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　腾　周小清



新中国成立后民众政治心理的起伏与反思

许腾1周小清2

（1.美格投资有限公司，青海 西宁 810000；2.中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长沙 430074）

建国后，我党历届领导人从国家根本利益出发，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他们既以前任打下的基业为基础，又与时俱进地作出新的战略决策和部署。在有序改革中，中国社会环境发生了系列变化，即分别呈现出以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法制环境、生态环境为凸显因素的社会形态。每次社会形态的变化，中国民众既得到了实惠，又付出了代价，政治心理也随之动荡起伏。为了保持民众阳光心态和社会稳定，我党已将“民生”、“民怨”、“民权”、“民本”、“民意”问题上升到了执政党生死存亡的高度。

民众；政治心理；起伏；反思

我国的时空环境变迁是一个质量互变过程：毛泽东领导人民建立了新中国，完成的是一次由旧中国变为新中国的划时代质变，建立了以政治环境为凸显因素的社会形态。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承上启下、继往开来，取其前任精华、去其瑕疵，相继以经济环境、法制环境、文化环境和生态环境作为凸显因素的社会形态，不断地将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推向前进。2013年3月，习近平提出要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到这一“中国梦”实现之时，便是一次新质变的实现和下一轮量变的开始。 

民众的政治心理，是指社会成员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基于对某种社会政治关系的理解，自发选择某种政治体系和政治行为，并在日常政治生活中通过认知、情感、态度、情绪、兴趣、愿望和信念等表现出来。所谓起伏，是指民众的阳光心和阴沉脸。

一在以政治环境为凸显因素社会形态下的起伏与反思

以政治环境为凸显因素，是指中国共产党在社会生活中充分发挥主体性作用，毛泽东成为全民族精神领袖和崇拜对象。这一社会形态始于建国初期至“文革”结束。

（一）对当家作主站起来的喜悦

在毛泽东“改造中国与世界”伟大理想的驱使下，中国人民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终于迎来了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事件，人民群众由衷地感谢党和政府。首先，民众从新旧中国比较中看到了旧中国的腐败。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中华民族被帝国主义侵略、掠夺、凌辱的历史，结束了国内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惨状，实现了全中国四亿五千万同胞渴望解放、过安稳日子的期盼。其次，民众从新旧中国比较中看到了新中国的强大生命力。事实胜于强辩。中国民众看待共产党和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既历史地看又现实地看。历史地看，就是看我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一贯表现。我党自1921年成立起，为了拯救中华民族出苦难，在对敌斗争中牺牲了370多万名共产党员的生命。民众心中明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党，它领导下的军队才是真正的人民子弟兵。现实地看，解放战争时期，我党领导农民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使3亿多农民获得了约七亿亩的土地，及时地解决了农民的生存问题，提高了他们参军参战的热情。解放初期努力恢复国民经济，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剿匪反霸运动，有效地解决了民安问题。

（二）对极“左”路线压抑的“说不”

中国民众有感恩之心，但当一种新政策与其根本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们又表现出一副不管不顾的心态。这正如有人形容中国人有多重性格那样，中国人最可敬、最可爱、最可怜、最可怕。例如，安徽凤阳小岗村民为“活命”，竞敢冒天下之大不韪。1978年底，该村18户不想饿死的农民在一起赌咒发誓，签下分田到户的“生死契约”。当极“左”路线肆无忌惮、民众的精神压力超过一定限度时，也会引起“火山”爆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是封建帝王都知晓的真理。20世纪70年代，北京市民为冲破左倾精神压抑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1976年4月5日，发生在北京天安门前的事件，是民众以悼念周恩来总理逝世为由头、以大规模群众集会演说为形式，强烈抗议“四人帮”暴虐施政的重大政治事件（后被中共中央平反）。这些就为邓小平实施改革开放，提出“特色理论”做了思想认识上的铺垫和精神上的准备。

（三）对“民生”的反思

文革结束后，我党本着事实求是的态度，拨乱反正，将被“四人帮”颠倒了的历史又重新颠倒了过来。痛定思痛，为了不蹈覆辙，必须将安抚民生问题纳入国策。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认为，在和平时期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需求，社会主义政权才能巩固。毛泽东说过，世界上什么事情最大？吃饭问题最大。只有解决了民众的吃饭问题，中国社会稳定才有根基。

二 在以经济环境为凸显因素社会形态下的起伏与反思

以经济环境为凸显因素，是指在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领导下，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一改往日的“以政治挂帅”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方针，坚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借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一种崭新模式。目前，我国以经济环境为凸显因素的社会形态已基本定型。

（一）对安抚到位的感恩

邓小平这位坚信“发展是硬道理”党的第二代领导人，在1978年12月18日主持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并以此作为我国社会发展的动力。30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傲人的业绩。首先，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大幅提高。“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1978年133.6元增长到2007年4140.4元，实际年均增长7.1％；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343.4元增长到13785.8元，实际年均增长7.2％”。[1]其次，人民群众的居住条件有了很大改善。2008年以来，全国各地通过财政补助、企业支持、银行贷款、群众自筹、市场开发等方式，多措并举，多管齐下筹集资金，解决困难群众的住房问题。其中，“中央投入棚户区改造资金共计1300多亿元，今年还专门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棚户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2]人民群众由衷地说：“毛主席领导我们翻了身，邓小平领导我们致了富”。

（二）对道德滑坡的失落

我国的改革开放工作取得了傲人的业绩，但也为此付出了道德牺牲的沉重代价。市场经济的运行法则是等价交换，但它的正确实施需要若干条件。其中包括，民众的思想道德素质较高；社会资源较充盈；市场的法制化程度较高等。但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这几方面的要求均不达标。正因为如此，“道德滑坡”也就在所难免。首先，假货充斥市场，坑爹现象严重。以破皮鞋、破旧轮胎生产的毒胶囊事件令人震惊；地沟油、毒米粉令人咂舌。有人调侃地说，中国的食品，闭上眼睛什么都能吃，睁开眼睛，什么都吃不得。其次，人际关系充满了金钱铜臭和利益驱动。官员为群众办事，坚持彼此都心知肚明的潜规则。在公务员升迁问题上，买官、卖官、跑官、要官现象比比皆是。在恋爱婚姻问题上，将婚恋当阶梯和实现个人目的的工具。当下人们哀叹，在现实中已很难找到真心、真情和真爱。这些就为江泽民后来提出的“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找到了实施的根据。

（三）对“民怨”的反思

社会改革的实质是人们利益的重新调整，而利益问题又是人们心目中最现实、敏锐的东西。随着改革的深入，“民怨”越来越多，越来越大。有“民怨”并不可怕，关键是要把握其“度”。控制得好，“民怨”是社会的“晴雨表”；控制得不好，“民怨”就可能成为“火药桶”。为此，执政者要注意倾听“民怨”。首先，要有“稳定是大局”的思想意识。要以政治家的敏锐眼光审时度势，注意观察群众的情绪变化，未雨绸缪，防微杜渐，将工作做在前头，消灭事态于萌芽状态，缓冲社会矛盾，警惕因小摩擦而酿成重大突发事件。其次，在工作方法上，积极贯彻“疏导方针”。以“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的精神和态度，努力做好“问题人”的思想转化工作，化消极为积极、化腐朽为神奇。

三 在以法制环境为凸显因素社会形态下的起伏与反思

以法制环境为凸显因素，是指坚决摈弃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人治氛围，维护法律权威，依法治天下。强调法律主体地位的平等，不允许任何人超越于法律之外。当下，我国的法制环境已基本形成。

（一）对经济发展有序的满意

江泽民面对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经济和社会秩序混乱的后遗症，使出了他的杀手锏——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市场经济及民众思想的无序状态。他在2001年年初召开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强调，“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3]在软硬两手都要硬方针的作用下，我国宏观的市场秩序及民众的法制观念有了明显的进步。法律法规融入人心，民众法律意识不断增强。“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已逐步成为人们的共识。“法庭上见”、“走司法程序”，已成为广大公民处理民间纠纷的重要途径。国内出现了多起为一元钱而打官司的案例。民告官的案例也越来越多。自1990年10月1日开始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来，我国各地各级法院均受理过民告官的诉讼案件，公民固然知道胜诉的可能性不大，但通过这一途径向政府讨说法、即便吃亏也占理，这是普遍公民 的一般心态。

（二）对公信力缺失的狂躁

由于少数公务员乱用公权力，致使我国的公信力严重下降。何谓公信力？即是公众的信任力。由于受“以权代法”、“权大于法”等人治陋习的影响及物质资料匮乏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的法律公平、社会公平还有死角。主要表现在公务员滥用公权力和以权谋私上。首先，有的公务员在执法过程中营私舞弊、执法不公、暗箱操作，将公权力延伸（越权）或收缩（不作为），为自己或小集团谋利益。更有甚者，还搞起了“钓鱼执法”，导致了矛盾升级的严重后果。其次，有人将公权力私有化，以权谋私、甚至贪污受贿。例如前者，某些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吃拿卡要，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有的捞钱买官、卖官捞钱、包养情妇、腐化堕落；有的唯我独尊、官气熏天、横行霸道、欺压百姓。又如后者，五年来，我国“共立案侦查各类职务犯罪案件165787件218639人，其中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13173人（含厅局级950人、省部级以上30人）”。[4]人民群众对党内腐败之风深恶痛绝，产生了一定程度的信任危机。官员的不自重，这就潜伏着“水能沉舟”的风险，但也为胡锦涛执政后坚持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找到了根据。

（三）对“民权”的反思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在“民权”回归民众方面有了一定程度的进步，例如，在1993年10月1日，国家实行了公务员制度，使越来越多的普通公民通过考试加入了执掌国家权力的行列，使弱势群体拥有了改变命运的突破口。按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人有从低到高的五种需要。当满足了低级需要后，会产生更高一级的需求。现在，民众的温饱问题已初步得到解决，精神需求便接踵而至。作为执政党，应适时注意、考虑、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尤其是权利和支配欲的需求。首先，要赋予公民知情权和听证权，以满足人民与政府之间沟通与互信的需要。前者是指公民有知悉、获取信息的自由与权利，包括从官方或非官方知悉、获取相关信息。后者是指公民有参加听证会，陈述、举证、质证、申辩及发表意见的权利。其次，要赋予公民参与权和监督权，以提高其主体性地位。前者是指公民有依照法律规定参与国家公共生活的管理和决策的权利.。后者是指公民有监督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公务活动的权利，包括批评权、建议权、控告权、检举权等内容。

四 在以文化环境为凸显因素社会形态下的起伏与反思

以文化环境为凸显因素，是指反映民众心声的大众文化逐步成为社会主导，除了文化形式要符合民众的胃口外，还要在为民服务的文化方向上发扬毛泽东当年所倡导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精神。在此基础上，再逐步向以人为本贴进。要将“奉献”和“获取”同时作为衡量个人价值大小的尺度。目前，我国以文化环境为凸显因素的社会形态还处于起始阶段。

（一）对精神自由获得的珍惜

胡锦涛针对当时改革过程中多见物少见人，多见硬指标少见软文化的现实，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理论。这一科学理论，正像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的那样，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社会主义文化，包括“以人为本”的文化思想及其各种形式的文化设施。首先，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我党坚定地将人本文化思想提到了战略高度：提倡共同富裕、缩小贫富差距；强调社会公平，救助弱势群体；坚持关心人、理解人、尊重人、将人放在第一重要位置。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切不可将民众、包括弱势人群边缘化。其次，从文化表现形式看，随着“双百方针”政策的真正实施，自党的十七大以来，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很快。据统计，“2010年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达到1.1万亿元，占同期GDP的2.75%。而在过去5年，文化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速度都在20%以上，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也在逐步增加”[5]。在过去的10年间，我国的旅游事业空前繁荣。入境旅游、出境旅游的规模和人数已名列世界第三。乡村旅游是国内最有特色的旅游项目。随着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我国民众享受着越来越广泛的文化福利，尤其是民众的精神愈加自由，人性更加舒展，人格尊严俞受呵护。

（二）对主流文化失宠的惆怅

由于人们的趋利性、思想道德的低层次性、管理的缺位性等原因，我国的主流文化阵地正在萎缩，而非主流文化不断膨胀。首先，主流文化的表现形式较陈旧，已满足不了广大民众需求，而非主流文化却以其生动、形象的姿态吸引了人们的眼球。例如，中央电视台晚间新闻联播节目，是我国最直接、最鲜明的意识形态宣传，可人们总感到它刻板：第一个十分钟播报的是“领导人很忙”；第二个十分钟播报的是“国内形势很好”；第三个十分钟播报的是“西方世界情况很糟”。由于其公式化、刻板化，年轻人对晚间新闻联播越来越不感兴趣。据人民网《人民论坛》采访调查结果显示，对意识形态宣传，“35.3%的受调查者对主流文化选择了‘喜欢，心向往之’。45.6%的受调查者选择了‘厌恶，有意规避’，15.5%的受调查者选择了‘没有主流的概念，会比较喜欢跟风’”[6]，而胡编乱造、的歌厅媚俗文化，却人流如潮、场场爆满。究其实质，就是“擦边球”的表演满足了某些人变态的心理需求。其次，主流文化的思想内容空洞无物、标语口号式的东西多。例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本是国魂教育，但由于缺乏“惩戒”机制（宗教中有惩戒机制，教徒有敬畏感），故对人们没有什么内在约束力，以至形同虚设。又例如，我国的“官语言”，尤其是口头的官话、官腔，是主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官人”在宣讲中要么照本宣科、僵硬刻板、照字描红、不得要领。要么强词夺理、横说竖说都是理、永远的不倒翁，听众深感倒胃口。与主文化的悬浮式相比，非主流文化、草根文化等在亲情、友情、爱情及情感宣泄方面确有独到之处。在改革之年，民众心中有痛苦、有需求，就为习近平执政后坚持以务实精神为兴邦要义，尤其是从人本出发、大力整治日趋恶化了的生态环境提供了机遇。

（三）对“民本”的反思

“民本”，即以人为本。随着改革的推进，人民较低层次需要满足以后，较高需求、尤其是精神需求被提上了日程。以人为本，是个层次、动态概念，为民众解决好吃饭、娱乐等需要，固然是以人为本的内容，但它属于以人为本的基础层次的范畴，不能与以人为本划等号。真正的以人为本，就是要动态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需求，尤其是要帮助民众个体实现其理想梦。首先，我们的党政干部，要按照“中共中央政治局出台八项规定改进工作作风”的要求，扭转和改变工作作风，走出奢靡，走进民众。悉心调研、了解民众的现状和疾苦，帮助他们实现各自的理想梦。其次，党政干部为群众作出个好样子，是以人为本的现实要求。俗话说，“领导的表率作用是无声的命令”、“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他说：“全体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要坚定理想信念，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反对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坚决同一切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7]。习近平在讲话中提出的重民思想，是每一位中共党员以民为本的行动指南。

五 在以生态环境为凸显因素社会形态下的起伏与反思

以生态环境为凸显因素，是指一个民族具有科学而完备的生态保护理念，国家的法律法规及各类配套政策健全，人民群众有维护环保的自觉意识和行为，并勇于同破坏环保的行为作斗争。全社会上上下下普遍均形成一种保护生态为荣、破坏生态为耻的道德观念。当下，民众期望的这种状态还远未实现。但可喜的是，我国以生态环境为凸显因素的时代已经开启。

（一）对生态环境治理的欣慰

新国家领导班子一登台，处理的第一大事物就是抢险救灾。习近平于2013年3月一到任，就遇见了四川雅安芦山7.0级大地震。这对以“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为座右铭的总书记是一大考验。在生死攸关的特殊时期，习近平迅速作出批示，将挽救生命作为第一要义，李克强总理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指挥救灾，体现了天灾无情人有情的大爱。我国在自然环境方面是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天灾是始于1998年的长江、黑龙江洪水泛滥。此后，1998年湖南冰灾、1998年汶川大地震、2010年玉树大地震、2013年雅安大地震接连不断。严重自然灾害的来袭，不仅给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生命财产损失，也给危危可及的党群、干群关系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恢复创造了机遇。政府、军队为受灾群众雪中送炭，人民群众由衷地感谢军队、政府的及时救援，在新形势下又谱写出了革命战争年代般的拥政爱民、拥军爱民的壮丽凯歌。

（二）对生态环境恶化的忧虑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地球上的自然环境越来越差，全人类的生存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气候变暖带来的“温室效应”，会使全球降水布局发生变化、造成冰川和冻土消融、海平面升高等，不仅危害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还直接威胁人类的食物供应和居住环境。与此同时，为适应全球人口和经济规模的快速增长，为解决能源危机，各国采取了多种手段生产能源，但以煤原料为主，导致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升高、全球气候恶化。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环境治理的难度更大。首先，与人命运息息相关的空气、饮用水、食物质量越来越差，使民众深感生存危机。一是空气质量差。据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等机构2005~2010年对全国28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空气质量现状与变化趋势评估，“空气质量好的城市个数占10.67%，差的城市占75.80%，极差的城市占13.52%”[8]二是水数量少且质量差。除城市普遍缺水外，我国广大农村，特别是西北、东北、华北等地区淡水严重不足，许多地区饮水困难。由于超采地下水，导致了大批降落漏斗的产生。在长江流域，有59座城市缺水，155座县城缺水，还存在五大缺水干旱区。西南诸河流域干早区，珠江流域严重缺水区有16个，缺水总量达165.21亿m3/a。再看水的质量，中国地质调查局日前公布了中国地下水资源的“底”，调查显示：“全国目前仍有7000万人的饮用水不达标”。[9]其次，我国的自然灾害种类多、频率高、危害大。种类有：地震、洪水、内涝、台风、雷电、暴雨、泥石流、山体滑坡、高温、大雾、灰霾、海啸、道路结冰、龙卷风、冰雹、暴风雪、崩塌、地面塌陷、沙尘暴等等。频率高，天灾每年都会周而复始地发生，经常会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强度大，全球在20世纪发生了54起重大自然灾害，我国就占了8起。

（三）对“民意”的反思

民意，指人民群众共同的、普遍的思想或意愿。通过改革开放，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幸福指数逐年提高，对身体健康和延年益寿就有了新的向往和追求。但是，生态环境却日益恶化，直接威胁到人们的生存与安全，使人们忧心忡忡、惶惶不可终日。这种心态必然会将迁怒于政府、将各级“官人”作为宣泄其不满的出气筒。为了顺乎民心、合乎民意。首先，政府应加大款项投入和治理力度，努力创建人民放心的生存空间。例如，湖南省就实施了天蓝、地绿、水净、人美的“美丽湖南”工程建设，取得了打造“两型社会”的显著业绩。其次，适时做好国内移民规划。俗话说，惹不起躲得起。例如，对我国甘肃、陕西、宁夏、四川等少量不适宜人类居住地区的人们，政府可考虑移民问题。又如，我国湖南桑植县，人们住在大山里，小学生上学要靠垂直的木梯爬崖、云南福贡县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大人小孩靠钢索滑轮过江，充满了极大的危险性。为保障此类人群的安全，也可考虑其转移安置问题。

[1]rendafuzhong.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EB/OL].凯迪社区:猫眼看人,2010-06-04.

[2]江国成.我国棚户区和国有垦区危房改造成果综述[EB/OL].新华网,2012-09-24.

[3]郭长智.构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J].贵阳市委党校学报,2001,(4).

[4]曹建明.最高检工作报告[EB/OL].新华网,2013-03-10.

[5]杨浩鹏.中国文化产业:从繁荣走向跨越——十七大以来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成就综述[N].中国文化报, 2012-05-31.

[6]人民网.主流文化缺乏现实关怀,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EB/OL].人民论坛,2010-09-03.

[7]习近平.全体党员特別是领导干部要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EB/OL].新华网,2013-03-17.

[8]第一财经日报.我国空气质量差和极差城市近九成,污染各有特征[EB/OL].人民网,2013-03-29.

[9]九州博览.我国仍有7000万人饮用水不达标[J].湖南安全预防灾,2005,(5).

（责任编校：张京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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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6－12

徐腾（1985－），男，四川成都人，青海美格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大学本科学历，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原理与方法。周小清（1965－），男，湖南耒阳人，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政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