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　帅，周静婷

（北京语言大学 人文学院，北京 100083）



《诗话总龟》版本考辨

游帅，周静婷

（北京语言大学 人文学院，北京 100083）

摘 要：结合近年发现的《永乐大典》本残卷、台湾影宋抄本等之前并未进入研究视野的版本，则《诗话总龟》成书之初并未当即付梓行世，而仅以抄本流传；今存后集非明人辑录，而应系宋人续编，且门类框架大致已定，后又经人陆续增补，乃成今貌。今存《诗话总龟》后集亦有重要价值，不应被忽略。

关键词：《诗话总龟》；版本；前集；后集

《诗话总龟》一书作为早期诗话的渊薮，我们今天能见到的面貌已非复该书初成时旧观，而关于其版本流传及编纂过程的问题，历来颇多异议。郭绍虞《宋诗话考》、周本淳《读常见书札记》等多家学者的论著中也先后对相关问题进行过考辨阐发。然而随着近年《永乐大典》本《千家诗话总龟》残卷、台湾影宋钞本等之前并未进入研究视野的版本被发现，《诗话总龟》一书的版本问题需要重新进行探讨梳理，部分前人成见或失察之处也应予以商补匡正。

《诗话总龟》，原作《诗总》，成书情况颇为复杂。其书原为阮阅所纂，盖阮氏最初将诗话、小说、笔记等以分门别类之法予以采集编定，后经不断补续，易为今名。因该书版本零落亡佚情况严重，有关其编纂及版本流传情况，历来异议颇多，各家莫衷一是。

最早提及此书的是南宋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该书后集卷三十六引阮阅本人宣和五年（1123年）自序云：“余平昔与士大夫游，闻古今诗句，脍炙人口，多未见全本，及谁氏所作也。宣和癸卯春，来官郴江，因取所藏诸家小史、别传、杂记、野录读之，遂尽见前所未见者。至癸卯秋，得一千四百余事，共二千四百余诗，分四十六门而类之……”［1］287可知该书编纂之初衷在于方便检索诗句之用，同时《诗总》成书应于一年之内，即宣和五年。而“分四十六门”当为其首次写定时之规模面貌。因成书仓促，故该序末了又言：“世间书固未尽于此，后有得之者，当续焉。”［1］287然阮氏同时也在自序中表达了自己“倦游归田，幅巾短褐，松窗竹几，时卷舒之，以销闲日，不愿行于时”的态度，是以该书并未于当时即付梓印刷，而仅以抄本流传于世。

此书首次出现刊本，据今日能见文字记载，当是南宋高宗绍兴年间的闽中刻本，至此已改名《诗话总龟》。《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一载：“闽中近时又刊《诗话总龟》，此集即阮阅所编《诗总》也，余于《渔隐丛话序》中已备言之。阮字闳休，官至中大夫，尝作监司郡守，庐州舒城人。其《诗总》十卷，分门编集，今乃为人易其旧序，去其姓名，略加以苏黄门《诗说》，更号曰《诗话总龟》，以欺世盗名耳。”［2］75《苕溪渔隐丛话》分前后两集，前集初成于高宗绍兴十八年（1148年），然该集中多有绍兴十八年后之纪闻，据刘孔伏《阮阅〈诗总〉始刻情况考》一文中举出《苕溪渔隐丛话》前集中有数条记载胡仔赴任途中和官闽中的见闻，胡仔在“壬午”即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官闽中，因而可断是胡氏本人一直在修改补充前集之故。而胡氏后集成书于乾道三年（1167年），该集卷三十六犹言：“闽中近时刊行《诗话总龟》，即舒城阮阅所编《诗总》也。”［1］287前后集写定若相去20年，何以皆言“近时”？是以胡氏所提“闽中刻本”当梓行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前后。此亦合今存明抄本之序跋所记：“余善其知言，遂以斯名冠于篇首。既而不欲秘藏，乃授诸好事者攻木以行，与天下共之，孰云其不可哉！绍兴辛巳长至日散翁序。”［3］320绍兴辛巳，即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或因该本不载阮氏宣和五年自序，而易为“散翁序”，故胡仔言其“易言旧序，去其姓名”。据郭绍虞《宋诗话考》考证，该序当系书商伪作。但就其所记年月却仍不失考察价值。初编《诗总》一书时，为宣和五年，正值元祐文章禁而弗用，阮阅因以略之，才会有“元祐以来诸公诗话不载焉”的现象。而时至绍兴辛巳，党禁早已松弛，故或阮氏本人，抑另有其人就阮氏“后有得之者，当续焉”之言而略取黄门诗说加以小作增补，此时其卷帙为十卷，当距《诗总》原著变更不大。

而至于《天禄琳琅书目》所提及的“绍兴辛酉（1141年）阅自序”，郭绍虞认为当据此推断有绍兴辛酉阮阅自序本，刘孔伏则认为“辛酉”当系“辛巳”之误。笔者认为是时或有阮氏自行续补之抄本存世，而非刊本。按郭绍虞考证，绍兴十一年时，阮氏应寿近八旬，自宣和五年至绍兴十一年前后相距十八年，依阮氏“后有得之者，当续焉”的说法，其晚年倦游归田后理当有所续订增补［4］23-30。然而绍兴十八年，胡仔通过洪庆远见到之本当为阮氏初编之传抄本，故“独元祐以来诸公诗话不载焉”，且并未提及有绍兴辛酉阮阅自序而只录有宣和五年之序。之所以推断其为抄本，盖因据绍兴三十一年闽中刻本散翁序可知，当时之前必未见有其他刊本流布行世，否则安能止以“易言旧序，去其姓名，略加以黄门诗说”欺世？而正因抄本不易得，胡仔在苕水（今陕西境内）才未能看到阮氏增补之本，而仅得到写成已久的初编之本取而读之。若当时已付梓行，胡氏大可不必在“心无所事，因网罗元祐以来群贤诗话”的情况下，于数年之后还颇费周折才获此集初编传抄本。因此，又存在一种可能，即后来的绍兴三十一年散翁序本或是闽中书商在时隔二十年之后据此辛酉自序本所刊刻，并将其更名为《诗话总龟》，又作所谓的“散翁序”而并没有沿袭阮氏旧序。一方面是为自圆其说，以掩盖擅改原书之名的行为，另一方面则借以突出卖点，强调时新，同时言阮氏“乃授诸好事者攻木以行”自然须与刊行时间相照应。惜《天禄琳琅书目》著录之本或存或亡，无法得知，未明其所言“绍兴辛酉自序”是否合此推断。

后来元初方回已不见《诗总》旧本，其当时所能见到的已是“删改闳休旧序，合《古今诗话》与《诗总》，添入诸家之说，名为《总龟》，标曰‘益都褚斗南仁杰纂集’，前后续刊七十卷”的“麻沙书坊捏合本”［3］324了。方回在《桐江集》中记其所见“序之尾曰岁在屠维赤奋若”，这是一种用岁星来替代干支的情况，“屠维”“赤奋若”皆为干支别名，《尔雅·释天》：“（太岁）在己曰屠维。”《淮南子·天文训》：“太阴在丑，名曰赤奋若。”“岁在屠维赤奋若”即岁在己丑。但仅凭此断定其即绍定二年己丑显然不够，因此方回又进一步指出《诗总》所列书目中存有张栻《南轩集》与吕祖谦《东莱集》，并据以断定序尾所记非乾道五年，二集皆分别编成于张、吕卒殁之后。由是可知，并非如郭绍虞《宋诗话考》中所言，有所谓乾道五年刊本。方回的《桐城集》所提到的《诗总》版本，应仅是前后续刊七十卷，由益都褚斗南纂集的绍定二年己丑麻沙书坊捏合本。益都，即青州。今查乾隆元年修纂的《山东通志》卷三十四《经籍志》著录：“褚仁杰，《诗话总龟》二十卷，青州人。”此处载20卷未明所以，或有讹误，且该志将其归入元代一类，亦当为著录之误。然据周兴陆《从宋钞本考察〈诗话总龟〉早期形态》介绍，在台湾“国家图书馆”尚存一部宋钞本（该馆馆藏目录查询系统著录为明影宋钞本），9行，行22字，注文小字双行，字数同正文，双栏，版心白口，双黑鱼尾，亦署“益都褚斗南仁杰纂集”［5］。不过该钞本为前后续各20卷的60卷之本，且不见华阳逸老序，与方回所说70卷本略有出入，其他与方氏记载均合。华阳逸老既属“书坊伪名”，钞本不载此序亦属正常，此本所据底本大体可推断应为绍定二年本，而方回所言“七十卷”或为 60卷之误。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尽管这部钞本卷帙仅为60，与后来的明月窗本及其他钞本从卷数上相去较远，但门类上却大致相若。据周兴陆查考，此钞前、后、续集共77门，除从圣制门中分出御制门，从释氏门中分出道僧门，豪放门明本改为狂放门，体格门改为格致门以外，其他均相同。由此可知，今所存的后集并非明人辑录，而应系宋人续编，且门类框架大致已定，后又经人陆续增补，乃成今貌。更为关键的是，今存明本后集中的许多条目亦往往见于此钞本前集各门，甚至于有些门类之条目毫无二致，如周兴陆鸿文中所举的“幼敏”5条，“狂放”5条，“恬退”5条，以及“琢句”“用字”“押韵”“书事”等例。因此，我们对待今存《诗话总龟》后集应当摒弃成见，不应忽略其应有之价值。

以上大抵为宋代《诗总》可推知的几种早期传本。而考查后来的月窗道人刻本，该刻本保留了大量避宋讳的特点，缪荃孙《诗话总龟跋》中言月窗本“提行空格，原出自宋”，因此缪氏推断其所据底本应当也为宋代钞本，但付梓印行的经过了“校雠讹舛，芟剔重冗”。及至明代，《诗话总龟》的版本情况同样复杂。2003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了《海外新发现永乐大典十七卷》，其中第803―806卷所载为《千家诗话总龟》自“句法”门至卷末的内容，其门类、条目及排列次序与月窗本基本相吻合，二者应系一源同出。同时这点又可证明今见《诗话总龟》后集之内容至少在明初便已存在。对比《大典》本与月窗本，在门类上，《大典》本较之月窗本少了乐府门、伤悼门、怒嗟门、讥诮门、诙谐门、神仙门、鬼神门共计7门，除此之外，其余门类皆与月窗本相若。而条目上，则月窗本较之《大典》本时有增益之处，而二者先后承继关系由此可见一斑。例如，后集寄赠门末“牧之《赠阿宜》：‘一日读十纸，一月读十箱。’古人读书以纸计。范云就袁叔明读《毛》诗，日诵九纸。又袁俊家贫无书，每从人假借，必皆抄写，自课日五十纸为计”［3］131一条，《大典》本无，而月窗本可见，并下注“《巩溪》”，但查接下来故事门首“余尝论李广以私憾杀灞陵尉，褊忮险刻，决非长者。所以不侯，非直杀降之谴也……退之《玉川诗》云：‘谁谓贻厥无基址。’二事正可对也”条［3］131-132，月窗本仍注明《巩溪》，未与他处之例注“同上”相类，故可推断“牧之《赠阿宜》”条应系后人补入。总之，《大典》本残卷在对今见《诗话总龟》校勘正讹方面的价值是应当引起我们重视的。关于《大典》本相关的具体问题，张建已有《从新发现〈永乐大典〉本看〈诗话总龟〉的版本及增补问题》对其做出了一系列精到详赡的阐述［6］。

明代抄本只见于著录而今存亡不得知的有两种，一种是钱曾在《也是园书目》中著录的“《诗话总龟》前十卷后五十卷”本，《述古堂书目》中著录其为抄本，而《述古堂宋版书目》中未将其列入，即可知应为明抄本。这一抄本大致可推测是前集保留阮著十卷之旧，后集五十卷为补入的情况。另一种就是前面提到的《天禄琳琅书目后续》著录的前五十卷后五十卷，抄手极工，且载有阮阅绍兴辛酉自序的本子。郭绍虞怀疑此为刻本，是未能详查《天禄琳琅书目》之故，该书目续卷二十虽标为“明版集部”，然后面还附有“明抄诸部”小类，《百家诗话总龟》正列于此目之后。查其著录内容，我们发现这部《百家诗话总龟》前、后集门类数量与月窗本相同，然在门类次序上，后集中“丽人”一门列于“释门”之前，这一点与月窗本刚好相反，且其所言“绍兴辛酉阅自序”更不见于后者。因此这部抄本与月窗本应当非出同源。

除去前面提到的台湾“国家图书馆”藏本外，明代现存完整的抄本还至少有三部。国家图书馆藏有一部一百卷的明抄本，有莫祥芝三子莫棠跋语。南京图书馆也藏有一部一百卷本，该本为八千卷楼旧藏，有丁丙识语。两部抄本抄手都很拙劣，但皆为全帙，因而后来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整理点校《诗话总龟》前后集的过程中发挥了一定作用。另外国家图书馆还藏有一部抄工颇精的宋兰挥“友竹轩”藏清抄本。周本淳通过详细核校，发现此三抄本系出一源。丁丙在《明抄本题识》中将其所藏抄本与前面提到的《天禄琳琅书目》著录本进行了比较，发现“今本之与《天禄》卷数相同，惟前集多‘苦吟’一类，后集多‘御宴’一类”。因而可知，这部抄本来源很有可能也不同于《天禄琳琅书目》著录之本。而较之于月窗本，周本淳在校点《诗话总龟》的过程中发现三个抄本的许多条目以及编排次序与月窗本也大不相同，故周先生断定月窗本与三个抄本所据底本非属一类。第四种明抄本则是缪荃孙校《诗话总龟》所据之本，今亦藏国家图书馆。《艺风堂文漫存》卷五《诗话总龟跋》谓：“又得一明抄本，前五十卷门类与月窗本同，后五十卷多‘御宴’一门，少‘效法’、‘节候’、‘咏物’三门。月窗本缺者全行补足，惟引《辍耕录》刻本无，决是后人羼入。门类之颠倒，编次之互异，亦互有得失。”［3］328这一抄本既不同于前面提到的三个抄本，又与月窗本多有异处，更较之他本掺入了《辍耕录》里的文字，显然是经过元明之人增补过的本子。因而可以据此推断，该本所据底本应当又是不同于前面各本的。

因《诗话总龟》一书卷帙颇繁，加之后来《苕溪渔隐丛话》成书后广为流行，其受用程度便大打折扣，书商无利可图，故而自宋以来，便刻本较稀，且鲜有精本问世。明宗室月窗道人《增修诗话总龟》是今天保存下来的唯一一种刻本，是书为嘉靖甲辰（1544年）刊本，前集48卷，后集50卷，题“龙舒散翁阮一阅宏休编”“皇明宗室月窗道人刊”“鄱阳亭梧程珖舜用校”，前有山东海道副使郴阳李易叙，饶州府同知海监张嘉秀序，次集一百家诗话总目，次各卷分门目录，后集亦同。末卷有嘉靖乙巳（1545年）程珖跋。此本“阮一阅”之名，非刊工之误，查张嘉秀序亦言：“是为《诗语总龟》，是为宋阮一阅所编，是为今程子珖所校，是将寿诸文梓。”［3］317故可知“阮一阅”之名乃所据底本传讹。此误不录于他本，故月窗本所据底本异于他本可知也。

这部月窗本《诗话总龟》，四库全书曾作为底本收入，后经涵芬楼影印，编入《四部丛刊》，人民文学社又据此为底本于 1987年出版了周本淳的点校本。但受前人种种成见影响，该本对《诗话总龟》后集的重视尚显不够。另外，如能在今点校本的基础上，辅以在当时未搜罗殆尽的遗漏未见之本进行参校，那么对《诗话总龟》的整理工作在裨补学坛，沾溉书林方面无疑是大有益处的。

参考文献：

［1］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2］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3］阮阅.诗话总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4］郭绍虞.宋诗话考［M］.北京：中华书局，1979.

［5］周兴陆.从宋钞本考察《诗话总龟》早期形态［EB/OL］.（2011-10-31）［2014-04-15］.http://www.chinanews.com/cul/ 2011/10-31/3424823.shtml.

［6］张健.从新发现《永乐大典》本看《诗话总龟》的版本及增补问题［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5）.

〔责任编辑 杨宁〕

On the Edition of ShiHuaZongGui （The Collected Comments on the Poems）

YOU Shuai， ZHOU Jing-ting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According to the versions of YongLeDaDian and Taiwan versions found in the recent years， we know that ShiHuaZongGui has not be published after finishing.It was known by the public because of the handy copied versions.The versions nowadays are not edited in the Ming Dynasty（1368-1644） but the Qing Dynasty（1644-1912） at that time the structure has been confirmed and then it takes today’s look after several supplements.So its academic value in the research should not be neglected.

Key words:ShiHuaZongGui； edition； the pre-collection； the post-collection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5261（2016）02-0073-04

收稿日期：2014-11-16

作者简介：游帅（1990―），男，山东菏泽人，博士研究生；周静婷（1983―），女，黑龙江齐齐哈尔人，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