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燕

增强适应气候变化能力

汪燕

今年入汛以来，在持续强降雨的袭击下，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严重汛情，江河湖库水位猛涨，全线出现超警戒水位，武汉、九江、南京等城市洪涝灾害严重，生产生活遭遇严重破坏。据民政部统计，截至7月8日9时，洪涝、风雹、滑坡、泥石流等灾害已造成11省（市区）3100.8万人受灾，164人死亡，26人失踪；7.3万间房屋倒塌；农作物受灾面积2701.4千公顷；直接经济损失670.9亿元。与此同时，今年第一号强台风“尼伯特”正向沿海一带奔袭而来，福建、浙江等地严阵以待。

不仅是我国，今年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极端天气也是频发多发。6月份美国东部和法国中东部都遭遇大规模降雨，美国西弗吉尼亚州遭遇一百多年来最严重洪灾，法国巴黎塞纳河水位达到30年来最高水平，数以百计的市镇被淹，直接及间接经济损失估计超过10亿欧元。5月份德国南部遭遇连续降雨并引发洪水，造成的损失总额预计也超过10亿欧元。早些时候，英国、日本、南美、印度、澳大利亚、非洲等地也不同程度地遭受洪水、干旱、高温等极端天气的影响。

以上种种灾害，气候专家指出罪魁祸首是“厄尔尼诺”现象加剧，据称形成于2014年的本轮“厄尔尼诺”现象是20世纪有观测以来最强的。从气候变化角度看，全球变暖则是厄尔尼诺现象加剧的重要原因。

IPCC报告显示，地球温度上升超过2.5℃时，全球所有区域都可能遭受不利影响；温度上升超过4℃时，则可能对全球生态系统带来不可逆的损害。根据最新科学研究报告，自工业化革命以来，全球陆地和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已经上升了0.85℃，且继续呈上升趋势。世界气象组织声称，2015年全球气温再次打破高温记录，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种种事实表明，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温度变化、海平面上升、降雨量变化和极端事件，已成为全人类面临的最大环境挑战，适应气候变化迫在眉睫。

面对气候变化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的影响，世界各国都在积极采取行动，主要包含了减缓和适应两方面，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减缓是指减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和增加碳汇，是解决全球气候问题的根本途径；适应则“通过调整自然和人类系统以应对实际发生或预估的气候变化或影响”（IPCC），是针对气候变化影响趋利避害的基本对策。如果说减缓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长远之策，那么适应则是减少和预防损失的现实之举。由于气候系统具有巨大的惯性，在人类能够将温室气体排放降低到工业革命水平以前，全球气候变暖至少仍将持续二三百年。从这个意义上讲，采取适应性措施，最大限度减轻气候变化对生产生活生态的不利影响就显得更具现实性和紧迫性。可以说，越早越快采取适应行动，越有利于降低灾害的损失。反之，越晚越被动，将来付出的代价也可能越大。

欧美发达国家近些年来在政策和实践层面都在积极推动适应性举措，普遍制定了清晰的适应气候变化战略，并将气候变化纳入城市规划与管理中，如丹麦在规划地铁站时就考虑到未来海平面上升的影响。

我国政府已经将适应气候变化上升到战略层面，于2013年出台了《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于2016年出台了《城市适应气候变化行动计划》，明确了我国适应气候变化的总体要求、目标和重点任务，是指导全国开展适应气候变化工作的指导性文件。

从实践来看，我国适应气候变化的意识和能力还普遍薄弱，对极端气候事件风险的研究监测评估还不够；在产业布局、城市规划、基础设施建设、湿地湖泊等生态保护中未统筹考虑气候变化因素；尤其是城市建设中基础设施欠账多，设计建设标准不高，一场暴雨就会出现淹路、“看海”现象，暴露出我国在防范气候风险方面的脆弱性。

天有不测风云，但一定程度上可以未雨绸缪。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我们一方面要努力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兑现对国际社会的承诺；另一方面有必要在适应气候变化方面做出更大努力，积极建设气候适应型社会，做到减缓与适应并重。

作者为浙江省经济信息中心副主任、《浙江经济》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