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曦

健全商业银行发展绿色金融激励机制

赵曦

当前我国已进入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时期，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大力发展绿色金融已成为重要切入点。浙江应把握先机，率先推进绿色金融发展，加快建立健全商业银行发展绿色金融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商业银行践行绿色金融的积极性，使绿色金融成为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项重要工具。

商业银行绿色金融发展历程

发达国家绿色金融相关的制度安排和绿色金融产品发展已有几十年的历史。我国绿色金融实践较国外落后，尚处于逐步探索的渐进过程。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贯彻信贷政策与加强环境保护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绿色金融开始萌芽。2007年至2012年，又有十余项政策文件陆续出台，强调商业银行要通过绿色信贷来控制“两高一剩”行业以及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环境污染的项目，促进发展方式转变，积极有效开展绿色信贷。2015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首次明确了建立中国绿色金融体系的顶层设计，明确提出建立绿色金融体系，推广绿色信贷，鼓励各类金融机构加大绿色信贷的发放力度。2016年3月，全国两会通过《“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建立现代金融体系，支持绿色金融发展。随着国家对绿色金融的日益重视，浙江也大力推进绿色金融和绿色产业协同发展，出台了《关于推进绿色信贷工作的实施意见》《银行业金融机构绿色信贷工作指导意见》等系列政策，实施绿色证券制度，积极探索绿色保险，稳步推进绿色信贷，绿色金融业务规模不断扩大，为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了重要支持。

目前激励机制的突出短板

激励方式单一，当前政策以限制性措施为主，正向激励力度不够。一是限制商业银行对高污染、高能耗、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及环保要求的企业贷款；二是以减免税收、贷款贴息、财政补贴等财税政策，对节能、环保、清洁能源、清洁基础设施等绿色项目进行正向激励。限制性政策与财税政策均未体现不同行业和项目之间综合效益、风险特征等差异性，绿色金融的发展还停留在提倡履行社会责任层面，商业银行的经济效益增长与绿色投资缺乏有效结合，导致商业银行发展绿色金融缺乏主观积极性。

补偿机制缺乏，绿色金融发展利润不高，与资本的逐利性相悖。绿色金融主要涉及新能源、可再生能源、节能减排技术、环境污染治理等新兴行业，在国家政策风险、行业风险的双重刺激下，呈现出前期投入大、投资回收期长、短期投资回报率低、投资风险高等特点。绿色金融配套政策措施不健全，尚未建立相应的补偿机制，商业银行的资金来源主要是中短期社会存款，利率市场化推动商业银行存款成本升高，导致商业银行发展绿色金融面临着资金供需不匹配、存贷期限不匹配、成本收益不匹配、信贷风险增加等问题，凸显了商业银行社会责任与经济效益之间的矛盾。经济步入新常态后，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商业银行更趋向于选择经济利益，审慎经营，降低风险，降低了绿色金融投资意愿。

绿色信用体系缺失，自上而下、覆盖全面的绿色信用体系尚未建立。一是环境信息披露不充分，商业银行不能及时准确了解并全面评估企业的环保信息，影响绿色金融投资决策。二是信息共享渠道不畅通，各商业银行绿色产品不同，开办绿色金融业务的标准不同，同业之间信息无法共享，可能导致同一企业同时向多家银行申办绿色业务时，需要分别重复审批，无疑增加了绿色产品的投放流程，降低了经济效率。

法律法规不健全，政策法律效力不高，配套措施缺乏有效衔接。绿色金融推进时间不长，很多政策尚处于探索阶段，未上升到法律层面，在实践中政策法律效力低，对绿色金融相关主体约束力度弱。同时，绿色金融涉及多部门的相互配套政策缺乏健全的制度安排，未能有效衔接。

完善激励机制的路径

制定分级激励措施。绿色金融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具有双重作用，应对不符合环保要求的行业进行负面约束，对环保型行业进行正面引导。目前，绿色金融涉及的行业及项目主要有绿色农业、生态修复、垃圾处理、清洁能源、水利工程、新能源、建筑节能等，商业银行的投资决策行为受到各个行业和项目的成长周期、风险大小、投资回报率等影响，政府需对绿色行业和项目进行分级分类，采取不同的激励措施。一级：低风险类型，无须经济激励。该类型的项目所处的行业，相关的技术与经验较为成熟，风险度较低，行业前景可观，政策风险较低，综合效益较好，属于低风险类型，商业银行的投资回报能够得到有效保障，资本的逐利性将驱动商业银行合理投资。二级：中风险类型，财税政策激励。该类已有实践探索的项目，尽管积累了一定的技术和经验，但行业成熟度较低，配套政策尚不够健全，风险种类较多，风险程度较高，政府应提供政策保障、贷款担保、减免税收等激励措施，减少相关交易成本，提高产品的投资回报率，吸引商业银行对该类绿色项目的融资支持。三级：高风险类型，建立专项基金与商业银行共同投资。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行业处于成长初期，相关政策缺乏，投资期限长，投资回报不稳定，投资风险高。政府可建立专项投资基金，与商业银行进行共同投资，风险共担，收益共享，降低商业银行的投资风险；同时，可将直接财政补贴作为辅助措施，保障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提高商业银行投资信心。

建立效益补偿机制。绿色项目往往呈现出高风险、低收益的特点，商业银行的资金投放方向从传统行业转向绿色产业，面临着短期投资收益下降的问题，政府需尽快建立并强化有效的效益补偿机制。一是细化已出台的财税制度，通过税收优惠和直接财政补贴，降低商业银行发展绿色金融的经营风险，建立绿色项目合理的投资风险补偿基金，补偿商业银行由于发展绿色金融引起的效益损失，化解商业银行在发展绿色金融中面临的资金供需不匹配、存贷期限不匹配、成本收益不匹配、信贷风险增加等问题。二是发展绿色保险，探索建立并完善绿色金融风险分担机制，支持保险公司开发提供绿色保险产品与服务，针对绿色产品量身定做的政策性保险业务。在环境高风险领域建立强制性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发挥风险分散作用。三是配套建立健全绿色金融风险预警机制、商业银行和企业重大环境风险的内部报告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做好风险化解与处置，促进商业银行绿色金融业务健康可持续发展。

提升品牌形象排名影响力。绿色金融前景广阔，绿色金融可助力商业银行开辟新的业务领域、实现新的业务增长，同时又能与践行社会责任有机结合。品牌形象的建立与提升对商业银行打造自身经营特色、实行差异化竞争策略具有重要意义，政府部门可通过提高商业银行品牌形象的影响力，促进商业银行践行绿色金融。一是健全商业银行分级分类标准，增加绿色金融践行成果，将绿色金融发展成效作为商业银行品牌形象排名的重要指标，定期对商业银行的品牌形象排名进行公示公告，充分发挥社会机构及公众的监督作用。二是政策倾斜与商业银行的品牌形象排名挂钩，品牌形象排名靠前的商业银行可获得力度较大的政策扶持，通过媒体宣传广泛传播绿色金融理念，提升商业银行的社会知名度和影响力。三是加快出台绿色金融监管法律法规，明确绿色金融发展中各方参与者的责任与权利，健全以市场准入、日常监管、违规认定、风险处置等为核心的完整监管体系，违法必究，违法必罚，形成省市县三级监管授权结构。

推进环境风险量化研究。随着绿色金融的深入践行，相关政策法规将陆续出台，环境执法监管力度将会提高，政府推动加快环境风险量化，可助力商业银行全面评估经营风险，对有效提升商业银行的环境风险防控能力，促进商业银行主动推进信贷与投资结构调整，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中国工商银行发布的绿色金融压力测试研究开创了国内银行业环境风险量化先河，具有借鉴意义。一是积极推动商业银行环境风险量化及传导机制研究，从理论框架、分析方法、实践路径等方面进行探索，构建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对商业银行经营风险及资产质量的影响，加强人力储备与培养，充分发挥组织优势、专业优势和人才优势。二是在量化评估环境因素对企业成本和效益影响的基础上，将环境风险因素纳入商业银行对企业的信用评级体系，从而影响商业银行对企业的金融资源配给和定价，以金融杠杆推动经济绿色发展。

发展绿色信用体系。提高环境信息和成本的可获得性，才能更好发挥市场机制对于绿色投资的引导作用。完善的绿色信用体系需由政府主导，同时注重发挥相关协会、研究院等机构和组织的作用，形成合力。一是要加强信用信息基础建设，培育和扶持征信机构发展壮大，进一步推动政府和商业银行信息公开、企业信息公示，内容通常包括企业正在运行何种项目、投资对环境产生了或可能产生的何种影响，企业为减少这种影响所采取的措施作出的努力，企业在环保科技领域的投入等，解决银企之间、银银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二是要完善环保、银行等部门的联动协作机制，加强金融与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等部门和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的信息共享，将企业污染排放、环境违规、安全生产、参保情况、节能减排等信息纳入企业征信系统等信用平台，从而建立起覆盖面广、共享度高、时效性强的绿色信用体系。

作者单位：赵曦向玲，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庆春路支行；王树志，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浙江省分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