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崇 科

论新马华文文学中的“南洋大学”书写*

朱 崇 科

1980年，存续不到30年的南洋大学被李光耀(1923—2015)强行关闭。现实中的南洋大学走入历史，文学再现中的南洋大学图像却绵延不绝。华文文学书写中的“南洋大学”意象自有其发展脉络：“南洋大学”存在时期(1953—1980)的相关书写显得富有活力，亦具有明显的本土性倾向，而在确认被关闭后，也呈现出悲怆而又顽强的风格；到了1980—1990年代，作家们采取了多种方式再现“南洋大学”，如现实验证、前后比照、寓言重写等等；21世纪以来，相关的文学书写亦有自己的风格，它们考虑如何借助文字再塑“南洋大学”及其精神，也包括通过意象的锤炼加以重塑。

南洋大学； 华文文学； 《大学青年》； 历史； 再现

南洋大学(按照新马惯例，以下简称“南大”)是1953年1月16日由陈六使先生倡议创办，1956年3月6日开学，1980年8月15日举行第21届(也即最后一届)毕业典礼，至此，她的存在时间只有1/4个世纪，但影响力却一直存在，或者是轰轰烈烈，或者是沉静坚韧，绵延不绝。比如她所培养的学生具有较高的水准：“南洋大学培育了1.2万多名毕业生，其中继续到国外深造并获得硕士、博士学位者达数百人，不少更且回到母校任教，说明了南大人自身历史的承担。一如当年连士升、王邦文、林金山和黄丽松，都在不同场合提及一所大学的成功，应视乎学生的贡献；就此而言，证诸南大毕业生日后的表现，乃不亚于世上任何大学者。”*胡兴荣：《记忆南洋大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27页。所谓水涨船高，学生们的优异表现其实就是南洋大学精神*有关南大精神当然众说纷纭，部分论述可参考陈嘉庚国际学会学术小组编：《南大精神》，新加坡：八方文化企业公司、陈嘉庚国际学会，2003年。流动而持续的宣传。

同样，也包括校友们从未断灭的“南大之夜”(1981年开始)聚会活动，从1992年开始升格的全球南大校友联合会，还有后来的有关复名、复办的讨论，“南大精神”的文字讨论与长期弘扬，牌坊迁移等等。虽然南大实体已经消失，但有关话题却此起彼伏，既因应现实又超越现实，别有一番意义。如人所论：“在现代国家疆界异常明确甚至因疆界意识而交恶的背景下，南洋大学却因文化纽带的作用而成为新马华人，甚至全球校友之间的文化共土，突破了现实的国家疆界。而南大精神，在南大人的心中，已是一幅跨越时空的精神图腾。”*李元瑾：《南洋大学图像：新马国家疆界的虚拟与现实》，李元瑾主编：《南大图像：历史河流中的省视》，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八方创作室，2007年，第334页。

相当引人注目的还有关于南洋大学的丰富研究，即使是以21世纪以来的著述为例，也可以看出其蓬勃发展的势头和日益深化的学理剖析。其中包括李业霖主编的《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马来西亚八达灵：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2002)，作为一部原始资料汇编，它位列新加坡2002年度华文读物畅销书排行榜第五名*张曦娜报道，《联合早报·现在》，2003年1月7日。。其他还有李业霖主编的《南洋大学史论集》(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2004)和Ting-Hong Wong(黄庭康),HegemoniesCompared:StateFormationandChineseSchoolPoliticsinPostwarSingaporeandHongKong(New York: Routledge, 2002)。另还包括“南洋大学历史研究系列”，皆由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和八方文化创作室联合出版。如丘淑玲著《理想与现实：南洋大学学生会研究》(2006)、李元瑾主编《南大图像》(2007)、郑奋兴著《郑奋兴讲南大故事》(2011)、利亮时著《陈六使与南洋大学》(2012)、周兆呈著《语言、政治与国家化：南洋大学与新加坡政府关系》(2012)等。

上述研究多从历史、政治等角度梳理与剖析南洋大学创建、发展直至被关闭的方方面面，但其实南大亦有另外的存在面向，也就是东南亚(尤其是新马)华文文学中的南大意象。毋庸讳言，文学中的南大与历史、学术论述中的南大既交叉融合，但又存在差异，而这种差异恰恰又是丰富南大意象、图像、图腾的重要补充。相较而言，这方面的直接关联性研究比较罕见，主要有黄孟文《新华微型小说与南洋大学的情缘》*许福吉主编：《黄孟文选集》，新加坡：八方创作室，2012年，第290—302页。、伍木《牌坊铸我心，众志成明炬——读十四首咏叹南大牌坊的诗词》(未刊稿)、何逸敏《南大生诗歌中的南大情结和文化思考》(未刊稿)等。

整体而言，涉及南大书写的华文文学文体广泛、数量丰富，从散文到诗歌，从微型到中篇小说，可谓比比皆是。但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它们的整体文学成就并不高，而且往往未能彰显视角/识见的独特性和较高的文学性。为此，本文论述的作品并不强求面面俱到，而是以类型为主，兼具文学性(literariness)标准的代表作；同时，尽量广泛涉及早期(南大实体存在时期)相对罕见的作品，而时间愈近的作品则更采取以点带面的方式进行论述。

一、置身南大：从奋斗到悲怆(1953—1980)

黄孟文指出：“实际上，任何一间大学的校友，对该大学都会有一分发自内心的感情。然而，由于南大的多灾多难，也由于南大美丽的山光水色，几乎所有的南大毕业生，对云南园都有一种深深的怀念，都有一分无法解脱的情意结。这可以从南大生的各类文艺创作中看得出来。”*黄孟文：《新华微型小说与南洋大学的情缘》，许福吉主编：《黄孟文选集》，第294页。南大学生对自己的母校——南洋大学亦有着纯真、热烈而持久的激情，这些在文学作品中都有呈现。如较早(1953年)出现的炎羊、白丁与古辛等人创作的《南大颂》*新加坡1953年华文中学毕业班同学艺术研究会编辑：《南大颂》，新加坡：人间出版社，1955年。等等，就已经开始自豪地为大中华区以外第一所华文大学的诞生和崛起呐喊助威。如人所论，《南大颂》与其说是“现实主义”作品，不如说是现实主义加浪漫主义的创作，它是为一个尚未开课的大学在欢呼和预先歌唱*具体可参谢诗坚：《中国革命文学影响下的马华左翼文学》(马来西亚：韩江学院出版社，2009年)第四章“中国‘两结合文学’影响下的马华爱国主义文学”之第四节“马华爱国主义文学的发展”。。这当然可以部分说明南大在起步时的万众瞩目。

(一)青春奋兴：以《大学青年》为中心

1957年11月由中国文学研究会出版的《艺文》是南大较早出现的综合性刊物。有意味的是，在占整体比重并不高的“艺文诗坛”栏目里，有关南大的书写却占了一半以上的篇幅，如黎国昌的两首旧体诗《迁寓南洋大学教授宿舍三章》及《云南园家居即事》、太希的《南洋大学歌》及周粲的组诗《云南园风景画》。我们不妨以周粲组诗《夜的音乐》(作于1957年8月)中的一节加以说明：

常常是因为搭不到车，你必须在夜里从校门和商学院之间这条小路经过。如果黄昏时下过一阵雨，路上一个个的小水洼还没有干，那么，在灯光照耀之下，远远望去，跟金子是没有多大分别的；只是行近了，便什么也找不到。

这时候，假如有同学陪着，大家边谈边走，似乎一无所闻，否则，四围静悄悄的，虫声便听得十分清楚了。它好像是从两排有着梵果的笔触的树叶丛中传出来的，又好像是从苍茫蓊郁的草堆里传出来的；总之，你走到那儿，它也跟到那儿，一刻也不稍停歇……

田野里的虫声

在星天下奏起了

缓缓的，啊，轻轻的——

像海湾夜潮般热闹，

像年青人所独有的，

持久而淡淡的一线忧郁。*南洋大学中国文学研究会编：《艺文》1957年11月。

毫无疑问，通过诗作前面的两段说明可以得知，早期的南大地处偏僻，交通不便，但作者却能苦中作乐，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而且转换视角，诗化现实，努力发现美景与乐趣——动静咸宜，在以动情文辞书写自然的背后呈现对南洋大学的热爱与高度认同。

值得一提的还有靖宇的《南大寄简》，作者以书信的形式向友人汇报了自己在南大中文系就读几个月后的感受，写得真实可人。如有纠结的苦痛：“我的心一方面被寤寐向往的南大占据了；另一方面被日夕相处的家人系缚着。在这两种均衡的力量的夹攻之下，我感到一阵莫名的苦痛！”也有自豪：“记得创办南大的第一个吼声闯进我的耳朵的时候，我就在脑海中用最绚烂的颜色，溶进我晶莹的泪水，以最挺劲，最生动的笔触描绘着他的雄姿，更把自己在冥想中投入他那温馨的怀抱里。如今一切的幻想都成事实了！在‘迎新晚会’中，新旧师生济济一堂，欢乐的浪潮决裂了礼堂的墙垛，淹没了整个裕廊山！在辉煌校舍的覆庇下，在师友挚情的爱护下，我的心灵紧抱着光宠与骄荣！我深深地感到，中华文化的璀璨的灵光，在每一个同学的眼睛里鲜朗的展现；中华文化的壮阔浪涛，激起了每一个同学热血的奔腾！”(《艺文》，页24)还有大家如饥似渴的求知态度、相对惬意的生活以及高度的使命感，并强调自己会在这种氛围里采摘智慧的花朵。

本文此段研究的中心，其实更该是南洋大学中国文学研究会自己主办的《大学青年》。它1959年9月29日创刊，发行出版三周年，到1962年12月30日第11期被查禁。在这11期中，直接涉及云南园的作品有4篇，分别是孟毅(黄孟文)小说《在亭子里》、孟仲季散文《武吉智马高岗》(刊第2期，1959年11月30日出版)，潘义勇《我的歌呵，你从云南园飞出去》(刊第5期，1961年8月)和槐华诗作《水塔放歌——献给南大同学》(刊第10期，1961年10月24日出版)。

《在亭子里》写的是南大中文系学生恋爱的故事。发生地点具有非常清晰的南大背景：“海风掠过了连绵起伏的云南园山冈，轻轻地吹抚着近乎矩形的花园中的一草一木、纪念碑和八角亭……花园的上空悬着一个大而且红的半边月亮，一动也不动。右边的文学院，男生宿舍，正中的图书馆，还有左边的新旧理学院，都打窗口射出了一块块方格型的灯光，此外，就只能看见园中纵横交错的石道和在微风中婆娑起舞的树影了。”(页6)整篇作品相对简单，显得颇为稚嫩，主要是写贫穷但勤奋的星飞和从银行系转到中文系的富家女丽娟拍拖，但她父亲却看不起他，把她许配给了橡胶富商之子应源从而棒打鸳鸯的故事。但此篇小说有较强的文化隐喻——南大中文系作为南大旗舰系，难以抵抗当时社会上某类“精英”的世俗偏见，这恰恰部分隐喻了南大的社会地位：被歧视和结局悲惨。黄孟文自己的解读是：“在探索大学生究竟应该过着小圈子式的‘二人世界’爱情生活，还是应该投身于热烈烈的群体大众生活的大洪炉？这是当时一般大学生深感迷惑的问题。”*黄孟文：《新华微型小说与南洋大学的情缘》，许福吉主编：《黄孟文选集》，第295—296页。实乃皮相之见。

孟仲季的散文《武吉智马高岗》，如标题所言是书写他钟爱的高岗的抒情散文，尤其是慨叹高岗的活力、包容、美丽。在这个语境下，他提及了云南园高岗：“武吉智马高岗的风和裕廊高岗的风迥然不同，云南园的风燥热而郁闷，武吉智马高岗的风却清爽而凉快。风神从来不曾中断过舞蹈和歌唱，虽然武吉智马大道上终日奔跑的车马的马达声是那么喧闹那么刺耳，也掩盖不了风的音乐，因为它是为人们所热爱的。”(页17)虽然不是最好，但云南园依旧有其迷人之处。需要指出的是，此文呈现出作者对“祖国”(新加坡或马来亚)的热爱之情，高岗是其中心。

《我的歌呵，你从云南园飞出去》(1961)是一篇征文比赛的入选作品。如从诗歌技艺而言，它相对朴素，但可贵之处在于情真意切，而且相当强烈地彰显出南大的草根性。全诗共分三节。第一节主要描写云南园的风景秀丽：“云南园的花朵已怒放了/沐浴在金黄色的清晨里/不知多少次我挟着书本走过去//相思树的青叶还在滚着珠水/垂弯着腰欢迎我的到来/我常常漫步在相思树边的小路上。”(页7)第二节则写南大是众人克服困难、携手共建的产物，里面有三轮车夫、码头工人、印度工人的捐建，也有对抗诅咒的崛起：“多少只慈爱的眼睛望着你/多少只老鼠似的眼睛恨着你/哦，南大，你长大起来的手掌/在实现那出钱出力的人的梦/在击破他们以为你走向死亡的梦/我的歌，你带着战斗的歌声/飘到路边的小贩面前/飘到工厂的工人们面前/飘到巴士车的工作人员面前/飘到即使拿出一角一元的人面前/宣告南大是千千万万人所有的。”第三节是告诫学生们要努力学习，记住父母辈的不易，通过学习改变命运，同时也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我们要站在山岗上/唱着战斗之歌/让歌声由云南园飞/出去/沉在这时代滚着波涛的洪流里。”(页7)

槐华的《水塔之歌》也是一首相对朴素的诗作，其中更多抒写以同学情为中心的多种情愫：“我们来自祖国的各方；/语音上带着家乡的风味；/在‘迎新晚会’你们给我别上小红花，/我把你们的友情别在心上。”“这是最后一次聚会，/离别的歌在舌尖等着，/将来只有从柔情的回忆里，/唤起友人的声音。”当然，其间也蕴含着爱国情怀：“最后一次让我们齐看明月，/在分别前互相勉励：/让我们紧记住祖国的召唤，/永远，永远。”(页28)

总结此一时段的南大书写，其中固然有对大学生活的反映，如美丽校园、感情萌动、努力学习等，同时亦涌现出“南大精神”的某种形塑和传递，如爱国爱校、传承中华文化、团结一致、吃苦耐劳等等。

(二)悲怆前行

某种意义上说，南大的存在、发展始终阻力重重，尤其是她存在的时间段既有东西方冷战的大背景，又有东南亚内部的潜在冲突/压力，还有岛内英校精英、英殖民者及其后继者与华校生之间的冲突，甚至连南洋大学的名称在新加坡日益国际化的进程中也显得不合时宜：“‘南洋大学’的名称，在一定意义上也暗喻了它的属性和在国家中地位的某种矛盾。自南洋大学1953年倡议建校、1955年开学至1968年学位终于被承认，乃至其后发展至1980年与新加坡大学合并为新加坡国立大学，在伴随新加坡建国、发展的进程中，其校名最终也需要切合国家演变的需要。与之相提并论的马来亚大学、新加坡大学带有鲜明的地域和地缘特征，甚至具备国家的政治属性。”*周兆呈：《语言、政治与国家化：南洋大学与新加坡政府关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2012年，第419页。

因此，南洋大学也有一个逐步被国家化、收编和关闭的过程。比如政府资金投入、课程审查委员会建立、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语，甚至最后是政府官员担任学校要职(比如新加坡教育部长李昭铭博士于1975年3月17日开始兼任南洋大学校长)等等，最终导致被关闭，部分学科和新加坡大学合并，组成了新的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大学的名号已经不复存在。这当然会激起非常复杂的情愫，既有悲情、愤慨，也有自我激励，当然更多的是悲怆。例如抒情诗人杜红在他作于1978 年6 月的《水梅》里一面深情而坚定地相信羸弱的水梅韧性十足:“深远的根永远向前/在露出土面的地方/又有新芽萌长。”*杜红诗集《杜红诗选》，新加坡：新加坡作家协会，1997年，第136页。另一面，在他作于1980 年3 月的《蝉鸣》里悲戚地感叹：“今天的蝉鸣为什么这般凄凉，/这般长，/唱满了相思树，/唱满了云南园。”*《文学半年刊》第5 期，1980 年7月。明显有哀鸿遍野之感。类似的，南子在作于1970 年末期的《相思树》里悲情地为象征云南园的相思树呐喊，当然其中也有为中华文化鸣不平的哀戚：“我们有无尽的相思/一阵微风，叶与叶拍击/聒噪着，以我们的语言/在这样黯然，光芒微弱的年代。”*南子诗集《生物钟》，新加坡：七洋出版社，1994年，第8页。

陈剑的《火凤凰》(新加坡：诗出版社，1995)是关于南大的跨时段的诗集，整体上采用现实主义的书写手法，成就不高。但作为一个个体作家,陈剑就某一主题的发展性文字却能反映出其彼时的心境。写于1970年2月的《湖中拾起的往事》充斥着革命浪漫主义的激情，其中当然也隐含了政治的选择：“湖心里捕捉霞彩/憧憬明天的璀璨/裴多菲愿弃爱情与生命/你说宁以自由换取理想。”当然类似的左倾或革命必然会遭遇扫荡，但“你”悄然隐去，却有高远的邀约：“折叠整齐的小手札包着的一片云/飘来你诗的誓愿和盛情的邀请：/别在湖心做梦/猎云还到高山。”

《请记住，你是南大的女儿》写于1981年3月南大关闭后不久，呈现出层次井然的情感和价值判断，比如褒扬南大及华族：“不寻常的族群缔造不寻常的历史/创造一个奇迹绝不是历史的偶然/谁说东南亚华族散沙一盘/云南园的建立是我华族的典范。”(页24)也对南大被关闭抒发感受：“昂然不屈的存在终究令人泄气沮丧/一纸通令南大就此停办/有人论证这是历史的必然/是顺应不了潮流还是潮流逆转？”(页24)但其核心目的还是要铭记南大：“记住！请记住，记住那颗星！/记住！请记住，记住南大这名字！/记住！请记住，你是南大的儿女！/记住！记住啊！你是华文教育的子弟兵！”(页26)虽然缺乏诗味而近乎声嘶力竭，但指向、情感都在奋力将那种悲怆和挫败感扭转。

不难看出，这一时段的南大书写，从早期的昂扬振奋、青春奋兴、激情四射，慢慢地走向了愤慨、无奈、悲怆，当然此中也有一丝坚守。南大存在时期的诗作往往显得清新，即使水准未必很高，但大多是有心人士的有感而发。

二、回望南大：反思与缅怀(1980—1990年代)

1980年，南洋大学终于被强行关闭而变成了历史符号，新加坡华文文化界从此进入后南大时代。但作为被建构的文化符号，南大精神却日益清晰，如游俊豪所言：“虽然南洋大学不复存在，成为记忆场域的校园却仍然存档在政府与民众的心里。因为南大历史里曾经展现过优质元素，也就是所谓的群策群力、克己为公和坚韧不拔的能量，所以政府与民众都认同了南大精神的可贵，期待在同一个校园里有一个新时代的降临，成为一个南大精神得以充分而正面发挥作用的环境，构建一个新的文化符号。”*游俊豪：《向永恒拷问——南洋大学的文化符号》，李元瑾主编：《南大图像：历史河流中的省视》，第289页。这一点在文学书写中显得相当突出，而且也呈现出回望南大的不同层次。

(一)验证与赓续

某种意义上，有些东西只有失去/死亡后，才能更彰显其美好，南大也是如此。我们可以反问的是：南大生是什么？他们素质如何？南大到底有什么独特性和意义？这都需要进一步验证。从此视角看，张曦娜的小说《变调》(1983)、《都市阴霾》(1984)*皆收入张曦娜：《变调》，新加坡：草根书室，1989年。，可说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变调》由两位南大毕业生的爱情故事切入，以女主人公馨蕊的眼光观察其男友——秦毅民的变化。南大同窗三年是他们最愉快的时期，“没有争执，没有怄气，更没有矛盾”(页90)。毅民毕业后可以顺利找到工作*这当然不是全部真相，实际上当时很多南大生找工作并不如意。根据黄吉生的回忆，1960年代末，“那时南大学位不受新马两地政府承认，两地的就业机会也不是很好，有些校友(包括我在内)毕业后连月薪二百多元的工作都找不到。对一些南大生来说，‘毕业就等于失业’。”可参黄吉生：《从云南园到加拿大》，马来西亚：马来亚南大校友会，1995年，第41页。，但往往颇不愉快：第一份工作是进入政府部门当执行员，但被无理刁难，其上司大卫·朱“经常在有意无意间贬损华校生”；第二份是担任跨国公司部门主管，做了一周即辞职，因为他“无意间却发现，同样的职位，另一位新加坡大学的毕业生，竟领取多达一百元的薪水”；然后他又去当临时华文教师，最后也辞了职，因为“在他所执教的学校里，第二语文教师不仅深受冷落，整个学校对第二语的文的态度是那么排斥，仿佛多念一些第二语文，其他科目都要不及格了”(页90)。他又去走南大毕业生最大出路——联络所组织秘书路线，结果还是很不快乐：“那是一份需要极度忍耐力的工作，每天从下午两点半工作至晚上十点半，工作说清闲不算清闲，说忙碌，却时常不知自己在忙些什么？那么许多琐碎的工作，琐碎得连联络所主办活动的时候，还要帮着搬动桌椅，帮着做些近乎打杂的工作。”(页91)于是他从商做旅行社代理，为赚取大钱，也曾帮日本客户拉皮条，甚至和女友老爸的地下情妇合作准备开旅行社，并看不起馨蕊当年的华文老师周泽文。最终馨蕊选择了离开毅民。某种意义上说，张曦娜借南大生秦毅民的变化呈现双重意旨：一方面是南大生/华校生的备受歧视、举步维艰；另一方面，秦的变质反衬了当时新加坡的变态以及之前南大精神的美好(比如毅民的光明、勇敢、正直、勤奋、乐于助人、有社会责任心等)。

《都市阴霾》同样是爱情故事，但内容相对丰富，比如日新关系、语言政治、功利性价值取向等。南大生潘展恒和新大生梁叔思曾经拍拖但却面对重重阻力，后来梁嫁给了旅行社的少东家何乐达，而潘选择和大卫·林从“北海道”日本广告公司跳槽后合作另开公司。但他和唯利是图的林合作并不愉快，无意间又遇见了当年的恋人梁，而因为业务关系，何乐达的妹妹何乐美对颇有才华的潘亦有情意，在潘准备踢掉林独立创业后，却被阴险的林写匿名信诬告，导致梁准备和何乐达离婚。小说涉及南大的部分亦有类似的风格，南大时的潘展恒和其功成名就之后的形象相差甚远，以前他是一个热情、敢作敢为的年轻人，现在则如梁所说：“现在的你，已是一个彻底自我、典型的新加坡人，你和我们周围许多人一样，拿物质、钱财、外在的成功来满足自己的自尊、欺骗自我，然后随波逐流，就算对于不合理的事情也噤若寒蝉，你失去了对社会人群的那一份关爱与热情。”(页78)张曦娜几乎通过同样的策略从正反两个层面验证南大生的素质，尤其是可贵之处——热情、正直、富有承担感，但往往都被当世新加坡社会所异化。

诗作方面，女诗人淡莹(1943—)写于1984年的《惊变》内含丰富，主要描述她参观南大遗址的感慨，其中有纠结：“铲泥机、打桩机、起重机/一齐怒声呵斥/逼我立即走出/走出这幅青山绿水//风过处/落叶喟然无语/我使劲踢起/一些文化遗迹/一些胸中块垒。”*淡莹：《发上岁月》，新加坡：七洋出版社，1993年，第34页。有对南大精神中团结一致、草根性的弘扬：“看！那如拳头粗的铁锁/寒光慑人，森森然/锁住了文、理、商学院/锁死了每间课室里的/春风。小草不能再生/所有根须都被刈除，包括/卖冰水、踩三轮的血汗/包括贩夫、走卒的感情。”(页35)同时也写到对这种所谓现代化建设的破坏性的不满与质疑：“还有湖光，还有山色/一罗厘一罗厘被载走/日后回来寻觅/应以何处为起点？//夜的黑爪，霍地张开/我握着轴的两端/将心情 慢慢卷起/从满目疮痍中/一步一回首/走出这幅/这幅青山绿水。”(页35—36)

(二)比照与缅怀

相当常见的另一种书写类型就是比照，并在此基础上缅怀南大。其中相对浅层次的就是抒发眷恋、悲伤，或者把南大经历美化。比如杜红《无名牌坊》(1987年3月作)写道：“四年之间/每天经过牌坊/都懒得望一望//谁知三十年后的今天/听说要拆那牌坊/我却无限心伤//跑了十三哩半/最后一次看看牌坊/不见了题字，不见了一九五五年//无限心伤/掏出心中的牌坊/还围绕着相思树，还留着当年。”*《文学半年刊》第19 期，1987 年6月。类似的，黄孟文的《一朵玫瑰花》(1989年6月作)写枚君与女儿两代人的不同爱恋。枚君和男友在南大时期相当甜蜜：“整个云南园显得那样的谧静、恬和。对面图书馆的窗口盈满灯光，同学们正在争分夺秒地吸取知识……就在那个晚上，在古色古香的亭子里，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枚君把初吻奉献了给他，还任由他把自己抚弄得如醉如痴。”(《黄孟文选集》，页105)而女儿则遇人不淑，男友依文只同居不结婚，有了小孩却建议堕胎。类似的，尤今的《白雪》(1992)涉及的大学颇具南大氛围，也是很不错的学习、生活场地*具体可参尤今：《跳舞的向日葵》，新加坡：教育出版私营有限公司，1992年，第129页。。

相对较深层次的比较式呈现也有不少佳作。小说方面，比如张挥的书写，其《狮城旧事》分上下段：(上)白笑的梦；(下)三轮车夫之死。上段写美丽的舞女白笑和老实敦厚的三轮车夫阿祥之间的工作默契。他们平常寡言少语，有一次却谈论很多，都是围绕“南洋大学筹集基金”事务的。阿祥选择为南大义踏，白笑鼓励恩客捐款，也期待自己五岁的儿子以后可以进入南大读书。下半段里，三十年后的阿祥开始回忆往事，他看到如今的人力车夫的幻想和他们当年类似，——为南大义踏，但他却因此晕眩过去。某种意义上，通过这种对照，张挥隐喻出了集中着无数底层期冀的南大被关闭，其实也是这些人的心死乃至实际的死亡，所谓精英政府根本无法理解南大建立时无数底层的众志成城和胼手胝足。《荷塘里的蜻蜓》则写“我”在云南园跟老师学画墨荷时颇有悟性，以致得到老师的表扬：“你的悟性不差，好好地学吧。这荷塘里还有五千年的文化，让我添上写意红荷一朵，工笔蜻蜓一只。送给你作为纪念吧。”*张挥：《十梦录》，新加坡：新加坡作家协会，1992年，第99—100页。《狮城旧事》也收入此书。但二十年来，他为了生存只有抛开艺术念头。在南大亭子换瓦片时，他也捡回三片“南大瓦当”，放在玻璃柜子里和老师画的墨荷并置。最后老同学告诉他说，在裕廊区的停车场发现了一只蜻蜓干尸，和老师画的一样，结果他发现那幅画里的蜻蜓的确不见了。通过这样的书写，张挥哀悼了南大精神的失落，也暗示了新加坡日益无根而且缺乏创造力。

诗作方面也有相对深刻而别致的比较意识，比如希尼尔的《曾经》(1987年3月作)。全诗如下：“步往湖畔的那条小径/昨天以前，已布满了野草/曾经，这里有荷叶田田，相思曲曲//那是行政楼吧，老花的祖母/感觉得出。是的，一砖一瓦/曾经，有她针刺的血汗//然后，我们在某年某届毕业生敬赠的石椅上/默默，坐了下来。风掠着她那整齐的鬓髻/亮丽的绸装，曾经，是三十年前那一套//还有，那牌坊，曾经/人群日夜列队从下方鱼贯而过，那时代的标志呢？/记忆正衰退中的祖母，还留下这丁点的回想//我说，我已忘了去时路/祖母十分的不悦//敬爱的祖母/为孙不能告诉您真相/曾经，相思千千，那段绿荫路/已横断为二，徒留孤树一棵/那牌坊，您会因为它不叫做南大而不再爱这湖//历经风雨，心中的城/几乎拆塌，几乎让您/失去，这一生中/唯一美丽的回忆”*希尼尔：《曾经》，见希尼尔诗集《绑架岁月》，新加坡：七洋出版社，1989年，第126—127页。。在我看来，希尼尔批评现代性各种结构的缺陷时往往是隐讳的、具体的或者是曲折的。哪怕是批评体制的粗暴，他也别出心裁。《曾经》批评有关部门对大中华以外第一所华文大学——南洋大学的粗暴关闭，他借重的是个体——祖母的巨大伤害感*拙文《琐碎的凝重：“自反性”本土书写——论希尼尔的本土事件/视界》，新加坡《新世纪学刊》第6期，2006年12月。。而实际上，我们知道，1987年是新加坡全面采用英语作为全国教学媒介语的开始年份。其中的哀悼既内敛节制，但对知情者来说又溢于言表。

同样精致的还有贺兰宁的诗作《一张地图》(1994)，里面充满了比较的连缀。在诗的前两节中，连缀着外国和新加坡的具体地点：第一节是从苏格兰跳到樟宜，第二节则是从广州遥望实龙岗，而第三节则涉及南大：“那一年。在冬雪飘飘的北京/一张地图，让我以思念衡量地铁轨线/让我用心笔点上云南园/点上南大湖/多少故人的脸谱/湖上浮现。”*贺兰宁：《花调》，新加坡：玲子传媒，2002年，第35页。吊诡的是，这里的北京已经不仅是单纯的地理名词，也是中华文化(乃至部分被指认的政治*比如当时马来亚独立党吉隆坡分部秘书亚努兰达姆(Fred Arulanandam)认为，如果允许越来越多的“小北京”或“小南京”在马来亚存在，那种族之间的分裂将一直持续[可参The Straits Times (Singapore), 23 January 1953]，所以，此处的北京本身也指政治意义上的中国。角色)的中心，而南大作为中华文化的海外堡垒形象得以凸显。当然，反讽的是，诗人举重若轻，以南大湖和思念故人的私人感受一笔带过，却极可能是暗流涌动。相较而言，成君的书写更多是情感的抒发，如《爱你，南大——为南洋大学创校四十周年而作》(1995)情感一泄无余；而《致云南园〈语讯〉》(1996)除了缅怀，亦抱有希望：“信念中/相思豆总有一天/重新撒遍/满园大地。”*成君：《地平线上的世界》，新加坡：赤道风出版社，2001年，第91页。《爱你，南大》也收入此书。

(三)寓言与再现

以《鱼尾狮》驰名的诗人梁钺早在就读南大时就已崭露头角，在书写南大时亦显现才气和独特性。如《湖畔》(1969)写道：“九月的星空/夜在湖面写上凄清/虫声哭出许多幽怨//相思树下/石椅上，梦/早挂上六月桂枝//风从树上下来/千万只小蛇/咬啮了夜湖面//湖畔/路灯给这枯寂的长夜/留下一片苍白。”*梁钺：《茶如是说》，新加坡：七洋出版社，1984年，第64页。其中的意象和诗风与新马当时的文学主流迥然不同，反倒有一种接续台湾型现代主义的风格，但对南大的爱却有一种表面的疏离感。

《故园》(1982)共分三节，含义相当隐晦，但实际上是对满目疮痍的云南园的哀悼与再现。第一段“站在湖边我竟不忍目睹/西风里，你扭曲的容颜/你本古之苍龙兮/逐千浪来此结穴/曾经你吞吐月色/为这荒凉的山岗你种下/树色新新”，表明曾经的大气被扭曲；第二段“结局一点也不凄美/扭曲容颜据说是为了生存/因何我竟听到/你幽幽的哭泣？/故园啊，这满地的相思子/是你带血的泪珠么？”(《茶如是说》，页73)，批判维生论中心主义和功利主义，以相思子泣血串联；第三段“失去了你犹如失去/整部历史，日暮以后我将迷失/迷失成一片失去方向的落叶/任西风如刀，横劈/我踉踉跄跄的身子”(《茶如是说》，页73—74)，则结合失去方向的自我表述悲怆和迷离之情。更进一步，这种对比和批评不是简单地哀悼南大，同时更是中华文化被强行扭曲，向急功近利的器具性西方文化低头的惨痛后果的展现。这是此诗的更高追求与内涵。

同样具有寓言风格的是《喜见相思树》(1984)。如前所述，某种语境下，相思树也可喻指南大。第一段“相思树啊，我又见到你了/瘦怯怯的一株，就孤立在/这陌生的小路旁/见到了你，我有/风雨故人的惊喜”，书写他乡遇故知；第二段“你举起柔弱的手臂/轻轻地向我招手/我激情地奔向你，抚摸你/拥抱你也如拥抱/久别的爱侣，相思树呵/同是沦落，同在天涯/相逢只有灰白/灰白的叹息”，描写人树神似，沦落天涯；第三段“别问我愁有多长/别问我路有多险多难走/夜，就快到了/让我们及时做一根蜡烛/点起晚霞/熊熊自焚”(《茶如是说》，页93—94)，则强调不畏艰险的不屈战斗，哪怕是燃烧自己也在所不惜。毋庸讳言，这样的解读只是一个层面，如果不关联南大，读起来也是别有一番风味。

值得关注的还有黄孟文的寓言《学府夏冬》(1993)。它其实是借毛国山最高学府——水帘洞中学来指涉南大。比如建设时期的万民参与，捐款出力。猴老师希望借此忆苦思甜，激励小猴子们好好学习，而小猴子们的确勤奋求学，也硕果累累，并在世界各地开花结果。但在第八届毕业典礼上，教育部长宣布要关闭“不受欢迎”的水帘洞中学，“演讲词大意是说水帘洞中学虽然办得很出色，但是统计数字证明它根本不受欢迎，不能继续开办下去了，必须先把它关掉，然后另外建一间崭新的，能符合时代潮流的中学，明年的毕业生将是最后一届了”*黄孟文：《学府夏冬》，许福吉主编：《黄孟文选集》，第139页。。于是众猴们唱起悲壮的骊歌。某种意义上，《学府夏冬》并不具备优秀寓言的深刻性，它更多的是南大事件的简单仿制，但黄孟文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有勇气揭示南大被关的内幕——政治斗争语境中苦心孤诣的牺牲品。恰恰是以哀悼的方式，他又再现了南大的死亡场景。

三、再塑南大：自证与寻路(2000—)

黄康显指出：“最讽刺的是，南大被放弃后，新加坡却积极鼓励讲华语，提倡学习中华文化，只可惜学生学习的华文缺少文化内涵，这类的文化内涵是需要一所华文大学去发扬的……南大若延生至今天，可能不致断气，是历史的错配耶？”*黄康显：《国际因素、中国元素、南大发展》，李元瑾主编：《南大图像：历史河流中的省视》，第30—31页。某种意义上，南大被关闭已是既定事实，短期内难以复办，与其徒劳慨叹，不如认真反思一下：如何再塑南大？

(一)文学寻路：《追逐阳光的人》

风沙雁(原名欧清池)著《追逐阳光的人》(新加坡：创意圈，2003)是一部结构散漫的小说，其中真正涉及南大书写的部分主要是《相思遗恨枫叶飘情》一章，亦可视为一个中篇小说。小说以南大校友狮城—马来西亚聚会为主要事件，缕述他们各自的发展以及对南大的深厚感情，其中当然以聚会的吃、住、玩的线路为主线，同时也写了冯欣菊、余敢笑两人在加拿大再遇并相爱结婚的后续发展。如果从严格的小说文体角度考察，这算不上一篇优秀作品，无论是叙事营构(现代性设置)还是意义的繁复性都可谓稀松平常，而它的文化价值，如从南大再塑的角度切入则颇具意义。

1．“沟通东西文化”

南洋大学除具四大宗旨以外，还有两大特质，其中一个就是“沟通东西文化”*《创立南洋大学宣言》，见王如明编撰：《呵这五十年——南洋大学创办五十周年纪念1955—2005》，新加坡：新加坡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2005年，第32页。。《追逐阳光的人》中的南大校友不仅事业有成，在中西文化汇融方面也别有追求。比如担任哥大亚洲文化学院图书馆长的余敢笑坦言：“这是地球村时代，国界已模糊了，唯一能系住人心的还是民族文化，还有有个可献身的场所就行，我在哥大亚洲文化学院当图书馆长，不只进一步品尝到了中华文化的精髓，连日本文化也了解不少。”(页21)他本身对夏威夷的音乐，也有独特感受(页35—36),当然，对于加拿大文化亦有独特观点：“加拿大的文化特点不易辨认出来，它与美国文化很相似。Starbuck Café源自加拿大，他们调制的咖啡，其味道就与美国咖啡差不多，但仔细品味，却又似乎比美国咖啡浓一些，香一点，这可以说就是加拿大文化与美国文化的不同点……加拿大的文化渗透了原始住民的图腾文化的成分，非常的鲜明……是的，加拿大的文化说明了这么一个道理：有容乃大。”(页63—64)

同样，作者也会批评新马地区的华人和峇峇(Baba)学习英国文化的功利性与偏颇之处：“这些人懂得什么英国文化，他们偶尔上酒店喝下午茶，为的是捡便宜货，传统的英国下午茶，只是一壶奶茶，几块饼干，至多一两个小的烘面包，讲究的是情调，悠闲与优雅的气氛，那些人吃下午茶，却是还要吃米粉、包点、烧卖、炸鸡翅膀什么的，油腻腻的一大堆，贪图的是吃了一顿便宜的下午茶，晚餐就可以省下来不吃，这与追求优雅情调根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页50)同样，作者也借敢笑之口说明汲取文化的正确方法：“吸取一个民族的文化精华，是必须一整套地吸收的，而不是像一些国人那样只在表面上模仿英国人喝下午茶的习惯。”(页62)类似地，他也批评有关政策的“实用主义精神”和可能的恶果，强调要重视和培养本土人才：“移植策略滥用的结果是，所有的树都不深入泥土，自然它们是不会破坏道路的，但有暴风雨就会倒下，这代价太大了吧？”(页72)

2．“南大精神”处处扎根

何谓“南大精神”？在此小说中作者写道：“南大精神，就是华族捍卫其民族教育权利的百折不挠的精神，这精神是源自华族寻求在新马扎下其文化和语文的完整的根的需要。”(页30)这些南大校友对南大的被关闭当然有伤感之处，也屡屡为颠沛流离或在国外风生水起却不能报效祖国新加坡而黯然神伤。如许文荣如此评述《追逐阳光的人》：“风沙雁的伤痕是南大(生)的伤痕，就如《追逐》中的那些南大生群像，似一群孤臣孽子缅怀着皇朝过去的绚烂辉煌，有着一种无奈和遗憾的深刻失落感。”*许文荣：《新加坡共和国的三种文学版本：英培安〈骚动〉、原甸〈活祭〉与风沙雁〈追逐阳光的人〉的比较》，《马华文学·新华文学比照》，新加坡：青年书局，2008年，第78—79页。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人个个胸怀“南大精神”，他们也日益具有超越精神。如文中人物之一秀乐所言：“只要广义的‘南大精神’永存，我们就可以创办另一所南大，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页41)所以小说中提及东方学院(喻指今马来西亚南方大学学院)、新世纪学院(今新纪元大学学院)，让它们成为南大精神的新大学载体；同样，从个体层面而言，风沙雁也主张文化的超越性：“一种文化并不会因为某一民族的支流的放弃而消失。如果我们为一个小地方的某些人的自我扬弃民族文化而哀伤与痛苦，我们将浪费自己的生命于没有意义的感叹中。我会花些时间整理我们既有的历史与文化，我有生之年会写出一些著作，但我的读者对象是全世界的有识之士，而不是小岛上的华人。知音不一定要在故乡找，天涯海角应该都有你的知音。你的著作若掷地有声，它就是全人类的文化财产，而不只是岛民的。”(页53)

某种意义上，南大的被关闭和复办无望却能让文学作者另寻出路重塑南大：一方面强调和扩大“南大精神”的内涵，让每一个个体变成强大的文化精神携带者；另一方面，他们也具有超越性，不拘泥于旧地或只是为新加坡服务，而是在贯通中西方文化之后寻求更多落脚点，毕竟中华文化也是包含多元且可建构的存在。

(二)意象锤铸：以南大牌坊为中心

关于南大意象书写，相思树、云南园、牌坊等等都可以继续发扬光大。比如卢美玉的散文《云南园只是脚下一条路》，从两代“南大”人(南洋大学毕业生和来自中国的南洋理工大学博士生)对云南园的差异性认知：“对你而言，南大只是一间实验室，云南园只是脚下一条路；对我而言，南大校园是我梦魂萦绕的地方。那里的相思树、红豆树，还有其他许许多多不知名的花花树树，我都用炽热的狂焰燃烧过，用牵牵绊绊的爱浇灌过。我不曾忘记，也不会忘记。”*《新加坡文艺》第91期，2005年10月。当然，这还是相对表层的抒发。

如果以牌坊书写为例，在我看来，新世纪以来的有关书写取得了长足进展，无论是诗性层面还是内涵层面都可圈可点。其中尤其以游以飘的(原名游俊豪)《解印》(《星洲日报·文艺春秋》2010年3月21日)和翁弦尉(原名许维贤)的《幸福之门》(《星洲日报·文艺春秋》2012年6月10日)为佳作。

游以飘2009年11月11日访南大牌坊，然后在12月31日撰写此诗。某种意义上说，这首诗里的核心或本体就是南大精神或灵魂，其中的“你”和被废弃的牌坊构成一种复杂张力：“横竖都是一种幻听/你，仍旧没有回来过/远远近近的跫音，动听的像/梦里的花开，古世纪的雨滴/隔了一个部落的歌谣和风声”；当然也写到曾经的精神的败落，受困于物质的过分强调:“风骚只剩余风尘，到这时候/还有些许面包屑，在流浪汉的手上/谁想在温饱以外陷入困境？/只求在未来能寄居一处余地。”而游以飘也没有放弃对有关历史书写的尺度拿捏的调侃:“面包屑般的历史，沙漏坠落的颗粒/太少，时间没有味道/太多会疼，成了伤口上的盐/自己要调适位置，料理好心情/面对火烧火燎的红豆、城池外/一寸光阴的你。”南大精神的复归本体难度日益增大，尤其是在交给历史评判之余，游以飘也拷问个体的复杂性和局限性：“你，仍旧没有回来过/封印在牌坊里，一种隔了一层的元素/等待太漫长，不知道要结束/还是要继续；夏天以后还是夏天/换季，没有换一个行李箱那么简单/这世道，修成九尾狐后/心里的小九九，谁也说不准/谁，也只能管好自己的算盘。”难能可贵的是，诗人也更揪出文化教育上的无谓政治纠葛，力图还教育以本来面目：“国家的事，陪练一场/站着度日，醒着熬过无数的夜/太委屈，但愿将时间的珠子拨回去/把你解印，放出一匹烈马/飞扬的鬃毛穿越辽阔的草原。”不难看出，诗人跳出了悲情主义的怪圈，而从立体多元的层面进行反思，并期冀放下成见为南大的文化性找寻出口。当然在诗人的内心深处，他是相信被封印的南大精神已经成为不可复制的既往，后面的努力则变成了新的添加和建构。

翁弦尉的《幸福之门》，全诗35行，一气呵成。这首诗中至少包含了四重内涵。(1)对假冒/赝品的蔑视。从此角度看，新复制的牌坊只是物质性工具，并未具有丰富内涵：“明月高挂，微凉晚上/月光牵引你，在公寓与组屋的小巷中迷失/寻我——原则上轻而易举/地图上冒现美丽的玩具/仿造我、复制我/不敢惊动我。” (2)与自然合体。被荒废的牌坊其实已经成为自然的一部分，所以拒绝地铁的打扰，拒绝摄影机的物质刻画，但“我”无惧任何哪怕是粉身碎骨的破坏/消灭：“既然早已习惯与蟑螂和虫鸣共处/请勿坐着地铁來见我/隔着玻璃相望/荒野上的青烟袅袅/请驾着铲泥机、拖拉车或装甲车/带上电锯、锄头、铲子或一壶火药/敲打我、锯断我、焚烧我、引爆我/凭吊我——原则上可以，但请勿带上摄影机/拆离我、粉碎我。”(3)尊重底层。恍如南大精神中非常丰厚的草根性，作者希望首先要善待脚下的民工，甚至可以把拆下来的牌匾做成火炬送他们回家，所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搬动我或铲平我——之前/请派发一打啤酒予脚下的民工/他们每日依偎在我身上/搔痒、驱蚊和喂食我/打发他们、遣散他们、安抚他们/请先把牌匾从我头上拆下/点燃成火炬/夜黑让他们找到回家的路。”(4)门的辩证。它可以是门，但穿过它无法得救，因为现实残酷；它又不是门，因为无法抵达蓬莱或桃花源世界。而吊诡的是，美好自然却可以和它共处：“谢谢你们忘了我/我是门/早已遗失了自己的门址/凡从我进来的/从来没有得救/出入没有草吃/我不是门/从来没有一把自己的钥匙/前方无路通往蓬莱/后面无径寻回桃源/一丝山风、一粒相思籽、一缕月光足以/淹没我、穿过我、掏空我。”上述书写，颇为精彩，通过锤炼牌坊意象，可以显现出“诗人们对南大的缅怀，对南大风物乃至南大牌坊的不断咏叹、吟唱和书写，不啻为对族魂一种回归式的召唤；只有当历史得以澄清，文化身份得以尊重，文化尊严得以捍卫时，诗人们对南大牌坊的回魂式的咏叹，或许才会有终止的一天”*伍木：《牌坊铸我心，众志成明炬——读十四首咏叹南大牌坊的诗词》(未刊稿)“结论”。

耐人寻味的是，游以飘和翁弦尉都不是老南大生，他们都是在南大旧址之上的南洋理工大学任教的老师，熟悉南大历史，却又有一些距离感。但他们的诗篇却深具南大精神，真正起到了重塑南大精神的效果。这其实也意味着：我们一方面要呈现更多的有关南大的原始文献和精彩论述，另一方面也要鼓励南大书写的去畛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期待更多熟悉历史的作家(非南大生)介入其间。同样需要提醒的是：我们一方面要尽量再现南大真实，包括观点呈现、史料挖掘等等；另一方面似乎也可作更多尝试，如对南大历史进行文学化处理，让人读起来更津津有味且动人心弦。胡兴荣的《记忆南洋大学》作了一些尝试，如其所言：“我的期望是：这本小书忠实地记载了南大短暂的历史，包括她的诞生、发展和结束。观乎今日社会人心之危微和海外华文教育举步维艰，尤觉创办南大的可贵，而陈六使和他同时代人的无私奉献，堪为我们今天所处一切以利益为重的时代，生发无限启示。”*胡兴荣：《记忆南洋大学》，第130页。相较而言，胡氏此书图片的力量足够强大，但文字书写相对干枯，特色不强。

结 语

毋庸讳言，华文文学书写中的南大意象自有其发展脉络：南大存在时期(1953—1980)的有关书写显得富有活力，亦具有明显的本土性倾向，而在确认被关闭后，也呈现出悲怆而又顽强的风格；到了1980—1990年代，作家们采取了多种方式再现，如现实验证、前后比照、寓言重写等等，不仅反思南大，也反思现实新加坡及其文化缺憾；21世纪以来，有关文学书写亦有自己的风格，它们考虑如何借助文字再塑“南洋大学”及其精神，也包括通过意象的锤炼加以重塑。某种意义上说，南大在复办成功以前必然还有新的累积，即使南大校友们老去，新的作家们仍会回望历史，继续给予南大以应有的评价和形象再现。从这个角度而言，南大永恒。

【责任编辑：李青果；责任校对：李青果，张慕华】

2016—04—18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华文文学与中华文化研究”(14ZDB080)

朱崇科，中山大学中文系(珠海)(珠海 519000)。

10.13471/j.cnki.jsysusse.2016.06.005