辛，作者借鬼来暗指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制，给女性带来的心理上的恐怖。母亲勇兰与鬼的搏斗的胜利，寄托着作者对男权社会、封建传统的质疑与反抗，女性敢于颠覆这种压迫并与之顽强抗争的坚定信念。

汤亭亭运用鬼的意象来描写华人在美国社会所处的境况，生活在鬼的国度中让他们倍感恐怖，充斥着各种不安全因素。在母亲的眼中，所有白人都被赋予了鬼的意象，文中有这样一段描写：“美国也到处是各式各样的机器，各式各样的鬼——的士鬼、公车鬼、警察鬼、开枪鬼、查电表鬼、剪树鬼、卖杂货鬼。曾几何时，世界上充满了鬼，我都透不过气来......”[4]26美国鬼则象征了华人在美国生存的艰难境地，美国鬼生活在我们周围，无时无刻不影响着中国人，给华裔带来了巨大的心里磨难。美国鬼的形象无孔不入，生活在美国各个角落，这里暗指美国的种族歧视弥漫着整个美国，华裔走到哪里都无法摆脱“黄祸”这一被边缘化的形象。华裔总是被无端的丑化，甚至妖魔化。在这充满敌意的环境中寻找自我变得异常艰难。华裔借助对鬼世界的控诉,发泄不满与愤怒,表达了作者与种族歧视斗争的决心与战胜鬼的必胜信念。

（五）其它中国文化元素的运用

纵观全文，汤亭亭对中国文化元素的运用不胜枚举。中国神话、鬼怪、经典故事人物经常会出现在她的作品中，其间也夹杂着对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念的批判。除此之外，作品中还涉及中国民俗文化包括风俗礼仪，烹调饮食等等。小说的字里行间包括对许多中国文化元素的运用，有浓厚的中国文化底蕴，如龙这一形象的刻画。关于龙的意象我们想到了那曲《龙的传人》，歌曲传遍中国，而龙的传人也成为中国人引以为傲的称谓，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别称。在《白虎山学道》一章中，作者借用龙的意象来显示自己强大的生命力，敢于与种族歧视斗争的勇气与力量。

花木兰在师傅的教导下学的是苍龙真功，这一段有关于龙的大段描述：

“在山坡上攀援的时候，我会意识到自己只是一只伏在龙额上的跳蚤……从棱镜当中我看到光谱，那便是巨龙的血脉和肌质。矿石便是龙的牙齿和骨骼。我有时可以抚摸老太太佩戴的宝石，那便是龙的骨髓。耕耘时我翻开的土壤便是龙的肌肤。我收获的庄稼和攀爬的树木是龙的绒毛在隆隆的雷声中我听到了龙的声音，在怒吼的狂风中我闻到了龙的气息，在翻腾的云团中我看到了龙的喘息……”[4]59

在描写龙的舌头时还夹杂了其他中国文化元素，如“芙蓉”、“玫瑰”、“红鲤”、“牡丹”等等。花木兰在山中苦练苍龙真功，在山间感受龙的气息，自己身处其中，仿佛龙能给予她力量。龙是生命力的象征，代表的是中华民族的力量，是华人们的动力来源。在母亲斗鬼时有这样一段描写“母亲也不是一点儿也不害怕，可是她想做条龙。（‘我属龙，’她对我说，‘你也属龙。’）她可不能软下来，危险当前，她就该伸开龙爪，抖动一片片的红鳞，漏出一圈圈绿色的花纹。危险是自我表现的好时刻。就像那盘桓在庙宇檐头的卧龙，母亲蔑视那些恐惧孤独的凡人。”[4]60龙是中国人身份的象征，龙给了中国人勇气与力量，给了他们战胜一切的决心。龙的威猛形象也暗指了华人内在生命力的勇敢无畏，以及不竭的动力源泉。

除此之外，作者的小说描写中还夹杂了许多中国文化元素：桃树枝、月宫里的动物、长生不老、祠堂、祖宗牌位、戏曲等，还描写了颇受一些评论家批判的是中国的饮食文化，母亲勇兰经常煮给她们吃“浣熊、臭鼬、老鹰、鸽子、野鸭、野鹅、矮脚鸡、蛇、院子里的蜗牛、乌龟...”[4]82，还有对有钱的中国人吃猴宴的描写：“伙计用杆子把猴子牵进来...厨师用一把外科医生用的锯子绕着猴脑袋锯一圈...然后一个老婆婆会用手摸摸猴脸，在向上移摸摸它的头顶，抓住一撮头顶上的毛，就把猴的脑袋骨拎起来了。吃客们用勺子挖猴脑吃。”[4]83吃猴宴的残忍让作者无法想象，她“宁可以吃塑料为生”[4]84。而且在《白虎山学道》一章中，她长途跋涉，感到疲惫，文章中写道“到了第四、第五天，我因为饥饿而眼睛变得敏锐，看到了鹿，于是沿着鹿走的路向前走，我走的路和鹿走的路正巧是同一条路。在鹿啃东西的地方，我收集真菌。”[4]22她越是感到饥饿，她的动物本性的一面越凸显出来，但是她即将饿死也不忍心杀死兔子。以上对饮食文化的例子反应了叙述者的生态观，希望与大自然和谐共生。这是对道家思想的继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在《白虎山学道》这一章中，还有很多对道文化“天人合一”思想的研究。如“......在鸟的双脚触及那个屋顶之前，它和山坡浑然一体，成为山坡的一个组成部分。”“当我能够整天跪着而不感到腿疼，呼吸又变得平稳时，松鼠就会把它们的窖藏食物藏到我的裙子底下，然后翘起尾巴跳舞庆贺......”除此之外，还有对道教的法术，如抵御术、杀伤术等的研究。可见汤亭亭对中国文化有很多了解，道家的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她有很大的影响。

《女勇士》的叙事结构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中国文化元素——章回体小说的继承。它采用章回体小说的叙事结构，一共分五章，五章构成一个整体，章节与章节间紧密结合,但每一章又都是一个独立的故事。读者读每一章节时，不需要知道上下文的故事也能完全理解其内容，这和《三国演义》、《西游记》等的结构相似。“章回体小说是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的主要形式，它的创作业绩，体现了中国古代小说的主要成就，是中国文学史上具有代表意义的文体。”[9]因此，可以说《女勇士》是中国古典章回小说形式的翻版，这种独具匠心的写作技巧使整部作品魅力大增。

三、中国文化元素应用的意义

美国华裔文学是中西方两种文化相互碰撞和融合的产物。本文通过分析汤亭亭作品中中国文化元素的运用，探索了中国文化元素对作品主题表达的重大意义，最重要的是，作者借此表达了自己的愿望与政治诉求。汤亭亭最突出的政治理念与美学原则是基于她自认不是美国主流文化中的“他者”或异类。她既是亚裔和华裔美国作家，又是美国作家[1]32。她认同东西方文化的融汇，不像赵健秀、陈耀光、徐忠雄等人坚持东西方的二元对立。对中国文化的改写在一定程度上传承了中国文化，促进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汤亭亭恐怕是第一位在英语文本中大量挪用和移植中国文化传统并且取得读者市场成功的作家[10]”。

由于作者所处地位、时代以及身份的局限性，使其不得不去迎合美国民众的口味进行创作。一味的褒扬中国传统文化，由于时局的限制，是不可能得到出版的机会的。因此，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改写是其作品能够得以发表不可或缺的条件。虽然作品中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评，也被某些评论家指责有东方主义之嫌，笔者并不否认汤亭亭笔下的中国有某些封建落后的色彩，但汤亭亭也是出于无奈之举。虽然汤亭亭笔下对中国大陆的贫穷落后、愚昧的描写可能有夸大之嫌,但这也可以理解，毕竟她只能从父辈的口中来了解中国，自己并不能做实地调查。但是我们不可否认的是中国重男轻女、包办婚姻等现象确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过，而且对中国人有很大影响。甚至现在的一些偏远地区还存在这种陋习。

也不乏有很多对华裔美国人毫无了解的读者误读汤亭亭的作品，甚至把为表达作者政治诉求的一些隐喻当作事实去读。我们要面对一个客观事实，那就是美国读者对中国的印象早已根深蒂固，并不能因为《女勇士》这篇文章对中国的落后习俗、思想等有一些描写，就将汤亭亭认定为传播这种思想的始作俑者，汤亭亭不应独自承担这种责任。

汤亭亭身处中美两种文化之间，备受双重文化身份的煎熬。以汤亭亭为代表的华裔作家的作品给我们提供了了解和认识中西方文化的机会，是一座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对华裔作家而言，他们不仅是中国文化的“他者”，也是美国文化的“他者”，因此，建立一种文化全球化来消除文化上“他者”的身份观念，实现文化身份上的平等，对边缘处境的人们来说尤为重要。汤亭亭意图促进中西方文化的融合，渴望一种文化全球化，在我们全球化的今天更具深远意义，也是值得文化学者们值得借鉴的。

四、结语

自汤亭亭的作品出版以来，美国社会就涌现了一股“花木兰”热，美国读者通过这部作品对中国文化有了些许了解，也激发了他们进一步探究中国文化的热情。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对我们浑厚的中国文化产生了兴趣。可以说，美国华裔文学中的中国文化元素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西方认识、了解中国的大门。经过汤亭亭对花木兰替父从军、岳母刺字、蔡琰等耳熟能详的中国故事的改写，使中国文化再次焕发生机，让更多的人认识中国文化，学习中国文化，了解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美籍华裔作家笔下的中国文化元素呈现，对于传播中国文化元素有积极意义，尤其是在21世纪全球化的势头愈演愈烈的今天。

中国五千年的悠久文化对华夏儿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汤亭亭为代表的华裔作家，他们的作品能够不断进入美国文学主流的原因就在于其故事性和对中国的想象[11]。华裔作家的写作成就离不开对中国文化元素的运用，也离不开对中华民族的想象，这是将她们的创作融入美国主流文学的必经之路，同时也寄托着华裔族群对中美两种异质文化从冲突走向融合的诉求，中国文化成为了一种有效的言说工具。

[1]程爱民.美国华裔文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郭预衡.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中.木兰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160.

[3]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274.

[4]汤亭亭.女勇士[M]李剑波,陆承毅,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98.

[5]金莉.20世纪美国女性小说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259..

[6]李贵仓.文化的重量:解读当代华裔美国文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102.

[7]上海辞书出版社语文辞书编纂中心.古汉语字典（新一版）[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998.

[8]叶舒宪.原型与跨文化阐释[M].广东:暨南大学出版社,2002.234.

[9]陈美林.章回小说史[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15-16.

[10]卫景宜.西方语境的中国故事[M].北京: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

[11]王伟.汤亭亭《女勇士》中“鬼”意象的解读[J].长沙师范专科学校学院学报,2008(4),78.

On Chinese Cultural Elements in“The Woman Warrior”By Tang Tingting

LI Min
(Shenyang Normal University,Shenyang 110034,China)

”The Woman Warrior”by Tang Tingting,known as Chinese American literary masterpiece,has received widespread praise and attention both home and abroad as a landmark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e reason why this work is widely studied in the academic field is closely related to its clever use of Chinese cultural elements.Tang’s inheritage and innov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make her works with her own feature.By using and rewriting some Chinese stories such as Mulan Joined the Army for her Father and Tattooing Yue Fei,Tang Tingting expressed the theme of the works by realizing her political aspiration.The Chinese cultural element in“The Woman Warrior”is,therefore,considered the topic worthy of further study.

Tang Tingting;The Woman Warrior;Chinese cultural element

I06

A

1008-2395(2016)04-0064-07

2016-05-22

李敏(1977-)，女，沈阳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英语一系主任兼创新创业教育办公室主任，主要从事美国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