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强， 姜 帆

清政府对孙中山的认知及侦缉机制*

安东强， 姜 帆

作为孙中山革命活动的对手方，清政府如何认知和侦缉孙中山的途径与机制问题还有值得进一步探讨的空间。1895年，粤籍京官戴鸿慈最早向清廷密报孙中山其人其事。由于清政府各方将孙中山视为在广东谋反会匪的“贼”首，故由广东当局负责侦缉，并有驻外使臣相配合。后因牵扯戊戌党案，清政府将其与康梁同列为朝廷要犯，目之为“国贼”，在同盟会成立后又视其为国内“一切革命运动的灵魂”。与之相应，外务部及袁世凯逐渐取代广东当局，成为清政府侦缉和应对孙中山的主要力量。清政府与孙中山之间的政治角力，不仅是孙中山在国内政治影响力不断强化的过程，还是辛亥革命逐渐深化的重要表征。

两广总督； 孙中山； 外务部； 袁世凯

孙中山与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研究领域的一个“老”问题。在革命史叙述框架下，孙中山与革命党的地位始终处于绝对的主体，往往将革命的对手方(尤其是清政府)置于虚化的背景。20世纪80年代以来，反思革命模式叙述的史学研究在淡化革命的趋势下，尝试以清政府为主体，关注清末新政等问题。这种研究趋向在提升清政府地位的同时，又不免矮化孙中山及革命党的言行与贡献。究其原因，或缘于研究者有意无意割裂了历史的整体性，仅据一方言论的史料为立论依据，难以辨析历史意见与时代意见的差异，从而对各方的言行及彼此之间的关系缺乏整体性把握。

作为辛亥革命最直接相关的清政府与革命党，彼此之间的认识与较量，不应成为史学研究叙述中的失语内容。以清政府与孙中山关系来看，清政府如何认知孙中山(当时主要以孙文、孙汶为指称)及侦缉措施，较之于双方公开言论的争锋，更能反映两者实质关系的复杂内涵及演变。本文以近年来系统整理公开的清朝档案为依据，结合相关研究成果*本文直接受益于陈锡祺主编的《孙中山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及桑兵主编、即将出版的《孙中山史事编年》的相关部分。，可以较为细致地梳理清政府对孙中山定位的变化，以及侦缉孙中山机制的调整演变，从而能够较为恰当地反映出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对清政府的实际威胁与冲击。

一、乙未年广东当局的应对策略

清政府侦缉孙中山的途径与机制，有一个变化调整的发展过程。变化调整的依据，即在于清政府各方对孙中山及其革命威胁的认知和定位。

首要问题是，清廷最高统治者第一次通过什么途径获知孙中山及其反清运动？若据一般的常识揣测，当在于光绪乙未(1895)重阳起义失败后由广东当局奏报而得。然而，揆诸史实，则与揣测有不小的出入。这或许就是历史的魅力之处：史实的发生演变既在情理之中，又常常出乎意料之外。

1895年10月27日，在兴中会的广州起义因故滞延的次日，两广总督谭钟麟获知消息，开始搜捕兴中会成员，捕获陆皓东。在刑讯陆皓东的同时，谭钟麟并未立即向清廷奏报此案。鉴于谋逆之事毕竟关系匪浅，若一味瞒报亦可能出现意外。29日，谭钟麟奏上《请奖剿办会党首要在事出力员绅》一折，述及所属各府州缉拿盗匪的情形及为出力的文武员绅请奖。折中对于广州捕获陆皓东等事只字未提*谭钟麟：《请奖剿办会党首要在事出力员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清宫辛亥革命档案汇编》第3册，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年，第60—69页。。此折固然在回应此前都察院左都御史杨颐《请饬粤省督抚严缉高州会党》一折，或许还有意为未及时奏报兴中会广州起义一事作铺垫。同日，谭钟麟还奏上《被参劣绅刘学询屡传不到请革职归案讯办由》一折。考虑到当时孙中山、刘学询等人的关系，这似乎也是谭钟麟的一个后招。两折均于11月17日上达天廷，前折获旨褒奖，后折获谕：“在籍候选道刘学询，着即行革职归案审办。”*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1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84页。据冯自由称，此时孙中山与刘学询过从甚密，“总理于乙未春在广州创办农学会，尝以医术纳交于政绅各界，绅士中署名为农学会发起人者，颇不乏人，刘及潘宝璜兄弟预焉。总理与刘有同邑之谊，往还尤密，因知刘平素蓄志非常，遂与商榷起义大计……及九月重阳之役，刘事先亦略知情”。参见《刘学询与革命党之关系》，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77页。

既往研究一般都是根据《清实录》记载，注意到在乙未重阳节起义失败一个月后，12月2日，清廷意外接到某官员密奏，披露了广东有“孙文”、“杨衢云”的乱党谋逆事件*《德宗景皇帝实录》卷378，光绪二十一年十月癸未条，《清实录》第56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939—940页。。这应是清朝统治者第一次获知孙的姓名。究竟是什么人密奏？学界尚未有定论。有学者曾指出，在孙中山发动首次广州起义后，远在京师的文廷式自称“得信最早”，于12月7日上奏，对孙党此役进行了总体评估和具体对策*汪叔子：《文廷式与孙中山》，郑小江编：《赣文化研究》第2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尽管如此，文廷式并不是那位密奏人。依据有二：一是两折上奏的时间不吻合，文廷式的奏折晚了5天；二是文廷式的折片中并未直接提及“孙文”、“杨衢云”的姓名，论及广东会匪亦泛泛而言*文廷式：《广东会匪潜图叛逆请派大臣严缉片稿》，汪叔子编：《文廷式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76页。。所以，文廷式并不是首位向清廷告发孙中山的密奏人。

由于《清实录》该条记载依据“折包”，即由军机处将录副奏折按月或半月为一包归档保存的“月折包”。循此线索，进而披检《清代军机处随手登记档》的“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十六日”(1895年12月2日)条目，其中有《侍讲学士戴鸿慈折》。该折内容是“广东盗风日炽请饬严拿”，旁即有谕旨曰：“寄谭钟麟传谕成允：有人奏广东盗风日炽一折，着密严访查，务将首犯迅速捕拿。至省城添扎安勇及各乡举办冬团，并着谭钟麟、成允体察情形办理。原折钞给阅看。”并以“印封四百里”传达*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军机处随手登记档》第143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第671页。。戴鸿慈在奏折中称：

窃臣于上年七月十六日具奏粤省隐患已伏条陈弭盗事，仰邀圣鉴在案。诚以广东风俗强悍，山川阻深，又与香港毗连，足为盗贼逋薮。近年水旱厉疫，民气未舒，生计艰难，贫富俱困，打单劫掠，结党成群。地方官自顾考成，每遇盗案往往避重就轻，甚或改强为窃。百姓见其延不破案，徒滋扰累，隐忍不报者亦常有之。即报案缉拿，而匪踪出没靡常，窜匿甚易。武营中辄设法捕一二从犯以塞责，急则将鼠窃狗偷之徒刑逼计诱，强其认案，以免捕盗不力之罪，兼为记功列保之阶，其名谓之塞水口。盗寇充斥日甚于前，有自来也。现虽据督臣奏报剿办惠州、高州各属土匪，及连平、韶州等处首要悉数就擒，而省城附近各乡实无地不劫，无时不劫。会垣烟户稠密，白昼抢物，视若固然。伏莽之忧，盖已非朝夕矣。

近闻九月十一日，香港保安轮船抵省，附有匪徒四百余人，潜谋不轨。广协千总邓惠良、管带巡防李家焯先期探悉，前往截捕，已陆续遁去，仅获四十余人。据供为首孙文、杨衢云伙党共约四五万人，所有军械均用红毛泥桶密装来粤，已非一次，先行租定民房以为屯聚之所，原拟齐集省城，劫取藩库，克期大举等语。事机得失，间不容发，仰赖朝廷威福，幸而败露，不至燎原。惟是孙、杨首逆，业经远飏，只获小头目四名正法，根株未拔，党类尚多，防御稍疏，势必再图窃发。惩前毖后，全在地方大吏认真振刷消患未萌……惟有请旨饬下广东督抚臣勒限严缉首恶，毋任漏网，并移会水师提臣郑绍忠于省城外添扎安勇，以图根本。附近各乡、佛山等处亦一律饬办冬团，庶守望相资，闾阎安堵，海疆幸甚。*《翰林院侍讲学士戴鸿慈奏为广东盗风日炽事变已形请严缉首恶并添勇举办冬团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03—6031—147，缩微号：451—1027。

军机处随即将戴鸿慈奏折的内容撮要纳入廷寄谕旨之中，进而斥责两广总督谭钟麟曰：此前10月29日“广东惠州、高州等处土匪甫据该督奏报，首要悉数骈诛，地方安谧如常，何以盗风并未稍戢，竟有潜来省城之事？”若如该奏所言，“该督等岂竟毫无见闻”？谕令谭钟麟等严密访查，务将首犯迅速捕拿，以消隐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1册，第395页；《谕两广总督谭钟麟捕拿由港来粤之革命党孙文杨衢云》，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清宫辛亥革命档案汇编》第3册，第71—72页。。

由此可见，最早将孙中山及乙未广州起义情形奏报清廷的人，应是孙中山的同乡戴鸿慈。戴鸿慈，广东南海人，光绪丁丑科进士，时任翰林院侍讲学士。他以粤籍京官的身份揭露两广总督谭钟麟瞒报之事，除了维护清朝统治的大义之外，究竟有无其他私心，尚不得而知。至于他获取孙中山等人起义情形的直接消息来源，亦有待其他史料的证实*笔者有一大胆猜测，戴鸿慈此奏不知是否与刘学询有关？御史杨崇伊曾于戊戌政变后奏称：孙中山乙未年广州起义，“绅士刘学询发其奸”(《掌广西道监察御史杨崇伊折》，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480页)。此语似乎出自刘学询或其亲近人之口，欲以此“功劳”抵销谭钟麟对他弹劾，或者将此事告于朝廷，揭发谭钟麟欺瞒之罪？。

在戴鸿慈上折5日后，自称“得信最早”的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鉴于“现任两广督臣谭钟麟，至今尚无办法”，始以“生长粤东”的身份向清廷建言，避免首犯长期不获，势力暗长潜滋，终成大患。文廷式提出的对策：一是指明广东会匪的特点，“深知该会匪等以南洋群岛为根本，以澳门、香港水域岛屿为聚集，以沿海岛屿为分支”；二是希望清廷选派张之洞、李秉衡等威重明决的大臣为广东督抚，“密设方略，严加访缉，兼约洋人，为吾伺察，庶可有济”*文廷式：《广东会匪潜图叛逆请派大臣严缉片稿》，汪叔子编：《文廷式集》上册，第76页。。不难看出，文廷式与戴鸿慈都不约而同将矛头指向两广总督谭钟麟，或讽其瞒报，或讥其应对失策，甚至直接主张更换两广总督人选，实为一种变相的“弹劾”。

1896年1月22日，谭钟麟在复奏中回应称：“粤俗好谣，每因小故转相附会，张大其词，以摇惑人心，群不逞之徒，乘机撞骗掠夺以取利，此他省所未有也。”这同时回击了戴鸿慈的奏陈及其消息来源。他将孙中山拟发动的广州起义归为“谣传高州、惠州匪徒击散后，咸集香港，众四、五万，将攻省城”之说，驳斥其规模不可能如此之大。在他的严密布防下，拿获陆皓东、丘四、朱桂铨等四五十名，“与孙文素识，常相往来。孙文即逸仙，香山人，业医，与福建人、在香港洋行打杂之杨衢云交好”，他们聚焦广州并非谋逆，而是要劫抢西关闱姓厂的巨资，“本定初九动手，因招人未齐，改为十二，不料初十日被巡勇访拿破案，孙文即已潜逃”。陆皓东等三犯业已正法，“仍严密购拿孙文、杨衢云，务获到案”。获旨：仍继续严缉逸犯，“粤省盗风日炽，该督当防患未然，切勿大意”*谭钟麟：《广州九月份拿获会党情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清宫辛亥革命档案汇编》第3册，第96—101页；《两广总督谭钟麟为严密购拏孙中山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政府镇压孙中山革命活动史料选》，《历史档案》1985年第1期。。

由此可见，清朝统治者及广东当局将孙中山等定位为广东会匪的“贼”首，甚至是此前高州、惠州被击溃的散匪之流。这样一来，谭钟麟就可以解释为何在1895年10月29日只奏报剿高州、惠州会匪情形，而未提及广州孙中山等人发动起义一事。

事实上，谭钟麟对孙中山没有掉以轻心，并非如文廷式所言“至今尚无办法”。在获闻兴中会举事计划之后，鉴于“党人多属教徒，密令王道台存善会同西牧师香秉文到轮船码头截拿”其他党人。据说后又买通与党人关系密切的王质甫，“王原籍江西，乙未后避地日本，旋返广州谋事，与官场中人颇有往还，谣传已被粤吏买充密探，使侦伺党人行动”*《圣教书楼》，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13页。。据邹鲁记载，广东当局还悬赏一千元缉拿孙中山*④⑥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第105，98—99、106—107,107页。。

针对文廷式的建议，谭钟麟亦不以为然，称若“谓处外洋者，皆蓄意谋逆，恐未必尽然”。而与香港、澳门两地交涉嫌犯，亦非易事。11月1日，谭钟麟曾照会英国驻广州领事，要求知照港督协拿孙中山、杨衢云等人，“并许将犯交出，酬以重赏”。但英领事谓：按照“外国例，若系斩决之罪，则不准交出，请将拟定罪名见示”。谭以为嫌犯并未到案，何能先定罪名，认定其“故意推诿”*《遵旨督员严密缉拿广东会党》，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清宫辛亥革命档案汇编》第3册，第103—105页。。若按照清朝处置谋乱或谋逆罪犯的刑律来看，孙中山、杨衢云所获的应是斩首之罪。谭钟麟以未到案不能定罪为由向港英政府交涉，显然也是在“推诿”。

港督虽未答应协拿孙中山等人，却对孙等人在港行踪进行侦缉，并向广东当局承诺：“孙文如来港，必驱逐出境，不准逗留。”港英政府后于1896年3月4日颁布对孙中山的驱逐令，禁止其在香港居留④。

最后，谭钟麟亦试图推诿责任，称“闻孙文已逃长崎”，而广东境内自处决陆皓东等人后，“人心帖然，谣风亦止。近数月不闻香港、澳门有聚众滋事之案”。他亦为自己留有后路，称“事变之来，每出意计之外，惟有督饬文武，随时防范而已”*两广总督谭钟麟：《查复孙文杨衢云逃匿香港及日本长崎情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清宫辛亥革命档案汇编》第3册，第124页。。言外之意，两广总督只负责所辖境内安危，孙中山等人既已逃匿海外，似应由驻外使节负责缉拿归案。1896年4月5日，谭钟麟致电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请与英国及其他各国驻华公使交涉，以后如有要犯逃往港澳，希望准许华官知照洋巡捕会同查拿。总理衙门亦开始发动驻外使节密切注意孙中山行踪，希望能够引渡孙中山归案⑥。

二、海外与国内的互动

在孙中山逃亡海外以后，侦缉孙中山的具体事务自然改由清朝驻外使节承担。由于清政府最初对孙中山的认知和定位，主要基于谭钟麟、戴鸿慈及文廷式的奏报，将其归于普通的广东会匪，充其量只是一名危害广东省城的谋逆要犯，并非直接威胁清朝统治的朝廷要犯，因此清政府及驻外使节仍然将广东当局视为此案的负责人。随着一系列事件的发生，清政府上下对孙中山的认知逐渐改观。

1896年9月30日，孙中山抵达英国，随即赴伦敦。此行受到清朝驻英公使的密切注意，碍于公法，无法直接捉拿。10月11日，驻英公使龚照瑗以“该犯来使馆”，参照公法“使馆即中国地”之例，将孙中山扣留。此即孙中山伦敦蒙难事件。龚照瑗随即致电总理衙门及转电粤督：“解回粤颇不易，当相机设法办理，祈速示复，勿令英使知。”*龚照瑗：《革命党孙文到英相机设法扣留解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清宫辛亥革命档案汇编》第3册，第153页；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第115页。之所以解回广东，而非至到京师，正缘于清政府对孙中山谋逆之罪的定位仅为广东要犯。

孙中山蒙难事件固然提升了孙中山在国际和国内的知名度，大概还没有改变清政府对他的认知和定位。毕竟押解其回广东的困难，特别是牵扯国际法的复杂性，早已在清政府及驻英公使的预计之内。

在孙中山获释之后，清政府要求驻英公使及时查明“孙文踪迹、船期、船名”，好筹备下一步举措*《希仍查明电复革命党孙文踪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清宫辛亥革命档案汇编》第3册，第155页。。清朝驻英使馆雇请侦探跟踪监视孙中山的活动*⑩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第125，206、214页。。12月4日，两广总督谭钟麟、广东巡抚许振祎致电总理衙门称：“孙逆尚在英都，龚使自能设法解粤甚好，否则重赏博浪沙壮士，不必令生还也。”可见广东当局已做好另一手准备。另外，鉴于港督的承诺，若孙中山“来港即行驱逐，不准住界内；若在界外，听中国自拿”，广东当局判断孙中山应该不会回香港，大概会往西贡、新加坡两地，因这两地尚无从办理交涉*谭钟麟等：《函知港督查拿革命党孙文及玉铭》，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清宫辛亥革命档案汇编》第3册，第163页。。

1897年7月，孙中山乘船由英国赴加拿大，8月间又乘印度皇后号由温哥华赴横滨，这一切行踪均在新任驻英公使罗丰禄的掌握之中*罗丰禄：《孙文于本月初二日搭船赴坎乃大》、《孙文于本月初五日乘印度船赴横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清宫辛亥革命档案汇编》第3册，第236、245页。。他们根据船程预计抵香港的时间，电告两广总督谭钟麟“希查探酌办”*致两广总督：《驻英国使臣罗丰禄电告孙文行踪并望查办》，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清宫辛亥革命档案汇编》第3册，第247页。。当孙中山甫抵横滨，清朝驻日公使裕庚很快获知，遂即电告清政府详情称：

孙汶十九卯到横滨，有印字馆入英籍之粤人陈少白附搭威仁亲款之小轮接其上岸，仍有一同伴，均西装。陈本会匪，亦久改装。探闻孙有暂住之说，印度船客单所开西人堪囊或即孙改名，亦未可定。此等行径，按公法不能明问，已派妥员密侦动静，如其动身，亦即搭其船一路探看。*裕庚：《孙文十九日到横滨已委妥员密侦跟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清宫辛亥革命档案汇编》第3册，第251页。

裕庚此电亦转致两广总督谭钟麟处。在孙中山取得日本侨居证后，驻日公使遂成为清政府获悉孙中山行踪的主要途径。与此同时，日本政府亦秘密监视孙中山的行踪。如果将中日两国官方的关注点进行对比，便会发现清政府在此时期特别关注孙中山的船讯。

或许是鉴于1896年伦敦使馆事件的教训，此后清朝驻外使节包括驻日公使等似乎不再谋求在他国缉拿并押解孙中山归案，而是试图趁孙中山乘船途经香港或上海时将其设法缉拿。这一策略固然未必完全合于国际法，但因在本土附近动手，可以避免外国政府的高度关注和干预。

两广总督谭钟麟收到驻日公使电讯后，早已做好准备，如果孙离日途径香港，已提前“密约港员查探，能获此逆，酬以万金”*谭钟麟：《密许港员如能查获孙文酬以万金》，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清宫辛亥革命档案汇编》第3册，第265页。。9月间，谭钟麟又收到裕庚来电称：“孙汶上岸后，日易一地，居无定所。有云将同日本人往台湾，又云候径开香港之轮船回港。如其经上海当派人搭船到沪，觇所向。如搭座往香港之船，则中间无停顿，当将船名行期人数电达，不再派人。”*两广总督：《出使日本大臣裕庚来电报告孙文去向》，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清宫辛亥革命档案汇编》第3册，第274页。1898年1月间，清政府方面得到消息称“孙汶在港”，令广东当局“宜自筹备，勿令勾结内匪，至如何索交，望设法妥办”*致两广总督：《闻孙文在港筹备起事希设法扣留解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清宫辛亥革命档案汇编》第3册，第297页。。因消息有误，广东当局的两次行动未果，仍反映出这一时期清政府侦缉孙中山的基本策略。至1900年6月，时为两广总督的李鸿章托刘学询函邀孙中山赴香港会商广东独立事宜，当时有传李鸿章试图趁机绑架孙中山之说⑩。无论事之有无，都与清政府在此时期侦缉孙中山的策略有着紧密的联系*清政府拟在上海、香港捕获孙中山的策略，似乎并非秘密。日本政府于1907年、1910年驱逐孙中山离日，都考虑到这个因素，或希望选择不经上海的轮船，或提醒日本领事注意，“该船停泊在上海时，不要让清国官方等对他采取逮捕等不法行为”，亦转电香港告知此情(《孙逸仙离开东京并前往新加坡》、《请注意孙逸仙行踪》，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6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08页)。。

1898年间，孙中山虽在海外活动，可是由于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动，反而获得清政府的重新定位：逐渐从一个广东要犯上升为一国要犯。这个变化主要基于清政府所获得的孙中山活动信息，其中不免虚实难辨甚至讹误，却成为清政府与孙中山政治较量的一个重要因素。

其一为外患、会匪与孙中山的关系问题。因胶州湾问题，《申报》连续发表社论，指出外侮不足忧，而内患问题难平，前如孙中山在广州蓄图举事，“今者孙逆虽海外潜踪，不复敢重归故土，而党中人迄未散去，依旧昌言惑众”，“窃恐其党潜滋暗长，一发难收，不特凶焰较盛于哥老会中人，即视三十余年前洪杨韦石诸逆酋，尤觉难于剿洗”*《论胶人仇德事》，《申报》1898年1月10日；《防内患说》，《申报》1898年1月29日。。这或是首次有舆论提出孙中山对清朝的威胁要过于太平天国运动。

3月9日，清政府风闻孙中山有先在海南岛举事、再袭击广州的计划，加之“近闻各处新闻，粤闽之交及琼州均有乱耗，粤中已派兵往捕之说”，电饬广东当局派遣得力人员往香港、汕头及北海等地探查孙中山的踪迹*致两广总督：《派员前往香港北海等埠探查孙文踪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清宫辛亥革命档案汇编》第3册，第344页。。清政府并未忽视国内舆论和报道，加之后来各地确有许多变乱，只能持宁可信其有的态度。

不久，广西爆发会党举事。御史黄桂鋆奏称“闻系孙文党羽”，而搜罗外文报纸中载“孙文办理转运，暗中主谋，集股购械，分股窜扰”，由李立亭在广西主持党务，颁发安民告示。编修张星吉也奏称广西会党的军械火药“均系孙文接济”。清政府认为黄、张的奏报与此前所获密报似可印证，谕令广东、广西当局一方面“派员严密确查孙文踪迹，据实具奏”，“一面悬赏购线，设法缉拿，毋使酿成巨患”*《谕两广总督谭钟麟等派员确查孙文及党羽踪迹并设法缉拿》，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清宫辛亥革命档案汇编》第4册，第386页。。

9月3日，御史华辉又奏称广西近年屡起变乱，今又传警信，“或谓逸匪孙文自海外潜归，为之区画机宜，筹济粮械”*华辉：《闻孙文自海外潜归请派贤能大员驰往广西督剿》，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清宫辛亥革命档案汇编》第5册，第33页。。清政府对此并非全信，谕令广西提督苏元春查探是否属实，“如在中国界内，务期设法弋获，以杜隐患”*《奉旨闻孙文自海外潜归策划革命着严密访拿》，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清宫辛亥革命档案汇编》第5册，第30页。。不过，苏元春在回奏中将此传闻定为谣传，并未证实会党的枪械来自孙中山的接济*苏元春：《遵旨搜剿革命党孙文李立亭》，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清宫辛亥革命档案汇编》第5册，第65—66页。。而广西巡抚黄槐森亦称孙中山潜回国内之说，实无所据*黄槐森：《遵旨搜剿革命党并查孙文自海外潜回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清宫辛亥革命档案汇编》第5册，第74页。。这些回奏似乎不能彻底打消清政府的疑虑。

其二是孙中山与维新志士、康梁的关系问题。戊戌以前，孙中山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曾有交往，自为不争的事实*《戊戌前孙康二派之关系》，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47—48页。。在伦敦蒙难后，孙中山声名暴涨，还引起上海维新志士的关注。1898年1月，汪康年借赴日考察报务之名，曾与孙中山秘密会晤。此事后被驻日公使裕庚告发，经维新同仁斡旋，得以无事。当时康有为等人正受光绪帝倚重，避免与孙中山有所牵连*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师友书札》(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756—2759页。。时论却有意无意将康有为与孙中山联系在一起，如《申报》8月1日的社论，反对康有为设置议政院的主张，谓：“处士横议之风一开，呓语游谈，盈庭聚讼，必致有叛匪如孙文之辈，藉口于为国家扫除积弊，而揭竿肇乱，天下将无日宴安。”*《中国不可设议政院说》，《申报》1898年8月1日。如果从敌视变法的立场来看，将康、梁的主张视作为孙中山革命活动的萌芽，似乎也可以说得通。

9月18日，即戊戌政变前两日，御史杨崇伊上奏攻击康有为等维新党人，扰乱朝局，其党人文廷式创办学会团队，“外奉广东叛民孙文为主，内奉康有为为主”，请慈禧太后主持政局，消除乱萌*④ 《掌广西道监察御史杨崇伊折》，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461,480—481页。。在戊戌政变之后，清政府除降谕缉拿康有为、梁启超外，鉴于“孙文一犯，行踪诡秘，久经饬拿，迄无消息”，于9月25日下旨令两江总督刘坤一、闽浙总督边宝泉、两广总督谭钟麟、广西巡抚黄槐森等人，“赶紧设法购线密拿，务期必获，毋任漏网，致滋隐患”*《奉旨孙文久经饬拿未获现着边宝泉设法购线密访》，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清宫辛亥革命档案汇编》第5册，第266页；《德宗景皇帝实录》卷426，光绪二十四年八月辛卯条，《清实录》第57册，第601页。。在政变后同时紧急缉拿康有为、梁启超与孙中山，反映出清政府可能相信他们彼此勾结，把孙中山亦纳入戊戌党人之列。

10月13日，杨崇伊在奏折中又将孙中山乙未广州起义与康有为等戊戌变法视为密谋的连环策，前为第一策，后为第二策，而孙中山与康有为互相为用，各争先着，前两策失败后，必将联合谋行第三策，“勾结长江上下三合会、三点会、哥老会诸匪，与西人为仇，激成教案，以困朝廷”，同时使广西会党队伍分窜广东、湖南、贵州，以扰大局。他认为康梁避祸海外，必依附孙中山，“此人不除，中华无安枕之日”④。时论更是肆无忌惮地将康梁与孙中山视为联为一气的同党*《驳叛犯康有为逆书》，《申报》1898年10月27日；《再论康有为大逆不道事》，《申报》1898年10月31日；《慎防逆党煽惑海外华人说》，《申报》1898年11月14日。。将戊戌党案与孙中山联系而论，这有助于打击国内支持康梁主张的势力，使其知晓此事牵涉孙中山这样的谋逆要犯，知难而退；这对孙中山来说，则是间接收获在国内的政治影响力。

平心而论，同样作为在逃的要犯，在慈禧太后看来，此时康梁的重要性或威胁性或许要在孙中山之上。正因如此，清政府将孙中山与康梁相提并论，实际上提升了此前孙中山在清政府认知中的定位，将孙中山由广东要犯调整为一国要犯。此前国内侦缉孙中山的事务由广东当局承担，在1898年间至少已经扩大到广西、两江、闽浙等地督抚均有责任。1900年6月6日，有传言称孙中山在山东被袁世凯缉拿归案*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June 6, 1900.。10月10日，清政府才获闻孙中山潜回国内且“已到山东”的消息(实为假消息)，令直隶总督李鸿章、山东巡抚袁世凯等人严密缉拿*《奉旨着直隶总督李鸿章等严密缉拿康有为孙文党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清宫辛亥革命档案汇编》第7册，第210—211页。。

1900年的时评称清政府对孙中山素以“国贼目之”*《孙文就捕》，《台湾日日新报》1900年6月15日，“外事”。，应为戊戌以后清政府始以此观念定位孙中山，并非自1895年时即如此。有关孙中山行踪的消息虽时有讹误，但清政府不敢大意。此后国内的动乱如《苏报》案，清政府也曾疑虑孙中山、康梁等人是否暗中接应*《派员赴沪解拿苏报革命党以防康梁孙文暗中接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清宫辛亥革命档案汇编》第11册，第233—234页。。值得注意的是，在华英文报纸仍习惯以“改革者”(Reformer)称呼孙中山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将其视为“同道”*The Rising in the South: “Official” news,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November 7, 1900. Out and About,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November 17, 1903.。

1904年6月21日，因值慈禧太后七十大寿，清廷颁布恩诏，“除谋逆立会之康有为、梁启超、孙文三犯实属罪大恶极，无可赦免外”，其他戊戌党人均予宽免，既往不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0册，第76—77页。。此后直至1911年，清政府始终将孙中山与康有为、梁启超三人列为最重要的在逃朝廷要犯，谕令国内的沿海沿江各督抚以及海外的驻外使节，都要严密侦缉他们的行踪，设法缉拿归案。

三、外务部的应对策略

在获知孙中山成立同盟会之前，总理各国事务衙门(1901年改为外务部)主要发挥着信息中枢的作用，通过衔接国内督抚与驻外使节的互动，形成了一个侦缉孙中山行踪的机制。在此机制之下，各督抚尤其是广东当局亦可与驻外使节直接交换有关孙中山行踪的消息。然而，在获知同盟会成立的消息，随着清政府对孙中山的定位再次调整，外务部不仅仅只是信息中枢，还转变为侦缉和应对孙中山革命活动的主导者。

清政府何时及如何获知孙中山成立同盟会，仍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1905年8月，孙中山与黄兴等人组建同盟会，是一个相对秘密的活动。时任驻日公使的杨枢已注意到孙中山与留日学生往来密切，却未能获得该革命团体成立的消息*安东强：《驻日公使杨枢与清末中日关系》，《近代史学刊》2016年秋季号。。有学者很早就注意到，在萍浏醴起义失败之后，清政府才发现孙中山发动革命的总机关在日本，从而要求日本政府驱逐孙中山*陈锡祺：《孙中山和辛亥革命》(1979年)，《孙中山与辛亥革命论集》增订本，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4页。。即指清政府在此时始注意到同盟会的存在。

具体而言，清政府通过审讯革命党人获得了同盟会的组织与人事的消息。在萍浏醴起义失败后，由于刘道一在湖南被捕，湖南巡抚岑春蓂从而获悉：

上年(引者按：指1905年)，孙汶到日本开会，该犯慕孙名亦往，与黄近午、柳聘侬、张继，又湖南人廖公明、广东人汪兆铭、冯自由、湖北人曹亚伯、日本人白浪庵滔天及不认识者四五十人均入会为革命人。其会名曰中国同盟会，办法以广收党与为要，孙汶为会长，黄近午为副会长。*《为剿办孙汶党众情形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电报档，档号：2—04—12—032—1563。

岑立即将此讯电报清廷，清政府立即电饬沿海沿江各省督抚，注意革命党人的活动，“并饬各关认真密查，以消隐患”*《电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清宫辛亥革命档案汇编》第23册，第280页。。后来，江宁知府审讯革命党人郑先声时，亦获取不少有关孙中山与同盟会的情报*《督批会匪供词(南京)》，《申报》1908年4月4日，“紧要新闻”。。

在这一时期，外务部与直隶总督袁世凯取代广东当局，成为清政府侦缉和应对孙中山的主力，实际上的推动者为袁世凯。1906年间，已有舆论将中国朝野敌对势力进行分析，指出袁世凯的在野政敌有康有为、孙中山。孙、袁二人的敌对之处，在于一为欲倾覆满洲政府，“而新建汉人政府”；一为夤缘清政府，“以擅作其威”，故将排除革命党人为其活动的重要举措*逸涛译：《袁世凯(六十三)》，《汉文台湾日日新报》1906年7月11日，“杂报”。。不久，9月间，在革命党潜入京师的传闻中，藤堂调梅被误作孙中山而被捕，据说便是袁世凯手下的北洋探员在背后主导*《误疑党犯已释》，《香港华字日报》1906年9月18日，“中外新闻”。。袁世凯还电饬直隶所属各府州县搜捕孙中山，“如能捕获，或知风报信因而捕获，均当酌量奖以升阶，给以赏银”*《西报纪京津等处严拿革命党情形》，《申报》1906年11月6日。。1907年初的武汉日知会一案，开列革命党人犯名单的幕后人物亦为袁世凯*张之洞：《致天津袁宫保》，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1册，武汉：武汉出版社，2008年，第318—319页。。

在获知孙中山在日本成立同盟会后，1907年2月8日，袁世凯向清政府献策对日交涉驱逐孙中山。他称，“革命排满之说，以孙汶为罪魁。该逆寄居日本，裹胁华人无识者流，随声附和，亟应设法解散以靖乱萌”。查国际公法内载“人民干犯国政之罪，外国虽可容纳，要不可任其借地谋害本国之君主，或隐怀扰乱彼国之政务。故遇有逃犯潜踪图害其国者，必当定律以治其罪”。又有载“国境之内，官民所办之事，或忍而未办之事，致损害他国或他国人民，皆可由该国责问也”。诸如“国事人犯逃往友邦，在彼国虽可容纳，但只可听其偷生，仍不容妨碍友邦治安，致伤交谊而违公法”。因此，应请旨饬下外务部向日本驻华公使切实诘问，“并责成驻日使臣随时查访逆情，向日政府按公法理论，不可丝毫迁就，尤不可畏葸隐忍”。日本号称文明国，理应顾全邦交，“使逆酋无托足之区，则其徒党亦无所依附”*《直隶总督袁世凯奏为密陈大计以遏制祸萌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片，档号：03—5472—116，缩微号：413—3052。。此建议为清政府采纳，随即向日方交涉，将孙中山“驱逐”出日本。

1907年，袁世凯入军机处且掌外务部，更加直接侦缉孙中山的行踪。此时，外务部将孙中山视为国内“一切革命运动的灵魂”*《巴思德致外交部长先生》1907年6月13日北京，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7卷，第56页。。随着同盟会在两广、云南边境的起义陆续爆发，外务部坐镇中枢，依据其所获得的孙中山行踪信息，与法、英驻华公使，清朝驻外公使，西南各督抚之间及时互动，既应对孙中山在西南边境的革命起义，又设法将孙中山驱逐出法、英所属的殖民地，使孙中山无法直接坐镇指挥。

袁世凯还直接致电各沿海沿江督抚，提醒他们注意孙中山等革命党的活动*《直督电告各省戒备孙党起事》，《香港华字日报》1907年8月21日，“京省”。。袁世凯认为孙中山创立革命党后，煽惑党众，应对之道在于“添募妥实侦探，分派在各要隘常川巡驻，密探一切情形”*天津档案馆编：《袁世凯天津档案史料选编》，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95—297页。。其他各省亦加强侦探工作。同时，他还主张对付革命党，“必先秘拿党魁，余党随时妥设善法解散，倘剿捕过严，其党不以生命为惜，恐人心激变，南省无宁日”*《饬筹解散革命党方略》，《中兴日报》1907年10月5日，“内国”。。这也是他将主要矛头指向孙中山的原因所在。

除了袁世凯之外，广东当局密切关注和侦缉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在香港的活动情况，防范革命党人通过香港输入革命。当孙中山在越南活动时，广东当局亦会同广西当局探查孙中山在法越殖民地的行踪，协助外务部与法方交涉驱逐孙中山事宜。此后，广东当局还留意孙中山在新加坡的活动。由于地缘之便和原有职责使然，广东当局在这一时期仍然不断悬赏缉拿革命党人*《购拿革党之赏格》，《神州日报》1908年5月27日，“要闻一”。。至于孙中山的赏格，清政府晓谕全国，有“再加二十万金”之说*毛注青编著：《黄兴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127页。。重赏之下，一度有传言清政府购凶刺杀孙中山，“从北京派密探与两广总督派遣人员协同行事”，引起舆论的讥讽*《第二杨衢云又将出》，《中兴日报》1908年2月26日，“内国”。。

1908年底，由于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先后去世，清政府更加迫切地想要掌握孙中山的行踪，尤其担心孙中山回国或赴日联络革命党人发动起义。在安庆兵变后，两江总督端方、安徽巡抚朱家宝电奏称：此次事变虽平，“孙汶有来华之说，难保非孙逆暗中主使，沿江沿海各省恐有逆徒响应”。遂有上谕令东南各省防范孙中山回国举事，但行事须“镇静”，“不可稍形张皇，致滋纷扰”*《奉旨安庆兵变难保孙汶暗中指使著各省督抚防范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电报档，档号：01—01—12—034—0178；《廷寄东南各省密防孙汶》，《申报》1908年11月28日，“紧要新闻”。。实际上，由于高度紧张的政治神经，清政府自身已难“镇静”。外务部一方面致电各督抚称：在日本的中国革命党人颇为活跃，要防止他们私运军火来华*《外务部致南洋大臣端方等电》，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8卷，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73页。。另一方面又收到孙中山赴日活动的传闻，先后与日本官方进行交涉，而日本方面亦发动本国警力与驻外使节设法查探孙中山的真实行踪*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第453—456页。。

自获知孙中山在日本建立同盟会以后，清政府对孙中山的行踪和活动亦有过高估量之处。综观萍浏醴起义以后的各种风闻，沿海沿江几乎到处都有孙中山及其党羽的消息，难免言过其实。各督抚防范和侦缉革命党的报道亦是满天飞，令人疑惑丛生。1907年8月间，山西乡绅刘大鹏亦从《晋报》上看到相关报道，称孙中山与留日学生中的革命党人，“私运军火回华，专与国家为仇，各省学堂之学生入其党者亦众。该党渠魁孙文，广东人，出游日本，遂倡革命，现在声势甚大，行踪诡秘，封疆大吏饬各属文武，一体严密防范，认真搜捕，凡获该党，即行正法”*刘大鹏遗著，乔志强标注：《退想斋日记》，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62页。。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或许反映出同盟会成立之后革命形势发展的新势头，进一步加强了孙中山在国内的政治影响力。这实际上也是辛亥革命不断深化的重要表征。

四、余 论

探讨清政府如何认知和侦缉孙中山的问题，有助于从革命对手方的角度重新认识辛亥革命期间孙中山在国内的政治影响力。或认为孙中山在辛亥革命时期远离本国，不能直接领导革命运动，当时他在国内的政治影响力多属于国民党后来的宣传塑造。然而检讨各方说法，尤其清政府对孙中山的认知与应对，便可以证实当时孙中山在国内政治影响力并非虚造。

在1895年获知孙中山其人其事之初，清政府并未将其与其他：“谋逆”的广东“会匪”区别对待，只是谕令广东当局务必将其缉拿归案。随着1896年的伦敦蒙难事件及1898年的戊戌政变，清政府始正视孙中山对清朝的政治威胁，将其与康有为、梁启超同列为朝廷要犯，责令各沿海沿江督抚及海外使节均认真缉拿。至获闻其在日本成立同盟会后，负责侦缉孙中山的清朝外务部逐渐将其视为国内“一切革命运动的灵魂”，举国防范和缉拿孙中山。这在法国驻华公使巴思德看来非常不可理解，“中国政府终究是用他(指孙中山——引者注)的名字来指称那股威胁它的力量的，而给这个人以庇护就成了中国政府眼里明显的敌对行为”。巴思德认为，孙中山的作用或是被过分地夸大了，因其按照欧洲方式生活在国外，“太注意使自己远离危险，而其他人却在冒着风险”，“即使满清皇朝垮台了，他也不会被请来当中国的领导人”*《巴思德致外交部长先生》1907年6月13日北京，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7卷，第56页。。

诸如巴思德对孙中山在国内政治影响力费解的观点，大抵上被后来一些史学研究所沿袭。事实上，孙中山在国内的政治影响力并不能仅以是否在国内活动来衡量。孙中山的事迹、言论、活动，早在伦敦蒙难之后，便引起了趋新知识人的广泛关注，后来又被留日学生的激进派引为同道，也常常成为国内反清势力举事的旗帜和号召。在这个意义上讲，清政府将孙中山定位为国内革命运动的灵魂，倒是相当到位。

作为孙中山革命的对象，清政府对孙中山的认知和定位最足以说明他对清朝的威胁和在国内的政治影响。清政府不遗余力地希望掌握孙中山的行踪，据说“孙逸仙受到中国间谍的密切监视，北京对他的一举一动了解得清清楚楚”*《法国驻华公使致外交部长先生》1909年11月10日北京，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7卷，第160页。。所谓“了解得清清楚楚”未必切合于事实，却符合清朝举措的期望。1910年7月14日，《汉文台湾日日新报》评论称：“清国革命党领袖孙逸仙，北京政府久悬赏十万圆以搜索之。然其行迹所至，显晦靡常，终有难窥其真相者。”*《孙逸仙动静》，《汉文台湾日日新报》1910年7月14日，“杂报”。这或许可以视为双方政治攻守与较量的真实写照。

【责任编辑：赵洪艳；责任校对：赵洪艳，杨海文】

2016—08—22

中山大学“三大建设”专项资助

安东强，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广州 510275)； 姜 帆，广州行政学院党史党建教研部(广州 510070)。

10.13471/j.cnki.jsysusse.2016.06.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