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 鹏 军

曾国藩的通俗诗文创作与文体创新意识*

左 鹏 军

曾国藩在与太平军作战过程中写下了一批以军事教育、军纪要求、鼓舞士气为中心内容的通俗诗文，在当时和其后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成为一个值得注意的写作现象。经世致用的入世精神、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是曾国藩通俗诗文创作的内在动力，以兼收并蓄、守正创新、适时而为、振兴文坛风气为己任的理论主张和变革意识是其通俗诗文创作的思想基础，而受命兴办团练、组建湘军、与太平军作战的特殊时势则是这些通俗诗文创作的直接触发点。这些通俗诗文不仅表现了曾国藩独特的治军练兵、对敌作战策略，而且形成了具有明显实用性、及时性特点的语言风格和文体形态，表现出明显的通俗化、白话化、口语化、民间化趋势，对近代书面语言的通俗化、传统文体的自觉变革进行了积极探索，积累了有益经验。从这一角度看，曾国藩是近代以来汉语书面语言通俗化、白话化运动的先驱。

曾国藩； 通俗诗文； 文体形态； 创新转变； 中国近代

曾国藩向以道德、功业、文章为世所称，甚至被认为是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典范。关于其诗坛地位，陈衍所论颇能反映：“有清二百余载，以高位主持诗教者，在康熙曰王文简，在乾隆曰沈文悫，在道光、咸丰则祁文端、曾文正也……祁文端学有根柢，与程春海侍郎为杜，为韩，为苏、黄，辅以曾文正、何子贞、郑子尹、莫子偲之伦，而后学人之言与诗人之言合，而恣其所诣。”*陈衍：《近代诗钞叙》，陈衍著，郑朝宗、石文英校注：《石遗室诗话》附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第822页。关于其文坛地位，李详所论可为代表：“文正之文，虽从姬传入手，后益探源扬、马，专宗退之；奇偶错综，而偶多于奇，复字单义，杂厕其间，厚集其气，使声采炳焕，而戛焉有声，此又文正自为一派，可名为湘乡派，而桐城久在祧列。其门下则有张廉卿裕钊、吴挚甫汝纶、黎莼斋庶昌、薛叔耘福成，亦如姬传先生之四大弟子，要皆湘乡派中人也。”*李详：《论桐城派》，舒芜、陈迩冬、周绍良、王利器编选：《中国近代文论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734页。钱基博在此论基础上有所发挥：“湘乡曾国藩以雄直之气，宏通之识，发为文章，而又据高位，自称私淑于桐城，而欲少矫其懦缓之失；故其持论以光气为主，以音响为辅；探源扬、马，专宗退之，奇偶错综，而偶多于奇，复字单词，杂厕相间；厚集其气，使声彩炳焕而戛然有声。此又异军突起而自为一派，可名为湘乡派。一时流风所被，桐城而后，罕有抗颜行者。”*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第33页。凡此皆可见曾国藩诗歌、文章的重要地位和广泛影响。至于其为人，梁启超还说过这样的话：“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身在拂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并不朽，所成就震古铄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如斯而已，如斯而已。”*梁启超：《曾文正公嘉言钞序》，《饮冰室文集之三十四》，《饮冰室合集》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2页。这些评价出于不同时代不同人士笔下，出于不同标准或不同目的，容有过誉或未当之处，但确可作为考察曾国藩其人其文及相关问题的参考。

曾国藩在一生的文学创作及其他写作活动中，除了留下种类繁复、数量众多的诗歌、文章、家书、日记、书信、奏稿、札记等之外，还有一部分通俗诗文作品是值得特别注意的。这些通俗诗文创作及相关活动，既体现了曾国藩文学创作、公文写作、政治思想、军事活动的一个重要侧面，也反映出他具有个性特征和时代色彩的文体观念，而且透露出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文体在中西古今多种文化因素构成的日益新奇的文学、语言和文化背景下进行自我调试、发生深刻转变的文体史信息。

一、以军纪为中心的通俗诗文创作

从文学创作、公文写作、日常文字处理及友朋交往等活动来看，曾国藩最为擅长也最受人尊重的当然是作为传统文学代表性文体的文言体文章，包括各种公文、家书、日记及其他文体的文字，然后才是古近体诗。曾国藩的通俗诗文创作全部集中于训练并率领湘军与太平军作战期间，其内容也全部与军事训练、军纪管理、作风建设等军队教育密切相关。也就是说，这些诗文作品产生于曾国藩正式在政治上、军事上崛起的重要时期，从而成为他一生写作活动中一个相当特别、值得注意的现象。

曾国藩通俗诗文创作中数量最多、最为重要的形式为句法整齐的长篇七言歌谣，包括《保守平安歌三首》、《水师得胜歌》、《陆军得胜歌》、《爱民歌》和《解散歌》等。这些以整齐通俗的七言句子组成的歌谣，虽然篇幅较长，每首一般在六七十句、四五百字之间，但遣词用语通俗简单，口语化、民间化特点突出，一般每句押韵，每隔数句则自如换韵，自由灵活，平易晓畅，朗朗上口，易记易诵，便于在士兵中流传，具有便于众多士卒口头集体记诵、共同歌咏的实用性特点。这些作品全部是在对太平军作战期间所作，或用于告知百姓、安定民心，或用于训示士卒、严格军纪，或用于倡导宣传、鼓舞士气，也有的用于宣传优待俘虏政策，集中体现了曾国藩的治军思想和带兵原则，也可以说是曾国藩在对太平天国作战过程中形成的军事思想武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曾国藩治军原则、作战策略的产生与成熟过程。

《保守平安歌三首》咸丰二年(1852)即太平天国金田起义的第二年作于湖南湘乡，分为“莫逃走”、“要齐心”和“操武艺”三个部分，是今见曾国藩所作最早的一首通俗诗歌，反映了曾国藩的军队教育思想和对太平军作战的基本军事策略，也是其后多首同类通俗诗歌创作的开端。《第一、莫逃走》写道：“众人谣言虽满口，我境切莫乱逃走。我境僻处万山中，四方大路皆不通。我走天下一大半，惟有此处可避乱。走尽九州并四海，惟有此处最自在……一家安稳不吃惊，十家太平不躲兵。一人当事不害怕，百人心中有柄把。本乡本土总不离，立定主意不改移。地方公事齐心办，大家吃碗安乐饭。”*③④ 《曾国藩全集·诗文》，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第422—423,423—424,424—425页。《第二、要齐心》写道：“我境本是安乐乡，只要齐心不可当。一人不敌二人智，一家不及十家强。你家有事我助你，我家有事你来帮。若是人人来帮助，扶起篱笆便是墙……我们如今定主意，大家齐心共努力……百家合成一条心，千人合做一双手。”③《第三、操武艺》写道：“要保一方好土地，大家学些好武艺。武艺果然学得精，纵然有事不受惊……读书子弟莫骄奢，学习武艺也保家。耕田人家图安静，学习武艺也不差。匠人若能学武艺，出门也有防身计。商贾若能学武艺，店中大胆做生意。雇工若能武艺全，又有声名又赚钱。白日无闲不能学，夜里学习也快乐。临到场上看大操，个个显出手段高。各有义胆与忠肝，家家户户保平安。”④这首歌谣从“莫逃走”、“要齐心”写到“操武艺”，构成从稳定自我、坚定信心到练兵抵抗的逻辑关系，形成从防守、稳固到反抗的心理调整、行动准备过程，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针对性，奠定了后来所作同类通俗歌谣的形式基础。

在与太平军作战过程中，除了以陆军为主力之外，曾国藩还适时建立了水军，以便于在南方多河流湖泊地区作战。为了鼓舞水军士气，曾国藩特于咸丰五年(1855)在江西南康水军营地创作了《水师得胜歌》。他在序中说：“咸丰三年十一月，余初造战船，办水师……于是水师之规制略定，将卒亦略谙水战之法。遂制为《水师得胜歌》，令士卒歌诵。口相习以熟，冀娴其大略，而其临阵之神明变化，则有不能及也。”*②③ 《曾国藩全集·诗文》，第425—426,425—426，427—429页。可见对于水师作战的重视和创作这首军歌的用意以及对于水师作战的深入考虑和对士兵全面严格的要求。歌中写道：“三军听我苦口说，教你水战真秘诀。第一船上要洁净，全仗神灵保性命。早晚烧香扫灰尘，敬奉江神与炮神。第二湾船要稀松，时时防火又防风。打仗也要去得稀，切莫拥挤吃大亏……第七不可抢贼赃，怕他来杀回马枪。又怕暗中藏火药，未曾得财先受伤。第八水师莫上岸，止许一人当买办。其余个个要守船，不可半步走河沿。平时上岸打百板，临阵上岸就要斩。八条句句值千金，你们牢牢记在心。我待将官如兄弟，我待兵勇如子侄。你们随我也久长，人人晓得我心肠。愿尔将官莫懈怠，愿尔兵勇莫学坏。未曾算去先算回，未曾算胜先算败。各人努力各谨慎，自然万事都平顺。仔细听我《得胜歌》，升官发财笑呵呵。”②值得注意的是，这是曾国藩首次在军歌中完整而成熟地运用“第一”到“第八”的序列表达，基本上采取每一条一换韵的方式。这种成熟稳定的形式明显提高了歌谣的条理性、清晰度，有利于军事思想、军纪训示、战术要求的清晰完整表达，显著提高了这类军事歌谣可读可诵、可接受可理解性，大大方便了士兵的记诵歌咏，有利于在士兵中传唱。如此，则身兼作者与军事统帅于一身的曾国藩的创作目的也就可以得到充分实现。这种从“第一”到“第八”以序数形式结构全篇、表达军事思想、军纪要求的结构，使曾国藩找到了一种最恰当、最合适的文体形式和表达形式，标志着他以通俗歌谣体式创作军歌在形式上走向了成熟。此后他又数次采用这种形式创作了另外几首军歌，可见这首《水师得胜歌》的形式探索和经验积累对于曾国藩全部通俗诗文创作具有特殊意义。

咸丰六年(1856)作于江西南昌的《陆军得胜歌》虽然只有六条，但同样采用了以数字为结构纲目这种简单明快、条理清晰、易记易诵、便于流传的方式：“三军听我苦口说，教你陆战真秘诀。第一扎营要端详，营盘选个好山冈。不要低洼潮湿地，不要一坦大平洋。后有退步前有进，一半见面一半藏……第二打仗要细思，出队要分三大支。中间一支且扎住，左右两支先出去。另把一支打接应，再要一支埋伏定……第五军器要整齐，各人制件好东西……第六兵勇要演操，清清静静莫号嘈……事事操习事事精，百战百胜有名声。者个六条句句好，人人唱熟是秘宝。兵勇甘苦我尽知，生怕你们吃了亏。仔细唱我《得胜歌》，保你福多又寿多。”③这首《陆军得胜歌》距《水师得胜歌》之作仅相差一年，可见曾国藩对水陆军通盘考虑、统一要求、全面建设以增强战斗能力、整体实力的军队建设用意。从两首歌谣的内容和形式特点本身来看，亦可见作者对这种表现形式的熟悉甚至喜爱。

在曾国藩所作的军队通俗歌谣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最为通俗晓畅也最能体现其军事思想核心的当推《爱民歌》。歌中写道：“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人。百姓被贼吃了苦，全靠官兵来作主。第一扎营不要懒，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踹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莫派民夫来挖壕，莫到民家去打馆……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支帐房。莫进城市占铺店，莫向乡间借村庄。人有小事莫喧哗，人不躲路莫挤他。无钱莫扯道旁菜，无钱莫吃便宜茶……第三号令要严明，兵勇不许乱出营。走出营来就学坏，总是百姓来受害……在家皆是做良民，出来当兵也是人。官兵贼匪本不同，官兵是人贼是禽。官兵不抢贼匪抢，官兵不淫贼匪淫。若是官兵也淫抢，便同贼匪一条心……爱民之军处处喜，扰民之军处处嫌。我的军士跟我早，多年在外名声好。如今百姓更穷困，愿我军士听教训。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又人和。”*《曾国藩全集·诗文》，第429—430页。按：此歌后有作者自注曰：“咸丰六年在江西建昌大营作。”曾国藩咸丰八年十一月初五日日记：“夜与筱泉、意城谈，作《爱民歌》未毕。”十一月初六日日记：“作《爱民歌》，至初更毕，共八十句。”可见二者所述此歌所作时间相差二年。从上述材料推断，当以日记中所记作于咸丰八年十一月为可靠。后来，曾国藩在《营规》的《禁扰民之规》中说：“用兵之道，以保民为第一义。除莠去草，所以爱苗也；打蛇杀虎，所以爱人也；募兵剿贼，所以爱百姓也。若不禁止骚扰，便与贼匪无异，且或比贼匪更甚。要官兵何用哉？故兵法千言万语，一言以蔽之曰：爱民。特撰《爱民歌》，令兵勇读之。”*《曾国藩全集·诗文》，第466页。按：笔者对原标点稍有调整。可见“爱民”思想在曾国藩的军事思想中具有核心地位，也可见他对中国历代军事思想的体悟和总结。从文体形式和语言运用上看，这首《爱民歌》也显得更加成熟、自如、通俗、自然了，可以代表曾国藩通俗军事歌谣的创作水平。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1861年12月)作于安徽祁门大营的《解散歌》则是写给敌兵、俘虏及由于各种原因成为敌人胁从的各类人员的，表明宽恕不杀、放归回乡的优待态度和作法，从另一角度反映了曾国藩的军事思想和对敌态度。歌中写道：“莫打鼓来莫打锣，听我唱个解散歌。如今贼多有缘故，大半都是掳进去。掳了良民当长毛，个个心中都想逃。官兵若杀胁从人，可怜冤枉无处伸……我今到处贴告示，凡是胁从皆免死。第一不杀老和少，登时释放给护照。第二不杀老长发，一尺二尺皆遣发。第三不杀面刺字，劝他用药洗几次。第四不杀打过仗，丢了军器便释放。第五不杀做伪官，被胁受职也可宽。第六不杀旧官兵，被贼围捉也原情。第七不杀贼探子，也有愚民被驱使。第八不杀捆送人，也防乡团捆难民。人人不杀都胆壮，各各逃生寻去向。贼要聚来我要散，贼要掳来我要放。每人给张免死牌，保你千妥又万当。”*《曾国藩全集·诗文》，第431页。这首《解散歌》是曾国藩又一次完整地使用从“第一”到“第八”的数字结构体式，表达对待难民、胁从、俘虏等人员的态度，在结构方式、内容安排上较之以前的几篇歌谣更加紧凑简练、清晰实用。他在咸丰十一年正月二十八日(1861年3月9日)日记中写道：“作《解散胁从歌》，未毕。中饭后再围棋一局。作歌至二更始毕，共六十八句，于被掳难民久陷贼中者，足以达其心中之苦情。”*《曾国藩全集·日记一》，第583页。不仅可见作者的创作用意，而且透露出创作时的复杂心绪。对于与太平军作战过程中敌方的胁从、难民及相关人员，曾国藩采取的政策无疑更具有针对性、实效性，也更具有笼络人心的力量，更可能以此实现增强自己军事实力的效果。这种优待俘虏、胁从不问、遣散还家、欢迎投诚的态度和做法，对于后来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内的多种军队的对敌策略、战俘政策也产生了直接影响，这一点在《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中也有着相当充分的反映。

从文体形式和语言风格上看，这些通俗歌谣可能与传统文学中的若干文体如七言古体诗、七言近体诗等有着一定关系，至少在形式上有着一定的相似性。但是结合曾国藩的生活经验、创作积累与文学观念，更细致地考察这些通俗歌谣的文体特点，就可以发现，以七言为主的通俗歌谣和民间说唱以及诗赞系中其他相近的韵文形式，应当是这类通俗军歌的主要形式基础和文体来源。由于创作目的、应用场合与接受方式、传播途径的不同，曾国藩一方面主动传承和运用通俗歌谣、民间说唱中已有的若干因素，在此基础上又对原有文体形式进行了改变或创造，最突出的表现是将原来以叙述或抒情为主的表达方式变为以宣讲、训示、鼓动、议论为主，使这种文体形式由或者以叙述人物事件为主、或者以抒发内心情感为主转换为以宣传训示、鼓动号召为主，其文体功能也随之发生了明显变化。这种文体内容与形式、功能与运用上的传承和变化、通变与生新，也可以视为曾国藩基于军事行动、政治意图的一种文体探索和创新。

曾国藩通俗诗文创作的另一种形式是以军队训示、官兵劝诫、军营纪律为主要内容的公文告示，包括《劝诫浅语十六条》、《劝学篇示直隶士子》、《初定营规二十二条》、《营规》、《营制》等。这部分作品的主要文体形式是散体文章，主要运用简短的散句，同样以比较整齐的偶句，不押韵，多运用通俗浅易的语句和表达方式，其中不乏包含丰富内容和深刻道理的格言警句。其内容是曾国藩带兵策略、治军要求的具体体现，其形式则是传统公文、告示走向通俗化，公文文体在战争背景下进一步走向实用化、军事化的探索。

作于咸丰十一年九月(1861年10月)的《劝诫浅语十六条》由《劝诫州县四条》、《劝诫营官四条》、《劝诫委员四条》和《劝诫绅士四条》四个部分组成，以浅显简洁的方式对下属各级官吏士绅提出纪律要求、治理措施，集中体现了曾国藩的社会治理理念。在形式上，这些作品也表现出语句浅显、简单明了、易于记诵的特点。《劝诫州县四条》之三“重农事以厚生”云：“军兴以来，士与工商，生计或未尽绝。惟农夫则无一人不苦，无一处不苦。农夫受苦太久，则必荒田不耕；军无粮，则心扰民；民无粮，则必从贼；贼无粮，则必变流贼，而大乱无了日矣！故今日之州县，以重农为第一要务。病商之钱可取，病农之钱不可取。薄敛以纡其力，减役以安其身；无牛之家，设法购买；有水之田，设法疏消。要使农夫稍有生聚之乐，庶不至逃徙一空。”*②③⑤⑥⑦⑧⑨ 《曾国藩全集·诗文》，第436—437,437—438，440，460，461，462,463,464页。以农业为本的重农思想在战争状态下得到提倡，显得尤其可贵。《劝诫营官四条》之二“戒烟赌以儆惰”云：“战守乃极劳苦之事，全仗身体强壮，精神完足，方能敬慎不败。洋烟、赌博二者，既费银钱，又耗精神，不能起早，不能守夜，断无不误军事之理。军事最喜朝气，最忌暮气，惰则皆暮气也。洋烟瘾发之人，涕洟交流，遍身瘫软；赌博劳夜之人，神魂颠倒，竟日痴迷，全是一种暮气。久骄而不败者，容或有之；久惰则之见败亡矣。故欲保军士常新之气，必自戒烟赌始。”②对于军队中极易出现的吸食鸦片、聚众赌博行为提出严令禁止，并将之提高到保持军队战斗力的高度，深刻有力。《劝诫委员四条》之四“戒傲惰以正俗”中明确指出“骄傲气”和“怠惰气”对于个人、军队乃至国家的危害，提出“多做实事，少说大话，有劳不避，有功不矜”的要求③，既有针对性又有时效性。曾国藩在这些具体条款最后总结道：“以上十六条，分之则每一等人各守四条；合之则凡诸色人皆可参观。圣贤之格言甚多，难以备述；朝廷之律例甚密，亦难周知。只此浅近之语，科条在此，黜陟亦在此，愿我同人共勉焉。”*《曾国藩全集·诗文》，第441页。按：笔者对原标点稍有调整。可见对《劝诫浅语十六条》内容的选择设计、内部结构关系及其作用的完整思考和细致安排。而这种将历代治军经验、处世格言与军事要求、朝廷律例结合起来的处理方式和表达方式，则形成了既具有个人特点又具有时代价值的文体形式，展现了曾国藩将治军打仗与道德修养结合于一的致思方向，对于近代文体也是一种有意义的探索。

曾国藩于咸丰八年(1858)制定了《初定营规二十二条》，随后继续丰富完善，于翌年完成了《营规》，共三十三条，从而形成了完备的军营管理制度。作为草创稿的《初定营规二十二条》含《扎营六条》、《开仗五条》、《行路三条》、《守夜三条》、《军器五条》，已经具备了军营管理制度的基本面貌，文字简洁，表达明快。如《扎营六条》之一：“扎营要在山冈，不可在低湿之处，不可在四面平旷毫无遮护之处。”⑤《开仗五条》之三：“打仗要打个稳字。贼呐喊我不呐喊，贼开枪我不开枪。贼来冲扑时，扑一次，我也站立不动；扑两次，我也站立不动。稳到两个时辰，自然是大胜仗。”⑥《守夜三条》之三：“起更即关营门。无论客来，文书来，均不许开营门。贼来不许出队，不许点灯，不许呐喊，说话悄悄静静。预备枪炮、火毬，看准再打。”⑦在此基础上丰富完善而成的《营规》含《招募之规二条》、《日夜常课之规七条》、《扎营之规八条》、《行路之规三条》、《禁扰民之规》、《禁洋烟等事之规七条》、《稽查之规五条》，无论是在内容安排、结构设计上还是在语言文字运用上、文体形式上，都明显地更加全面周到、严密规整，集中反映了曾国藩对于军营管理的思考和对将士兵卒细致严格的要求。如《日夜常课之规七条》之七：“每夜派一成队站墙、唱更。每更一人，轮流替换。如离贼甚近，则派二成队。每更二人，轮流替换。若但传令箭而不唱者，谓之暗令。仍派哨长、亲兵等常常稽查。”⑧《扎营之规八条》之一：“扎营之地，忌低洼潮湿，水难泄出；忌坦地平洋，四面受敌；忌坐山太低，客山反高；忌斜坡半面，炮子易入。”之三：“每到一处安营，无论风雨寒暑，队伍一到，立刻修挖墙壕，一时成功。未成之先，不许休息，亦不许与贼搦战。”⑨将完善后的《扎营之规八条》与初稿中的《扎营六条》进行比照，可以看到丰富补充、细化完善的具体情况，由此也可以看出扎营在曾国藩的军事思想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在两处关于“行路”即行军的总体规定和要求中，也可以看出其军事思想的变化发展。如《行路之规三条》之二云：“凡拔营，须派好手先走。或营官，或统领，或哨官，哨长，皆可择其善看地势、善看贼情者向前探看。在大队之前十里，或二十里，仔细看明。一探树林，二探村庄，恐有贼匪埋伏在内。身边带七八个人，每遇一条叉路，即派一人往看。若遇过桥过渡，尤须谨慎，恐大队过水之后，遇贼接仗，进则容易，退则万难。”*②③④⑤⑥⑦⑧ 《曾国藩全集·诗文》，第465,466,467,467,469,471,472,452—453页。《禁洋烟等事之规七条》之一：“禁止洋烟：营中有吸食洋烟者，尽行责革。营外有烟馆卖烟者，尽行驱除。”之五：“禁止谣言：造言谤上、离散军心者严究。变乱是非，讲长说短，使同伴不睦者严究。张皇贼势、妖言邪说、摇撼人心者斩。”②对于吸食鸦片的严厉禁止是曾国藩一再强调的军队纪律之一，反映了其军事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原则，而禁止谣言则反映了曾国藩对于舆论引导、军心稳定的高度重视。

咸丰九年(1859)所作的《营制》含《一营之制》、《营官亲兵之制》、《一哨之制》、《长夫之制》、《薪水口粮之制》、《小口粮及恤赏之制》、《外省招勇仿照楚军薪粮之制》、《帐棚之制》和《统领之制》九个部分。《一营之制》云：“营官亲兵六十名，亲兵什长六名，分立前后左右四哨。哨官四员，哨长四名，护勇二十名。什长三十二名，正勇三百三十六名，伙勇四十二名，一营共五百人。营官一员。哨官四员在外。”③《营官亲兵之制》云：“亲兵六队，一队劈山炮，二队刀矛，三队劈山炮，四队刀矛，五队小枪，六队刀矛。每队什长一名，亲兵十名，伙勇一名，计六队共七十二名。”④《薪水口粮之制》有云：“军中浪费，最忌官员太多，夫价太多。今立定限制，无论官多官少，官大官小，凡带千人者，每月支银不准过五千八百两。凡统万人者，每月支银不准过五万八千两。凡带百人者，用长夫不准过三十六名。凡带千人者，用长夫不准过三百六十名。”⑤另外还有同年所作《马队营制》：“一营十哨，每哨官给马一匹。一哨马勇二十四名，每名给马一匹。营官亲兵八名，每名给马一匹。”⑥又云：“凡扎营之处，先择斜坡掘地二弓，以为马圈，可拴四马兵勇之棚，即与马圈棚子相对。哨官之棚，亦与哨官马圈相对。凡支马圈之时，兵勇四名，与马夫二名，亲自锄挖。如马圈办理不妥，将该哨官分别严惩。”⑦如果说《劝诫浅语十六条》、《营规》主要是从行为规范、作战要求等方面对官兵提出了全面严格的纪律要求，那么《营制》则从具体职责、人数安排、武器配备等方面对军营内部的具体规则做了要求和说明。作为关于军事制度的公文，能够写得如此简洁明快、通俗浅易，当可起到便于落实执行、行之有效的作用。

从文体功能上看，这类文章属于实用类公文范畴，涉及军队人员管理、军营制度规定等方面，以条例、纪律、规定等方式呈现，并要求下属遵照执行，具有明显的约束性、强制性特点，因而不可能强调也不会具有什么文学性和艺术性。但是曾国藩所作这些公文却能够充分考虑官兵的文化程度、接受能力、战争状态下的特殊需求，注意表达方式、语言运用、文体形态、教育效果等因素的综合，有意识地将实用性、清晰性、简洁性和通俗性结合起来，在传统应用文体的通俗化道路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积累了可资借鉴的经验，表现出曾国藩在治军理政与文体观念、文体运用方面的突出特点和过人之处。

曾国藩还有一类通俗文章是对太平军作战期间所作的向士兵进行教育宣传的公文，其中以《晓谕新募乡勇》为代表。这类文章虽然数量不多，却颇能反映曾国藩在文体选择、语言运用上的突出个性和特点，尤其是在语言通俗化、白话化方面进行了大胆探索和积极创新，成为其本人通俗诗文创作上取得的突出成就，也反映了近代以来公文语言、书面语言发生深刻变革，并逐步走向民间化、日常化、通俗化、白话化的总体趋势。

作于咸丰四年(1854)的《晓谕新募乡勇》是一篇向招募的新兵进行宣传动员、提出要求、鼓励作战的对下公文，文中写道：“为晓谕事。照得本部堂招你们来充当乡勇，替国家出力。每日给你们的口粮，养活你们，均是皇上的国帑。原是要你们学些武艺，好去与贼人打仗拼命。你们平日如不早将武艺学得精熟，将来遇贼打仗，你不能杀他，他便杀你；你若退缩，又难逃国法。可见学的武艺，原是保护你们自己性命的。若是学得武艺精熟，大胆上前，未必即死；一经退后，断不得生，此理甚明。况人之生死，有命存焉。你若不该死时，虽千万人将你围住，自有神明护佑，断不得死；你若该死，就坐在家中，也是要死。可见与贼打仗，是怕不得的，也可不必害怕。”⑧又写道：“于今要你们学习拳棍，是操练你们的筋力；要你们跑坡跳坑，是操练你们的步履,要你们学习刀矛钯叉，是操练你们的技艺；要你们看旗帜、听号令，是操练你们的耳目；要你们每日演阵，住则同住，行则同行，要快大家快，要慢大家慢，要上前大家上前，要退后大家退后，是操练你们的行伍，要你们齐心。你们若是操得筋力强健，手足伶利，步履便捷，技艺纯熟，耳目精明，而又大家齐心，胆便大了。一遇贼匪，放炮的放炮，放枪的放枪，刀矛钯叉一齐上前，见一个杀一个，见十个杀十个，哪怕他千军万马，不难一战成功。你们得官的得官，得赏的得赏，上不负皇上深恩厚泽，下即可慰本部堂一片苦心。本部堂于尔等有厚望焉。”*《曾国藩全集·诗文》，第453页。以下就逐一开列出日常操练的具体内容和作战赏罚规定二十条。这篇文章的最大特点是通俗浅易、晓畅自然、平白如话。全文除开头一句“为晓谕事”和后面的一句“本部堂于尔等有厚望焉”为公文定格、使用文言之外，全篇基本上已经是非常接近口语、直截浅近的白话文了，其通俗程度已经远远超出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兴起的“新文体”的半文半白的语言水平，而不亚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一些白话文的水平。这篇《晓谕新募乡勇》是曾国藩诗文中最为浅近通俗、最具有白话文特点的文章，其通俗程度、白话水平已经完全接近甚至可以认为等同于现代白话文章了。因此说曾国藩是近代以来汉语通俗化、白话化的尝试者和实践者之一，为汉语书面语言的通俗化、白话化作出了有益探索和积极努力，并对后来汉语书面语的通俗化、白话化变革有所启示与借鉴，殆非过誉之辞。

从语言形式和文体来源上看，《晓谕新募乡勇》并未取材于曾国藩颇为熟悉且服膺的桐城派古文及韩愈等唐宋古文大家的文章传统，而是主要借鉴运用了包括古代白话小说、说唱艺术、日常口语在内的通俗化、日常化、民间化语言传统，并将其与军事训练、对敌作战的要求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了如此通俗浅白的语言特色和文体形式。这种探索和实践，不仅是曾国藩公文写作、语言运用上取得的可喜成果，在其一生数量庞大的多种文体的写作中独树一帜，弥足珍贵，而且应当视为近代以来汉语书面语变革趋势、发展方向的生动反映。

二、战争状态下的应变策略与文体选择

尽管多年来中国近代文学史和批评史研究者对曾国藩的文学理论主张、文章学观念、诗学理论等进行过较多探讨，中国近代史和思想文化史研究者还利用包括上述通俗诗文在内的相关材料考察评价其军事思想、人才观念等，但是从其通俗诗文创作与其文学观念、文体意识、语言运用等方面来看，其间的关联性及内涵仍然值得关注，曾国藩所以如此选择和处理的用意及效果也值得考察。本文试图对曾氏的理论建树和写作实践及其时代意义、思想价值进行更加深入的考察，以期获得更深切的认识。

作为中国传统士人精神追求和人生理想的修齐治平、兼济天下、经世致用的观念，在近代内忧外患、战乱频仍的政治局面下显得尤为需要，一批以天下为己任的文人士子把实现这一追求和理想置于空前显赫的地位。这不仅仅是展现个人才华智慧、学问修养、能力水平从而实现个人价值的最佳途径，而且是民族危亡、国家危难、政治动荡提出的紧迫要求。生活于清王朝迅速由盛转衰、由治变乱关键时期的政治人物曾国藩，对这一点有着超乎常人的认识。于是在继承传统思想中丰富的经世治国观念、兼济天下情怀的基础上，根据其丰富的社会、政治、军事、文化经验，深入体察和把握当时的社会状况、士人心态，将这种思想传统发展成为具有时代特点、务实品格、进取精神的近代经世精神，这不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后来，都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从人格特征、精神追求、处世态度和文学观念与创作、诗文写作与文体选择的关系来看，应当认为这种既根深蒂固又具有突出实践价值的经世致用观念，是曾国藩进行通俗诗文写作的重要思想资源和根本精神动力。

从这一角度考察曾国藩通俗诗文创作与“义理、词章、经济、考据”四者统一思想的关系，可以看到，他对于“词章”和“经济”的重视，特别是对“经济”的着意强调，实际上为这些在正统思想意识和传统文类观念下不可能处于文坛主要地位的通俗诗文、白话作品进入更多数文士视野、受到更多注意并获得应有地位提供了可能性和合适的机缘；也就是说，“经济”的时代需求和包容性使这些本来没有什么学术价值和文学魅力的公文式、宣传性、应用性文字，获得了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运用发展的可能性，使这些本不入正统文人视野、难登大雅之堂的通俗文字的价值和地位因此得到明显的提高。作为政治家、军事家型文学家的曾国藩正是这种可能性的有力提倡者和推动者。不管是从自身思想观念、文体意识、语言文字能力方面看，还是从政治军事地位、士林声誉、民间影响方面来看，曾国藩都是将这种具有明显变革创新因素的思想文化主张与通俗诗文联系进来、促成二者的结合并产生显著效果的不二人选。换言之，也是这种通俗诗文创作、推广应用的实践和收获使曾国藩展现出与一般政治家、军事家、学问家迥然不同的眼光和见识，从而使这些通俗诗文能够在治军练兵、平定动乱、治国安邦的大业中得到如此充分的应用并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效果。因此，应当认为，曾国藩的通俗诗文创作既具有深刻的个人精神思想内涵，又具有突出的时代文化特色。

一方面，曾国藩以守正创新、因时而变、兼收并蓄、为我所用为核心的文学理论观念、文章技法修养与多元共生的文体意识，加上他个人逐渐提高的文坛地位、日益扩大的政治文化影响，直至成为引领风骚的时代标志、文坛盟主的威望，使之具有了发挥重大影响力的最佳条件和机会。作为道光、咸丰时期处于高位的政治家、文学家，曾国藩的文学观念一方面表现出主持坛坫、传承风雅的正统意识和主流色彩，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在文章上自觉接近和传承桐城派，在诗歌上有意识地与其他政治学术人物一道提倡宋诗派，这是其身份、地位和影响力所提出的必然要求。但是另一方面，曾国藩作为一名出身寒素、奋发自立、务实进取、恰处于动荡战乱时局中的政治人物、军事统帅，其文学观念中的变革、创新、实用、有效等因素逐渐生成并愈来愈处于主导地位，发挥显著作用。于是这种经世务实、古今兼顾、雅俗并蓄、合和生新的因素逐渐为世人所重视并产生了显著影响。这是曾国藩文学观念、文体意识和语言观念中具有超越性、先觉性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既是纷繁时事、动荡政局提出的期待和要求，也是他作为一名军事型、文人型政治人物的个性体现和思想呈现。正是在这种时代与个人、政治与军事、文学与公文、文体与语言的结合点上，曾国藩敏锐地把握住了时代机遇，并取得了震古烁今的成就。这种在反复权衡、妥当处理立功与立言、穷理与务实、守正与创新、信今与传后等种种复杂关系、艰难选择基础上表现出来的文体观念、语言意识，显示出具有明显理论意识和明确实践品格的变革创新倾向，正是曾国藩政治军事策略、为人处世姿态、读书著文习惯的具体体现。这种正统而不失变化、雅正而不避通俗的文体、语言观念，实际上是经世致用精神理想、入世有为人生追求在文学、学术、语言文字方面的表现，也为这些通俗诗文创作和应用提供了足够的空间，预设了生存的可能性。

无论是以经世致用的入世态度、文章与世变相因为核心的文学功能观、文学价值论，还是以阳刚阴柔相生相合、雄奇瑰伟与惬适淡远相倚相生、骈散相济、奇偶并举、以文字传声调、以声调达情韵为主要内容的诗文艺术、技巧理论，都是曾国藩诗文创作理论与品鉴标准的重要内容。这种理论观念和文化姿态实际上体现了曾国藩作为一位政治型、军事型文学家、文章家的处世态度和理政原则及其与诗文创作相结合、相适应而产生的强调因时而变、为时所用的思想特征。这些理论观念或创作主张也包括了作为文学文体的诗文和非文学文体的各种公文及其他日常应用文字在内，在本文所讨论的通俗诗文创作中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反映。这种多种资源、复杂因素的汇合融会、变化生新，反映了处于特殊时势之下的曾国藩诗文理论观念中正变兼顾、刚柔相济、雅俗兼顾的思想观念，既是其突出个性和过人才华的体现，也反映了那个以集成、总结、变革、转换、创新为时代主潮的特殊时代的期待和理论发展完善的内在需求。

而真正促使曾国藩将执著深挚的经世致用品格与守正创新的文体语言观念结合起来并在实践中尝试应用、丰富完善、发展成熟的，恰恰是对清朝专制政治及正统政治秩序构成巨大威胁、最不适合儒家文化传统及其他思想传统延续的太平天国起义的爆发。正是太平天国起义的巨大冲击，正是在与太平军连年艰苦作战过程中，在危急的政治局势、紧迫的战争情况下，促使曾国藩对自己的政治身份、军事素养、个人处境和能力才干进行未曾预料的调整或改变，与之密切相关的文化思想、文学观念、文体选择、诗文风格、语言文字选择与运用等方面也都不得不进行相应的调整和改变。在这种奋战中求生、变化中求新的背景下，政治意志与军事意图的结合、个人机缘与时代需求的契合，造就了曾国藩以军事教育、军纪要求、官兵训练、战争需要为中心内容的通俗诗文创作。因此，曾国藩的通俗诗文无不具有最大限度、最大可能地适应战争需要、达到获胜目标的突出的实用色彩，这是曾国藩以朝廷命官、军事统帅身份创作通俗诗文的根本意图和核心主旨之所在。这种需要也就在很大程度上规定甚至决定了这些通俗诗文的文体形态、表达方式、语言文字风格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应用与效果、传播与授受、理解与践行等各个方面。

从这一角度认识和理解这些产生于紧张激烈的战争环境下的通俗诗文，可以发现行事一向谨慎缜密、思虑深沉的曾国藩在这数量并不算多、更不以艰深显示水平的作品上所花费的许多精力和良苦用心，特别是对以士兵为主体的接受者文化程度和接受能力、传播途径和手段、理解程度与效果等的细致考虑和细心揣摩。最明显也最根本的情况是，迅速组织起来的湘军士兵文化程度普遍不高，接受难度较大的诗文教育、理解较深奥道理的可能性极小，且经常处于艰苦条件和战争状态之下，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作战杀敌而不可能是文化学习。这就要求只能以最快捷、最有效的方式进行辅助性的军事思想教育以鼓舞士气、凝聚军心。亲自经营湘军、对属下官兵情况最为熟悉的曾国藩当然不可能意识不到这些。

通过这些通俗诗文的几个侧面可以更加真切地认识到这一点。从文体选择来看，无论是歌谣体七言诗歌还是公文性、应用性文章，都采取了尽可能通俗浅显、简明清晰、接近日常应用的文体形式，比较容易在湘军官兵之间，特别是在文化程度不高、理解能力不强的普通士兵之间传播接受。出于这样的考虑，那些用于鼓舞士气、教化兵卒的军歌，采用带有明显民间歌谣、说唱色彩的七言体韵文可能是最为合适的；对于篇幅较长的歌谣，则又采用从“第一”、“第二”开始直至“第七”、“第八”的数字序列提示，明确内容分类和先后次序，当然方便了士兵们诵读传唱；有关军纪要求、鼓舞士气的文章，则采用尽可能简短明晰的条例体式，文章语句较短，结构紧凑，较长篇幅的文章也采用以数字标明先后次序、明确主从关系的直观方式，尽可能便于士兵接受和军营传播。从语言文字运用来看，在这些供士兵朗读、吟诵和歌唱的通俗诗文中，自觉避免使用艰深生避、古奥渊雅的文字，而尽可能运用浅显明白、通俗晓畅的文字，通过降低书面语的文字难度来增强其口头可接受性，提高口语化程度。因此在这些通俗诗文中几乎看不到超出一般语言文字接受能力之外的生僻字，常用字词、口语化语句成为这些通俗诗文的主导语言文字形态。这种选择显然与曾国藩对湘军士兵总体文化程度的了解把握有关，也是这些通俗诗文发挥其实用功能、取得预期效果的合理选择。从韵味格调来看，这些通俗诗文不追求正统诗文品鉴观念中经常被高度评价的清正雅致或刚健猷上，而是从实际需要出发，着意营造浅易流畅、平实质朴、温厚亲切的韵味，表现出明显的尽可能接近口语化、日常化、民间化的格调，从而将通俗化文体选择、白话化语言文字这些外在因素转化为一种内在韵致，形成具有独特面貌、突出个性的通俗化实用文体形态，并在实际运用中得到检验和完善。从声调节奏来看，这些通俗诗文精心营造响亮辽远的声调、整齐明快的节奏，形成高昂的气势、深挚的情感，形成鼓舞人心的力量，有利于激发士兵勇敢向前，奋勇杀敌。特别明显的是《保守平安歌三首》、《水师得胜歌》、《陆军得胜歌》、《爱民歌》和《解散歌》等几种军歌，假如士兵们集体大声朗读或歌诵，或者使用进行曲旋律节奏谱曲歌唱，也应当是非常合适的。这是一向重视诗文声调节奏、以声音达理传情的曾国藩在这些通俗诗文创作上所花费心力并取得预期效果的又一个生动体现。

因此，这些通俗诗文创作涉及政治、军事、文学、文化等多方面因素，既是动荡时代、战争背景对思想和观念、文学与公文、文体和语言等方面提出的新要求，也是曾国藩个人政治军事思想、治军带兵经验、文体变革创新意识、才华学术修养的展现。正是在这种特殊的战争状态下，曾国藩敏锐地把握了时代需求与个人机缘、战争环境与个人能力的关系，在已有的经世思想、入世品格和文学与文体积累基础上，采取了适时的应变策略和自觉的文体选择，从而取得了过人的成绩，也留下了具有启发性的值得汲取的历史经验。

三、结 语

曾国藩以军事教育、军纪规章为中心内容的通俗诗文创作是其数十年写作生涯中一个未曾预料、颇显特别、具有特殊意义的创作现象，也是丰富繁盛、复杂多变的近代诗文创作中值得注意的现象。曾国藩的通俗诗文创作以经世致用的入世情怀、修齐治平的人生追求为精神动力，以丰富的诗文创作经验、勤勉的读书治学心得、严格恭谨的人格修养为思想基础和能力保障，以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受朝廷之命主持团练、组建湘军为机缘，以军事教育、军纪建设、官兵训练、战场实战需求为直接触发点，终于促成了这部分通俗诗文作品的产生。

曾国藩的通俗诗文创作，既是时代变革与政治局势、军事斗争和对敌作战的紧迫需求，又是他本人思想发展、观念转变、文风变革、文体生新的需要。曾国藩的过人之处在于，敏锐地把握了战争环境下对诗文创作提出的特殊要求，同时有效地完成了自我创作兴味、写作重点的转变，通过主动适应战争需要、军事要求、大胆进行尝试变革而完成了一次具有特殊价值、引导启发意义的创作转变。从这个意义上说，虽然这些通俗诗文创作的数量不大、涉及的内容和文体形式也有限，但是对于曾国藩一生写作经验的丰富、创作格局的完善和产生的显著社会文化、政治军事效用来说，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由于身份特殊、地位崇高，曾国藩的诗文理论主张、创作实践在当时就产生了显著影响，与近代前期正统文坛的习尚转换、风气变革关系密切。这些通俗诗文曾在湘军将士中广为流传，成为湘军军事教育、军纪条例、训练作战的思想武器，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不仅如此，这些通俗诗文还直接启发、引领了其后不同时期、不同军队的军事教育、军纪训练和治军思想，成为中国近现代军队建设的重要思想资源。蔡锷于1911年在云南选录曾国藩、胡林翼二人军事言论编辑而成的《曾胡治兵语录》，成为当时军队“精神讲话”的主要内容并在民国初年广为流行，其中曾国藩的部分语录就出自本文所讨论的这些通俗诗文。1924年黄埔军校还将此书作为军事训练的教材，甚至1943、1945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也曾在不同地点重印此书作为军队思想建设、战术训练的教材。特别是《爱民歌》，这首军歌不仅当时在湘军官兵中广为传唱，而且直接影响了六十多年后国民革命政府所办黄埔军校的士兵教育和办学理念。1924年底，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为了加强军队教育和学校建设，曾把《爱民歌》印发给士兵，要求学习传唱。毛泽东早年也曾非常崇拜曾国藩并深受其思想影响，甚至说过这样的话：“今之论人者，称袁世凯、孙文、康有为而三。孙、袁吾不论，独康似略有本源矣。然细观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干竖立、枝叶扶疏之妙。愚意所谓本源者，介学而已矣。惟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时惧倾圮。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毛泽东：《致黎锦熙信》，《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84页。按：关于曾国藩对毛泽东的影响，可参阅李锐《三十岁以前的毛泽东》(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3年；广州：广东人民出版，1994年)、《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05年)中“独服曾文正”等部分。不仅如此，以《爱民歌》为代表的湘军通俗歌谣还深深地影响和启发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纪律教育和思想建设，后来逐渐制定成熟并传唱至今的《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形式上，都直接受到曾国藩《爱民歌》等通俗歌谣的启发影响，这是不必讳言、无可辩驳的事实。

从文体转变、语言变革的角度来看，包括这些通俗诗文在内的各体诗歌以及家书、日记在内的各体文章写作，在近代以来渐成主流的书面语言通俗化、白话化进程中产生了明显作用，作出了突出贡献。仅就书面语言通俗化与白话化、文学文体和公文应用文体浅易化与民间化的总体变革趋势来看，曾国藩的通俗诗文创作实践较黄遵宪“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黄遵宪：《日本国志》卷33《学术志二》，清光绪十六年(1890)羊城富文斋刻本，第6b页。见解的提出要早三十年左右，比梁启超提倡“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开始创作半文半白、中外古今雅俗杂糅的“新文体”文章早四十多年，黄遵宪、梁启超二人恰恰都是对曾国藩赞誉有加、甚至深受其影响的人物；而且，曾国藩的部分通俗诗文如《爱民歌》、《晓谕新募乡勇》等，不仅不比黄遵宪的通俗诗歌逊色，而且远较梁启超的“新文体”通俗浅白，更接近现代白话诗文。因此，可以认为，曾国藩的通俗诗文创作是传统诗文理论观念和创作实践发生重要转变的标志，也是近代以来诗文通俗化、白话化运动的先驱。

【责任编辑：张慕华；责任校对：张慕华，李青果】

2015—06—0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近代文体观念与文体演变研究”(10BZW071)

左鹏军，华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学院(广州510631)。

10.13471/j.cnki.jsysusse.2016.06.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