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初我国的对外出访与经济发展思路转变

2016-02-12黄志高

天中学刊 2016年2期

关键词：改革开放

黄志高

（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安徽合肥 230039）

改革开放初我国的对外出访与经济发展思路转变

黄志高

（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安徽合肥 230039）

摘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国派出了很多代表团出访西方发达国家、新兴发展中国家和率先进行改革的南斯拉夫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学习和借鉴这些国家发展经验的基础上，中国重新确定发展目标、发展步骤和发展重点，寻求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借鉴，并确定利用外资以推动中国经济发展。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经验。

关键词：改革开放；对外出访；经济发展思路

20世纪70年代末，在结束“文革”的混乱后，中国重新打开国门，相继派出诸多党政代表团出访国外，其中既有中央高层领导，也有相关部门负责人和经济理论工作者。这些对外访问，有力地推动了新时期改革的启动。学术界考察了这一时期对外出访的具体情况［1］，并以改革开放的酝酿、启动为线索，揭示了出访活动在改革开放决策过程中发挥的作用［2］。不过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这些出访活动是怎样影响了新时期的经济发展思路，我国的经济发展怎样借鉴了其他国家的经验。本文试图对此作出初步探讨。

一、出访的提出和基本情况

“文革”结束后，集中精力把经济发展上去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意愿。为了迅速改变落后面貌，中国迫切需要走出国门，了解和借鉴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1978年9月13日，邓小平在东北地区视察时明确表示要好好向世界先进经验学习，他指出：“要到发达国家去看看，应当看看人家是怎样搞的。过去我们对国外的好多事情不知道。”［3］373同年10月10日，邓小平又说：“我们派了不少人出去看看，使更多的人知道世界是什么面貌。”［4］132派人“出去看看”以便“知道世界是什么面貌”，这是推动改革开放的重要举措。

从1977年到1980年，我国掀起了一个对外出访高潮，其中，既有中央领导同志的频频出访，也有部委办代表团和科教经贸代表团的赴外考察。总体上看，出访的国家大体上有三种类型。其一是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1978年3-4月，林乎加率领中国经济代表团出访日本。5月到6月，国家建委组织的中国基本建设代表团应邀访问日本。10月至12月，第一机械工业部派出两个代表团出访欧洲五国和日本。从1978年到1980年，袁宝华率国家经委代表团也先后考察日本、美国、瑞士、西德和奥地利。中央领导也相继出访。1978年5月到6月，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中国代表团先后访问法国、联邦德国、瑞士、丹麦、比利时等西欧五国。邓小平于1978年10月、1979年1月相继出访日本和美国，他表示，我们亲自来看了看，感到很有收获［3］485。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也于1979年10月率代表团到西欧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其二是新加坡、中国香港、澳门这样的新兴发展国家和地区。1978年4月，国家计委副主任段云率港澳经济考察团专程考察香港、澳门的经济状况。1978年11月邓小平出访新加坡，到访新加坡最大的工业区裕廊镇，听取裕廊镇管理局主任介绍新兴工业中心的建设情况。此后，邓小平多次谈起新加坡的发展经验。他在会见新加坡政府代表团时明确指出：你们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3］586。其三是率先进行改革的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1978年3月，中联部副部长李一氓率领中共党的工作者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全面详细地考察了南斯拉夫的政治经济制度。回国后，代表团向中央提交了《中国共产党党的工作者访问团对南斯拉夫考察的报告》。1978年9月7日至10月8日，中国财政经济考察团又先后赴南斯拉夫、罗马尼亚进行考察。同年8月，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访问南斯拉夫。邓小平也表示，南斯拉夫有很多好经验，我们正在研究、学习，我们要参考这些经验［3］689。

上述考察访问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了解国外的发展状况和经验。邓小平曾对谷牧明确提出要求：好的也看，坏的也看，看看人家的现代工业发展到什么水平了，也看看他们的经济工作是怎么管的。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经验、好的经验，我们应当把它学回来［3］305。走出国门后，当亲身感受到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间的差距，人们既受到前所未有的触动和刺激，也由此产生学习借鉴其他国家经验以促进中国发展的迫切愿望。万里曾描述了这种感受：“改革开放以后，到发达国家一看，人家的经济确实发展快。这就使我们深切感到，一定要认真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吸收外国的好经验。”［5］181

二、参照发达国家现代化水平重新设定发展目标

人们比较多地注意到“小康”概念源自中国古典文献，而往往忽视了邓小平是在世界发展的坐标体系下提出和使用“小康”概念的。邓小平是以世界现代化发展水平为参照来重新界定中国的现代化目标和重新规划中国现代化步骤的。

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曾提出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文革”结束后，邓小平重申：中国人民决心在 20世纪内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3］410。尽管意识到“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不是很容易的”，但邓小平仍然乐观地表示，这个目标“是可以实现的”，“在这方面，我们是充满信心的”［3］325。

当打开国门后，世界各国发展的真实图景呈现于国人面前，人们开始清楚地看到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谷牧代表团向中央提交的报告指出，我国的经济技术水平比西方发达国家“大体上落后二十年，从按人口平均的生产水平讲，差距就更大”［6］319。第一机械工业部派出的代表团也报告说，我国机械工业的生产能力只相当于日本、联邦德国的1/5左右。技术水平比西欧、日本落后20多年，组织管理水平落后更多［7］61。

广泛出访所反馈回来的信息让邓小平痛切地感受到中国的落后。他意识到现代化的内涵和标准随着时代前进已经发生很大改变了，20世纪70年代的现代化已经与50年代大不相同。1978年10月，邓小平判断，我国“同发达国家相比较，经济上的差距不止是十年了，可能是二十年、三十年，有的方面甚至可能是五十年”［4］132。基于这样的判断，邓小平开始重新设定中国现代化的目标。1979年3月21日，他在会见英国客人时坦率承认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困难。他说，我们的现代化概念与西方不同，“我姑且用个新说法，叫做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3］496。“中国式的现代化”，这是一个新的提法，表明邓小平正在调整中国的发展目标和发展步骤。10月4日，邓小平又说：“我们开了大口，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后来改了个口，叫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特别是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来说不会很高。”［3］563-564

1979年12月，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邓小平进一步明确指出，我们要实现的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是“小康之家”。到20世纪末，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还是很低的，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是落后的，“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4］237。邓小平提醒人们，中国人口多、底子薄，即使要达到人均一千美元的小康水平，也需要经过艰苦的奋斗。但如果能够真正实现这一目标，我们的日子就要好过得多，就能在世界上起更大的作用。

三、国民经济发展的重点与选择

现代化涉及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而对于中国来说，“四个现代化，要有重点”［3］351。必须抓住某些重点领域，牵一发而动全身，从而带动和促进整个现代化建设。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为我们选择国民经济发展重点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谷牧指出，西欧五国能够在短短一二十年的时间里实现现代化，“科学技术起了关键作用”［6］322。欧洲的经验表明，要实现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必须以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作为支撑。此外，这些国家采取了许多措施保护和发展农业，如设立农业银行，重视良种培育，农业专业化发展。欧洲五国的电力、交通做到先行，电力工业的平均年增长速度高于国民经济的速度，交通运输也实现了现代化。谷牧建议，要加强农业科研教育，调整政策规定，以利于专业化生产；要大力加强电力建设和交通运输的建设，使其真正成为国民经济的先行。

邓小平历来认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他指出，西方发达国家高度运用最新的科技成果，科技人员和工人的比例已经达到八比一，而我国“经济发展和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发展的比例失调，教科文卫的费用太少，不成比例”［4］250，“整个国家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科学研究是先行官”［3］159，“科研要走在前面”［3］177。西欧国家注重农业基础的经验也得到了邓小平的肯定。1978年10月3日，邓小平指出：“马克思讲过，农业是基础。世界上有很多国家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3］393农业问题解决得不好，就会拖工业的后腿。就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来说，农业问题尤为重要。邓小平也非常注意能源和交通运输问题。1978年8月初，他提出，要把电力、冶金、煤炭、石油、交通运输搞起来［3］351，我们现在的电力、燃料、动力工业不发展，其他工业就遇到困难；交通不放在优先的地位，也是不行的［3］514。

根据对西方发展经验的观察，邓小平还曾经设想积极发展建筑业。1978年2月9日，邓小平指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三大支柱产业，即钢、建筑材料和汽车［3］267。“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建筑肯定是支柱”［3］388，“在长期规划中必须把这个问题放在重要地位”［3］614。根据经济发展实际情况，邓小平并没有坚持这个看法。1980年3月19日，在谈到编制长期规划时，邓小平着重强调四个方面的问题，即能源、交通运输、机械工业、农业［3］610。这就把建筑业调整为机械工业。经过反复思考，邓小平对国民经济发展重点的认识逐渐清晰明朗，指出：“战略重点，一是农业，二是能源和交通，三是教育和科学。搞好教育和科学工作，我看这是关键。”［8］9

四、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借鉴与探索

经过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发展的曲折，原有经济体制的弊端已暴露无遗，必须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这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但究竟改什么，怎样改，这些问题并没有现成答案。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以寻找中国的改革之路，就成为中央高层的一个重要思路。

其一，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的问题。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对此曾经有过深刻的论述，但并没有在实践层面真正贯彻下去，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1978年12月，邓小平郑重提出了发扬经济民主的问题，指出“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4］145，有必要在经济计划和财政、外贸等方面给予地方更多的自主权。欧洲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也证明了分权的必要。谷牧以联邦德国为例介绍说，联邦德国的州政府权力比较大，很多事可以由州政府自行决定。而中国管理经济的权限集中在中央，地方政府权力很小，缺少主动性，“省市在计划、财政、物资的管理上并没有真正成为一级”［6］322。

其二，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在很长时间里，我们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但走出国门后，人们诧异地发现西方发达国家综合运用了市场和计划两种调节方式。这给人们以极大的触动，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固有观念。国家经委考察团注意到，日美这些国家虽然是市场经济，但都注意发挥计划作用。日本政府力图通过对国民经济的“计划指导”，充分利用经济手段，运用价值规律调节市场，虽然不能解决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但还是收到了一定的效果。美国公司的一切经营活动，都有严密的、科学的计划，这种计划建立在对市场需要的研究分析和预测的基础上，并根据市场变动随时调整计划。通过考察，国家经委认为，市场“既可以为资本主义服务，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我们应当“把计划经济同市场很好地结合起来”［9］462。这些认识相较于传统观念，有了重大突破，是对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观点的有力支持［4］236。

其三，扩大企业的自主权问题。人们发现，南斯拉夫按照本国情况所建立的社会主义自治制度，把计划指导与市场调节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企业在生产、销售、分配以及人事管理等方面拥有广泛的自主权，有利于发挥广大职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使企业成为具有内在动力的生产单位［10］。国家经委从美国考察回来提出，各级政府和主管部门要改变那种“保姆式”管理方法，摆脱日常经济管理的烦琐事务，把主要精力放在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上，为企业开展正常经济活动创造必要的条件。“扩大企业权限，必须紧紧围绕市场这个中心，使企业的一切经营活动都与市场需要有机地联系起来”［9］464。

其四，专业化协作问题。国家经委赴美、日和欧洲考察时都注意到这些国家的专业化协作问题。美国企业分工越来越细，生产专业化和协作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日本在二战后“专业化协作也迅速发展起来，使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产品成本大幅度降低”［9］417。党内高层也提出了专业化协作的问题。李先念在1979年12月的全国计划会议上指出“要使我们的工业真正按照专业化协作和经济合理的原则组织起来，大力提高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使现有的生产能力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11］405。

其五，农工联合发展问题。南斯拉夫的“贝尔格莱德农业联合企业”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这种企业实现农、工、商的“一条龙”，可以组织大规模的现代化生产，劳动生产率高，可以增加农牧业收入，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农畜产品就地加工，大大缩短了运输原料的距离，既能节省运费和减少原料在运输中的损耗，又能减轻交通部门的压力。此外，联合企业各单位可以及时协调发展计划，合理分工，实行专业化［12］。受南斯拉夫的启发，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尝试农业的产业化发展。1979年9月，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指出，国营农场要“搞好多种经营，兴办农畜产品加工业，发展推销自己产品的商业，尽快建成农工商联合企业，在农业现代化中发挥示范带头作用”［13］175。

当然，各个国家的情况不同，各自的发展基础、发展体制不同，我们要研究和学习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但是不能简单地吸收别人的经验，要根据自己的条件来决定”［3］438。

五、利用外资的思考

当中国启动现代化时，资金的缺乏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谷牧考察西欧五国时注意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产品、技术、资本正处于过剩状态，急于寻找出路。1978年6月下旬，在听取谷牧汇报后，邓小平明确指出，引进这件事要做，下决心向外国借点钱搞建设，要抓紧时间［3］335。此后，邓小平反复强调这一主张。他指出，国际上可以利用的东西很多，许多国家都愿意向我们提供资金和技术，条件也不苛刻，从政治、经济角度对我们都有利［3］329。邓小平注意到世界上很多国家也都积极利用外资。从新加坡的情况看，利用外资可以让国家获得税收，工人获得劳务收入，还能带动服务业。此外，在二战中遭到很大破坏的欧洲和日本，也是采用贷款的方式发展起来的。鉴于这些国家的经验，邓小平明确表示，“利用外资是一个很大的政策，我认为应该坚持”［4］198。“我们要下这么个决心，权衡利弊、算清账，略微吃点亏也干，总归是在中国形成了生产能力，还会带动我们一些企业”［4］199。邓小平特别关心怎样善于使用外资，“怎样使每个项目都能够比较快地见效”［4］198。1978年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时，日本友人土光敏夫、稻山嘉宽建议“中国最好举办中外合资企业”，邓小平对此表示肯定［3］410。不过，当时人们对合资经营并不是很了解。1978年10月，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与中国方面商谈合作问题时，介绍了他们与外国企业合作的若干方式，并建议采取“joint venture”（“合资经营”）的方式。这个英文词汇是中方所未听说过的，也不了解其确切含义。美方对此作了详细介绍，中方人员既感到新鲜，又觉得不可行。有关谈判简报呈送中央政治局领导传阅后，邓小平批示“合资经营可以办”。李岚清回忆说，看到邓小平的批示，大家十分惊喜，禁锢的思想一下子被解放了［7］211。1979年1月，邓小平指出，“吸收外资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方法，也可以搞合营”［4］156。同年10月，他又指出，利用外资“主要的方式是合营，某些方面采取补偿贸易的方式，包括外资设厂的方式，我们都采取”［4］198。这就打开了充分利用外资的思路。

综上所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对外出访，直接推动了改革的深入发展，并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中央高层对发展目标、发展步骤和发展思路的设计。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改革和开放是相辅相成、相互推进的。今天回顾这段历史，对于当前全面深化改革仍然是有所启发的。

参考文献：

［1］李妍.浅析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的出访活动［J］.北京党史，2011（3）.

［2］黄一兵.试析1977年至1979年中国领导人出访活动的作用和影响［J］.党的文献，2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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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万里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谷牧.谷牧回忆录［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7］李岚清.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8］邓小平文选：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9］袁宝华.袁宝华文集：1卷［M］.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1999.

［10］丁翔起，徐坤明.南斯拉夫的企业自主权［N］.人民日报，1980-04-2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