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迎 平

《文筌》：构建科举背景下的文体学体系*

朱 迎 平

陈绎曾的《文筌》是由古文谱、四六谱、赋谱和诗谱四部分组成的一个阐述“作文之法”的完整自足的体系。《文筌》构建起科举背景下的文体学体系，其特点是：以谱录式、格法型为基本体式；以梳理作法、揭举规范为主要内容；条分缕析、要言不烦的表述特色。这一体系有与时俱进的出新，也有明显的缺陷。其构建体系的尝试算不得成功，但在文体学发展史上不容忽视。

《文筌》； 文体学体系； 科举

在六朝骈体文学繁盛的背景下，《文心雕龙》构筑起古代文体学的完备体系。唐宋以降，随着科举制度的成熟和相关考试文体的崛起以及古文逐渐占据文坛的主导地位，唐宋两代文体学形成了新的特色和热点，但并无系统性的文体学论著诞生，《文心雕龙》在这一时期也未受重视。直至元代，在总结唐宋文体学新成果的基础上，陈绎曾尝试构建科举背景下的文体学体系，并形成了其文体学专著《文筌》。

一、陈绎曾及其《文筌》

(一)陈绎曾生平及《文筌》版本流传

陈绎曾的传记，附于《元史·陈旅传》之后：“同时有程文、陈绎曾者，皆名士。”又：“绎曾字伯敷，处州人。为人虽口吃，而精敏异常，诸经注疏，多能成诵。文辞汪洋浩博，其气烨如也。官至国子助教。”*脱脱等：《元史》卷190《陈旅传》附，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4348页。所述过于简略。据现代学者研究，陈绎曾字伯敷，原籍为处州龙泉，后乔居吴兴。曾流寓齐鲁一带，故自号汶阳左客。其曾祖陈存，字体仁，被称为龙泉公，淳祐七年(1247)进士，官至兵部尚书、知庆元府、沿海制置使。宋亡，入元不仕。其父陈康祖，字无逸，曾任郡博士、婺源山长等，颇有诗名。陈绎曾生年不详，曾从父执戴表元受学。经许有壬荐举入仕，其荐辞称：“江南陈绎曾，博学能文，怀材抱艺，挺身自拔乎流俗，立志商有乎古人。”*许有壬：《荐吴炳陈绎曾》，《至正集》卷75，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1册，第534页。后任翰林院编修，参与《辽史》编纂，官至国子监助教。卒年在至正十一年(1351)左右，终年约七十岁*参考慈波：《陈绎曾与元代文章学》，《四川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黄丽等：《陈绎曾生卒年、籍贯及仕宦考辨》，《社会科学辑刊》2007年第2期。。

陈绎曾文章论著较多，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著录有《科举天阶》、《文说》、《文筌》和《古文矜式》共四种。其中《科举天阶》已佚，其余三种今存。《四库总目》诗文评类《文说》提要称：“《吴兴续志》称绎曾尝著《文筌》、《谱论》、《科举天阶》，使学者知所向方，人争传录。焦竑《经籍志》又载绎曾《古今文矜式》二卷。”可见其著述在当时的影响。四库馆臣还推测《文说》或为《科举天阶》和《古今文矜式》二书之一，“但名目错互，莫能证定”*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95《文说》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791页。《古今文矜式》2卷或为《古文矜式》、《今文矜式》各1卷。《古文矜式》今已包含在《文章欧冶》之中，则《文说》或即《科举天阶》？从内容看似有相合之处，可备一说。。

《文筌》版本最早的为元代麻沙坊刻本。《四库总目》诗文评类存目著录浙江巡抚采进本《文筌》8卷附《诗小谱》2卷，提要称：“此编凡分古文小谱、四六附说、楚赋小谱、汉赋小谱、唐赋附说五类，体例繁碎，大抵妄生分别，强立名目，殊无精理。《诗小谱》二卷，据至顺壬申绎曾自序，称为亡友石桓彦威所撰，因以附后。是此编本与《诗谱》合刻，元时麻沙坊本乃移冠《策学统宗》之首，颇为不伦。今仍析之，各著于录。”*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97《文筌》提要，第1799页。又总集类存目著录浙江巡抚采进本《残本诸儒奥论策学统宗》20卷，提要称：“是编杂选宋人议论之文，分类编辑，以备程试之用。凡后集八卷、续集七卷、别集五卷，而阙其前集，盖不完之本。原本又以陈绎曾《文筌》、石桓《诗小谱》冠于卷首，而总题曰《新刊诸儒奥论策学统宗》。增入《文筌》、《诗谱》，文理冗赘，殆麻沙庸陋书贾所为。今析《文筌》、《诗谱》别入诗文评类，而此书亦复其本名，庶不相淆焉。”*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97《残本诸儒奥论策学统宗》提要，第1738页。此残本现已佚失不可见。而《总目》附录阮元《四库未收书提要》卷3著录《策学统宗前编》5卷，恰与《残本》相合，此5卷本前编今存《宛委别藏》。合此二书提要观之，则四库馆臣所得为浙江巡抚采进麻沙坊本《新刊诸儒奥论策学统宗》，因冠于书前的《文筌》、《诗谱》与总集体例不合，故将其析为二书分别著录于存目。可惜此二本现都已不见。

2006年，杜泽逊在《文献》该年第3期刊出《明宁献王朱权刻本〈文章欧冶〉及其他》一文，考证明初刊本《文章欧冶》为朱权所刻。文章披露：“台湾中央图书馆《善本书志初稿》著录元刻本《新刊增入文筌诸儒奥论策学统宗前集》五卷《后集》三卷。所谓‘增入文筌’，即增加陈绎曾所撰《文筌》及石桓撰《诗谱》，故该书卷首标题为‘新刊诸儒奥论策学统宗增入文筌诗谱’……四库馆臣所谓‘元时麻沙坊本乃移冠《策学统宗》之首’者，盖即台湾中央图书馆藏本之类。”杜文又节录该书卷首陈绎曾《新刊诸儒奥论统宗文筌序》称：“余成童剽闻道德之说于长乐敖君善先生，痛悔雕虫之习久矣。乃得《诸儒奥论统宗》观读，议论精当，文章有法，手录以还。比游京师，东平王君继志，讲论之隙，索书童时所闻笔札之靡者。因感其言，悉书童时之要，命曰《文筌》焉。又云：亡友石桓彦威，尝共为《诗小谱》二卷，因以附于其后云。由陈序可知，《文筌》之作与《策学统宗》紧密相关，最初刻印即冠于《策学统宗》之首。至于单行，当在其后。馆臣认为其初与《诗小谱》合刻单行，后乃为书估取冠《策学统宗》之首，恐非其实。”*⑤ 杜泽逊：《明宁献王朱权刻本文章欧冶及其他》，《文献》2006年第3期。但杜文未明言其是否亲见此本，而此本现在是否仍藏于台湾中央图书馆，亦未可知。因此，《文筌》的元代麻沙原刻本似尚未得以充分利用。

明初有题为《文章欧冶》的刊本问世，今山东省图书馆有藏本。经杜泽逊通过版本比对后考定，此本刊刻者为宁献王朱权⑤，这一结论已为学界普遍接受。朱权重新发现了《文筌》这部“奇书”的价值，将其更名为《文章欧冶》重刻之，并撰序称：“其书有可法者，故取之，乃命寿诸梓以示后学，使知夫文章体制有如此法度，庶不失其规矩也。更其名曰《文章欧冶》，以奇益奇，不亦奇乎！”*朱权：《文章欧冶序》，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2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 2009年，第1223页。朱权的更名重刊，使《文筌》作为独立著述的性质凸显出来，并为其后的流传奠定了基础。此本《文章欧冶》明清时传入朝鲜、日本。朝鲜有光州刊本，时在嘉靖二十九年(1550)，刊行者为全罗道监司南宫淑、大司谏尹春年，尹氏有少量注释，并撰有序文。日本元禄元年(1688)又有据上述光州刊本的伊藤长胤京都重刊本，伊藤作有《后序》。

清代又有一种题为忠州李士棻采录的《文筌》抄本流传，序文下题“同沤馆丛书之一”，首页有“国立暨南大学图书馆”藏书章。此清抄本今藏于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李士棻(1821—1885)字重叔，号芋仙，忠州(今重庆忠县)人。清藏书家、诗人、书法家。道光二十九年(1849)拔贡生，同治初任彭泽知县，后移任江西临川。辞官去职后，流寓上海二十余年，以藏书富而自傲，编有《忠州李氏藏书草目》。此本虽题《文筌》，但目次与《文章欧冶》全同，可知实际是据《文章欧冶》抄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416册、《续修四库全书》第1713册均据此本影印收录。

由于《文筌》一书流传极少，王水照先生编纂《历代文话》时，即依据通行的和刻本进行整理，并参校华东师大的清抄本*《文章欧冶》题解，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2册，第1219—1221页。，成为现在最为便于阅读的通行本，对于深入研讨该书贡献甚巨。当然，如能依据元代麻沙原刻本为底本，校以明初朱权刻本、合刻本和清抄本，则《文筌》的原貌显示得将更为清晰。本文所引仍依《历代文话》本，虽然此本是依朱权的更名重刊本《文章欧冶》而来，但在研讨元代的文体学理论时，仍以陈绎曾所题原名《文筌》称之。

(二)《文筌》的宗旨和内容

《文筌》卷首有陈绎曾撰于至顺三年(1332)七月的《文筌序》一篇，其文曰：

文者何？理之致精者也。三代以上行于礼乐刑政之中，三代以下明于《诗》、《书》、《易》、《春秋》之策。秦人以刑法为文，靡而上者也。自汉以来，以笔札为文，靡斯下矣。乌乎，经天纬地曰文，笔札其能尽诸？战国以上，笔札所著，虽舆歌巷谣，牛毉狗相之书，类非汉魏以来高文大策之所能及，其故可知也:彼精于事理之文，假笔札以著之耳；非若后世置事理于精神之表，而唯求笔札之华者也。

予成童，剽闻道德之说于长乐敖君善先生，痛悔雕虫之习久矣。比游京师，东平王君继志讲论之隙，索书童时所闻笔札之靡者。以为不直则道不见，直书其靡，使人人之惑于是者，晓然知之，所谓笔札之文不过如此，则靡者不足以玩时愒日，而吾道见矣。因感其言，悉书童习之要，命曰《文筌》焉。

夫筌所以得鱼器也，鱼得则筌忘矣。文将以见道也，岂其以笔札而害道哉！且余闻之，《诗》者情之实也，《书》者事之实也，《礼》有节文之实，《乐》有音声之实，《春秋》有褒贬，《易》有天人，莫不因其实而著之笔札。所以六经之文不可及者，其实理致精故耳。人之好于文者求之此，则鱼不可胜食，何以筌为？亡友石桓彦威尝共为《诗小谱》二卷，因附其后。*陈绎曾：《文筌序》，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2册，第1226—1227页。

序文首段提出文是“经天纬地”的致精之理，汉代以上都是“精于事理之文，假笔札以著之”，汉魏以下则是“置事理于精神之表，而唯求笔札之华者”。次段从童时习文说起，认为达到“笔札之靡”的写作技巧“不过如此”，人人可“晓然知之”，这些“童习之要”，就是《文筌》所论。末段解释“文筌”之义，发挥《庄子·外物》“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的典故，强调“文以见道”，作文求道，“则鱼不可胜食，何以筌为”？序文将《文筌》所论，归于人人可晓的“童习之要”，比之为所以得鱼之器，似有自贬自谦之义。其实全文陈义颇高，以复古求道立论，说明要见道、明道，离不开作为工具的“筌”，以“筌”题名，形象地凸显了所论内容的性质，并将它与“文以见道”的根本目标联系在一起。元代理学当道，儒者论文，好言理论道，陈氏此序也难脱窠臼，加之论场屋之文的作法，历来被儒者视为小道，不宜张扬，故陈氏用《文筌》之喻，来概括一切笔札的写作技法，确实可谓言简意赅，构思精妙，而他对于这“得鱼可忘”的“筌”，还是倾注了大量心血，进行了精心构建。

从正面更为明晰地阐述《文筌》主旨的则是明初朱权重刊本前的《文章欧冶序》。序文称：“汶阳陈绎曾演先圣之未发，泄英华之秘藏，撰为是书，名曰《文筌》，可谓奇也。然出乎才学，见乎制作规模，又可谓宏远矣……不知体制，不知用字之法，失于文体，去道远也。殊不知文章制作五十有一，各有体制，起承、铺叙、过结皆有法度，稍失其真，则不为文。其间取舍轻重之法，囊括蕴奥精微之旨，有不可形容而举者。若海天澄澈，万象倒影，仿乎其有形，扩乎其无迹，看周秦汉之文章，则得之矣。有只用一字以明万世之功、一字以正万世之罪者，有下一字不言罪而莫大乎罪、不言功而莫大乎功，有诸中而不形诸外:若此者，皆作文之法，能知此者，可以语以文矣。”*朱权：《文章欧冶序》，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2册，第1222页。文章称《文筌》为奇书，阐明全书宗旨是论“作文之法”，包括体制、文体、用字之法等“不可形容而举者”，文末更强调此书是使后学“知夫文章体制有如此法度，庶不失其规矩”，并将其更名为《文章欧冶》。欧冶子为春秋时著名的铸剑工匠，善于熔铸宝剑，《越绝书·外传记宝剑》载：“欧冶乃因天之精神，悉其伎巧，造为大刑三，小刑二：一曰湛卢，二曰纯钧，三曰胜邪，四曰鱼肠，五曰巨阙。”*袁康：《越绝书》卷11，《四部丛刊》本。则“文章欧冶”之义，当为指明此书为“熔铸文章之技巧”。此外，《文章欧冶》和刻本末伊藤长胤的《后序》也明确指出：“《文章欧冶》者，作文之规矩准绳也。凡学为文者，不可不本之于六经，而参之于此书。本之于六经者，所以得之于心也；参之于此书者，所以得之于器也。穷经虽精，谭理虽邃，苟不得其法焉，则不足为文。然则欲作文者，舍此书其何以哉？此书简袠虽少，然作文之法悉矣。若吴氏《辨体》、徐氏《明辨》，其论体制虽颇详备，然至于作文之法，则未若此书之纤悉无遗也。”*伊藤长胤：《文章欧冶后序》，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2册，第1332页。将陈氏原序和《文章欧冶序》、《后序》结合起来，全书的宗旨则更为醒豁。

《文筌》全书的内容，据四库馆臣所述之元“麻沙坊本”为“凡分‘古文小谱’、‘四六附说’、‘楚赋小谱’、‘汉赋小谱’、‘唐赋附说’五类”，后再附《诗小谱》，录入《四库全书》时则从合刻本中析出，著录为《文筌》8卷附《诗小谱》2卷*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97《文筌》提要，第1799页。。而明初朱权重刻本之内容，则为“自‘古文谱一’至‘古文谱七’，次‘四六附说’、‘楚赋谱’、‘汉赋谱’、‘唐赋附说’、‘古文矜式’，次‘诗谱’二十则。前后相接，页码连贯，计正文六十二叶”*杜泽逊：《明宁献王朱权刻本文章欧冶及其他》，《文献》2006年第3期。。两相比照，可见朱权在重刊时对原书作了调整：一是原来各称“小谱”者均去“小”字，迳称为“谱”；二是增入了原来没有的“古文矜式”；三是将《诗谱》与前诸项连贯，作为全书的组成部分，而非附录。考诸陈氏《文筌》原序，可以推测《诗小谱》2卷“附其后”，一则因为亡友石桓“共为”(可理解为相约分工而为)，故特为另列；二则“文筌”之文主要指“笔札”，泛指文章，诗似有别，但《诗谱》的体例框架与《文筌》相仿，可见在陈氏构想中《诗谱》本当与《文筌》合为一个整体，“附于后”则表示略有区别。从这样的角度看，明初朱权重刊本将《诗谱》与诸谱连贯，是符合陈氏本意的；将各“小谱”去“小”字，更为正式一些，也是可取的；只是增入“古文矜式”，与诸谱并列，显然不符合原书体例，将一单行著作掺入其中，则明显为编纂败笔。因此，今人探讨《文筌》的文体学体系，应将“古文矜式”一节析出，《文筌》的内容，是由古文谱、四六谱(即四六附说)、赋谱(分楚赋、汉赋、唐赋附说三节)和诗谱四部分组成的论述“作文之法”的一个完整自足的体系。

二、《文筌》文体学体系的特点

《文筌》的文体学体系产生于唐宋文体学的基础之上，而唐宋文体学最显著的特点即是它的科举背景。随着唐宋科举制度的发展和成熟，科举考试文体的研讨成为唐宋文体学的重要内容。科举文体学带有鲜明的功利色彩，其共性是实用性、通俗性和简易性，对文体的研讨着重于文体作法，强调规范、法度，追求简明扼要、易学易记，而不注重全方位的学理探究。这些特征成为唐宋科举文体论著的普遍现象，也是陈绎曾赖以构建《文筌》文体学体系的基础。具体而言，《文筌》的文体学体系有以下几方面的鲜明特点。

(一)以谱录式、格法型为基本体式

《文筌》全书的体式，综合了谱录式和格法型两类著述的特点。

谱、录均是古代的著述体式。“谱”是记载事物类别或系统的书，“录”为记载言行事物的册籍。《文心雕龙·书记》：“是以总领黎庶，则有谱籍簿录。”又：“谱者，普也。注序世统，事资周普，郑氏谱《诗》，盖取乎此。”又：“录者，领也。古史《世本》，编以简策，领其名数，故曰录也。”*刘勰：《文心雕龙·书记》，《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457—458页。此类著述，颇为庞杂，历代多有，但目录书中却无其专类。宋代尤袤《遂初堂书目》中始列“谱录类”，《四库全书总目》沿用之，在子部中亦设此类目著录这批杂书。检视其所著录，则大多产生于宋代，如《考古图》、《啸堂集古录》、《文房四谱》、《砚谱》、《墨谱》、《香谱》、《石谱》、《茶录》、《酒谱》、《糖霜谱》、《扬州芍药谱》、《洛阳牡丹记》、《范村梅谱》、《百菊集谱》、《海棠谱》、《橘录》、《竹谱》、《菌谱》、《蟹谱》等数十种，可见宋人撰写谱录蔚然成风。陈绎曾采用谱录式论文体，应当与继承此种风尚有关。当然，在文学领域，更有标杆意义的应是汉代郑玄所著《诗谱》。这部《诗经》研究名著或是陈氏以“谱”论文的更直接的范本，其自称所著各谱为“小谱”，或正寓不敢与郑玄《诗谱》并称之意。郑氏《诗谱序》明其体例曰：“欲知源流清浊之所处，则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风化芳臭气泽之所及，则傍行而观之：此《诗》之大纲也。举一纲而万目张，解一卷而众篇明，于力则鲜，于思则寡，其诸君子亦有乐于是与？”*郑玄：《诗谱序》，《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卷首，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64页。这或许正是陈氏追求的论文目标。要而言之，谱录式著述的特点，一是注重事物的类别和系统，具总领之作用；二是注重内容的条列和载录，具梳理之作用；从而能达到纲举目张、举一反三之效果。

所谓“格法型”是指唐宋以来盛行的诗格、诗法类著述的体式。这类以研讨诗的法度、规则为主的著述从六朝文学批评术语中提炼出一些概念，另外也可能受到唐代律、令、格、式之类刑法书的启发，逐步形成了一系列表述诗文创作范畴的专门术语，其中用得最多的是格、法、式、律等词，并作为著述的题名。而这类著述的体式，往往以若干小标题为纲，用一个数词加上一个名词或动词构成的片语作为小标题(如十七势、十四例、五忌之类)，以下再依次条列各项，并作简要说明，或引例证*参考张伯伟：《诗格论》，《全唐五代诗格汇考》卷首，南京：凤凰出版社，2002年，第1—7页。。有些则层次众多，结构颇为复杂。其共同特色一是条分缕析，细致入微，叠床架屋，不厌其详；二是概念迭出，例证繁多，但少有阐述，语焉不详，从而使读者如入迷宫，难得要领。《文筌》着眼于文章写作技巧，欲解众人之惑，采用此种格法型体式，既是顺应潮流，也似有集其大成之意图。

《文筌》全书包括四谱，即古文谱、四六谱、赋谱和诗谱。由于陈氏全书以“复古求道”立论，因而在古今文体中推崇古体，贬抑今体。书中在《古文谱》后设《四六附说》，其论述体例与《古文谱》全同，因此实际即为《四六谱》，称“附说”仅表示其地位或重要性不应与古文并列，但它仍是古文之外独立的一类文章。同样的在《楚赋谱》、《汉赋谱》后设《唐赋附说》，只是表示唐赋以律体为主，不应与楚、汉古赋并列，而其实质即是《唐赋谱》。至于楚赋、汉赋、唐赋分设三谱，或是因三时期赋的体制特征鲜明而分述，其总为《赋谱》而与《诗谱》、《古文谱》、《四六谱》并列，则是一目了然的。四谱中以古文、诗二谱内容最详，赋谱次之，四六谱又次之。这固然有文类本身的因素，但四谱似在未经严密规划的情况下先后撰成，因而在内容和体例上造成畸轻畸重的状况。尽管如此，《文筌》所立“四谱”，囊括了当时文坛正统文体的四大专类，构筑起其文体学体系的第一层次。

《文筌》文体学体系的第二层次，由格、法等一系列概念组成。这些概念中最核心的有法、体、式、制、格(以上四谱均设)、律(古文、诗二谱设)六项；其他还有目(仅四六谱设)及本、情、景、事、意、病、变、范、要、性、音、调、会(仅诗谱设)等。各项在四谱中的先后次序，也不尽相同。六项核心概念可以视为其文体学的六项要素，其内涵在四谱中基本相似，有时也有相淆。具体来说，“法”泛指文章作法，“体”指文章体制，“式”指文章体裁，“制”指文章结构，“格”指文章风格，“律”指文章声律。除首项“法”主要涉及文章内容外，其余五项都是关涉文章的形式，包括体制、体裁、结构、风格和声律。它们共同构成了《文筌》文体学体系的主干。

这样，以四大文体类别为经，以六项文体学要素为纬，“四谱”和“六要素”纵横交错，亦即谱录式和格法型相互结合，构筑起《文筌》文体学体系的基本框架。然后由各个交叉点生发开去，密针细线，交织成这一体系的整体网络。尽管这一框架和网络尚不够严密，疏漏抵牾之处亦时有可见，但著者的苦心经营从中可见一斑，其力图构筑体系的意识在全书的体式架构中体现得十分明显。

(二)以梳理作法、揭举规范为主要内容

古代文体学发展至六朝已经形成了完备的内容体系，其代表就是《文心雕龙》上篇中的四项纲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刘勰：《文心雕龙·序志》，《文心雕龙注》，第727页。它们分别从渊源流变、命名立意、典型范本、创作纲要诸方面对文体展开全面的深入的研讨，并形成了完备自足的体系，对后世影响深远。《文筌》在构建自身体系的时候，并未完全沿袭《文心雕龙》的框架，而是立足文体，另辟蹊径，以文体作法为中心，努力构建新的体系。《文心雕龙》文体学前三项都归结到“敷理以举统”，就是在写作原理的阐发中揭举该体的纲要，从而示人以写作的规范。这个纲要，诸篇分别称之为“大要”、“枢要”、“纲领之要”、“大体”、“大略”等，它具体包括内容、结构、风格、修辞等方面的规格要求，这也就是该文体的体制规格或称体统*参考王运熙：《文心雕龙总述试解》，《王运熙文集》第3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26页。。因此，揭示各体文章的写作规范，实际上是《文心雕龙》文体学的归宿和核心。而《文筌》也正是围绕这一核心，尤其是在梳理作法、揭举规范上做文章，从而展开自己的文体学体系。这一体系主要有体式论、结构论、风格论、声律论和文法论五方面。

一是体式论。上述六项核心概念中的“体”、“式”二项，阐述的内容相近，也很难绝然区分，可归为一类，即研讨文章的体制体式，亦即根据不同的功用或表达方式区分的文章体裁及其功能特点。如《古文谱》“式”项所列三纲十八目，就将古文体裁分为叙事、议论、辞令三大类；叙事分叙事、记事二目，议论分议、论、辨、说、解、传、疏、牋、讲、戒、喻十一目，辞令则分礼辞、使辞、正辞、婉辞、权辞五目。目下说明文字如：“叙事，依事直陈为叙，叙贵条直平易。记事，区分类聚为记，记贵方整洁净。”又如：“礼辞，尊卑上下礼法之辞，贵高下中节。使辞，使命往来传命致事之辞，贵简要而动中事情。”均简要说明文体功能及表述规范。又如《四六附说》“体”项列唐体、宋体二类，唐体举代表作家苏頲、张说、常衮、陆贽、白居易、元稹六家，并说明“唐体四六不俱粘，段中用对偶，而段尾多用散语衬贴之，犹古意也”；宋体举代表作家杨大年、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邵泽民、邵公济、汪藻七家，并说明“宋体拘粘，拘对偶，格律益精，而去古意远矣”。而其“式”项则分列诏、诰、表、笺、露布、檄、青词、朱表、致语、上梁文、宝瓶文、启、疏十三体，启又细分为谢启、通启、陈献启、定婚启、聘婚启、贺启、小贺启七种，其说明如：“上梁文，匠人上梁之文。一破题，二颂德，三人事，四陈抛梁，东西南北上下诗各三句。”又：“谢启，一破题，二自叙，三颂德，四述意。”分别对各体的功用、特点和体式进行精要的说明。

二是结构论。六项核心概念中的“制”项，主要研究文体的结构特点。这一内容在《文心雕龙》中讨论较少，在《文筌》中则占据较大篇幅。如《古文谱》“制”项将古文结构分为起、承、铺、叙、过、结六种体段，每种提出规范要求，并用人体作比喻：“起，贵明切，如人之有眉目。承，贵疏通，如人之有咽喉。铺，贵详悉，如人之有心胸。叙，贵转折，如人之有腹脏。过，贵重实，如人之有腰膂。结，贵紧快，如人之有手足。”又表列“制法”九十字，细分各种结构行文之法，均作简要说明，如“引，先为虚词，引入本题；出，说出题外，或生意外；入，直入本题；归，复归题中，或生意中”等等，并用符号指明其在各种体段、体式中的运用。又如《汉赋谱》中“汉赋制”将汉赋结构分为起端、铺叙、结尾三部分：起端“是一篇之首”，又具体分为问答、颂圣、序事、原本、冒头、破题、设事、抒情诸种起端之法；铺叙“是一篇之实，物理为铺，事情为叙”，又分为体物、叙事、引类、议论、用事诸种铺叙之法，每种再作细分，如体物分实体、虚体、象体、比体、量体、连体、影体等；结尾“是一篇之终，收意结辞”，分为问答、张大、收敛、会理、叙事、设事、抒情、要终、歌颂诸种结尾之法。每一类目均有简要说明。其对汉赋结构的剖析及结构手法的梳理可谓细致入微。

三是风格论。六项核心概念中的“格”项，主要研究文章的风格类型特点。如《古文谱》“格”项分为未入格、正格、病格三部分。所谓“未入格”即指不合文格，下列六种。“正格”部分分为上上、上中至下下九等，每等再分若干种，各用一字概括，再进行说明，总计六十八种，如：“玄：精神极致，洞然无迹”、“圆：辞情理趣，圆美粹然”、“怪：常理之外”、“巧：组织小巧”、“熟：陈辞熟语”等等。“病格”部分条列晦、浮、涩、浅等三十六种，每种亦有简要说明。对风格分类的精细化是其根本特点，正格和病格的对举也颇有开创意义，对风格的分等则体现了著者的风格偏好。又如《诗谱》之“格”项亦分甲、乙、丙、丁四等，每等再各分五种进行说明，总计二十种，如甲等“玄，境极清虚，了无影迹”、“圆，八面中间，透彻明莹”，丁等“奇，惊天动地，迥出常情”、“丽，文华绮丽，烨然精妙”等等。对风格的分等析类，应是受钟嵘《诗品》及唐宋诗格的影响，但如此精细，可称空前绝后。有学者认为陈氏的文章学深受陆九渊心学的影响*参见慈波：《陈绎曾与元代文章学》，《四川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从其风格偏好看，也是颇为切合的。

四是声律论。诗歌讲究声律，因而《诗谱》中多节论及五音(宫、商、角、徵、羽，对应稳、响、起、嗢、细五字)、二声(平分上平、下平，仄分上、去、入)、十二律(黄钟、太簇等)，并讨论将其应用于古诗和律诗创作中的规则。而《古文谱》的“律”项，分为音声、律调两部分，说明古文吟诵时要区分其声调的高低疾徐，应符合五声十二律的声调规律。这在古文文体学中少见论及。四六和赋两类则不论声律。

五是文法论。四谱论文法角度各有不同。《古文谱》强调养气法和识题法。养气是作文前的准备，其法分澄神、养气、立本、清识、定志五项；识题是临文时的审题，其法分虚实、抱题、断题三项。各项均有细目。《四六附说》分四六作法为古法和今法。古法“一曰约事，二曰分章，三曰明意，四曰属辞，务欲辞简意明而已”；今法“一曰剪裁，二曰融化”，“以用事亲切为精妙，属对巧的为奇崛”。三赋谱论文法探讨抒情、体物与说理之关系，楚赋“以情为本，以理辅之”，汉赋“以事物为实，以理辅之”，唐赋“以唐为本，以辞附之”。《诗谱》则讨论处理情、景、事、意之方法，“情”分十二意、三体，景分十二类、四真、三奇、四玄，“事”分四即事、五故事、六设事，“意”则有十取，分别论述诗歌诸体处理的原则*陈绎曾另有文法论专著《文说》，专门讨论“为文之法”，包括养气法、抱题法、明体法、分间法、立意法、用事法、造语法和下字法，更为系统和专一，似在《文筌》的基础上重新整理撰著。见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2册，第1338—1352页。。

除此之外，《文筌》文体学对文体源流、典型范本等问题也都有论及，但它们都被纳入了上述体系中展开。如《古文谱》对各种文体的源流都有梳理，如：“叙，叙其始末，以明事物。原：小序、大序；《书小序》、《易卦后序》、《诗大序》、《荀子后序》。流：韩(指韩愈文)。”又：“录，实录、总录、附录、录其事、杂录。原：《金縢》、《顾命》(均《尚书》篇名)。流：《国语》、《国策》。”都用列表的方式点明各体的渊源(原)和流别的代表作家(作品)。又如《诗谱》对各体诗歌的典型范本均有梳理和评点，如“古体”分三百篇、骚、汉诗、建安诗、《文选》诗、盛唐、中唐诸时段，“律体”分端源、盛唐、中唐三时段，每一时段都有总评，均分列代表诗人，各又有点评。如评唐诗古体“分三节，盛唐主辞情，中唐主辞意，晚唐主辞律”；评李白“风度气魄，高出尘表，善播弄造化，与鬼神兢奔，变化极妙，乃诗中之仙、诗家之圣者也。其雄才大略，亘古尊之，无出右者”；评杜甫“体制格式，自成一家。祖《雅》、《颂》之作，故诗人尚之，以为诗家之贤者也”；评柳宗元“斟酌陶、谢之中，用意极工，造语极深”；评韩愈“祖《风》、《雅》，宗汉乐府，不入诗境，其实有韵文也”。三言二语，极为精到，自成一家之说。这说明陈绎曾非无批评眼光，只是《文筌》重点在揭示文法，故文评只能点到为止。

以上述体式论、结构论、风格论、声律论、文法论构成的文体学体系，明显以文体的作法、规范为核心，目的是指导实际的写作，而并非对文体作全方位的学术探讨。这一体系带有科举时代文体学的鲜明特色，从而表现出与《文心雕龙》文体研究的不同路径。

(三)条分缕析、要言不烦的表述特色

作为一部完整的文论著述，《文筌》全书的表述形式也具有鲜明的特色。它不取传注体围绕经文、广征博引展开论述的方式，也不取著述体分题设篇、各立中心进行论证的方式，而是采用纲目体加说明的方式，形成条分缕析、要言不烦的表述特点，以达到纲举目张、科条明晰、精要说明、补充达意的效果。

《文筌》的表述方式可归纳为以下几项：(1)普立纲目，构成框架。全书以文类四谱和文体学六要素经纬交错，结构起全书的基础纲目框架，已如上述。在需要时则突破框架，增立纲目，如《诗谱》另立本、病、变、范、要等目，以为补充。(2)多层类分，明其条理。全书在纲目之下，往往再作多层类分。如《汉赋谱》论汉赋为第一层，“汉赋制”论结构为第二层，“制”下分起端、铺叙、结尾三结构项为第三层，“铺叙”中又分体物、叙事、引类、议论、用事五种铺叙法为第四层，“叙事”中再分正叙、总叙、间叙、引叙、铺叙、略叙、列叙、直叙、婉叙、意叙、平叙十一种叙事法为第五层。如此层层类分，将汉赋的叙事法罗列明晰。而一层之类目，往往不厌其详，如《诗谱》“格”分为二十项，《古文谱》“正格”析为六十八项，“制法”更列有九十项等。(3)提炼主词，务求醒豁。多层纲目分类中，均提炼出一主词(今称关键词)置于首位，起提领作用。多用各类术语的固有名词，也有表方法的动词、表风格的形容词等，并常用数词领起的集合词，如《诗谱》“式”的十八名、二十三题，“制”的三停、十一变、八用等。(4)精撰宾语，数言举要。与主词对应的是起说明作用的宾语，往往撰写得十分精要，寥寥数言，甚至仅用四字，就揭明主词的要点。如《楚赋制》之“起端”：“原本，推原本始；叙事，宜叙事实；抒情，抒写至情；设事，假设而言；冒头，立说起端；破题，说破本题。”均用四字，或述方法，或明要求，言简意赅。而在各谱论“格”项中，更是将对多种风格的差别，用一、二字主词对四字、八字宾语体现出来，可谓细致入微。(5)短序小结，精华迭出。在类目加说明之外，《文筌》还用短序和小结的形式，以稍长的篇幅，对某些论题作出阐述，或进行总结，这些文字多为著者心得，往往精义迭现。如《四六附说》论“今法”分剪裁、融化二法，这是宋代四六家经常论及但语焉不详的方法，《文筌》又将剪裁分熟、剪、截三法，将融化分融、化、串三法，并阐释得十分明晰，具有可操作性。(6)表格圈点，辅助表述。《文筌》中还引入史家列表说明和评点家圈点表意的方法，在《古文谱》中列表加圈点来说明“制法九十字”，省略了许多需重复表述之语。由此，朝鲜光州刊本之末还专门附撰一段注文，解释表格的读法*见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2册，第1244—1252、1330页。。上述这些表述手法的综合运用，使全书体现出条分缕析、要言不烦的整体特色，与传统论著的表述方式形成了鲜明对照。

《文筌》表述形式的鲜明特色，与全书体式和内容的特点紧密相关。首先是全书谱录式、格法型的体式决定了它纲目式加说明的表述形式。谱录类著述着眼于统绪的梳理、品种的类分、事物的条列，故普遍使用纲目式展开其内容，注重条理的明晰、分类的精细和载录的简要。而格法类著述则以探讨规则、法度为指归，擅长提炼概念，编造术语，分条列项，点到为止，不作深入阐述。《文筌》融汇了这两类体式的表述特点，以纲目为统领，以说明为补充，企图在一个完备的框架体系中将相关内容面面俱到而又科条分明地展示出来。其次是全书梳理作法、揭举规范的内容决定了它不追求学术的严密性，而追求实用的操作性。罗列详尽的作法，总结简明的规范，使文章的写作有迹可寻，有法可依，易于上手，合规合范，这是所有科举写作指导的宗旨，也决定了它的表述形式。《文筌》是科举时代的产物，是唐宋时期以科举为核心的文体学的总结。《文筌》的主要目的显然是指导科举时文的写作，因而刻上了科举文体学的深深烙印，其体式、内容和表述方式，体现出高度的一致性。这也是当时文章作法一类著述共同的特征。但全书的宗旨又不限于此，作者力图涵盖当时文坛上的全部文体，探索其写作规律，阐明其写作方法。从这个角度看，它与《作义要诀》、《诗法家数》之类纯科考指导用书又不尽相同，著者的意图仍在于阐明一切文章通用之“筌”，将时文作法推广到古文、四六、诗赋等所有体类，从而构建起一个科举背景下的文体学体系。

三、《文筌》文体学体系的出新、缺陷和评价

作为科举背景下的文体学体系，《文筌》与八百多年前《文心雕龙》的文体学体系相比，有与时俱进的出新，也有明显的缺陷。

《文筌》文体学体系主要有三方面的出新。

首先，从“论文叙笔”到“四谱为纲”。六朝时期对文体区分的基本认识是“文笔之分”，即依据有韵、无韵分为文、笔两大类。因而《文心雕龙》以“论文叙笔”来统领上篇，以下再分类展开对文体的论述。唐宋以来，“文笔之分”变为“诗笔之分”，又变为“诗文之分”，文体类分的总体格局，随着大量新文体的兴起和部分旧文体的衰亡，处在不断变动之中，至南宋逐步趋于稳定。《文筌》全书立四谱为纲，即以古文、四六、赋、诗四大专类统摄全部文体，说明它们已在文坛上取得了独立而又稳固的地位，而这一基本的文体类分已成为文坛的共识。至于词曲、小说等通俗文体，还未提升到与正统文体并列的地位，故不入其体系之内；特殊用途的时文实际兼跨这四大专类，但在文坛上也无地位，而时文写作的研究方式实际已经渗透到全书之中。《文筌》确立的文类四分法，及时总结了唐宋文体分类的实际变化，为明清时期的文体分类格局奠定了基础。

其次，从“剖情析采”到“作法规范”。《文心雕龙》下篇“剖情析采”部分，打通文体综论写作方法，从《神思》、《体性》到《附会》、《总术》，广泛涉及写作的几乎所有环节，但多为理论阐述，较少可操作性。《文筌》立足于写作方法的具体指导，集中于文体的分析、结构的剖析、风格的辨析等项，作细致入微的类分和说明，以期学习者准确把握。即如较为抽象的“养气”，《文心雕龙》论养气强调保持平和虚静的心境，使神清气爽，文思通畅；《文筌》“养气法”则分为澄神、养气、立本、清识、定志五步，将养气与考虑文章的情、景、事、意相联系，与贯通天理、物理、事理、神理相联系，与专精、博习、旁通、泛览的后天学习相联系，使养气之法更具实践性。因而，较之《文心雕龙》的全面理论阐述，《文筌》突出作法规范来构建文体学体系的主体，开辟了一条新路径，也体现了其内容方面的出新。

最后，从“体大虑周”到“纲目撮要”。《文心雕龙》体系庞大，思虑周密，结构匀称，论述精详，从论著体式着眼，几近完美，古代少有能与之比肩者。《文筌》在体式上明显另辟蹊径，它用以总结唐宋文体学成果的体式，也采用了唐宋时期流行的著述体式——谱录体和格法型的结合。由于全书的宗旨不在阐述写作理论，而是着重梳理说明作法规范，因而条列纲目、撮要说明显然是最为适合的形式。《文筌》在体式选择上，既是与时俱进，也是水到渠成，从而实现了一种著述体式的创新。在此之前，文体论采用最多的是总集附论说体、单篇论文体、笔记体等，独立专著少，自成体系的更是绝无仅有。《文筌》的体式虽然存在颇多缺陷，但它在文体学领域无疑能自成一格。

《文筌》文体学体系也存在明显的缺陷，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是构思不够严整，缺乏理论深度。《文筌》全书以“四谱为纲”，但著者对全书整体构思不够严谨，各谱似先后相对独立撰成，故整个体系中各谱的不平衡、概念的不统一、篇幅的不齐整等问题所在多见，整体给人粗糙之感。《诗谱》更是由亡友“共为”，也未经著者整合，在体例上与前三谱相差更大。虽然《文筌序》以复古求道立论，但仅着眼于“笔札”的写作，自视所论仅为得鱼之“筌”，是“童习所闻”，这就缺少了理论上的高屋建瓴之势。更由于全书采用“纲目撮要”的基本体式，对大部分命题、名词都缺乏明确的阐释，甚至对关键性的核心概念也无明确界定，对重要的问题也未作深入的论证，全书像一份表面纵横交错的拼盘，缺少深层的理论贯通。在这一点上，《文筌》与“体大思精”的《文心雕龙》显然不在一个层次，即使与专论诗体的《沧浪诗话》诗体学相比，也显得逊色。

二是规范过于繁琐，实际效用有限。作为《文筌》重要出新之处的对文体作法规范的条列说明，目的是指导初学者对号入座，快速上手，写出合规中矩的文章，但实际效用恐怕十分有限。一方面是条分缕析过细过密，又说明简略，使人无所适从。如《汉赋制》列举“引用古事以证题发意”的“用事”一法，就罗列了正用、历用、列用、衍用、援用、评用、反用、活用、借用、设用、假用、藏用、暗用共十三种，要弄清其区别已十分困难，要在写作时具体选用更难操作。又如《古文谱》论“格”，三类共列举一百十二格，多用一字二字立目，四字八字说明，要准确辨别、付诸应用也是几无可能。另一方面，舍弃了格法型著述普遍使用作品例证辅助说明的方法，使众多概念缺少形象直观的比照体味，也无法模拟效仿，这也降低了全书的实用价值。四库馆臣评全书“体例繁碎，大抵妄生分别，强立名目，殊无精理”，并仅将其列于诗文评类存目*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97《文筌》提要，第1799页。，虽过于苛严，但还是颇中肯綮的。

《文筌》文体学体系的出新和缺陷，都与其产生的科举背景密切相关。《文筌》及时总结了科举文体兴起后文类格局的嬗变，立四谱为纲；又汲取科举文体学内容和体式上的特色，用于构建新的体系，这些无疑体现了著者与时俱进的追求。但科举应试的急功近利，科举文体学的实用性、通俗性和简易性，导致了全书的明显缺陷，使其体系带上了科举时代的深深烙印，将文体学研究引入了狭窄的境地，从而带有很大的局限性。这些使《文筌》只能被看作是科举时代重构文体学体系的一次尝试，而难以与《文心雕龙》构建的经典文体学体系在学术层面相提并论，同日而语。

当然，在刘勰之后八百余年，陈绎曾试图在科举时代背景下再建新的体系，囊括当时所有文体，这一尝试的勇气是可贵的，其成果也有较为鲜明的特色可资借鉴，并在唐宋元文体学发展中带有某种总结性，因而在文体学发展史上应给予相当的地位。但这一尝试算不得很成功，也不够成熟，缺陷颇为明显。正因为如此，《文筌》的初刻本与《策学统宗》合刊，仅被视为普通的举业参考用书，淹没在元代大量的科举格法类图书之中。其后虽被明初朱权析出、整理和重刊，并流播海外，但其在明清两代的影响实在有限，《四库全书总目》列《文说》于正编，而将《文筌》归入存目，是有其道理的。《文筌》之后的文体学论著，很少见再有采用此种体式的，这也说明此种著述体式很难得到著述者的认可。从根本上说，希图用指导科举时文写作的思路和方法来统摄全部丰富的古代文体，并建立起完备的体系，的确很难奏效，也很难达到最终目的。相对于古代文体学的丰富内涵，科举文体学只是其中特定时段的一部分，难以统领全部文体。然而从古代文体学发展的历史长河着眼，陈绎曾的《文筌》仍然以其独特的体系构建，成为其中不容忽视的一部论著，值得文体学研究者做进一步的探索。

【责任编辑：张慕华；责任校对：张慕华，李青果】

2015—06—0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文体学发展史”(10&ZD102)

朱迎平，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上海 200433)。

10.13471/j.cnki.jsysusse.2016.06.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