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 萌

跨国视野：论民初通俗文学中的“家庭”与“爱情”*

罗 萌

民初通俗作者在职业身份上的集编、创、译于一体的多元性，促使他们在传播中充分发挥了“文学”与“批评”两种形式，并在具体理念上相互呼应。他们的写作与“翻译”经验息息相关。其“翻译”表现为一种文化斡旋，超出单纯的语言转换范畴，包含了观念引用与重述、文体迁移以及文化挪用等复杂过程，从中建立特定的价值引导和文化观念。就“家庭与爱情”这一话题而言，一种有意识树立起来的“跨国”视野被同时纳入他们的批评言论和文学文本之中。在文学实践中，以“短篇小说”为主要载体，通俗作家集中化、譬喻化地映照出时代的关切与追求，在“世界”与“民族”的双重关怀中，建立起富于张力的“中国人”形象。

跨国视野； 通俗； 家庭； 爱情； 翻译

一、“家庭”热潮下的通俗文学与批评

在20世纪初的中国，家庭结构以及爱情观念的变革是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围绕这一话题的批评活动和文艺创作，并不仅仅发生在知识精英群体的活动范围内。实际上，不同阵营、不同阶层的文化力量皆参与到家庭恋爱问题的探索中来，其中包括受过高等教育甚至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也不乏中等教育程度的报人和通俗作家。他们借助印刷出版市场的平台，建构着有关社会改良的诸多观念，向广泛的城市大众展开传播和渗透。家庭生活与个人爱情是民初通俗文学最重要的主题，在各类以普通民众为阅读对象的期刊报纸上，围绕“新家庭/旧家庭”、“自由恋爱”、“纳妾恶习”、“婆媳关系”、“儿童教育”、“夫妻相处”等话题的短篇小说创作，可谓俯拾皆是。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这些原创小说的作者，不少人是“多面手”，除了当小说家，还兼具翻译家、编辑和社会评论者的身份。举例来说，1920年代初，著名通俗作家周瘦鹃，除了小说创译之外，还一手包揽了《礼拜六》、《紫罗兰》、《半月》等刊物的编创工作，另外，他也是重要社评类副刊《申报·自由谈》的主编。通过全身心、多角度地涉入印刷出版市场，通俗文人对于社会问题的关注，藉由“文学”和“批评”这两种载体，全面地投射出来。比如，江红蕉以小说创作出道，尤其擅长家庭伦理小说，到了1922年，他独力主编《家庭杂志》，把“问题”扩大为“专题”，佐以丰富的探讨形式。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通俗文人在出版传播领域扮演多种角色，是民初文坛上值得重视的现象。这一点提醒我们注意他们实践经验的复合性：“文学”与“批评”，是他们职业生涯的两面，彼此勾连，相辅相成：一方面，“短篇小说”成为一种可能的批评形式；另一方面，他们的批评观念，亦为他们的小说写作奠定了某种结构基础。

在“家庭与爱情”话题方面，《申报·自由谈》于1920年代初开设的“家庭特刊”专栏是一个重要平台。除了主编周瘦鹃之外，“特刊”里批评文章的执笔者们，往往也同时是时下活跃的小说作者和译者，比如张舍我、张枕绿、程瞻庐、范烟桥、张碧梧、严芙孙、沈雏鹤、徐冷波等。“特刊”以评论为主，辅以短篇小说，主题上时常互为关联。譬如，从第37期到39期，评论涉及“家庭改良”、“大小家庭比较”、“新旧结婚观比较”等，小说题为《家庭革命之一幕》，分三期登载，说的是婚姻观念差异引发父子冲突的故事*鲍眕：《家庭革命之一幕》(上，中，下)，《申报》1922年5月14、21、28日，第18版。。这种以“文学”辅佐“社评”的编辑思路，既是出于小说阅读在民国初年广泛流行的实际状况，同样映衬出通俗文人以情说理的实践观念。

“家庭特刊”里的不少评论文章，把家庭改革及个人生活规划与民族国家的命运作直接关联。比如沈雏鹤在《改革家庭旧制度商榷》一文中指出：

家庭者，组织社会之主体，人类归束之地点也。假家庭制度不良，社会与国家，均蒙其间接或直接之影响。是以吾人欲建设良好之社会，非从家庭之旧制度，入手改革不为功。*沈雏鹤：《改革家庭旧制度商榷》，《申报》1921年8月21日，第18版。

另外，有人撰文提醒广大青年，要用理性控制青春期的旺盛性欲，因为纵欲会令人丧失志趣：“须知滴精足抵八十滴血，人生全恃血液……青年诸君，国难方殷，诸端待举，切勿以有用之身，罹不医之症。所愿有则速治，无则加勉。则家国己身，受益多矣。”*敬伯：《青年与性欲》，《申报》1921年7月30日，第5版。“家国己身”是成败存亡与共的，这一观点，同时广泛地体现在通俗作家的社会批评与小说创作中；在这些书写里，“己”与“国”、“家”与“国”的联系通常是不证自明的。而在另一类视角出现变化的论述中，“家国”关系依然清晰可辨；不过，与此同时，来自西方的声音参与进来，构成一种附加的佐证。用以下三则评论为例：

家庭问题，为中国社会中最重大问题之一。亦为社会中复杂问题之一。欧美人士，讨论家庭问题，迄今不下五十年。至于我国，则惟近数年来，始有人注意及之耳。然欲解决此问题，则不审将俟之何日。*张舍我：《吾之改革家庭法》，《申报》1921年8月14日，第18版。

法哲学家孔德曾言：“构成社会之单位，乃家庭而非个人。”盖自人类相互之关系日密，情势愈复。为维护安宁，抵御外敌，而“组织”之要求以起。最简单之组织，即家庭是也……分工、互助、相爱，均能于家庭关系中探索之。而此数者，实社会组成之原素也。故称家庭为“社会之具体而微”，谁曰不宜。*严沁簃：《家庭小论》，《申报》1921年11月13日，第18版。

此次美国门罗博士莅华，其首次演讲，在上海江苏省教育会。余亦往聆之。彼临别作诚恳之辞曰：“年来中国新文化呼声大盛。然新文化非欲推翻一切之旧文化也，乃欲使旧文化有新功用耳。譬如中国家族制度，实为一种至良好之制度。个人对于家庭有牺牲能互助，此皆至高之道德。能扩充此种美德，以及于社会，则中国前途，必能有伟大之发展。”*严沁簃：《家庭小论》，《申报》1921年11月20日，第18版。

以上三段引文来自著名小说家张舍我和另一位评论者严沁簃。它们体现出一个共同点，即家庭形态与国家前途之间的紧密关联，被统摄在以来自西方的评判眼光为主导的全球性语境之中。张舍我在强调“家庭问题”之重要性的同时，透露出唯恐落后于世界文明的焦虑感。这种危机感当然迎合了“五四”时期文化改革领域西风猎猎的动向。严沁簃在论述中申明，爱情的成就，或者家庭的组成，其基础并非主流西方现代语境中的个人主义道德观念和经济意识。实际上，家庭是作为国家和社会的缩影存在的，而且，双方之间的对接是自然而然的，似乎不需要任何中介。不过，有意思的是，这样的立场，恰恰是在引用诸如孔德(Auguste Comte)、门罗博士(Dr Monroe)等西方学者的过程中确立的。

门罗博士确实曾经访华，是否赞赏过中国的家族制度，却鲜有记录。不过这并不重要，因为严沁簃对西方权威的引述，完全可以理解为一种“假借”——假借“他山之石”，其目的不见得是为了冲击本国传统，为的可能是帮助传统融入现代语境，顺便利用西风，从外部借力，重新树立“传统”的价值。因此，跨国视野在这里体现出复杂性——一方面标记出“现代性想象”之构建的异文化特点，但与此同时，也表现出某种类似翻译领域内的“归化”(domestication)现象，即输入异文化的过程中，作为接收者的一方“反客为主”，自觉不自觉地削弱文本的异域色彩，以期适应本土的需要。从批评到文学，“跨国”维度同样进入了通俗作家们有关“家庭与爱情”的小说创作实践中；在这些作品中，西方人、西方环境或者潜在的西方眼光，在中国作者的笔下得以塑形，成为中国故事里的必要在场者。

二、从“译”到“写”：通俗作家的历史实践

中国作者如何表现“西方”，如何描摹伴以西方元素的家庭和爱情生活？大量的欧美通俗小说译介无疑为本土作家的尝试提供了借鉴的范本。自晚清以降，“西学东渐”之风日盛，体现在文艺与社会思潮的方方面面。在文学创作方面，西方近现代文体观念和美学风格得到介绍和传播，大量翻译小说被生产出来，进入市场流通，成为特别受欢迎的阅读产品。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从晚清到民初，进入中国的欧美小说中相当的一部分，是藉由日本译本间接传入，中国译者所做的工作，属于“二次翻译”，要说忠实原著，着实不大可能；更何况，当时许多译者，考虑到本土接受的问题，倾向于“意译”，在发表时，也时常明确标注“译写”、“译述”。也就是说，翻译过程本身已经包含了明显的“创作”痕迹。倘若进一步追究其中具体的取舍，“忠实”与“反叛”，势必有助于厘清翻译行为中隐含的价值指标和观念取向。

台湾学者潘少瑜和黄雪蕾分别就创作于19世纪末、颇为流行的英国情感小说《朵拉·索恩》(DoraThorne)和《林恩东镇》(EastLynne)从原产地向晚清中国的流转过程作了详尽的考察。潘少瑜指出，《朵拉·索恩》的中国版本《红影泪》尽管在情节结构和人物比重方面受到日本版本《乳姊妹》的巨大影响，不过，与日本译者将故事背景在地化为明治时期的日本不同，陈梅卿译写的《红影泪》把背景搬回了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物类型上也有所创新，尤其是出现了既非“淫妇”又非“痴情女子”、介乎善恶之间的多情女性形象，跳出了传统类型的窠臼。但与此同时，《红影泪》的女主人公延续了“三从四德”的古典美德形象，此外，小说在人物对话以及家族文化的描写上时时效仿当时正处于“经典化”过程中的《红楼梦》，体现出“归化”的意图*潘少瑜：《维多利亚〈红楼梦〉：晚清翻译小说〈红影泪〉的文学系谱与文化译写》，《台大中文学报》第39期(2012年)。。黄雪蕾在讨论“从《林恩东镇》到《空谷兰》”的历程时，则关注到包天笑翻译的《空谷兰》于1910年在《时报》连载时呈现的“杂交”(hybrid)面貌。具体来说，从人名、情节设置、道具到插图，连载小说《空谷兰》体现出文本在时空流转中形成的文化背景上的混杂性：英、日、中元素皆被揉入其中。比方说，叙事情境是英国，人名却采用了诸如“兰荪”、“纫珠”、“柔云”等本土化且具备文化意蕴的词，并有意识地与日译对应；另外，小说连载时配用的插图也是中西合璧，人物明显是西方长相，作西式装扮，动作谈吐显出异域特质，但图中树木花草的画法以及居家房屋的布置，却时带中国色彩*Huang Xuelei: “From East Lynne to Konggu Lan : Transcultural Tour, Trans-Medial Translation”, Transcultural Studies, No.2 (2012), pp.61—63.。

如上所示，对外来文本进行译介的过程，包含了译者主观的侧重和重新书写，正如第一节中提到的对西方权威观念的转述与传播那样，可以表现出中西之间并非简单的单向输送关系，作为“接收者”的中方，完全有可能藉由“译者”的能动性，挑战既定的权力结构。尽管如此，总的来讲，文学翻译或者观念引述，属于“输入”(importation)行为；可当中国的通俗作者有意识地将“输入”、“习得”的西方形象纳入自己的小说创作，成为围绕变革时代下中国的家庭和情感问题的重要表述维度，则是一种消化基础上的“输出”(exportation)，中国作者从中建立了更为能动、活跃的主体性身份，标记出更复杂的权力斡旋关系。透过这一实践，通俗作家们对他们的翻译和阅读经验进行了吸收、甄选和重组，继而从自身创作需要和价值理念出发，绘制新的文学图景。

通俗文学素以激烈的情感表达和情节性强著称。在正统现代文学史中，通俗作家被模糊地统称为“鸳鸯蝴蝶派”，这一批判性称谓，拜新文化阵营的批评家所赐，主要针对通俗文学喜言情、重煽情的倾向。当代研究者常用“情节剧风格”(melodramatic)来形容民初的通俗文学，以勾勒其戏剧化的作风。“情节剧”研究涉及的文本类型通常是长篇小说、电影和肥皂剧；当我们用“情节剧风格”来描述短篇小说时，主要关注的是文本如何在有限的篇幅内组织起话语冲突，建构一次性的戏剧高潮。民国初年，“短篇小说”作为一个新兴文类经历了迅速繁荣，在比重上压倒连载小说，成为杂志出版最主要的文体形式。民国通俗文学领域的短篇小说创作，数量庞大，经典化程度低；当我们走近这浩若烟海的短篇小说作品库，可以发现比较明显的模式化、结构化倾向。也就是说，类似的情节主题，在不同作者笔下反复出现，成为特定时空下经得起重复的惯用架构，而在某一特定主题之下，又浮现出若干种常见的戏剧冲突布局。这些被反复运用的结构，累积叠加，逐渐形成关于某一话语的特定修辞性呈现，以类型化的情节机制激发和引导读者的情感反应。“跨国视野下的‘家庭’与‘爱情’”就是重要主题之一。

在此类题材的叙事里，个人生活往往具有很高的象征性，对国家命运乃至世界趋势构成映射。其中，尤以“跨国”故事最为复杂有趣：一方面，“家”/个人与“国”的接合看似直截了当，不假思索；但另一方面，因为超越国界的情节元素的加入，“接合”的表面下汹涌起暗流。在此过程中，“传统与现代”、“本土与西方”、“情感与理性”等宏大话题与家庭生活、爱情纠葛彼此勾连、包容、竞争、斡旋，迸发出强大的戏剧张力。当“西方”以重要叙事线索或者意象的形态进入中国现代文学创作，其意义是双重的：透过小说这一载体，一系列极具当下性的物质形象和文化表征得以聚合，形成一定的结构，在本土与“他者”之间的连接与碰撞中展开时代想象，从而达成对社会现状的反映、反思和回应；而在文本内部，由于“西方”的在场，助产了新的修辞、人物类型以及抒情模式，丰富了小说创作的形式和手法。

三、“世界”与“民族”的双重关照

“跨国视野下的‘家庭’与‘爱情’”大致包括两种：一种是异国恋情；另一种是中国人的感情或家庭生活受到假定的西方视角的审查。《反目病》*② 钝根：《反目病》，《礼拜六》第97期，1916年4月。是一个带有荒诞色彩的家庭故事，说的是自由恋爱结合的小两口如何通过“科学治疗”克服对婚姻的倦怠。赵少恒和贾文华都是接受新式教育的大学毕业生，是“新家庭”的理想主人公。结婚数年后，少恒发现妻子在自己眼中已经失去吸引力，苦恼不堪，去郊外散步，没想到引起更大的心理压力：

一日，少恒游于野。繁花夹道，士女如云。西人伉俪皆携手徐行，并肩笑语。虽有妇类无盐，而其男子温存将护，若不胜恋爱之意者。赵乃喟然叹曰：“西俗尊重妇女，文明国之夫妇不当如是耶？顾我则坐拥艳妻而不觉其乐，何也？”②

少恒感到焦虑和自责，不仅出于看到丑陋的“西妇”受到爱护，自己面对娇妻却如此冷感，更因为这直接引发他对于本国文明神经质般的忧虑：是否因为“不够文明”，所以不能够爱自己的妻子？此时，背景中西方夫妇的愉快构成了无形的监督和批评，逼促苦恼的中国丈夫开展“自我规训”。赵少恒忍不住向朋友倾诉，朋友判断他“视神经殆已失其效用”。少恒受到启发，一日看到报纸上的眼镜广告，决心前往一试：

本公司在中国开设最早，所制眼镜最佳，固已有目共赏，无庸赘述。年来承蒙巴拿马博览会、京都市地方展览会、农商部商品展览会赠与头等奖凭，迥非他家所能几及。本公司又礼聘美国毕业光学专家、眼科医士多人，专验赐顾者之眼光。无论何种新奇目疾，但须配以相当之镜片，即能明察秋毫，远瞩万里，当世号称名公巨子具有远大眼光者皆因购用本公司眼镜所致。本公司尤愿五万万同胞之眼光皆如本公司门前之招牌，我中华民国其庶几乎？ ——上海英租界大马路精益眼镜公司谨启*② 钝根：《反目病》，《礼拜六》第97期，1916年4月。

视力的改善被象征化为“具有远大眼光”，而帮助中国人获得“远大眼光”的眼镜公司首先获得的是世界的认可。另外，公司经理“科学地”解释了少恒的“反目病”，认为病因是贪恋太太美貌，盯着看太久，“瞳人过劳，转身向内，遂致此疾”②。这样一来，需要治疗的，不只是热度的消散，还有热度本身：节制理性地使用爱情，成为叙事语义的另一层面。舶来的科学技术被修辞化，成为上通国运、下指民生的万灵丹。出了问题的视力，其实是在世界主义式的家庭价值观念聚焦下暴露出来的，但前提是民族复兴的紧迫感。在宏大观念的交错间，作者采用的却是略带调侃的叙述口吻，由此塑造出一个时代变革语境下神经紧张的“尴尬人”形象。

创作于1920年代初的《唐人街满民流血记》*④⑤⑥ 允臣译：《唐人街满民流血记》，《礼拜六》第161期，1922年5月。情感基调则完全不同。这篇作品被标注为“译”，其实是为了强调“再创作”的事实。在小说结尾处，作者特别对写作动机作一说明：

李允臣曰：此篇原文甚长，曾载于上月美国礼拜六晚报中，插画满幅描摹华人之腐败，甚至其中情节，摸索迷离，殊颇不合于东方人性情，故译者力为矫改，而成斯作，然大半造意则仍不失庐山真面目云。④

这段说明涉及两个问题。一是文本的跨文体现象。“礼拜六晚报”指的是美国的《星期六晚邮报》(TheSaturdayEveningPost)。《晚邮报》虽也登载小说，但性质上属于新闻类刊物，最主要的体裁是时事评议、社论等。很有可能，《唐人街》是一篇由时事报道改写的小说，而且，就通俗作家的写作经验而言，以新闻为短篇小说素材的尝试并不罕见：一方面，这是他们应对巨大的写稿压力的一种方法；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们“借题发挥”的能量。二是文本在“跨文化”迁移过程中所能体现的反霸权意味。译者李允臣提醒我们，他翻译的目的是“改写”和“纠错”，以一个华人的身份，对从观念传播上占据优势的西方世界生产出来的华人故事展开重新讲述。讲述的对象是国内读者，这样做，既是向他们介绍海外华人的生活，也是为了与同为华人的读者达成关于中国人形象的“共识”，同时构成一种对“西方眼光”的警惕和抵抗。

不过，读完小说就会发现，这个文本在民族主体表述方面更有其曲折之处。《唐人街满民流血记》讲的是旧金山华人社区内发生的一桩罪案：富商沈珂雇佣年轻女子瞿秀珍为其打理店铺，后欲以金钱诱惑对方嫁给自己做妾；遭拒绝后，施以恐吓，甚至威胁杀死秀珍的男友林桂。秀珍只好假意答应，暗中企图卖掉沈珂赠与的宝石戒指，和林桂私奔。后事情败露，林桂手指被砍，沈珂还试图加害秀珍，争执中，秀珍用煤气桶击破窗户逃走，沈珂意外死于煤气泄漏。最后，一对亡命鸳鸯即将踏上逃亡之路，前途未卜。

这篇短篇小说展示了两种类型的华人。一种是“晚清遗民”沈珂，卷了大笔财富前往美国，虽然身在异乡，过的仍旧是腐朽的“旧家庭”生活，有个不理外事的太太，抽鸦片，讨小老婆。“纳妾”是“五四”时期家庭改革讨论中经常批判的典型“旧式”做派，此时植入异域背景，以同样的反面形象呈现在读者面前。另一种是李允臣试图重新树立和肯定的华人形象——秀珍和林桂。林桂虽然“贩鱼虾为业”，却“善凡哑林”(violin，即小提琴的音译)，还可以登台独奏，吸引万人观摩聆听⑤。秀珍更是完美人格，她才貌双全，忠贞勇敢，兼具精明能干，行动力极强；在她身上，既有士大夫心目中的传统女性美德，亦附上了“侠女”甚至晚清虚无党小说中俄国女刺客的影子。不过，与此同时，小说中强调秀珍“生长于美国”⑥，是个不折不扣的“ABC”。这样一来，似乎暗示着西方文化的熏陶是秀珍理想人格养成的重要条件，同讲故事的初衷——挽回陷于西方成见中的华人形象——构成潜在的冲突。不过，这种冲突感，恰恰印证了通俗作家对于西方文化输入和民族本体保存问题秉持的复杂态度。

和一般的通俗言情作品类似，“异国恋”题材的短篇小说重视情感纠葛的铺陈和“峰回路转”式的戏剧氛围营造；但除此之外，男女主人公的形象塑造以及男女关系类型的书写也非常值得讨论。另外，“恋爱”作为一种流通行为，在中西之间发生，形成一种独特的输入/输出体验。《似曾相识燕归来》*②③④⑤⑥⑦ 瘦鹃：《似曾相识燕归来》，《礼拜六》第21期，1915年11月。里相爱的是美国姑娘爱丽丝和中国留学生朱良材，故事地点是纽约。小说讲述了朱良材与爱丽丝相恋，逢毕业回国，约定日后相见。三年后，成为实业家的良材回到纽约，发现爱丽丝已经搬家，不知去向。有一天，两人意外重逢，得知女方家境落魄，流落酒肆，遇到客人相助，出于感激下嫁对方。过了几天，良材又意外遇见爱丽丝嗜酒的丈夫，他悲愤交加，打算离开伤心地。又过了一段时间，爱丽丝的丈夫病势日笃，她又意外在报纸上看到“中国实业家朱良材君归国结婚”的消息，心情失落，来到与良材约会的河边，一时悲恸，意欲自溺，被划船经过的渔夫救起。没想到，渔夫是良材假扮，他并没有回国，而是留下来默默守候，而报纸上的结婚消息纯属谣传。两人百感交集，回到家中，爱丽丝丈夫已经过世，有情人终成眷属。

坦白地说，这篇小说的情节展开基本依靠各式各样的巧合，串联上显得很粗糙。不过，大量制造巧合、降低人为因素似乎自有其用意所在，那就是：避免了男女主角做出任何可能违背道德的行为选择，同时保障了最终的团圆结局。作者周瘦鹃没有去过纽约，环境铺陈上全凭个人想象，显然力不能及，描写出来，毫无“洋味”。文中出现如“梨花门掩，玉阶蒙尘”一类的诗词意象，纯属模糊带过；另外，朱良材在河畔假扮舟子一说，显得很牵强，放在叙事背景中，也是不伦不类。加上“似曾相识燕归来”、“人面不知何处去”等文内标题，更是赋予了小说中国化的古典意境。

人物方面的情况所有不同，小说里出现了多种国籍：除了分别来自中国和美国的男女主角外，还有德国人和英国人。如何一一塑造，并加以区分？作者显然采取了“刻板印象化”的手法：“德意志人”的身份是酒肆老板，“暴烈如虓虎”，毫不怜香惜玉，动不动呵斥女性②；英国人则年近半百，有绅士之风，对女主角施以同情，却是个酒徒③。这样的“区别对待”，或许基于欧美文学的阅读经验；而“德意志人”的负面形象，尤其可能源自作者对刚刚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认知——对于时事的理解和吸收，变相地透过文学创作反馈出来。可以感觉得出，《似曾相识燕归来》里的西方人，受到了作者有意识的“西方化”处理；不过，相比之下，女主人公、美国姑娘爱丽丝倒是缺乏“异国性”，她柔弱被动，梨花带雨，比较符合传统闺阁美人的形象，西方人的身份好像并没有为她带来任何“特殊性格”。这种安排的直接效果是，感情关系的主动权全部落在中国留学生朱良材手中。

二人重逢时，爱丽丝询问朱良材的事业，良材答曰：“吾国宦途龌龊，直同粪壤，乌可一日居？故吾从事于实业。”④投合晚清以降呼声日高的“实业救国论”。朱良材的“主动精神”，贯穿事业和感情，实乃现代世界的理想人格。小说中，二人的“吻”被重点突出。第一次发生他们即将分别时：

朱良材泫然曰：“予亦乌能别卿？第愿两心不变，会有见期。”言次，按其双手于爱丽丝香肩之上，俯首吻其绛唇。读者诸君须知，此实朱良材破题儿第一回与爱丽丝亲吻也。⑤

第二次是良材护送爱丽丝喝醉的丈夫回家，怜爱交加，情不自禁：

灯火既灭，而其胸中之情火乃立炽，挽爱丽丝杨柳之腰，亲其香云，亲其粉颊，复亲其樱唇。⑥

而在二人重逢之际，良材急迫地询问爱丽丝：“自吾一吻之后，曾与他人吻乎？”⑦“吻”之所以如此重要，一方面，就情节而言，它是爱情之忠贞与纯洁的标志；另一方面，从写作的角度出发，作为言情小说，直白描写“接吻”，1910年代相对少见，多半还是受到西洋小说或电影的鼓励，如今反向输出，进入异国题材的中国小说中，且由中国男性发动，对象为白人女性，着实有些挑战常规的意味。而且，第二次“吻”属于“强吻”，更显大胆。对于当时的读者来说，“强吻”恐怕不是他们习惯的男主角的行为风格，不过，结合情境，算情有可原，何况，若以“现代的激情”视之，还有褒奖的余地。鲁迅忧虑国民性而发的“不如带些兽性”*鲁迅：《略论中国人的脸》，《而已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8页。，或也可以借来一表。

藉由塑造爱情中强势的男主人公，《似曾相识燕归来》建立了理想的海外中国主体。而当中国女人与外国男人相恋时，情况则发生了变化。《行再相见》*②③ 瘦鹃：《行再相见》，《礼拜六》第1期，1915年6月。也是周瘦鹃的作品，讲的是中国少女华桂芳受到英国人茀利门的追求，坠入爱河。有一天，她的伯父告诉她，情人实际上是她的杀父仇人。万般痛苦之下，桂芳还是为父亲报了仇，毒死了茀利门。末尾，她搂着情人的尸体，惨呼道：“行再相见！”

两篇小说比对，可以发现，朱良材的双亲均不在场，华桂芳的父系家庭对她个人生活的影响却是主导性的，甚至最终成为她“建立小家庭”的阻碍。父亲的被害与民族危机相伴——他是在义和团抗击八国联军的战斗中被误杀的，而“华桂芳”这个名字本身就包含了女性个体与民族身份之间的绑定。孝道、民族大义和爱情启蒙围绕着女性身体，展开激烈争夺。“茀利门”显然是“freeman”的音译，意喻着英国人为中国少女带来“自由之启蒙”；而在茀利门被毒死前，他和桂华之间的对话，似乎也透露出这一讯息：

他又道：“吾的桂芳……你可也爱吾么？”桂芳道：“吾们中国女子，原不知道甚么情不爱情。吾也不知道甚么爱你不爱你，只觉得白日里想甚么总想着你，夜里梦甚么总梦见你，有时你把吾抱在臂间，一声声的唤着：吾的桂芳，吾的爱人。吾心里就觉得分外的快乐。郎君，这个大约就是爱你了。”②

桂芳跟茀利门“学习”了“爱情”，但这并不能避免茀利门最终的死亡。在递上有毒的咖啡前，桂芳向茀利门反复询问她刚学会的“你爱吾么”，渲染悲剧气氛的同时，也弥散出一丝恐怖感。“华桂芳”这个名字亦包含“月光”的意思，而先前也正是明亮的月光让桂芳的伯父看清了茀利门的脸，暴露了他的身份。这仿佛预示了“被启蒙”的桂芳终将引领“启蒙者”茀利门走上死亡之路。

小说中被价值观念争夺的女性身体其实始终没有被驯服，但同时，她又作为多种价值观念的矛盾综合体存在：她的难以透视性使得茀利门最终丧了命；她看似遵从了孝道和民族大义的要求，但果真如此吗？桂芳的伯父在催促她报仇时，嘱咐她“你不能伴他死了”，因为这样也是不孝的③。可茀利门死后，桂芳喊出“行再相见”，显然下了随情人而去的决心。《似曾相识燕归来》和《行再相见》一喜一悲，对照出极具分化性的“性别寓言生产”；它们共同折射的，则是跨国语境中个体和家庭面临的文化冲击和历史性选择。

本节谈及的四篇短篇小说极富代表性地体现了“跨国视野下的家庭与爱情”这一主题在民初通俗文学创作中的具体面貌。这些短篇小说，有的为中国人的新式家庭生活树立了想象式的来自西方的监督眼光，有的则通过对西方媒体的辱华报道展开纠正式重写，在为海外华人“正名”的过程中，达到抗衡西方霸权的目的。“异国恋情”是更加常见的情节模式，在这一类故事中，中国人身份的男/女主人公被卷入煽情化的国家与个人命运的纠结之中，在曲折经历中彰显个人处于“民族”与“世界/现代”的碰撞之下的冲突性形象。总的说来，这些以“跨国”为基本语境的通俗书写，象征性地映射了宏大变革话语在日常生活层面的全面渗透，以及二者之间充满活力的互动关系。

除了在日常生活故事里构建起意味深长的中西冲突，由此投射出时代语境之外，民初通俗作家借助“跨国视野”所做的另一重要文本工作，是对“中国人”形象的现代化塑造。本节所涉文本中的中国主人公，有的时时流露出对本国文明的焦虑，是个被西方价值观的强势主导激发出神经质特点的尴尬人；有的则身处世界舞台，在与“西方”的角力中重新树立起强硬、活力充沛、敢作敢为的理想化中国主体。不过，所谓“理想化的中国主体”，并非简单的拨乱反正，以褒代贬，其中恰恰蕴含了对于特定西方品质的吸取，继而表露出在此基础上的“超越”意识。譬如在《唐人街满民流血记》里，通过对腐朽的“晚清遗老”和西方长大、不畏强暴又忠诚贞洁的女主人公这两种华人形象的强烈对比，作者将后者推向历史的前台；在《似曾相识燕归来》中，作者不但让具备现代强势人格的中国男主角占据爱情关系的主导，在中西交往中“逆袭”，同时也让他处于与西方男子的比较中，并以行动力十足的姿态脱颖而出。在《行再相见》里，作者在女主人公身上投注了极大的同情和赞美，可她恰恰代表了多种价值观念共存且相互较量的矛盾体，而且，正如小说的开放性结尾那样，她是“未完成的”。“跨国视野”下中国主人公们颇富张力的人物性格，充分说明了通俗作家们在人物造型方面经过了复杂的考量，绝非随意为之，从中映照出他们在“世界精神”与“民族本体保存”之间的错综立场。

四、结 语

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在他的著名文章中描述“第三世界文学”具有“寓言性和特殊性”，认为它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即“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Fredric Jameson: “Third-World Literature in the Era of Multinational Capitalism”, Social Text, No.15 (1986), pp.69—70.。民族寓言建构的基本语境是跨国资本主义时代，呈现为物质化、公开化的“力比多”之流。当我们重新审视民初通俗短篇小说时，同样可以考察到类似“民族寓言”的特征。不过，相比于《阿Q正传》，情节剧风格的短篇小说创作降低了“心理动力”的成分，而更倾向于使人物保持在“行动化”的状态中。以世俗化、模式化的故事情节为依托，这些文本在有限的篇幅中组织起具有象征意味的戏剧冲突和价值竞争，一次又一次，在喧哗和吵嚷中为变革的时代存影。

本文讨论了民初通俗文人在家庭改良和情感观念改造议题下展开的文化批评和文学实践活动，可以得到如下观察：通俗作者在职业身份上的多元性(集编、创、译于一身)使得他们充分发挥了“文学”与“批评”两种形式。具体到“家庭与爱情”这一话题，值得注意的是，一种有意识树立起来的“跨国”视野被同时纳入他们的批评言论和文学文本之中。通俗文学写作，通常紧贴日常生活，但并非为“个人情感”或“家庭生活”所限，而是关联起“国家”与“世界”，在“短篇小说”文体的承载下，愈发集中化、譬喻化地映照出时代关切与追求。其间，一种“翻译”精神时时涌现，这一点，首先体现在文本内部的修辞和人物类型的创新上——晚清以降西洋小说和西方事物的进入为本土文学创作提供了借鉴和示范；但另一方面，更为有趣的是，“翻译”表现为一种文化斡旋，因而超出单纯的语言文本转换范畴，包含了观念引用与重述、文体迁移以及文化挪用等复杂过程。既有类似于文学翻译里的“归化”现象，更有借他山之石，重新表述自身，在“世界”与“民族”的双重关怀中，建立起富于张力的“中国人”形象。

【责任编辑：李青果；责任校对：李青果，张慕华】

2015—11—2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周瘦鹃全集整理与研究”(15BZW132)

罗 萌，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上海 200240)。

10.13471/j.cnki.jsysusse.2016.06.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